HK CourtDB
HomeDirectoryMCP
Hong Kong CourtDB
Back to directory
Civil Action1999

吳超源 訴 林志璋

Files (5)

17979-CH-2003-04-17

吳超源 訴 林志璋

HTML content

HCA003364D/1999

HCA 3364/1999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

原訟法庭

民事訴訟1999年第3364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原告人
(判定債務人)
吳超源

對

被告人
(判定債權人)
林志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審法官: 高等法院聆案官黃國基聆訊

聆訊日期: 2002年9月10日及11月6日

判案書日期: 2003年 4 月17 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判案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本案的判定債務人是土地審裁處申請編號LT 153/1998一案的申請人,而本案的判定債權人是該案的答辯人。在1998年8月14日,土地審裁處在上述訴訟中作出命令授予新租賃,有關住宅是新界元朗天水圍嘉湖山莊,第3座,第1期,6H室。判定債權人和判定債務人分別是該住宅的業主和租客。判定債務人向上訴法庭上訴,反對該道土地審裁處的命令。該上訴在1998年12月4日被駁回。隨後,判定債務人在1999年3月1日在現今的法律程序中發出傳訊令狀控告判定債權人,要求申索陳述書所述的濟助。鍾安德法官在2001年1月3日下令撤銷在現今的法律程序中的訴訟,並下令判定債務人支付判定債權人的訟費。現今的法律程序裡也有其他命令要判定債務人支付判定債權人的訟費。在2001年11月8日,關家靜聆案官對判定債權人的訟費單和代墊付費用作訟費評定,准予港幣74,658.00元的訟費和代墊付費用,並加利息以判決利率計算。判定債務人沒有支付上述經評定的訟費。判定債權人申請根據《高等法院規則》第49B號命令盤問判定債務人。

2. 在2002年2月23日,源麗華聆案官命令判定債務人須根據《高等法院規則》第49B號命令接受訊問,以查明是否有人欠他債項和該等債項是甚麼,以及他是否有任何其他財產或經濟能力付清載於日期為2002年1月16日的訟費評定證明書上的判定債權人的訟費,和該等財產或經濟能力是甚麼;判定債務人亦須在訊問時在聆案官席前交出他管有的或控制的與前述事情有關的簿冊或文件;並下令該申請和依該申請進行的訊問的訟費由主持該訊問的聆案官酌情決定。

3. 在2002年6月27日的聆訊中,判定債權人和判定債務人都無律師代表,法庭經發出以下警告:

(a) 法庭警告判定債務人:他必須遵從該命令的第2條款作出全面披露,如果他不照做,聆訊便可能再次押後,而判定債務人可能要負責為此招致的訟費;

(b) 法庭更警告判定債務人:無論要他何時到庭接受訊問,他也必須遵從,如果他沒有到庭接受訊問,又沒有提出好的因由,法庭可能命令將判定債務人逮捕並在逮捕之日翌日屆滿前將其帶到法庭接受訊問,以及經判定債務人承認他完全明白以上各項警告的意思和意義後,命令(除其他事情外)判定債務人須盡量提供

(a) 他本人名下獨有或和任何其他人聯權共有的,或他是獨資經營者或是合夥人的任何商號或業務在香港和其他地方的所有銀行戶口以往3年的存摺和銀行結單。

(b) 他是獨資經營者或合夥人或股東(如果是私人公司)的任何業務以往3年的帳目。

(c) 以往3年的報稅表和評稅單。

(d) 在他名下持有的所有股份證書。

(e) 在他名下持有或他實益擁有的所有物業的契據或在土地註冊處的記載事項。

(f) 他擁有的或在他名下的所有車輛的登記詳情。

(g) 所有顯示他的支出和負債的文件,包括他的姓名被登錄為敗訴方的任何其他的法庭判案書。

(h) 他的僱主在以往3年發出的工資單或薪金單。

4. 訊問在2002年9月10日開始。判定債權人和判定債務人都無律師代表。訊問在當日未結束,押後至2002年11月6日。在2002年11月6日恢復聆訊時,判定債權人和判定債務人仍是無律師代表。在2002年9月10日法庭押後訊問之前命令判定債務人須不遲過恢復聆訊之前21日盡量提供龍劍雲聆案官日期為2002年6月27日的命令裡列出的各項文件的副本,或準備好正本給對方複印;判定債務人亦須在恢復聆訊時把上述文件呈堂。

5. 判定債務人接受訊問時所說證供摘要

判定債務人接受訊問時作證說:

(a) 他以前是香港理工大學的高級講師,賺取約港幣30,000月薪。

(b) 他和香港理工大學的合約終結後,香港理工大學付給他約港幣600,000.00元退休金。

(c) 此後,由1999年6月中至1999年11月5日他受僱於順德一間電子纖維工廠為高級工程師。

(d) 1999年11月5日後,北京佛爾斯特金融資源資訊中心和羅寧先生委託他籌集資金。美國國際信託有限公司也委託他和中國政府商議一個關於廣州地下鐵路列車的合約,但他未能由此賺取任何金錢。

(e) 他接受訊問時是失業中。他從2000年2月以來便接受政府的社會保障津貼。判定債務人把一些社會福利署給他的信呈堂,根據這些信,在下列時期裡他有如下的社會保障津貼:

時期數額
1.2000年4月17日起(為期11個月)每月港幣3,310.00元(其中港幣1,805.00元是標準數額,港幣1,505.00元是租金)
2.2001年3月17日起(為期12個月)每月港幣1,950.65元(其中港幣1,805.00元是標準數額,港幣145.65元是租金)
3.2002年3月17日起(為期12個月)每月港幣3,305.00元(其中港幣1,805.00元是標準數額,港幣1,500.00是租金)

(f) 自從1999年9月他便沒有任何收入,只是靠政府津貼和朋友貸款生活。

(g) 他在香港和中國內地都沒擁有任何房地產。

(h) 自從2000年他便在香港新界青山公路251號元朗廣場24E號居住(佔用一個床位),不用交租。聆訊恢復進行時,他作證說他有另一處居所,就那居所他要每月交租港幣1,500.00元。他不時往內地,住在深圳西麗麗苑二村二棟403和404室。

