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 CourtDB
HomeDirectoryMCP
Hong Kong CourtDB
Back to directory
2018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對 姚海鷹及另二人

Related cases with same parties

  • CACV103/2016MOODY’S INVESTORS SERVICE HONG KONG LTD v. 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 CACV120/1999CHIM PUI CHUNG v. 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 CACV128/2012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v. HONTEX INTERNATIONAL HOLDINGS CO LTD AND OTHERS
  • CACV138/2014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v. CHINA METAL RECYCLING (HOLDINGS) LTD AND OTHERS
  • CACV141/2009NG CHIU MUI AND ANOTHER v. 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 CACV150/2020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v. WONG WAI KWONG DAVID AND OTHERS
  • CACV154/2016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v. YIU HOI YING CHARLES AND OTHERS
  • CACV178/2011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v. TIGER ASIA MANAGEMENT LLC AND OTHERS
  • CACV184/1996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v. MANDARIN RESOURCES CORPORATION LTD AND ANOTHER
  • CACV207/2017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v. MO SHAU WAH AND OTHERS
  • CACV226/2010TSIEN PAK CHEONG DAVID v. 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 CACV236/2005ANDREW NICHOLAS BARBER v. 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 CACV252/2005FORMER DEALING DIRECTOR OF FOREGROUND SECURITIES CO LTD v. 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 CACV26/2008HONG KONG FOREX INVESTMENT LTD v. 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 CACV319/2008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v. "C" AND OTHERS
  • CACV34/1998NOMURA INTERNATIONAL (HONG KONG) LTD AND OTHERS v. 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 CACV36/1999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v. MANDARIN RESOURCES CORPORATION LTD. AND ANOTHER
  • CACV38/1999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v. MANDARIN RESOURCES CORPORATION LTD. AND ANOTHER
  • CACV45/1999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v. MANDARIN RESOURCES CORPORATION LTD. AND ANOTHER
  • CACV50/2022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v. LU RUIFENG AND OTHERS

Files (3)

[2021] HKCFA 41-BI-2021-11-12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對 姚海鷹及另二人

HTML content

[CHINESE TRANSLATION — 中譯本]

FAMV 38/2017及FACV 5/2018

[2021] HKCFA 41

FAMV 38/2017

香港特別行政區

終審法院

終院民事雜項案件2017年第38號

(關於原上訴法庭民事上訴2016年第154號的上訴許可申請)

_________________

申請人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對
第一答辯人姚海鷹
第二答辯人王嵐
第三答辯人 市場失當行為審裁處

及

FACV 5/2018

香港特別行政區

終審法院

終院民事上訴2018年第5號

(原上訴法庭民事上訴2016年第154號)

_________________

上訴人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對
第一答辯人姚海鷹
第二答辯人王嵐
第三答辯人 市場失當行為審裁處

_________________

主審法官:終審法院署任司法常務官黃敬華(在內庭)
聆訊日期︰2021年8月25日
提交陳詞日期:2021年9月8日(由上訴人提交)
 2021年9月9日(由第一答辯人提交)
判決日期︰2021年11月12日

_________________

判 案 書

_________________

1.  市場失當行為審裁處(下稱「該審裁處」)和上訴法庭裁斷,第一答辯人和第二答辯人在2007年有關一間名為亞洲電信媒體有限公司(「ATML」)的上市公司的股份交易中,沒有以內幕交易作出市場失當行為。在所有關鍵時間,第一答辯人是ATML的財務總監兼執行董事,第二答辯人是公司秘書。第一答辯人從這些交易中獲利530萬港元,第二答辯人則獲利510萬港元。

2.  上訴人提出上訴,而根據本院2018年10月12日[1] 的命令,本院以4:1的多數推翻上述決定,並指示將第一和第二答辯人發回該審裁處決定罰則(「主判案書」)。本院亦指示[2]:

「4)  下達暫准命令,要求第一和第二答辯人支付上訴人在本上訴、在上訴法庭和在市場失當行為審裁處中的訟費,雙方如未能就訟費額達成協議,便須交由法院評定;

5)  如任何一方尋求更改訟費命令,應在命令發出後14天內向司法常務官提交書面陳詞(並送達其他各方),其他各方可在其後14天內提交書面陳詞以作答覆。如果在相關期限屆滿之前沒有收到尋求不同訟費命令的書面陳詞,則暫准命令將成為絕對命令。」

3.  本院沒有收到陳詞。上述暫准訟費命令獲定為絕對命令(「上述訟費命令」)。

4.  根據上述訟費命令,上訴人身為收款方共提交了五份訟費單以供評定,其中四份的編號為 FACV 5/2018,另一份為 FAMV 38/2017,即是(前四張訟費單編號由法院登記處指定,第五份由本席指定):

FACV 5/2018

i)    訟費單第1號 — 關於在本院提出上訴的訟費;

ii)   訟費單第2號 — 關於上訴法庭的上訴訟費及向上訴法庭申請許可上訴至本院的訟費;

iii)  訟費單第3號 — 關於在該審裁處的訟費;

iv)  訟費單第4號 — 關於向上訴法庭申請上訴許可的訟費;

FAMV 38/2017

v)   訟費單第5號[3] — 關於向本院申請上訴許可的訟費。

5.  第一和第二答辯人分別由不同的律師代表。第一答辯人提交了五份異議清單,日期均為2020年10月21日,每份清單都是對相應訟費單的答覆。除此之外,異議理由除別的外還包括無故拖延啟動訟費評定程序和因拖延而導致的利息應予扣除。第二答辯人沒有提出異議。

申請

6.  2021年2月24日,第一答辯人分別提交5份傳票,每張傳票都涉及一份訟費單,試圖修訂這5份反對意見清單,提出初步爭論點,即第一和第二答辯人對上述訟費命令產生的訟費並不承擔共同及各別責任。根據擬修訂的內容,第一答辯人建議第一和第二答辯人適當的責任應為各自承擔上訴人所招致訟費的50%。

7.  為支持分攤訟費的主張,第一答辯人引用了高等法院暫委法官包毅成資深大律師在Lam Sik Shi v Lam Sik Ying and Another[4] 案中的判決。該案判定,如果訟費命令沒有說明訟費責任是否屬共同及各別的責任,則訟費評定官有酌情權根據案情把訟費在各付款方之間分攤。

8.  在第一答辯人提出上述申請之前,第二答辯人透過陳勵文律師事務所於2021年1月19日發信表示她保持中立,不會提交自己的申請,也不會向法庭提交陳詞。在隨後的指示聆訊中,第二答辯人也採取了同樣的立場。

9.  最初,各方要求法院就上述訟費命令的涵義作出指示。後來法院決定,這個問題應該由司法常務官處理,因此舉行這場聆訊。上訴人和第一答辯人由大律師代表。第二答辯人沒有出席聆訊。

10.  上訴人的主要論點是,如果訟費命令針對的是一個或以上的付款方,並且沒有提及分攤問題,那麼在沒有特殊情況下[5],付款方應對收款方的訟費承擔共同及各別的責任。

問題與討論

11.  第一答辯人尋求的修訂實際上提出了一個關於訟費命令的含義和效力的初步爭論點,即訟費命令針對兩名或以上的付款方,而法庭沒有說明如何分攤責任時,法律上他們在該命令下應否負擔共同及各別的責任,以及訟費評定官是否有酌情權根據案情決定他們如何分攤。

12.  第一答辯人最初的立場似乎是,只有下達訟費命令的法官才有權下達共同及各別責任的訟費命令。若沒有這種明示的命令,訟費評定官應把訟費分攤。當時還不清楚第一答辯人是否因此主張上述的訟費命令不屬於共同及各別的命令。

13.  在第一答辯人給予王則左大律師指示後,立場變得較明確。他的陳詞從整體來看,第一答辯人並非主張命令中沒有明示共同及各別責任時,訟費評定官必須把訟費分攤。他代表第一答辯人提出,根據本案的情況,訟費評定官進行分攤是公平的,而且法律也沒有禁止這樣做。建議的分攤範圍是 第一和第二答辯人平分上訴人的訟費。換言之,第一答辯人要求兩位答辯人各承擔50%的責任。

