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王維龍

HCMA1110/2008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刑事上訴司法管轄權

   案件編號：裁判法院上訴案件2008年第1110號

   (原東區裁判法院案件2008年第153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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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案書

1.  申請人被控一項「故意阻撓在正當執行職務的警務人員」罪。申請人否認控罪，裁判官在審訊後裁定罪名成立。申請人不服，向原訟庭提出上訴。本席在聽取及考慮過陳詞後駁回上訴，維持原判，並於11 月30 日頒下判決書。

2.  申請人現提出申請，要求本席頒令證明書，證明案件的決定涉及具有重大而廣泛的重要性的法律觀點，讓申請人上訴至終審法院。

3.  本席原本打算以英文撰寫判決理由，但最後決定依然採用中文。

4.  申請人所提出的涉及具有重大而廣泛重要性的法律論點如下：

「香港法例第 28 章《土地(雜項條文)條例》(“有關條例”)中第 6(2) 條的『指示』的正確解讀為何？需要引用有關條例的情況縱然有所不同，但第 6(2) 條所指的『指示』是否需要達至某種最低限度的要求(包括而不限於內容上、形式上和發出的時間上)？若答案為是，該最低限度的要求為何？」

5.  代表申請人的梁少玲大律師呈上書面陳詞進一步解釋了她的觀點。梁大律師認為除了本案涉及人權法所保障的言論/集會自由的情況外，有關的議題也會適用於其他政府土地及具爭議性的事件，而就6(2) 條中「指示」的解讀，對公共機構如何根據法例去行事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6.  梁大律師認為(見書面陳詞第 7 段)：

「7.  然而，縱使裁判法院或原訟法庭都依賴“『指示』的形式並沒有法律上的規定”作出判決，但『指示』的形式是否全無約束？」『指示』的內容和發出的時間是否要達至某種最低限度的要求？這些法律問題仍是含糊不清的。原訟法庭雖然依據“警方的等待”或“當局與警方的『默契』”以達至『指示』是存在的結論，但在法律上，若『指示』需達至某種最低限度的要求(包括而不限於內容、形式和發出的時間上)，這必影響法庭如何辨識在本案中『指示』是否存在，或影響法庭是否可依據案情達至『指示』是存在的結論。」

7.  梁大律師希望終審法庭可以澄清「指示」是否需要達至某種最低限度的要求，及最低限度的要求為何。

8.  答辯一方則認為(見答辯人書面陳詞第 3及4 段)：

「3.  ……申請人所提及的並非法律論點，而只是事實的裁斷。裁判官相信控方第二證人在有關時刻是在行使當局(地政總署署長)的權力(“exercising the power of the authority”-裁斷陳述書第 29 段)，這顯示了「指示」的存在。由於指示的形式並沒有法律上的規定，因此，裁判官的裁定是合法和合理的。

4.  答辯人重申，申請人所提及的純粹是涉及原審裁判官的裁斷，並非法律論點，更加不是具有『重大而廣泛的重要性的法律論點』 ，因此懇請法庭駁回有關申請，拒絕頒發證明書」。

9.  經再三考慮後，本席認同答辯方的觀點。本席認為「指示」就是「指示」，不需要有甚麼形式上的限制，法例也沒有說過有關的「指示」要符合一定的形式和規範；再者，需要引用這條例的情況必定各有不同，也會有緩急之別，本席認為沒有必要去限制「指示」的內容及形式。本席亦已否定了申請人在上訴時在這方面的陳詞。

10.  本案的主要問題祇是有沒有「指示」。裁判官已作了事實方面的裁決，本席也認同其結論。本席認為申請人所提及的並不符合法例的要求。

11.  本席決定駁回有關申請，拒絕根據香港法例第 484 章《終審法院條例》第 32(2) 條頒發證明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