(i) 他是"Calford Trading Company"的獨資經營者,該公司自從1992年已停止營業。從1996年中該公司便獲豁免繳交商業登記費。

(j) 他和Calford Trading Company有下列戶口,訊問時,他把這些戶口的銀行結單呈堂,這些結單顯示這些戶口的最後一次事項記入後的結餘如下:

銀行銀行戶口號碼最後一次事項記入後的結餘戶口持有人
1.(a)滙豐457-452191-833
(運籌理財)
港幣0.00元
(2000年10月24日)
判定債務人
(b)滙豐4966-0400-0580-3861
Visa金卡
港幣93.54元借方(2000年10月24日)判定債務人
2.滙豐507-216315-001港幣116.75元
(2002年10月19日)
判定債務人
3.滙豐457-424513-888港幣0.00元
(1995年11月10日)
判定債務人
4.滙豐048-8-028408港幣2,969.89元(2002年7月30日)判定債務人
5.滙豐457-2-020479
(儲蓄戶口)
港幣0.00元
(2000年3月7日)
Calford Trading Company
6.滙豐457-5-60395美元1.99元
(1998年8月24日)
Calford Trading Company
7.滙豐507-0-013957港幣100.00元
(2000年3月7日)
Calford Trading Company

(k) 以往3年中他曾經擁有一輛二手車,但現在已賣掉該車。他接受訊問時並不擁有任何車輛。

(l) 他從下列債權人借了以下款項:

債權人

數額(港幣)

Lawrence馬
(譯音)
(a)根據判定債務人列出的“主要個人債權人”表,
港幣250,000.00元
(b)根據Lawrence馬發出的已呈堂的信,和根據判定債務人的證供,
港幣125,418.00元(自從1995年,根據為1999年1月9日的已呈堂的信)
港幣10,000.00元(在1999年5月,根據為1999年5月20日的已呈堂的信)
港幣10,000.00元(在1999年5月5日,根據為1999年5月5日的已呈堂的滙豐入賬通知書)
港幣3,000.00元(在1998年11月16日,根據為1998年11月16日的已呈堂的滙豐入賬通知書)
港幣10,000.00元(在1999年1月19日,根據為1999年1月19日的已呈堂的滙豐入賬通知書)
林健民(譯音)港幣24,000.00元(在1999年4月21日借,根據為1999年5月11日林健民發出的已呈堂的一封信)
港幣5,000.00元(在2000年3月11日借,根據為2000年5月8日林健民發出的已呈堂的一封信)
Trang Kien Truang港幣30,000.00元(在1998年和1999年借,根據為2002年10月10日Trang Kien Truang發出的已呈堂的一份傳真和判定債務人列出的“主要個人債權人”表)
Elaine吳
(譯音)
(a)根據判定債務人列出的“主要個人債權人”表
港幣50,000.00元
(b)根據為1999年1月6日Elaine吳發出的已呈堂的一封信
港幣55,000.00元(在1997年和1998年借)
Kenneth林
(譯音)
港幣50,000.00元(在1997年和1998年借,根據為1999年1月6日Kenneth林發出的已呈堂的一封信和判定債務人列出的“主要個人債權人”表)
梁桌斌
(譯音)
港幣12,000.00元(在1997年和1998年借,根據為1999年1月6日梁桌斌發出的已呈堂的一封信和判定債務人列出的“主要個人債權人”表)

(m) 他租了Santa Clara Self-Storage一個儲物地方編號E052。該公司位於美國1700 De La Cruz Blvd., Santa Clara, CA 95050,月租美元110.00元,用來存放他的書本。

6. 在訊問的最後階段,判定債權人陳詞說:判定債務人沒有將其資產作全面和坦白的披露,他故意不回答訊問時向他提出的問題,判定債務人提供的答案是含糊其詞的,及判定債務人並不可信。判定債權人提出以下各點支持他的陳詞:

(a) 判定債務人有很多文件都沒有呈堂,例如,Santa Clara Self-Storage發出的關於開支的文件。為甚麼每月都要付錢,這是可疑的。

(b) 判定債務人回答關於他的股份和車輛的擁有權的問題時躲躲閃閃,而且沒有把有關這方面的任何文件呈堂。

(c) 判定債務人沒有解釋他的收入來源。

(d) 判定債務人沒有說出他住所的地址。

(e) 判定債務人沒有把關於Calford Trading Company的稅項負擔的整套文件呈堂。

(f) 判定債務人關於他所投的家居保險的答案含糊。

(g) 判定債務人呈交的關於他的債權人的材料並不符合他這方面的證供。

(h) 判定債務人沒有披露有一份判他敗訴的法庭判案書已經登錄。

(i) 執達主任向判定債務人執行判決時,他可以支付港幣13,000.00多元。

7. 判定債權人也陳詞說:由上述事情可見判定債務人是有能力支付的。

8. 判定債權人根據第49B號命令第1B條規則提出申請,請求法庭命令將判定債務人監禁,和命令判定債務人以法庭認為適合的方式履行判決。判定債權人也請求法庭命令判定債務人支付上述申請的訟費。

9. 第49B號命令第1B(1)和(2)條規則規定:

“(1) 凡在根據第1A條規則或根據第48號命令進行的訊問後,法庭信納判定債務人

(a) 能夠全部或部分履行判決;或

(b) 已對資產作出處置,目的在於逃避全部或部分履行判決,或逃避全部或部分履行屬於判決標的之法律責任;或

(c) 故意不作出根據第1A(2)條規則規定須作出的全面披露,或故意不在根據第48號命令進行的訊問中作出全面披露,或故意不回答根據該條規則或該命令規定須回答的任何問題,

則有酌情決定權,可命令將判定債務人監禁,為期不超逾3個月。

(2) (a) 凡在根據第1A條規則進行的訊問或根據第48號命令進行的訊問後,法庭信納判定債務人能夠或將會能夠以分期付款或其他方式,全部或部分履行判決,可命令判定債務人以法庭認為適合的方式履行判決。