14.  聶心平資深大律師代表上訴人的陳詞,實際上也沒有主張法律上這種命令屬共同及各別並且訟費評定官無權把訟費分攤。實在他所提出的是,在本案的情況下,訟費責任應是共同及各別的:另見下文[19]和[20]段。

15.  顯然,雙方的共同立場是,訟費評定者有權決定是否把訟費分攤。雙方的分歧在於在某種情況下如何行使這種權力。也許可以先研究Stumm v Dixon & Co and Knight[6] 一案作為起步點,這案例獲Lam Sik Shi案中收款方引用作為解釋支持共同及各別責任的依據[7],而在本申請中,第一答辯人也依據 Lam Sik Shi案的判決。雖然這一論點在高等法院暫委法官包毅成資深大律師席前沒有成功,但該暫委法官並非否定Stumm案。恰恰相反,該暫委法官在其判決書第[28]段[8] 贊同和引用了Stumm案的其他段落,以解釋以下主張:當原告人獲判勝訴並獲得訟費時,這意味着被告人只須支付因被告人的行為而令原告人招致的所有訟費,而無須支付不是由被告人引起的訟費。

16.  Stumm案涉及原告人對兩名被告人提起的訴訟。起初,兩名被告人共同抗辯並向法院繳存款項,但該款項不獲接受。被告人之一Dixon & Co修訂狀書,提出否認任何責任的替代抗辯,而另一名被告人的抗辯則保持不變。法庭最後針對兩名被告人判決的金額均超過他們向法院繳存款項的金額,而法庭也判決他們須承擔訟費。問題是,另一被告人是否應承擔原告人為應對Dixon & Co的替代抗辯而招致的訟費。由超過一名法官組成的高等法庭和上訴法庭(法官Fry持異議)均確認聆案官的決定,即只有Dixon & Co須承擔原告人的這部分訟費。

17.  在Stumm案中,主事官Esher勳爵指出,若要求被告人向原告人承擔並非由其引起的訟費,便有違自然公正,之後繼續在第533-534頁闡述以下規則:

「……本席認為真正的規則是這樣的:當一宗訴訟針對兩名或以上的被告人進行審理,並且任何被告人都各自抗辯,而判決是針對所有被告人時,法律上他們每人都要對判決所裁定的損害賠償負責,並且他們每人都要負責付原告人在維持訴訟過程中適當產生的所有經評定的訟費,但任何被告人的單獨抗辯而令原告人招致的訟費則除外,因為這些抗辯是,而且只能是,該被告人有別於其他被告人的抗辯。至於令原告人招致的這些訟費,法律上原告人有權單獨向引起其招致訟費的個別被告人追討。」 (強調式樣為後加)

18.  本席認為,上文並不是主張每當法庭針對多名被告人發出訟費命令時,支付訟費的各方所承擔的法律責任必須屬共同及各別承擔的。本席可以得出的結論是,在涉及超過一名被告人的案件中,如果所有被告人都在案中敗訴,而法院對所有被告人都作出了判決並要求他們支付訟費,那麼付訟費的責任通常都被視為是共同及各別承擔的;除非有位被告人提出了自己的單獨抗辯,則在這種情況下,該被告人便會獨自承擔原告人為應付該單獨抗辯而招致的額外訟費。換句話說,即使訟費命令沒有規定付款方的責任範圍,也要考慮案件的情況。

19.  可以說,根據聶心平資深大律師的說法,他並沒有試圖將這種「共同及各別」責任規則冠以硬性和具有約束力的規則或法律原則的地位。他也沒有說,在面對以上述訟費命令的方式作出的命令時,訟費評定官沒有酌情權把訟費分攤。他的陳詞是,「共同及各別」責任的命令是「一般規則」。如果能證明有特殊情況[9],則可以偏離該原則,但本案中根本不存在這些特殊情況。因此,沒有理由偏離一般規則。

20.  聶資深大律師在書面陳述中引用了澳洲 Mike Gaffikin Marine Pty Ltd v Princes Street Marina Pty Ltd[10] 一案。在該案中,兩名被告人被命令支付原告人的訟費。同樣,該命令也沒有提及是否應把訟費分攤。其中一名被告人提出應把訟費分攤,但遭原告人反對。法官Young拒絕把訟費分攤,並將「共同及各別」責任作為一項正常原則。他在澳洲新南威爾斯最高法院作出以下論述:

「通常情況下,針對兩名或以上被告人的訟費命令都是共同及各別承擔的,……法院可以作出具有其他效力的訟費命令,但通常只有在某些特殊情況下才會這樣做,……如果被告人實際上可以被視為『合夥犯罪』,法庭便通常不會這樣做。原因是因為假設一名被告人無力償債,那麼更公平的解決辦法,就是由另一名被告人支付訟費,而不是由勝訴方承擔損失:……。

案例中至少有兩個例子作出了單獨的命令。在Dansk Rekylriffel Syndikat Aktieselskab v Snell[1908] 2 Ch 127第138頁,一名被告人沒有呈交抗辯,法院作出了判決,而另一名被告人則繼續訴訟至審訊並敗訴。法庭決定應就訟費問題作出特別命令,以便訟費評定官評定有多少訟費應歸被告人共同承擔,另有多少訟費應由他們各自承擔,並應作出幾項命令。

在Stumm v Dixon and Co (1889) 22 QBD 529第533-534頁,主事官Esher勳爵表示,如果各被告人各自提出不同的抗辯,並且在審訊時提出不同的爭論點,而審理各爭論點所需的時間也不同,那麼可能適合偏離一般規則。

……

在本席看來,這並不是一宗有不同類別的證據或各方真正分開的案件。整個事實和法律情況都是混合在一起的,雖然『合夥犯罪』是個不公允的稱謂,但雙方正是不自覺的合夥。

因此,在本席看來,在原告人和被告人之間,應運用正常原則,並原告人有權獲得針對第三和第五被告人的訟費命令。」(強調式樣為後加)

21.  在2021年8月25日的聆訊中聽取陳詞後,本席請雙方再研究Stumm案在香港和英格蘭是否適用。兩位大律師都樂意幫忙並提交了一份討論Stumm案的本地和英格蘭案例清單(附有簡短的進一步陳詞)。本席無須逐一討論,因為其中一些案例涉及的案情非常不同,可以立即區分[11]。本席只須在下文討論其中幾宗案例。

22.  Hobson v Sir W.C. Leng & Co[12] 一案針對兩名被告人的誹謗。第一被告人承認負有責任並作訴道歉,而第二被告人則提出「有理可據」抗辯。審訊後陪審團裁斷兩名被告人都要承擔責任。該案判決為原告人勝訴並獲訟費(未提及是否由被告人共同及/或各別承擔)。訟費評定官沒有把訟費分攤。在上訴時,法院裁定,第二被告人提出「有理可據」抗辯,應獨自承擔因其抗辯而令原告人招致的訟費。上訴後上訴法庭維持原判。上訴法庭法官Buckley認為,法庭雖然不受Stumm有衝突的判決約束,但也從該案得到幫助,讓他們可以重新考慮這個問題。該法官如此說(第1249頁):

「在本案中,本席毫無疑問地認為,原告人不應就被告人的『有理可據』抗辯承擔訟費,因為被告人沒有就該問題作訴,……」

23.  Tamglass Ltd v Luoyang North Glass Technology Co.LtdandNovaglaze Limited[13]是個「一般規則」的案例,即適用共同及各別的責任。在該案中,第一被告人對原告人的專利的效力提出質疑,而第二被告人作訴的立場則是簡單地否認。審訊後原告人勝訴。第二被告人辯稱,由於它沒有參與訴訟,並表示會遵守法院的判決,因此它不應該承擔原告人審訊的訟費。法官Mann引用了「一般規則」,因為第二被告人可以被視為真正的、持理由的被告人。此外,第二被告人選擇靜觀其變,以期在判決之前繼續使用侵犯專利的機器,從而從中獲利,而此時第一被告人正在積極爭議專利的效力問題。在原告人確立表面案情應用一般規則之後,第二被告人被視為無法轉移舉證責任。

24.  Bairstow v. Queens Moat Houses Plc[14] 案中涉及不同的原告人各自聘用不同的律師行一致對同一被告人提出虛假申索。他們被命令共同及各別支付訴訟案件(儘管沒有合併)的共同訟費。法官Nelson把此案與Stumm案區分起來,原因是此案包含幾宗訴訟,儘管一起審訊。