(b) 法庭可應申請,無條件或在施加其認為適合的條件下,撤銷、更改或暫停執行根據(a)段作出的命令。”

10. Hong Kong Civil Procedure 2002書中和Honour Finance Co. Ltd. v Chan Mang(高院民事上訴1989年第63號)案中上訴法庭的判決說明:法庭運用第49B號命令第1B(1)條規則賦予的權力把判定債務人監禁時,必須小心謹慎。如聆案官並不認為債務人在訊問時迴避問題,卻憑席前所見的證據就把該債務人監禁,這便是錯誤的,也是欺壓性的。Honour Finance Co. Ltd. v Chan Mang 案中,有證據證明債務人的收入僅堪餬口,他也沒有資產。上訴法庭裁定:除非可以證明該債務人有其他資產,否則就算考慮把他監禁也是欺壓性的。舉證責任當然是在判定債權人身上,舉證標準是要證明到無合理疑點。

11. 本案中,判定債務人被問及他每月要付出港幣1,500.00元租金的物業的地址,但他沒有回答。判定債務人對於他沒有回答上述問題有一個解釋,就是他不想給判定債權人機會騷擾他。他指稱如果他披露那個地址,判定債權人就會騷擾他。不過,他告訴了法庭有關的開支,即他每月要繳付的租金的金額。判定債權人陳詞說:判定債務人沒有披露一份已經登錄的判他敗訴的法庭判案書,該判案書是有關業主與租客(綜合)條例第IV部收回管有申請1999年第2022號。法庭執達主任在2000年根據一份扣押債務人財產令狀對判定債務人執行該判決。根據執達主任辦事處發給判定債權人的日期為2000年6月1日的信,判定債務人已經在2000年5月30日把該扣押債務人財產令狀裡提到的款額付給法庭。據判定債權人所說,繳付的款額是港幣13,997.70元。判定債權人問判定債務人為甚麼他不披露上述負債。判定債務人回答說該項負債已經清償,本席裁定這個答案是對的。訊問進行的時候,該項負債已不存在。本席亦注意到該項負債是到期須付給判定債權人的欠款。因此,判定債權人和判定債務人都知道有這一項過去的負債。判定債務人沒有理由會試圖隱瞞不告訴判定債權人。判定債務人也被問到當執達主任向他執行該判決時他付給執達主任的錢從何而來。他回答說是朋友借給他的。判定債務人把一些人士寫的信呈堂,這些人包括香港理工大學的講師。信中說曾經借錢給他。沒有證據反駁上述的說法,本席信納他確是得到借貸。判定債務人列出的“主要個人債權人”表上顯示的欠Lawrence馬和Elaine吳兩人的債項的金額和該兩名債權人的信中所述的金額不符。不過,這點只是關於債項的金額,並非關於判定債務人有沒有借錢。事實上,Elaine吳信中顯示的該筆債的金額比判定債務人在表中所述的還多了港幣5,000.00元。判定債務人沒有遵從要他必須準時呈交有關文件的命令,這是可以批評的,但他的確呈交了這些文件,包括銀行戶口結單,顯示各個戶口的結餘金額,和另一些文件,顯示他的公司Calford Trading Company已經停止營業,因此獲豁免繳交商業登記費。判定債務人也呈交了一些文件證明他每月給美國的Santa Clara Self-Storage美元110.00元作為存放他的書本的租金。也許判定債權人認為判定債務人不應租這個儲物地方,因為這會招致開支,但判定債務人事實上有披露他的有關開支,雖然遲了些。

12. 本席不認為判定債務人接受訊問時含糊其詞,也不信納判定債務人故意不作出全面披露。判定債務人現在靠政府津貼和朋友借貸生活。判定債權人未能以任何舉證標準證實判定債務人有其他資產。因此,關於判定債權人請求本席命令將判定債務人監禁,以及請求本席根據第49B號命令第1B(2)(a)條規則命令判定債務人履行判決的申請,本席予以拒絕。

13. 訟費方面,本席作出暫准命令,判定債務人須付給判定債權人這次訊問的訟費。

(黃國基)
聆案官

被告人 : 無律師代表。

原告人 : 無律師代表。

20070-EN-2001-01-03

NG CHIU YUEN JACOB v. LAM CHE CHEUNG

HTML content

HCA003364C/1999

HCA 3364/1999

IN THE HIGH COUR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ACTION NO. 3364 OF 1999

____________

BETWEEN
NG CHIU YUEN JACOBPlaintiff
AND
LAM CHE CHEUNGDefendant

____________

Coram: Hon Chung J in Chambers

Date of Hearing: 15 December 2000

Date of Decision: 3 January 2001

 

_______________

D E C I S I O N

_______________

 

Introduction

1. This is the plaintiff's application for extension of time to appeal against the order of the Master dated 25 November 1999. The learned Master struck out the Amended Statement of Claim dated 27 September 1999 without dismissing the action. The defendant now applies to have it dismissed.

2. The history of this action relevant to the application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The Earlier Application in the Lands Tribunal and the Appeal

3. On 21 February 1998, the plaintiff herein as the tenant applied to the Lands Tribunal for a new tenancy (NT 153 of 1998). After the Tribunal has granted a new tenancy, the parties appeared before the Tribunal for a determination of the rent to be paid under the said new tenancy. A determination was made by the Lands Tribunal on 14 August 1998. The plaintiff was dissatisfied with that determination and lodged an appeal with the Court of Appeal (CACV 242 of 1998).

4. In the Court of Appeal's Judgment dated 4 December 1998, it was observed that the plaintiff (tenant) complained inter alia that the defendant (landlord) relied on data supplied by a property agency which was fabricated or misleading; in short, the plaintiff said that the defendant obtained the Tribunal's decision by fraud. The plaintiff also complained to the Court of Appeal that the defendant placed a letter before the Tribunal which contained defamatory matter, the effect of which was to dispose the Tribunal unfavourably towards the plaintiff's case. All these complaints were disputed by the defendant in the Court of Appeal.