25.  然而,在本席看來,該法官顯然是將同樣的原則,用於Stumm案的相反情況,即由一名原告人起訴多名被告人,反轉成多名原告人起訴一名被告人並敗訴。該法官裁定,幾位原告人以互相協調的方式各自積極支持其餘的原告人,提供不真實的證據並提起虛假的申索,實際上他們就是共同提出申索。他們應共同及各別承擔對方為抗辯所有這些申索而招致的訟費,而不是由他們僅僅承擔各自令對方招致的訟費[15]。在得出這結論時,該法官實際上在訟費問題上行使了廣泛而完全的酌情權[16]。

26.  在Mustafa & 2 Others v Sir Ian Collett & 2 Others[17] 一案中,三名原告人對三名被告人提起誹謗訴訟。問題是,在這三名原告人可以接受其中一位被告人提出和解建議的期限過後所產生的訟費,應否由這三名原告人共同及各別地承擔。法官Warby認為他們應該如此承擔,因為儘管被告人提出了和解建議,但三位原告人仍繼續進行他們共同的訴訟[18]。

27.  Dufoo v. Tolaini and Others[19]的案情與Stumm案相反。三名原告人對被告人提起了同一案件。在開庭聆訊前不久,兩名原告人與被告人達成和解。剩下的一名原告人似乎與其餘的原告人鬧翻了,他修訂了自己的申索,與其他原告人的申索互相矛盾,於是他繼續審訊程序,結果敗訴。原審法官要求該名敗訴的原告人獨自支付被告人的訟費。他不同意,提出上訴,並要求已和解的另外兩名原告人分攤訟費。

28.  上訴法院法官Jackson推翻關於訟費的裁決(高等法院大臣和上訴法院法官Gloster表示同意),並指示兩名已和解的原告人與敗訴的原告人分攤直至他們提交不同的修訂狀書,表明他們不再一致和相互支持時為止的被告人的訟費。要求分攤訟費的原告人依據的是Stumm案。上訴法院法官Jackson在第[58]段指出:

「當不同的訴訟人提出失敗的相同案由對付他們共同的對手,法庭在考慮訟費時,正常的起步點是他們都應該分攤應付予勝訴方的訟費。主事官Esher勳爵在Stumm案中的判決,……只是對該主張的一項說明。本席不會把該主張冠以法律原則之名。那只是在多方訴訟的案件中合理地應用現在成了CPR44.2(2)[20]的方法。關於集體訴訟的特別規則,……並不影響這一觀點。」(強調式樣為後加)

29.  Kwan Yu Biu v. Nip Hung On and Others[21] 一案是關於覆核訟費評定的本地判決。在這宗致命意外案件中,原告人獲得了針對第一和第二被告人的因欠缺行動而作出的判決,並在審訊後獲得了針對第三被告人的判決。訟費令並沒有提及分攤訟費責任的問題。訟費評定官依據Stumm案裁定第三被告人也有責任支付原告人因取得針對第一和第二被告人因欠缺行動而作出的判決而招致的訟費。

30.  王則左大律師公允地向本席引述了英格蘭案例 Kelly’s Directories Limited v Gavin and Lloyds[22] ,在該案中多於一名的原告人起訴第一和第二被告人侵犯版權。審訊後,這些原告人成功地獲得了針對第一被告人的強制令,但沒有獲得針對第二被告人的強制令。法庭沒有就原告人和第二被告人之間作出訟費命令。但是,原告人針對第一被告人擬備的命令形式卻稱第一被告人應支付原告人在該案的訟費。訟費評定官允許的訟費包括原告人起訴第二被告人的訟費。上訴後,法官Byrne判定,那時才提出異議為時已晚,因為異議本應在審訊結束時或在擬備命令時提出。

31.  Erwiana Sulistyaningsih v. Tsui Yun Bun Barry and Law Wan Tung[23] 一案是雙方均未提及的近期本地判決。在該案中,原告人要求撤銷第二被告人向第一被告人轉易土地財產的協議。在開庭前不久,第一被告人表示他將撤回抗辯,採取中立立場,不參與審訊,以節省訟費,並會遵守法庭的裁決。但是,第一被告人卻沒有承認責任,因為他想保持其立場,一旦原告人敗訴,他仍然是唯一的實益所有人。審訊只針對第二被告人進行。在撤銷該轉易後,根據原告人的申請,特委法官黃繼明資深大律師命令第一被告人也要與第二被告人共同承擔原告人的訟費。作出此判決的原因之一是,第一被告人被認定與原告人有共同的欺詐性轉讓意圖,因此應承擔原告人須追究兩名被告人直到判決的責任。

32.  綜上所述,本席可以得到以下指導原則,以確定付款方在訟費命令下的責任是共同及/或各別責任,還是在訟費命令針對不止一個付款方且未提及各方責任的情況下可以分攤訟費責任:

i)    若說只有作出上述訟費命令的法官才可指示該命令是否屬於共同及各別責任的命令,這樣說並不正確。處理此案的訟費評定官也有權解釋該命令和作出該決定,並在適當的情況下把訟費分攤和決定分攤的程度。例如,在Lam Sik Shi案、Stumm案和Kwan Yu Biu案中,當訟費評定官接到分攤訟費的問題時,他確實處理了該問題。另參閱CIBC Mellon[24] 案,訟費評定法官根據該案案情拒絕判定該訟費命令屬共同及各別的;上訴後維持原判。《Friston on Costs》(2018年第3版,牛津大學出版社)一書的作者也持類似觀點:見第19.14-19.15段[25]。Kelly’s Directories案至少與英格蘭上訴法庭在Stumm案的判決不一致,因此不予採納;

ii)   一般規則是,根據此類命令,支付勝訴方訟費的責任應屬共同及各別承擔的;不過,其中一方敗訴方提出的單獨案件/事由除外,在這種情況下,該敗訴方單獨承擔勝訴方為解決單獨案件/事由而招致的訟費,請參閱:Stumm、Mike Gaffikin和Dufoo三案;

iii)  上文第(ii)段提到的一般規則只是一個起步點,不能冠以硬性法律原則之名:參見Dufoo[26]。這只是一項更廣泛的訟費原則的應用,即法庭在考慮所有情況後行使的酌情權,其中考慮的包括誰為勝方及各方的行為等。香港的訟費制度亦訂有相同的規管原則:見《高等法院規則》(第4A章)第62號命令第3及5條規則。公正和公平的要求總是行使酌情權的前提,見:Stumm和Dufoo。一般規則,即一方的共同及各別責任,不過是對法院通常在一方有兩人或以上並對另一方提出「共同」事由或抗辯而失敗時,如何行使訟費酌情權的一般觀察的總結;及

iv)  在考慮「起步點」是否成立或是否有特殊情況時,重要的是敗訴方究竟在追尋共同的事由/抗辯/案件,還是在提出彼此獨立的單獨問題。敗訴方分別有律師代表,或他們的案件沒有合併審理,或其中一方不如另一方積極(如在Tamglass和Erwiana兩案),這些事實在判斷是否顯示出特殊情況或例外情況時都不具決定性。若其中一方有多人以協調一致的方式行事,或各自支持對方的案件直至不再相互支持,如Bairstow案、Dufoo案;或儘管提出了不同的理由但仍堅持繼續其共同的案件,如Mustafa案);或他們身為真正和持理由的(而不是名義上的)被告人,卻試圖從另一被告人的積極抵抗中獲益,儘管其本身並不那麼積極,甚至願意遵守法院的任何判決,例如,Tamglass 案和Erwiana案,則他們便會被判共同及各別地承擔對手的訟費。如果一方提出了自己的獨立事由/抗辯,可以與其他人區分開來,例如Stumm、Dufoo;或者如果他們確實相互分離,或者證據屬於真正的不同獨立部分,例如Mike Gaffikin,則便不用各自如此承擔共同及各別責任。