5. The Court of Appeal dismissed the said appeal on the ground that no point of law was raised by the plaintiff. The Court of Appeal went on to say the following in its Judgment dated 4 December 1998:-

"We have no desire to encourage further litigation between the landlord and the tenant, but we should point out that if the landlord has defamed the tenant, a remedy may be available to the tenant by an action for damages for defamation, and that if the decision of the Tribunal was obtained by fraud, an action would lie to set aside that decision. But these are not matters into which we can go ... " (at p. 3 of the transcript).

The History of These Proceedings Leading to This Application

6. The plaintiff commenced this action by issuing a writ on 1 March 1999. The Statement of Claim in essence sets out the plaintiff's complaints referred to above.

7. On 27 March 1999, the defendant took out an application asking inter alia for the writ herein to be struck out. After a hearing on 14 July 1999, the Master dismissed the striking out application but gave leave to the plaintiff to file and serve an Amended Statement of Claim stating clearly his allegations of fraud and defamation within 2 months.

8. On 1 September 1999, the defendant took out another application asking for the Statement of Claim dated 23 August 1999 be struck out on the ground that it has not been amend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ules of the High Court. The application also asked for the Statement of Claim to be struck out in essence pursuant to RHC Ord 18 r. 19.

9. It is unclear why the application of 1 September 1999 referred to a Statement of Claim dated 23 August 1999. In any event, that application was heard by the Master on 20 September 1999. According to an endorsement made by the Master on that summons, she ordered that it be adjourned to 5 October 1999 and the plaintiff was to file and serve a properly amended Statement of Claim by 4 pm on 30 September 1999. An Amended Statement of Claim which states that it was amended pursuant to the order of the Master of 20 September 1999 was filed on 27 September 1999.

10. On 5 October 1999 the defendant's said application was further adjourned to 25 November 1999. After a hearing on 25 November, the Master struck out the Amended Statement of Claim dated 27 September 1999 in effect pursuant to Ord. 18 r. 19. This order is the subject-matter of the plaintiff's present application.

Delay

11. The time within which to issue a notice of appeal against a master's order is 14 days: Ord. 58 r. 1(3). The present application was taken out about 1 months 3 weeks after the order of 25 November 1999. According to the plaintiff, the only reason for the delay was that he was waiting for a reply to his application for legal aid. I do not consider it necessary to elaborate on the matter further save to say that this is not in law a valid reason for the delay. There was therefore an undue delay of about 1 months 3 weeks.

12. Having so concluded, and following the approach in Finnegan v. Parkside [1998] 1 WLR 411 and Chiu Sin-chung v. Yu Yan-yan [1993] 1 HKLR 225, I now turn to deal with whether there are merits in the intended appeal to justify the exercise of my discretion to extend time for the appeal.

Merits of the Plaintiff's Application

13. Leaving aside the deleted parts, the Amended Statement of Claim dated 27 September 1999 consisted of about 18 pages. Despite its length and the awkward way of expression, it is tolerably clear that the plaintiff's case against the defendant is based on the following causes of action:-

(1) defamation;

(2) obtaining judgment by fraud;

(3) perjury.

In his skeleton submissions dated 12 December 2000, the plaintiff indicated that he would further "charge [the defendant] malicious institution and/or malicious falsehood" (see para. 22-23 thereof).

(1) The Defamation Claim

14. This part of the plaintiff's claim is related to the following:-

(1) the defendant's statements in the trial of NT 153 of 1998 and NT 256 of 1997;

(2) the defendant's statements to Amy Chow of the Office of the Privacy Commissioner for Personal Data ("the Privacy Commissioner");

(3) the defendant's allegations to the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the SWD") through the hot line.

15. It is trite law that:-

(a) "unless there are good grounds for variance, the statement of claim should allege, in respect of each publication relied on as a cause of action, that the words were published by the defendant on a specific occasion to a named person or persons ... ": Gatley on Libel and Slander (1998) 9th Ed., para. 26.5, text to nn. 18 to 20;

(b) "In a libel the words used are the material facts and must therefore be set out verbatim in the statement of claim, preferrably in the form of a quotation: it is not enough to describe their substance, purport or effect ... 'A plaintiff is not entitled to bring a libel action on a letter which he has never seen and of whose contents he is unaware ... ' ...": Gatley, para. 26.11, text to nn. 38 to 40;

(c) "The general principles governing the pleading of the actual words in libel also apply in slander. Thus, in slander the actual words spoken must also be set out verbatim 'in order that the defendant may know the certainty of the charge, and may be able to shape his defence'. It is not sufficient to allege that the slanderer used such-and-such words, or to that effect ... ": Gatley, para. 26.13.

16. It is obvious that the averments in the Amended Statement of Claim fall short of the above legal requirements. This pleading ought to be struck out on this basis alone.

17. That the plaintiff has no knowledge of the alleged defamation was made clear by what happened in this action after the Amended Statement of Claim was struck out by the Master on 25 November 1999.

18. In a Judgment handed down on 4 August 2000, I dismissed 3 applications taken out by the plaintiff. The applications were:-

(1) one on 28 February 2000 for a Miss Carmen Lam of the SWD and a Miss Amy Chow of the Privacy Commissioner to provide evidence before trial;

(2) one on 14 March 2000 for leave to issue a subpoena for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SWD and the Privacy Commissioner to attend as witnesses in chamber hearing;

(3) one on 24 May 2000 for the defendant to produce documents and to answer questions set out in that summons.

19. The full reasons for the dismissal of those applications have been set out in the said Judgment and will not be repeated here. In short, I considered that the February 2000 and March 2000 applications were applications for leave to issue subpoenas for the purpose of chamber proceedings. I followed the approach of the Court of Appeal in To Kan-chi v. Pui Man-yau [1998] 3 HKC 371, 377-79 regarding the issue of subpoena generally and concluded that the applications amounted to a "fishing" exercise and were speculative. In relation to the May 2000 application, I found that the "interrogatory" and "discovery" asked for therein was also a "fishing" exercise.