應用上述指引

33.  在將上述指引應用於本案之前,必須先簡單回顧一下背景情況和各級法院審理的問題。主判案書第[11]至[33]段清晰地概述下級法庭的程序,以及第一和第二答辯人被指觸犯市場失當行為的背景。本席想強調以下與本決定相關的內容:

i)    上訴人發現四名嫌疑人(包括第一和第二答辯人)掌握市場敏感資料,並在2007年參與了ATML股票的內幕交易,以期獲得利潤或避免損失。2014年1月,該審裁處發出調查通知。該審裁處的調查於2014年12月展開;

ii)   在該審裁處席前,第一和第二答辯人分別由各自的律師代表。第二答辯人和另一名疑犯由同一間律師行代表,後者也獲該審裁處裁定無罪,上訴人亦無針對後者提出上訴。第一和第二答辯人分別提出了自己的證據,列出了自己的個人情況和處理股份的解釋,以期確立自己的辯護理由。第一和第二答辯人被認定表面涉及市場不當行為。他們均同樣引用《證券及期貨條例》(第571章)第271(3)條中的所謂「不涉任何罪行的目的抗辯」。他們試圖證明,在該公司的特殊情況下,欠唯一債權人的債務會以某種方式「閉門」清償,而且他們是在利用「一生只有一次」的機會。該審裁處根據自己對第271(3)條[27]的解釋以及第一和第二答辯人的證據認定,他們各自獨立地根據《證券和期貨條例》第271(3)條[28] 確立了「不涉任何罪行的目的」作抗辯;

iii)  在上訴法庭席前,第一和第二答辯人再次分別由各自的律師代表。爭論圍繞上訴人提出的質疑展開,主要是:(i) 何謂「利用」會影響股價的消息,以及「隱瞞」此類消息以維持投機泡沫是否構成利用;(ii) 該審裁處對事實的一些認定[29];及

iv)  在上訴委員會和本院席前,第一和第二答辯人仍分別由各自的律師代表。上訴委員會在批准上訴許可時核證了一些法律問題。合議庭認為,本上訴案的核心問題可歸結為《證券及期貨條例》第271(3)條「利用有關資料」的涵義[30]。

34.  根據上文提及的案例典據,儘管第一和第二答辯人曾各自提出不同的事項以證明本身的抗辯理由,但他們是面對上訴人提出的相同指控和案情,並且他們基本上亦提出相同的抗辯。他們透過提出共同抗辯,達致互助互惠。運用Stumm一案的原則,第一和第二答辯人表面上應共同及各別負責支付上訴人的訟費。

35.  然而,本席認為值得進一步考慮該審裁處的法律程序所產生的訟費。

36.  該審裁處用的全是查訊式司法程序。本案上訴人發起的研訊,類似對四名不同人士提出四項在同一審裁處程序中處理的檢控。在「不涉任何罪行的目的抗辯」的共同框架下,第一和第二答辯人各自提出了自身的案情。

37.  此外,從該審裁處的報告(包括罰則的部分)可見,沒有證據提出第一和第二答辯人曾在內幕交易中一致行動。該審裁處既無暗示亦無斷定第一和第二答辯人(甚或其他嫌疑人)曾在一個整體計劃下各自扮演不同的角色和獲利。該審裁處亦無斷定他們曾串謀或共同計劃利用或隱瞞機密資料。

38.  如上文所述,訟費命令下的訟費支付安排應按公平原則決定。本席注意到:

i)    部分工作項目是上訴人在該審裁處的程序中針對所有答辯人進行案件時所招致的,例如聘請專家。此等工作所涉及的訟費屬共同訟費,不論單獨針對第一或第二答辯人還是同時針對兩人進行案件,都必須招致這些訟費。本席沒有好的理由下令由第一和第二答辯人分攤此等共同訟費;

ii)   部分工作項目既包括共同訟費,亦包括專為應對個別答辯人案件而招致的訟費,例如大律師的訟費。該審裁處認為各答辯人所提出的法律爭議是相同的[31]。因此,上訴人為應對此等爭議而招致的訟費顯然是共同訟費,本席亦沒有理由下令將之分攤。然而,倘若該審裁處席前的研訊只針對其中一名答辯人,該研訊歷時必然會較短。若然只針對其中一名答辯人進行案件,大律師訟費亦會減少。為了處理單單涉及第二答辯人的事實證據或部分爭議點而招致的訟費不應由第一答辯人承擔,反之亦然。對於這類性質的工作,進行分攤將是公平之舉;及

iii)  部分訟費可純粹歸因於第一或第二答辯人所提出的案情,例如與第一答辯人或第二答辯人的代表律師溝通,而內容純粹是關乎該名當事人的事宜。在該情況下,第一答辯人不應要承擔上訴人為處理第二答辯人的案情而招致的訟費。

39.  在處理訟費單第3號時,本席準備採用上一段所述的方法。細讀該訟費單,有相當多的訟費項目涉及共同訟費(不論全部或局部),第一和第二答辯人對這些訟費承擔共同及各別責任。至於是否分攤,以及分攤多少,則取決於要審查的項目。除非雙方能事先達成協議,否則訟費單的各個項目將會在押後的訟費評定聆訊時進行評定。

40.  不過,本席認為,上訴法庭和終審法院的情況非常清楚。如上文第[33]段所述,爭論主要集中在法律原則上,特別是《證券及期貨條例》第271(3)條規定的法定抗辯能否成立。雖然雙方分別有律師代表,但很明顯,在上訴法庭和本院,沒有任何一個問題特別屬於某一方而需要分別裁決。

41.  在上訴法庭席前,上訴人針對兩位答辯人提出了同樣的兩個廣泛理由[32],第一個是法律問題,關於「利用相關消息」這一短語含義,第二個是對事實的質疑。第一和第二答辯人都提出了類似的反駁理由。他們互相支持,很自然地,如果一人勝訴,另一人也會在同樣程度上獲益:見上訴法庭判決書第[46]至[60]段。上訴法庭只是將它們一併處理[33]。至於對事實裁斷的質疑,本席認為所招致的訟費極低。這是因為上訴法庭認為以這一理由勝訴是很不可能的,因為根據既定的法律原則,當一個專門的審裁處認為答辯人的證據可信並有充分的理由時,法庭便不會干涉。從上訴法庭的裁決可以看出,雙方幾乎沒有發表任何意見。

42.  當案件進入上訴許可階段(上訴法庭和本院)以及向本院提出實質上訴時,第一和第二答辯人同樣面臨着上訴人和本院提出的具有重大廣泛的或關乎公眾的重要性的相同法律問題。沒有任何一位答辯人的問題是獨一無二的。上訴人針對兩位答辯人提出了一個單一案件和一個補充案件。現在他們都因着同樣的原因失敗了。如上所述,他們由不同的律師行代表這一事實並不是重要的考慮因素,更不要說具決定性。一般規則已經確立,特殊情況並未出現。本席認為,沒有充分的理由偏離一般規則。根據上述命令,第一和第二答辯人均應承擔共同及各別責任。

裁定

43.  第一答辯人要求把上訴人訟費分攤的申請失敗。除了上文第[38]和[39]段中更具體地列出的有關訟費單第3號的有限範圍外,不允許第一答辯人尋求對反對清單進行修訂。

44.  訟費視乎訴訟結果而定的這個常規沒有理由不適用。本席頒布暫准命令,由第一答辯人支付上訴人在初步爭論點上的訟費以及大律師證書,而在上訴人與第二答辯人之間不作訟費命令。如果沒有申請更改,該項暫准命令將在14天後成為絕對命令。雙方可自由提出是否以簡易程序評定或以訟費評定的方式處理這些訟費。除非另有指示,否則將根據呈交的文件作出裁決。

 (黃敬華)
 終審法院署任司法常務官

  

資深大律師聶心平先生,受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延聘代表上訴人

大律師王則左先生,受薛馮鄺岑律師行延聘代表第一答辯人

王嵐(第二答辯人)自2021年6月22日起親身行事,缺席

[本譯文由法庭語文組安排翻譯,並經由李日華律師核定。]



[1]]  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v Yiu Hoi Ying Charles and Others[2018] HKCFA 44; (2018) 21 HKCFAR 475

[2]]  蓋章命令第 [4] 和 [5] 段

[3]]  登記處已依FAMV 38/2017指定此訟費單為訟費單第1號。不過,為了避免混淆,將此訟費單稱為訟費單第5號會更好、更容易(作識別用途)