20. The plaintiff sent a number of letters to court after the said Judgment was handed down. In a letter dated 25 November 2000, the plaintiff wrote:-

"In P.9 of your judgment, your [sic] state that; 'The Plaintiff has no idea as to what he was looking for precisely, or as to precisely what relevant information (if any) would be contained in the documents sought.' But it seems to me that after acquiring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Amy Chow from [the Privacy Commissioner], I knows [sic] precisely which letters I was looking for and the content of the letter (esp the letter from the defendant) ... ".

21. Both the plaintiff's aforesaid 3 applications and his letter show that this part of his claim contravenes the very legal principles set out above regarding defamation actions, that is, it is not permissible for a plaintiff who does not have knowledge of the alleged defamation to commence an action when he has yet to find the evidence to support his case.

22. I pause here to observe that even if the defendant had in fact defamed the plaintiff by making false complaints to the Privacy Commissioner and the SWD, the amount of damages would probably be minute. This is because the defamation would have been published to a handful of individuals.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Privacy Commissioner and the SWD would have revealed the defamation was untrue.

23. Further to the above, the plaintiff's case regarding the defendant's allegedly defamatory statements made in the legal proceedings in the Lands Tribunal relate to 2 matters: his defamatory statements made at trial and those made in para. 4 of the "Form 7" filed by the defendant in NT 256 of 1997. NT 256 of 1997 was commenced by the plaintiff as the tenant. The said "Form 7" was filed therein on 6 October 1997 by the defendant as the landlord to oppose the grant of a new tenancy to the applicant and was therefore filed pursuant to Rule 69 of the Lands Tribunal rules, Cap. 17.

24. It is again trite law that:

"No action will lie for defamatory statements, whether oral or written, made in the course of judicial proceedings before a court of justice or a tribunal exercising functions equivalent to those of an established court of justice. 'The authorities establish beyond all question this: that neither party, witness, counsel, jury, nor judge, can be put to answer civilly or criminally for words spoken in office; that no action for libel or slander lies whether against judges, counsel, witnesses, or parties for words spoken in the course of any proceedings before any court recognised by law ... ": Gatley, para. 13.3, text to nn. 20 to 21.

25. In relation to parties to litigations, it was specifically said:

"No action will lie against a party to an action for any defamatory statement made by him in any pleading, answer to interrogatories, or affidavit": Gatley, para. 13.14, text to n. 1.

26. I consider that the above principles apply to proceedings (including trial) before the Lands Tribunal and to the "Form 7" filed therein in relation to an application commenced in the Tribunal.

(2) The "Fraud" Claim

27. This part of the plaintiff's claim is in essence that the defendant had misled the Lands Tribunal at the trial in NT 153 of 1998 by fraud, that is, by presenting misleading average rental figures as comparables. Further, the defendant is said to have wrongly alleged at that trial that the plaintiff's rental information was fabricated and this severely damaged the plaintiff's credibility.

28. A perusal of the "Reasons for Decision" of the Lands Tribunal dated 14 August 1998 clearly shows that the Tribunal has not been misled. The relevant parts of that document read:-

"... Both parties ... agreed that the duration of the new tenancy agreement be one of 2 years.

... The [plaintiff] failed to adduce any evidence on rental comparables, whiles [sic] the [defendant] tendered a document ... in court, which contains information of rental comparables that the [defendant] obtained from the Internet address of the Centaline Property Agency Limited ("Centanet").

... I pointed out that there was a good deal of incompleteness concerning the rental data obtained from the Centanet. Thus, it could not be used a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in the valuation process ... [2 main reasons were then given for the said observation]

... I told the [parties] that the Registrar of the Lands Tribunal had asked the Rating and Valuation Department for information on rental comparables for the subject premises ... I also stated that the case could be stood down for both parties to consider the relevant information before the hearing continued.

... The [parties] agreed to study the list of comparables ...

... I accepted the list of comparables for rent supplied by the Rating and Valuation Department as basis for determining the prevailing market rent of the subject premises ...[The Tribunal then set out the data used and the adjustments made thereto before making an assessment of the prevailing market rent of the subject premises]".

29. For this reason, it is plain and obvious that the allegations that the Judgment of the Lands Tribunal was obtained by the defendant's fraud is bound to fail.

(3) The Perjury Claim

30. Perjury is an indictable offence punishable under s. 31 of the Crimes Ordinance, Cap. 200. Even if the alleged perjury by the defendant be true,

(1) it should be dealt with in a criminal court and not a civil court;

(2) the proper procedure would be for a criminal prosecution to be instituted by the Secretary for Justice, if she sees fit to do so: see ss. 14(1), 15(1) and 17 of the Criminal Procedure Ordinance, Cap. 221. It is incorrect for a private citizen to commence a civil action in respect of such matters.

(4) The Proposed New Claims

31. As stated above, the plaintiff also submitted that he would charge the defendant for malicious institution (whatever that may mean) and/or malicious prosecution. Firstly, this has not been set out in the Amended Statement of Claim. Secondly, any such claim will plainly and obviously suffer the same (or similar) legal and other obstacles set out above.

Conclusion

32. For the above reasons, I find that the learned Master was entirely correct to order that the Amended Statement of Claim be struck out. Since leave to amend the plaintiff's pleading will not cure the obstacles set out above, this is not an appropriate case for leave to amend to be given to the plaintiff. The plaintiff's application is dismissed.

The Defendant's Application

33. It follows that after the Amended Statement of Claim has been struck out, there is no point in allowing this action to remain. I will therefore make an order for this action to be dismissed with costs to the defendant to be taxed if not agreed.

Costs

34. I will make a costs order nisi pursuant to Ord. 42 r. 5B(6) that the costs of these 2 applications are to be paid by the plaintiff. I will, if necessary, hear the parties as to whether those costs should be fixed pursuant to Ord. 62 r. 9(4)(b) in place of taxation.

 

 

(Andrew Chung)
Judge of 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High Court

 

Representation:

Plaintiff in person and present

Defendant in person and present

18955-EN-2000-08-04

NG CHIU YUEN JACOB v. LAM CHE CHEUNG

HTML content

HCA003364B/1999

HCA 3364/1999

IN THE HIGH COUR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ACTION NO. 3364 OF 1999

__________

BETWEEN
NG CHIU YUEN JACOBPlaintiff
AND
LAM CHE CHEUNGDefendant

__________

Coram: Hon Chung J in Chambers

Date of Hearing: 20 July 2000

Date of Handing Down Judgment: 4 August 2000

 

______________

J U D G M E N T

______________

 

Introduction

1. At the hearing on 20 July 2000, I dismissed 3 interlocutory applications taken out by the Plaintiff with costs. The following are the reasons for the decision.

2. The Plaintiff commenced this action on 1 March 1999. Numerous complaints were made in the Statement of Claim against the Defendant, including misleading the Presiding Officer of the Lands Tribunal in applications No. NT256 of 1997 and NT153 of 1998, and perjury and making defamatory remarks in those proceedings. The other complaints are not easily comprehensible from the Statement of Claim but appear to be related to the Defendant's earlier complaints to the Office of the Privacy Commissioner for Personal Data ("the Privacy Commissioner") and the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the SWD") against the Plaintiff.

3. On 20 September 1999, leave was given by the Master for the Plaintiff to amend his Statement of Claim. This was filed on 27 September 1999. Upon the Defendant's application, and after a hearing on 25 November 1999, the Master struck out the Amended Statement of Claim pursuant to Ord. 18 r. 19 and ordered costs to be paid by the Plaintiff forthwith on full indemnity basis.

4. The Plaintiff took out an application on 19 January 2000 (about 2 months after the date of the said Order) asking for an extension of time to appeal against the said Order. On 2 February 2000, the Plaintiff's said application was heard and was adjourned to a date to be fixed. One of the reasons for the adjournment was that the Plaintiff intimated at the hearing he had applied for legal aid.

5. Thereafter, a number of related applications were taken out by the Plaintiff including the following:-

(a) on 28 February 2000, an application that a Miss Carmen Lam of the SWD and a Miss Amy Chow of the Privacy Commissioner provide evidence before trial (the "Feb application");

(b) on 14 March 2000, an application for leave to issue a subpoena for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SWD and the Privacy Commissioner to attend as witnesses in chamber hearing (the "Mar application");

(c) on 24 May 2000, an application for the Defendant to produce documents and to answer questions set out in the summons (the "May application").

6. The Feb application and Mar application were heard on 28 March 2000, attended by all concerned including counsel acting for the Privacy Commissioner and the SWD. By a Memorandum of Notification dated 27 March 2000, the Director of Legal Aid ("DLA") informed the Court that the Plaintiff had applied for legal aid. This application was later refused and a Memorandum of Notification of refusal dated 2 May 2000 was filed into Court. However, as the Plaintiff's legal aid application was made on or about 27 March, the hearing on 28 March had to be adjourned.

7. The Feb application, Mar application and May application were all heard on 20 July 2000. By a Memorandum of Notification dated 17 July 2000, DLA informed the Court that the Plaintiff had applied for legal aid. Further, at about 9:15 a.m. on 20 July, the Plaintiff telephoned the staff of Court and informed that he was hospitalized in Tuen Mun Hospital and could not attend the hearing. The Plaintiff also promised to fax a copy of the medical chit to Court during the telephone conversation. However, by about 10:30 a.m., the Court has still not received any further message from the Plaintiff.

Lack of Bona Fide in Prosecuting the Applications

8. Because of the matters set out above, I considered that there was good reason to conclude that the Plaintiff has no real intention of proceeding with the said 3 applications and he was employing a delaying tactic. The Defendant complained the Plaintiff did so because the Plaintiff wanted to delay the taxation of the cost he was ordered to pay to the Defendant. I did not know (and it was unnecessary to know) if that was the real reason but I was satisfied that the Plaintiff lacked bona fide in taking out and/or pursuing these applications.

9. Section 15(4) of the Legal Aid Ordinance, Cap. 91 provides that:-

"Where any memorandum [of notification] is ... filed [by DLA], then, unless otherwise ordered by the court in which the memorandum is filed, all proceedings in the action .... shall, by virtue of this section, be stayed for such period ... as may be prescribed ... " (underline supplied).

The period of stay prescribed by regulation 7A of the Legal Aid Regulations is 42 days.

10.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above matters, I considered it appropriate to order that the stay of proceedings under s. 15(4) of Cap. 91 should be uplifted forthwith. I also considered it appropriate to proceed with the hearing despite the Plaintiff's absence.

11. By reason of the above matters, I found that the 3 applications ought to be dismissed on this ground alone.

Lack of Merits in the Applications

12. Even if the Plaintiff had acted bona fide in taking out and prosecuting the 3 applications, I found that they ought to be dismissed by reason that they had no merits. In coming to this conclusion, I have taken into account the written skeleton submissions filed by all parties, including those filed by the Plaintiff.

(1) The Feb Application

13. This application seeks an order against an officer of the Privacy Commissioner and an officer of the SWD. It was opposed by both of them. Its nature is in substance the same as the Mar application. In fact, the Mar application was probably taken out as a result of the endorsement made by the Court on the Feb application: "The [Feb] application is treated as an application for leave to issue a subpoena for the attendance of witness for proceedings in Chambers (White Book, para. 38/19/3). Please fix an inter partes hearing of the application (service on the parties affected by the subpoena) ... ".

14. The skeleton submission of the Privacy Commissioner relied on the following reasons:-

(a) the Privacy Commissioner and his officers have a duty to maintain secrecy in respect of all matters that come to their knowledge in the performance of their functions and the exercise of their powers: s. 46(1)of the Personal Data (Privacy) Ordinance, Cap. 486;

(b) it is open to the Plaintiff to apply for discovery against the Defendant in the proceedings.

15. The skeleton submissions of the SWD relied on the following reasons:-

(a) the Plaintiff had been receiving social security benefits since May 1996 because of unemployment;

(b) the SWD received a complaint of suspected fraud against him. After investigation, the SWD concluded in February 1999 that the complaint was not substantiated;

(c) the information asked for by the Plaintiff belongs to a class which falls within public interest immunity. The matter has been considered by the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and she certified the disclosure of this information to be injurious to public interest;

(d) it is open to the Plaintiff to obtain the information from the Defendant by interrogatories.