[4]  [2020] HKCFI 2978;(未經彙編)HCA 1605/2004,2020年11月27日,高等法院暫委法官包毅成資深大律師

[5]]  請參閱2021年3月15日上訴人及第一答辯人的聯名信第[8]段

[6]  (1889) 22 QBD 529

[7]  請參閱Lam Sik Shi案[26],付款方依據的是Stumm案第533-534頁的一段判詞

[8]  該高等法院暫委法官依據的是Stumm在第532-533頁的另一段判詞

[9]]  見他於2021年6月17日提交的書面意見[46]

[10]  (未經彙編,新南威爾士州最高法院,1996年7月15日);1996 WL 34299119

[11]  例如:(i) 在CIBC Mellon Trust v Mora Hotel Corporation[2003] 3 Costs LR 334中,法官Davis維持訟費評定法官的原判,不讓兩名被告人共同及各別地承擔一組訟費,因為這組訟費包括其中一名被告人加入訴訟之前所招致的訟費;(ii) Rowe v Ingenious Media Holdings[2020] EWHC 235 (Ch) 是一宗由多組原告人提出的申索,這些原告人互不關連,所提出的申索也各有不同。法官Nugee顯然更強調原則的起步點,即訟費由法院酌情決定。

[12]  [1914] 3 K.B. 1245

[13]  [2006] EWHC 443 (Ch); [2006] FSR 33

[14]  [2011] CP Rep 59

[15]  見Bairstow[30]

[16]  見Bairstow[21]

[17]  [2014] EWHC 4117 (QB)

[18]  Mustafa[66]和[70]

[19]  [2014] 6 Costs LR 1106

[20]  CPR44.2(2)-(4) 的相關部分在Dufoo案[38]中複述如下:

「 (2)   如法庭決定就訟費作出命令,則——

(a)   一般規則是命令敗訴方支付勝訴方的訟費;但

(b)   法庭可作出不同的命令。……

     (4)   法庭在決定就訟費作出何種命令(如有)時,會考慮所有情況,包括——

(a)   各方的行為;

(b)   一方是否已在其案件中勝訴,即使該方並非完全勝訴;及

(c)   任何一方提出並已提請法庭註意的可接納的和解提議,而該提議並非第36部所規定的訟費後果適用的提議。」

香港有關訟費的類似條文載於第62號命令第3條規則(特別是第3(2)條規則)及《高等法院規則》(第4A章)第5條規則

[21]  (未經彙編)HCA 844/1969,1971年6月5日,聆案官Jones

[22]  [1901] 2 Ch 763

[23]  [2018] HKCFI 463

[24]  見註腳 11

[25]  [19.14]那是一個多世紀以前的事。在近代,法官Davis判定應優先考慮Esher勳爵的判決,而多年來,人們普遍認為上訴法庭法官Fry的判決是異意判決。(註腳:CIBC Mellon Trust Co v Mora Hotel Corpn NV[2003] EWHC 9037 (Costs))。因此,如果針對兩名各自為申索案件作出抗辯的被告人作出單一的訟費命令,訟費評定法官有權解釋以下的命令,即原告人的訟費應分別適用於每一位與原告人本身抗辯的訟費有關的被告人。[19.15]每項訟費命令均應個別評論。有一些協助分釋的方法可能與此有關,但它只能提供有限的協助,甚少能起決定性的作用。本席可以找出一些普遍的趨勢(其中一些與協議有關,而不是與訟費命令有關,但原則大致相同,尤其是當訟費命令是以同意方式作出的時候)。這些趨勢載於下文(19.16-19.20)。[強調式樣為後加]

[26]  見上文 [28]

[27]  答辯人辯稱,根據第271(3)條,「利用有關資料」的涵義必須不單指管有或知悉有關資料,而證監會的理據是,「利用有關資料」純粹指在管有未經披露的股價敏感資料時買賣上市證券,因為他知道一旦披露有關資料,便相當可能會影響股價:見主判案書[46]和[47]

[28]  請參閱《市場失當行為審裁處關於亞洲電信傳媒有限公司股票交易的報告》[8]

[29]  參見主判案書[92]至[100]

[30]  參見主判案書[45]和[46]

[31]  請參閱審裁處報告[196],在該報告中,審裁處提出了三個需要在研訊中回答的問題

[32]  參見上訴法庭判案書[35]至[37]

[33]  在上訴法庭的判決中可找到例子,見[46]:「本席同意資深大律師Russell Coleman(……代表Charles)和資深大律師李律仁(代表Marian)的看法……」;[47]:「本席同意他們的意見,即……」;以及[52]:上訴時提出的建議,即Charles和Marian在知情的情況下直接促成了……本席不同意黃先生的意見……本席同意Coleman先生和李先生……」

  

[2021] HKCFA 41-BI-2021-11-12

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v. YIU HOI YING CHARLES AND ANOTHER

HTML content

FAMV 38/2017 and FACV 5/2018

[2021] HKCFA 41

FAMV 38/2017

IN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MISCELLANEOUS PROCEEDINGS NO. 38 OF 2017 (CIVIL)

(ON APPLICATION FOR LEAVE TO APPEAL FROM CACV NO. 154 OF 2016)

________________

BETWEEN  
 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Applicant
 and
 YIU HOI YING CHARLES1st Respondent
 WONG NAM MARIAN2nd Respondent
 MARKET MISCONDUCT TRIBUNAL3rd Respondent

AND

FACV 5/2018

IN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FINAL APPEAL NO. 5 OF 2018 (CIVIL)

(ON APPEAL FROM CACV NO. 154 OF 2016)

________________

BETWEEN  
 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Appellant
 and
 YIU HOI YING CHARLES
1st Respondent
 WONG NAM MARIAN2nd Respondent
 MARKET MISCONDUCT TRIBUNAL3rd Respondent

________________

Before: Mr Acting Registrar KW Wong (in Chambers)

Date of Hearing: 25 August 2021

Dates of Submission: 8 September 2021 (by the Appellant) 9 September 2021 (by the 1st Respondent)

Date of Decision: 12 November 202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 E C I S I O 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In the Market Misconduct Tribunal (“MMT”) and in the Court of Appeal (“CA”), it was decided that no market misconduct by way of insider dealing had been committed by the 1st Respondent (“R1”) and the 2nd Respondent (“R2”) in connection with their dealings in shares of a listed company called Asia TeleMedia Limited (“ATML’) in 2007. At all the material times, R1 was ATML’s Director of Finance and executive director, and R2 its Company Secretary. R1 made a profit of HK$5.3 million while R2 HK$5.1 million out of such dealings.

2.  By the order of this Court dated 12 October 2018[1], by a majority of 4:1, those decisions were overturned on the Appellant’s appeal, with a direction that R1 and R2 be remitted back to the MMT for sanction (“Main Judgement”). The Court further directed that[2]:

“4) There be an order nisi that the 1st and 2nd Respondents [R1 and R2] pay the costs of the Appellant in this appeal, in the Court of Appeal and before the Market Misconduct Tribunal, such costs to be taxed if not agreed;

5)  Should any party seek to vary the order as to costs, written submissions should be lodged with the Registrar (and served on the other parties) within 14 days of the Order, with liberty on the other parties to lodge and serve written submissions in reply within 14 days thereafter. If no written submissions are received seeking a different order as to costs before the expiry of the relevant period, the order nisi will become absolute.”

3.  No submissions were received. The aforesaid costs order nisi was made absolute (“the said costs order”).

4.  Pursuant to the said costs order, the Appellant as the receiving party submitted a total of 5 bills for taxation, 4 of which under the reference of FACV 5/2018 and the other under FAMV 38/2017. They are (first four bill nos. assigned by the Court’s Registry and no. 5 by me):

FACV 5/2018
i)Bill No. 1 - relating to costs of appeal in this Court;
ii)Bill No. 2 - relating to costs of appeal in the CA and leave to appeal to this Court before the CA;
iii)Bill No. 3 - relating to costs in the MMT;
iv)Bill No. 4 - relating to costs of leave to appeal to the CA;
FAMV 38/2017
v)Bill No. 5[3] - relating to costs of leave to appeal in this Court.

5.  R1 and R2 are separately represented. R1 filed 5 lists of objection, all dated 21 October 2020 each in response to a corresponding bill. The grounds of objection include, inter alia, undue delay in taking out the taxation and interest deduction as a result of the delay. None was filed by R2.

The Applications

6.  On 24 February 2021, R1 took out 5 separate summonses, each in respect of a bill, seeking to amend the 5 lists of objection by introducing a preliminary argument, namely, R1 and R2 are not jointly and severally liable for the costs arising from the said costs order. By the proposed amendments, R1 proposes the appropriate liability of R1 and R2 should be that each is to bear 50% of the Appellant’s costs incurred.

7.  In support of apportionment proposition, R1 relies on the decision of DHCJ Ashley Burns SC in Lam Sik Shi v Lam Sik Ying and Another[4]. It was decided that if a costs order is silent as to whether the liability for costs is joint and several, the taxing master has a discretion to apportion the costs between the paying parties based on the facts of the case.

8.  Prior to R1 taking out the said application, by a letter dated 19 January 2021 from Raymond Chan, Solicitors, R2 stated that she was neutral and has no application of her own, and would make no submission to the Court. R2 took the same position at the subsequent call-over hearing.

9.  Initially, the parties sought directions from the Court on the meaning of the said costs order. It was later decided that the Registrar should deal with the issue, and hence this hearing. The Appellant and R1 were represented by counsel. R2 did not attend the hearing.

10.  The primary contention of the Appellant is that in a case where the order for costs is against more than one paying parties and is silent on the question of apportionment, in the absence of special circumstances[5], the paying parties should be jointly and severally liable for the receiving party’s costs.

The Issues and Discussion

11.  The amendments sought by R1 raises, in effect, a preliminary issue as to the meaning and effect of a costs order, i.e. when a court is silent in respect of the liability under a costs order against 2 or more paying parties, whether as a matter of law it should be a joint and several liability order and whether the taxing master has a discretion to apportion according to the facts of the case.

12.  R1’s original position seems to be that only the judge who made the costs order has power to order joint and several liability costs order. In the absence of such express order, a taxing master should apportion. It was unclear then as to whether R1 was asserting, therefore, the said costs order was not joint and several.

13.  R1’s position is clearer after Mr Samuel Wong of counsel has been instructed. After reading his submission as a whole, R1 is not asserting that in the absence of an express joint and several liability order, a taxing master must apportion. It is submitted on R1’s behalf that, in the particular circumstances of this case, it will be fair for the taxing master to apportion, and that is not prohibited as a matter of law. The extent of apportionment proposed is an equal split of the Appellant’s costs between R1 and R2. In order words, R1 asked that each R is to be severally liable to the extent of 50%.

14.  After a reading of Mr Norman Nip, SC’s submissions made on the Appellant’s behalf, he also does not in fact drive at a proposition that as a matter of law, such order should be a joint and several order and the taxing master has no power to apportion. What is submitted is that in the circumstances of this case, the costs liability should be joint and several: see also [19] and [20] below.

15.  Apparently, it is parties’ common ground that the taxing authority has the power on whether or not to apportion. It is how such power is to be exercised in a given circumstance that the parties fall apart. A good starting point is, perhaps, to examine the decision of Stumm v Dixon & Co and Knight[6]. This is an authority relied on by the receiving party in Lam Sik Shi in support of a joint and several liability construction[7], and Lam Sik Shi is relied upon by R1 in the present application. Although the argument was not successful before DHCJ Burns SC, the learned Deputy Judge did not disapprove Stumm. Quite the contrary, the Deputy Judge cited with approval other passages of Stumm at [28][8] of his decision to explain a proposition that when a judgment is for the plaintiff with costs, it means a defendant is to pay only all costs caused to the plaintiff by the act of the defendant, not those caused not by that defendant.

16.  Stumm concerned an action by the plaintiff against 2 defendants. Initially the 2 defendants pleaded jointly and made payment into court. It was not accepted. Dixon & Co as one of the defendants amended the pleadings, ran an alternative defence of denying any liability while the defence of the other defendant remained unaltered. Judgment was eventually entered against both beyond the payment into court, with costs.  Question arose as to whether the other defendant should be liable for costs incurred by the plaintiff to meet the alternative defence run by Dixon & Co. The Divisional Court and the Court of Appeal (with Fry LJ dissenting) affirmed the Master’s decision that it was Dixon & Co alone who was to be liable for that part of the plaintiff’s costs.

17.  In Stumm, Lord Esher M.R. after stating it would be against natural justice to hold a defendant liable to a plaintiff for costs not caused by him, continued as follow at p.533-534 and laid down a rule:

“… In my opinion the true rule is this: When an action is tried against two or more defendants, and any defendant separates in his defence, and the judgment is against all, the law is that each of them is liable for the damages awarded by the judgement, and each of them is liable to the plaintiff for all costs taxed on his behalf as properly incurred by him in the maintenance of his action, except as to costs caused to him by so much of the separate defence of any defendant as is, and can only be, a defence for that defendant as distinguished from other defendants. With regard to such costs so caused to the plaintiff, he is entitled by law to recover them against that defendant alone who has so caused him to incur them.” (Emphasis added)

18.  In my view, the above does not support a proposition that whenever a court makes a costs order against several defendants, the liability among the paying parties under it must be joint and several. What can be derived is that in cases involving more than one defendant who all lost in a claim with judgment and costs entered against all of them, the liability for costs can be regarded as, generally, joint and several except when a defendant raised a separate defence of his own, and in that case, that defendant will be solely liable for the plaintiff’s additional costs in meeting that separate defence. In other words, circumstances of the case need be looked at even when the costs order is silent on the extent of liability of the paying parties.

19.  It is fair to say that according to Mr Nip SC, he did not seek to elevate such “joint and several” liability rule to the level of a hard and binding rule or the status of a legal principle. Neither is he driving at a case that the taxing master has no discretion, when faced with an order couched in the way as the said costs order did, to apportion. He is submitting that a “joint and several” liability order is the “general rule”. It can be departed from if special circumstances can be shown[9], but such special circumstances are simply absent in the present case. Thus there is no justification for a departure from the general rule.

20.  In his written submission, Mr Nip SC relied on the Australian decision of Mike Gaffikin Marine Pty Ltd v Princes Street Marina Pty Ltd[10]. It was a decision in which 2 defendants were ordered to pay the plaintiff’s costs. Again the order was silent as to whether there should be apportionment. One of the defendants submitted the costs should be apportioned but the plaintiff opposed. Young J refused apportionment and referred the “joint and several” liability as a normal rule. He had the following to say in the Supreme Court of New South Wales of Australia:

“Ordinarily, orders for costs against two or more defendants are both joint and several, … The court may make an order for costs to some other effect, but it will usually only do so if there is some special circumstances shown, … It ordinarily will not do so if the defendants can in a practical sense be considered “partners in crime”. The reason for this is that if one defendant should, for instance, become insolvent it is a more just solution that the other defendant should pay the costs, rather than the loss fall on the successful party: ….

There are two examples, at least, in the authorities where separate orders have been made. In Dansk Rekylriffel Syndikat Aktieselskab v Snell [1908] 2 Ch 127 at 138, one defendant did not put on a defence and there was judgment, the other went for trial and lost. It was held that there should be a special order as to costs so that the taxing officer would certify how much of the costs was properly attributable to the defendants jointly and what to each separately and several orders should be made.

In Stumm v Dixon and Co (1889) 22 QBD 529 at 533-534 Lord Esher MR said that where defendants put in separate defences and different issues were tried and different amounts of time were taken in respect of the various issues it may be appropriate to depart from the general rule.

…

It does not seem to me to be a case where the evidence fell into compartments or where the parties were truly divorced one from another. The whole of the factual and legal situation was co-mixed and although “partners in crime” is an unfair epithet, the parties were partners in unconscionability.

Accordingly, it seems to me that as between the plaintiff and the defendants the normal rule should apply and the plaintiff is entitled to an order for costs against both the third and fifth defendants.” (Emphasis added)

21.  After hearing submissions at the hearing on 25 August 2021, I asked the parties to do further research on the applicability of Stumm in Hong Kong and England. Both counsel are very helpful and have submitted a list of local and English decisions (with brief further submissions) in which Stumm was discussed. It is unnecessary for me to go through each of them here because some of them are with very different facts rendering them immediately distinguishable[11]. Suffice for me to discuss a few of them in the following paragraphs.