16. When the Privacy Commissioner and the SWD submitted that it should be open to the Plaintiff to seek discovery and/or interrogatories, they were probably unaware that the information was sought in relation to the Plaintiff's application for extension of time to appeal against the Master's Order. They were also probably unaware that the relief sought in this application was related to a chamber hearing (that is, the said application for extension of time). Save as to this matter (which will be dealt with below), I agreed with the arguments of the Privacy Commissioner and the SWD.

17. Subpoenas may not issue to compel the attendance of a witness for the purpose of proceedings in chambers, except with leave: The Supreme Court Practice 1999, Vol. 1, para. 38/19/3. The Court has a discretion to set aside subpoenas. In doing so, the Court is concerned to see that parties do not abuse their privilege of summoning witnesses: The Supreme Court Practice 1999. Para. 38/19/5. I consider such a concern applies with equal (if not greater) vigour regarding subpoenas for the purpose of chamber hearings.

18. The legal principles underlying the propriety of issuing subpoenas are as follows:-

"In his judgment, Yam J set out the general principles applicable to the issue of subpoena duces tecum with extensive supporting citations ...

1. There shall be no discovery from a non-party to an action [subject to certain exceptions ... ] ... ;

2. A subpoena should not be used for making discovery only [and the Court of Appeal observed that the reference to the word "only" can be misleading] ... ;

3. A subpoena should not be used as a fishing exercise for documents nor speculative ... ;

4. A subpoena should not be oppressive to the witness when, say for example, the terms are too wide. The party issuing the subpoena ... has to show that these witnesses are required to produce relevant and admissible evidence for trial and that those documents to be produced must be required and are necessary for the fair disposal of the case ... ":

see To Kan-chi v. Pui Man-yau [1998] 3 HKC 371 at pp. 377-379) (CA). The above test was accepted to be correct in To Kan-chi and re-affirmed by the Court of Appeal in Brisilver Investment Ltd. v. Wong Fat Cho, CACV No. 251 of 1999.

19. The Court of Appeal went on to apply those principles to the facts in To Kan-chi as follows:-

"... I turn then to Mr Barlow's submission on relevance. This he founds upon the following words of Steyn J ... in The Lorenzo Halcoussi [1988] 1 Ll. Rep. 180 at 184:

'... the document or documents to be produced must be required or relevant and admissible evidence or must at least arguably and on reasonable grounds come in that category ...

And ... the burden is on the party defending the subpoena to show that it is not a mere fishing or speculative expedition, but that the subpoena relates to documents which are likely to exist ... '

There can be no doubt, Mr Barlow submitted, that the files in question are known to be in existence. However, I do not read the latter words of Steyn J as a proposition that if documents are known to exist, then the relevant subpoena cannot be a mere fishing or speculative expedition. That may be so where there is no question of relevance or admissibility. But here both matters are very much in issue since the contents of most of the documents in the files are not actually known. Accordingly, in the particular circumstances, it would be in the nature of fishing or speculation to require all those documents to be produced, in effect to see which, if any, documents would be material evidence required, or relevant and admissible evidence (and in effect which would not). That, incidentally, is what discovery entails." (at p. 383) (italics and bold type supplied).

20. Other judgments relating to the proper use of a subpoena duces tecum included:-

(a) OTB v. Coopers & Lybrand and others, HCA No. A5764 of 1986;

(b) Computer Personnel Ltd. v. Digital Equipment (HK) Ltd. [1987] 1 HKC 140;

(c) Hsin Chong Construction Co. Ltd. v. Hong Kong & Kowloon Wharf & Godown Ltd. [1986] HKLR 987;

(d) Morgan v. Morgan [1977] Family Law Report 123;

(e) Marcel v. Commissioner of Police of the Metropolis [1992] Ch. 225.

The reasoning adopted in these decisions was inter alia that a party cannot use a subpoena duces tecum for the purpose of general discovery of documents. This is especially so if the subpoena relates to documents possessed by a stranger to the proceedings.

21. The Feb application was in the nature of (and the Mar application was in fact) an application for leave to issue subpoenas. Without going into the details, I found that they had fallen foul of all the underlying principles set out above.

22. These applications were clearly attempts of discovery from non-parties. Their terms were couched loosely and therefore they amounted to a "fishing" exercise and were speculative. The Plaintiff has no idea as to what he was looking for precisely, or as to precisely what relevant information (if any) would be contained in the documents sought. If some of the documents should contain relevant information, it was unknown how many documents were involved.

23. For the above reasons, the Feb application should be dismissed.

(2) The Mar Application

24. As stated above, the nature of the Mar application is the same as that of the Feb application. The reasons for dismissing the Feb application have been set out above and the Mar application should be dismissed for those reasons.

(3) The May Application

25. The validity of the May application has to be considered in the overall context of this action. The Master has given the Plaintiff an opportunity to set out his claim properly by giving him leave to amend his Statement of Claim. Despite the amendment, the Master considered that the Plaintiff's claim was liable to be struck out pursuant to Ord. 18 r. 19.

26. In these circumstances, it is all the more important for the Plaintiff to show to the Court that he was already well-equipped with the proper legal and evidential basis to bring this action against the Defendant. It is trite law that only claims which are properly based (both in law and evidence) and formulated should be allowed to be brought. To allow litigants to "fish" for evidence by way of discovery and/or interrogatories would be to turn this principle on its head.

27. A "fishing" interrogatory was described as one asked "in order to enable the party [interrogating] to see if he can find out a case, either of complaint or defence, of which at present he knows nothing": see Gatley on Libel and Slander (1998) 9th Ed., para. 30.84, text to n. 81 citing Hennessy v. Wright (No. 2) (1890) 24 QBD 445n, 448.