22.  Hobson v Sir W.C. Leng & Co[12] was an action of libel against 2 defendants. D1 admitted liability and pleaded an apology while D2 defended and pleaded justification. Both Ds were found liable by the jury after trial. Judgment was entered for the plaintiffs with costs (silent as to whether jointly and/or severally) to be taxed. No apportionment was made by the taxing Master. On appeal it was decided that D2 who had pleaded justification was alone liable for costs occasioned to the Ps by and in consequence of that plea. The decision was upheld on appeal to the Court of Appeal. Buckley LJ considered the court would be assisted, though was not bound by the conflicting decision in Stumm and it was open to them to re-consider the question. It was said by the learned judge (at p.1249) as follows:

“In the present case I entertain no doubt that it would be right that the plaintiff should not have the costs of the issue of justification against the defendant who had not pleaded that issue, …”

23.  Tamglass Ltd v Luoyang North Glass Technology Co. Ltd and Novaglaze Limited[13] is a case in which the “general rule”, i.e. joint and several costs liability was considered applicable. In this case D1 challenged the validity of the claimant’s patent while D2’s position, as pleaded, was a simple denial. The claimant succeeded against both Ds after trial. D2 argued that since it did not take part in the fight and had said it would abide by the court’s decision, it should not be liable for the claimant’s costs of the trial.  Mann J applied the “general rule” because D2 could be regarded as a real and justifiable defendant. Further, D2 chose to wait to see with a view to benefiting by continuing operating the infringing machine until judgment when D1 was actively fighting the invalidity issue. D2 was considered unable to shift the burden after the claimant had established a prima facie case of applying the general rule.

24.  Bairstow v Queens Moat Houses Plc[14] concerned the pursuit of false claims by different claimants acting through different firm of solicitors against the same defendant in a concerted manner. They were ordered to pay the common costs of the actions (though not consolidated) jointly and severally. Nelson J distinguished Stumm on the basis of separate actions, though heard together.

25.  However, in my view His Lordship was apparently applying the same principle to a reverse Stumm situation, i.e. instead of a claimant pursing a number of defendants, it was several claimants suing a single defendant and lost. His Lordship ruled that claimants who actively supported the other claimants in a coordinated manner, giving untrue evidence and advancing false claims were in effect combining together in presenting their claim. They should be jointly and severally responsible for the costs incurred by the opposite party in resisting all these claims as opposed to those costs which are referable solely to their own[15]. In coming to that conclusion, the learned judge was in fact exercising a wide and complete discretion on costs[16].

26.  In Mustafa & 2 Others v Sir Ian Collett & 2 Others[17], 3 claimants brought a libel action against 3 defendants. Question arose as to whether the 3 claimants should be liable to one of the defendants’ costs jointly and severally after the time limited for acceptance of the settlement offered by that defendant. Warby J held they should because the claimants pressed on with their common case despite the settlement offers[18].

27.  Dufoo v Tolaini and Others[19] is a case of reverse Stumm situation. Three claimants advanced the same case against the defendant. Shortly before trial, two claimants settled with the defendant. The remaining claimant, apparently falling out with the others, amended his claim to contradict the others’ cases and proceeded to trial, and lost. That losing claimant was asked by the trial judge to pay solely the costs of the defendant. He disagreed, appealed and sought sharing of costs from the other 2 claimants who had settled.

28.  Jackson LJ reversed (The Chancellor of the High Court and Gloster LJ agreeing) the costs decision and directed the 2 settling claimants to share with the losing claimant the costs of the defendant up to the time when they filed different amended pleadings showing that they were no longer consistent and mutually supportive. Stumm was relied on by the claimant seeking contribution. Jackson LJ commented at [58]:

“When different parties advance the same unsuccessful case against their common adversary, the normal starting point for a court considering costs is that they should all contribute to the recoverable costs of the successful party. The judgment of Lord Esher MR in Stumm, … is merely an illustration of that proposition. I would not dignify that proposition with the label of legal principle. It is merely a sensible way of applying what is now CPR44.2(2)[20] in the general run of multi-party cases. The special rules governing group actions, … do not detract from that observation.” (Emphasis Added)

29.  Kwan Yu Biu v Nip Hung On and Others[21]  was a local decision on review of taxation. It was a fatal accident case in which P obtained default judgment against D1 and D2, and judgment after trial against D3. The costs order was silent as to sharing of liability. Stumm was referred to the Master who ruled that D3 was also liable to pay costs incurred by P in obtaining default judgment against D1 and D2 as well.

30.  Mr Samuel Wong has fairly referred me to the English decision of Kelly’s Directories Limited v Gavin and Lloyds[22] in which the Ps sued D1 and D2 for infringement of copyright. After trial, Ps were successful to obtain injunction against D1 but not D2. No costs order was made between Ps and D2. However, the form of order drawn up by Ps vis-à-vis D1 was that D1 was to pay Ps’ costs of the action. The taxing master allowed costs to include those incurred by Ps against D2. On appeal before Byrne J, it was held that it was too late to raise the objection, as it should have been raised either at the conclusion of trial or when the order was drawn up.

31.  Erwiana Sulistyaningsih v Tsui Yun Bun Barry and Law Wan Tung[23] is a recent local decision on the subject not mentioned by both parties. In this case P sought to set aside a conveyance of landed property from D2 to D1. Shortly before trial, D1 had indicated that he would withdraw his defence, taking a neutral stance, and would not take part in the trial with a view to saving costs, and to abide by the decision of the court.  However, D1 did not admit liability because he wanted to preserve a position that in case P failed, he was still the sole beneficial owner. The trial went ahead against D2 only. Mr Recorder Stewart Wong SC, after setting aside the conveyance, ordered D1 to be also liable to P’s costs jointly and severally with D2 upon P’s application. One of the reasons for so holding was that D1 was found to have shared the common intention for the fraudulent transfer, should be liable for P’s need to pursue after both Ds until judgment.

32.  Having gone through the above, the following guidelines can be derived for determining whether a paying party’s liability under a costs order is joint and/or several or whether it can be apportioned when the costs order is against more than one paying party and is silent on the parties’ liabilities:

i)  It is incorrect to say that only the judge making the said costs order can direct whether or not it being a joint and several liability order. The taxing master seized of the matter also has the power to interpret the order and make such determination, and in appropriate circumstances, to apportion and decide on the extent of apportionment. For example, inLam Sik Shi, Stumm, and Kwan Yu Biu, the taxing master did deal with the question of apportionment when it was before him. See also CIBC Mellon[24] in which the taxing judge refused to hold the costs order being joint and several in the circumstances of that case. The refusal was upheld on appeal. The learned author of Friston on Costs (3rd ed, 201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lso takes similar views: see paras 19.14-19.15[25]. The case of Kelly’s Directories is out of line with at least the English Court of Appeal decision of Stumm and is not followed;

ii)  the general rule is that the liability to pay the winning party’s costs under such order should be joint and several, except in respect the separate case/cause raised by one of the losing parties, and in that case, that losing party alone is solely liable for the costs incurred by the winning party in meeting the separate case/cause, see: Stumm, Mike Gaffikin and Dufoo;

iii)  the general rule referred to in para (ii) above is a starting point only and is not be elevated to the status of a hard and fast legal principle: seeDufoo[26]. It is an application of a more general principle of costs, namely, it being a discretion of the court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of all circumstances including, inter alia, who is the winner and the parties’ conduct. The Hong Kong costs regime also provides for the same governing principles, see: O.62 r.3 & r.5 RHC, Cap 4A. The requirement of justice and fairness should always dictate the exercise of discretion, see: Stumm and Dufoo. The general rule, i.e. the joint and several liabilities of the parties is no more than a summary of the general observation of how the court normally exercises its discretion on costs when 2 or more parties run a “common” cause or defence against their adversary and fail; and

iv)  When considering whether the “starting point” is established or the special circumstances shown, what is important is whether the losing parties are pursuing a common cause/defence/case or raising separate issues independent of each other. The facts that the losing parties are separately represented, or that their cases were not consolidated, or that one is less active than the others (as in the case of Tamglass andErwiana) are not determinative in deciding whether special circumstances or exception have been shown. Parties are to be held jointly and severally liable for the costs of their adversary if they have acted in a coordinated and concerted manner, or each supporting each other’s case until they are no longer mutually supportive, e.g. Bairstow, Dufoo; or when they press on their common cases despite raising different grounds, e.g. Mustafa; or they being real and justifiable (as against nominal) defendants but seeks to obtain benefit from the active resistance of the other defendant, though itself less active and even willing to abide by any judgment of the court, e.g. Tamglass andErwiana.  Parties are not so held liable when one party raises a separate cause/defence of his own that can be distinguished from the others, e.g. Stumm, Dufoo; or when the parties are truly divorced one from another or evidence falling into real compartments, e.g. Mike Gaffikin.