28. Likewise, discovery will not be ordered to help a party to make out a case: British and Foreign Contract Co. v. Wright (1883-4) 32 WR 413; Parnell v. Walter (1890) 24 QBD 445; Evans v. Granada [1996] EMLR 429.

29. The May application also amounted to a "fishing" exercise and was in breach of the above principles. For this reason, it should also be dismissed.

The Medical Chit Subsequent to the Hearing

30. A medical chit was faxed to Court by the Tuen Mun Hospital at about 12 noon on 20 July, after the hearing has finished. The faxed document stated that the Plaintiff was admitted on 19 July 2000 because of "vestibular neuritis" (that is, some kind of nerve inflammation) and was still hospitalized and unfit to go elsewhere.

31. As stated above, even if the Plaintiff was bona fide in taking out the 3 applications, I did not find that there were merits in any of them. The Plaintiff has filed into Court several sets of detailed written skeleton submissions. In these circumstances, I did not consider that he had been prejudiced by his not appearing in person at the hearing, or by not being able to make oral submissions then.

Costs

32. There was no apparent reason why costs should not follow the event. I therefore ordered that the Plaintiff should pay the costs of the application to the Privacy Commissioner and the SWD to be taxed if not agreed.

33. The Defendant has been acting in person in this action. I proposed to fix the costs of the 3 applications as regards him pursuant to Ord. 62 r. 9(4)(b). The Defendant claimed that he incurred about 90 hours in preparing for the 3 applications. While it is true that detailed affirmations and skeleton submissions have been filed by the Defendant, the contents of these documents are sometimes repetitive and/or irrelevant. The costs for the preparation of these documents should be suitably reduced to reflect this. The Defendant also claimed that he had suffered pecuniary loss (within the meaning of Ord. 62 r. 28A). Despite these claims, I consider that the total costs to which he should be entitled should not be more than the equivalent of 25 hours' work. The hourly rate allowed by Ord. 62 r. 28A(3) is $200.00. I therefore awarded $5,000.00 costs to the Defendant.

 

 

(Andrew Chung)
Judge of 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Representation:

Plaintiff in person and absent

Defendant in person and present

Ms T Tsang, of Messrs D S Cheung & Co., for the Office of Privacy Commissioner for Personal Data

Mr S H Kwok, instructed by Department of Justice, for the Director of Social Welfare

 

28242-CH-2000-06-20

吳超源 訴 林志璋

HTML content

HCA003364A/1999

HCA 3364/1999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

原訴法庭

高院民事訴訟1999年第3364號

_____________

吳超源上訴人 (原告人)
訴
林志璋答辯人 (被告人)

_____________

主審法官: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鍾安德內庭聆訊

聆訊日期:2000年6月20日

宣判日期:2000年6月20日

 

_______________

判 案 書

_______________

 

1. 申請人在2000年6月17日提出此申請,要求准許延長對聆案官在1999年11月25日所作的命令,提出上訴。

2. 聆案官在1999年11月25日作出的命令,簡略而言,乃依據高等法院第18號命令第19條規則,撤銷申請人在本案提出的訴訟及剔除有關訴訟的狀書。

3. 申請人其實已於2000年1月19日提出相同的申請,而該申請,已被押後至另定日期進行聆訊。故此,在2000年6月17日所提出的申請,與2000年1月19日的申請,實屬重疊提出。本席認為6月17日的申請應因此而被剔除或撤銷。

4. 申請人在本申請聆訊時告知本席,他在2000年6月17日提出的申請,加上了一個在1月19日的申請中沒有提出的論據,即本申請中的第2(1)段:

"To apply for leave to appeal the case with additional charges, for perjuring, malicious prosecution and malicious institution."

5. 本席認為,在這段中所提的論據,不應在另申請中提出,而應在申請人原本的申請的聆訊時提出。故此,在2000年6月17日所提出的申請不合乎法律程序,亦毫無法理依據,故亦應因此而被剔除或撤銷。

 

 

鍾安德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

 

上訴人:吳超源,自行應訊

答辯人:林志璋,自行應訊

 

27179-CH-2000-01-17

吳超源 訴 林志璋

HTML content

HCA003364/1999

HCA 3364/1999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

原訟法庭

高院民事訴訟1999年第3364號

____________

吳超源上訴人
(原告人)
訴
林志璋答辯人
(被告人)

____________

主審法官: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鍾安德內庭聆訊

聆訊日期: 2000年1月17日

宣判日期: 2000年1月17日

 

________________

判 案 書

________________

 

1. 申請人在1999年3月1日在高等法院提出訴訟,控告被告在較早前另一宗訴訟中提出虛假或欺詐性的證據。

2. 在1999年3月18日申請人以原告身份提出申請,要求法院就本案之訴訟即時懲罰被告,要求他支付至少12萬元及交還至少4萬元。 聆案官在1999年4月22日經聆訊後撤銷此項申請。此外,在1999年4月17日,被告提出申請,以原告未依期送達“反申索辯護書”為理由,要求缺席判決被告的“反申索”勝訴。耹案官在同日(即1999年4月22日)經聆訊後,批准被告撤回這項申請,並頒令此項申請之訟費應由原告支付。

3. 在2000年1月12日(即1999年4月22日後的約8至9個月),申請人提出此項申請,要求逾期對以上兩項判令提出上訴。本席在聆聽過申請人之陳詞及參閱過有關之文件後,認為申請人並未提出任何合理原因,解釋他為何拖延如此長時間始提出此項申請。

4. 此外,本席認為申請人1999年3月18日提出的申請,並不依循正常法律程序,故聆案官的判令並無不妥。至於申請人在1999年4月22日被判令要支付辯方申請的訟費,明顯是基於耹案官接納被告的有關論據。在本次申請時,申請人亦承認前曾收到有關的“反申索”,不過聲稱郵遞延誤與他無關,即使如此,由於郵遞文件是法律認可的送達方法之一,故本席認為聆案官作出有關訟費的判令時,並無不合理或在法律論點有錯的情況。

5. 基於以上理由,本席決定拒絕此項申請。

 

 

(鍾安德)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

 

上訴人 :吳超源,無律師代表

答辯人 :林志璋,無律師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