Applying the Above Guidelines

33.  Before applying the above guidelines to the present case, the brief background and issues ventilated in each level of courts have to be briefly gone through. [11] to [33] of the Main Judgment contain an excellent summary of the proceedings below and the background against which R1 and R2 were alleged to have committed market misconduct. I would highlight the following which are relevant for the purpose of the decision:

i)  The Appellant identified 4 suspects (including R1 and R2) who possessed market sensitive information and had engaged in insiders’ trading of shares in ATML in 2007 with a view to gaining profit or avoiding loss. Notice of inquiry by the MMT was issued in January 2014. The MMT Inquiry started in December 2014;

ii)  Before the MMT, R1 and R2 were separately represented. R2 and another suspect who was also found by the MMT not culpable and against whom no appeal was lodged were represented by the same firm of solicitors. Each of R1 and R2 gave his/her own evidence setting out his/her own personal circumstances and explanation for dealing with the shares with a view to establishing his/her own grounds of defence. R1 and R2 were found to be prima facie involved in market misconduct. They both relied on the same so-called “innocent purpose defence” under s.271(3) of the Securities and Futures Ordinance, Cap 571 (“SFO”). They attempted to demonstrate that in the special circumstances of the company, the debt due to the only creditor would somehow be settled “behind closed door” and that they were making use of a “once-in-a-life-time” opportunity. The MMT found, based on its own construction of s.271(3)[27] and the evidence of R1 and R2, that they had each independently established a defence of “innocent purpose” pursuant to s.271(3) of the SFO[28];

iii)  In the CA, R1 and R2 were again separately represented. The arguments centred around the challenges launched by the Appellant, essentially, on (i) what was the meaning of “use” of price sensitive information, and whether “withholding” of such information so that the speculation bubble could be maintained amounted to such use; and (ii) some findings of facts by the MMT[29]; and

iv)  Before the Appeal Committee and this Court, R1 and R2 remained separately represented. The Appeal Committee certified a number of questions of law when granting leave to appeal. The Full Court identified the central question in this Appeal boiled down to the meaning of “by using relevant information” in s.271(3) of the SFO[30].

34.  According to the authorities discussed, though R1 and R2 each raised individually different factual matters required to substantiate their own defence, they were facing the same charge and case from the Appellant and essentially, they were running the same defence in fighting. They derived mutual support and benefit from making the common defence. By applying Stumm, R1 and R2 should, prima facie, be responsible for the Appellant’s costs jointly and severally.

35.  However, I consider that the costs arose out of the MMT proceedings deserve further consideration.

36.  All MMT proceedings are inquisitorial in nature. The present inquiry initiated by the Appellant is akin to 4 prosecutions taken out against 4 different individuals all heard in one set of MMT proceedings. Each of R1 and R2 raised his/her own factual circumstances and framed them under the common umbrella of “innocent purpose defence”.

37.  Further, as gleaned from the MMT report (including the part on sanction), there is no evidence suggesting R1 and R2 were acting in concert in the insider dealings. Neither was it the suggestion, nor finding, of the MMT that there was an overall scheme whereby R1 and R2 (or even other suspects) each playing a role in it and each getting a profit. It was also not the finding of the MMT that they conspired, or were in joint enterprise with a view to making use or withholding disclosure of the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38.  As set out above, fairness should dictate the payment of costs under a costs order. It is noted:

i)  there are items of work which were incurred by the Appellant for pursuing its cases in the MMT against all respondents, e.g. costs of appointing the experts. These costs are common costs and have to be incurred anyway no matter whether any of R1 and R2 alone or both were pursued. There is no good ground to apportion these common costs between R1 and R2;

ii)  some pieces of work comprise common costs as well as unique costs in meeting the cases of individual Rs, e.g., counsel fees. The legal issues raised by Rs were considered the same by the MMT[31]. Thus the Appellant’s costs in addressing these issues are obviously common costs. There is no reason for them to be apportioned. However, the length of the inquiry before the MMT would necessarily be shorter had it been against only one of them. Counsel’s fee would be less if only one of them was pursued. The costs for dealing with the factual evidence or some issues that are unique to R2 should not be borne by R1 and vice versa. For work of this nature, it will be fair to do an apportionment; and

iii)  there are costs that can be solely attributable to the case raised by R1 or R2, e.g. communication with the solicitors of either R1 or R2 on matter relating exclusively to their respective clients. In that case, R1 should not be liable for the costs incurred by the Appellant in dealing with R2.

39.  I am prepared to adopt the approach in the preceding paragraph in dealing with Bill no.3. Upon a perusal of that bill, there are quite a lot of costs items which involved common costs (be it wholly or partly) in respect of which R1 and R2 are both jointly and severally liable.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to apportion, and if so how much, depend on the items to be examined. That will be done at the adjourned taxation when individual items of the bill are taxed, unless the parties can come to a prior agreement on them.

40.  However, the situation in the CA and in the CFA is, in my judgment, crystal clear. As said in [33] above, the arguments there centred mainly on legal principles, and in particular, whether or not the statutory defence under s.271(3) of the SFO can be made out. Though the parties are separately represented, it is obvious that in the CA and in this Court, there is no issue that is unique to a party which requires separate adjudication.

41.  In the CA, the Appellant advanced the same 2 broad grounds against both Rs[32], the first being a legal question on the meaning of the phrase “by using relevant information” and the second being factual challenges. Both R1 and R2 raised similar counter arguments. They supported each other and naturally, one would benefit to the same extent if the other succeeded, see: [46] to [60] of the CA’s judgment. The CA simply dealt with them together[33]. As regards the factual finding challenge, I think minimal costs had been incurred. It is because the CA found it quite impossible to succeed on this ground because according to settled legal principles, when a specialised tribunal had found the Rs’ evidence credible with sound reasons, the court simply would not interfere. Very little has been ventilated by the parties, as can be seen in the CA decision.

42.  When the matters went to the leave to appeal stage (in the CA and this Court) and at the substantive appeal before this Court, again, both R1 and R2 faced the same legal questions of great general or public importance framed by the Appellant and this Court. There is no question that is unique to any one of the Rs. One single Case and one Supplemental Case were filed by the Appellant against both Rs. The successful challenge by one R on these questions would definitely benefit the others. They now failed for the same reasons. The fact that they are represented by different firms of solicitors is, as stated above, not a material consideration, not to mention a determinative one. The general rule has been established and special circumstances not shown. In my judgment, there is no good reason to depart from the general rule. Both R1 and R2 should be jointly and severally liable under the said order.

Dispositions

43.  R1’s application to apportion by splitting the Appellant’s costs fails. The amendments sought by R1 to the list of objection are not allowed, save and except to the limited extent regarding Bill No. 3 as more particularly set out in [38] and [39] above.

44.  There is no reason that the usual rule of costs to follow the event not to apply. I make an order nisi that R1 do pay the Appellant’s costs of the preliminary issue, together with certificate for counsel, and there be no order as to costs between the Appellant and R2, such order nisi to become absolute in 14 days if no application is made to vary it. The parties are free to submit whether such costs be disposed of by way of summary assessment or taxation. A decision will be made on the papers unless otherwise directed.

 

 (King Wah WONG)
 Acting Registrar, Court of Final Appeal

Mr Norman Nip SC, instructed by 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for the Appellant

Mr Samuel Wong, instructed by Sit, Fung, Kwong & Shum, for the 1st Respondent (R1)

Miss Wong Nam Marian (R2) acting in person since 22 June 2021, absent

[1] 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v Yiu Hoi Ying Charles and Others[2018] HKCFA 44; (2018) 21 HKCFAR 475

[2] Per [4] and [5] of the sealed order

[3] The Registry has assigned Bill no. 1 under FAMV 38/2017 for this bill. However, in order to avoid confusion, it would be better and easier (for identification purpose) to refer this bill as Bill no.5

[4] [2020] HKCFI 2978; (unrep) HCA 1605/2004, 27/11/2020, DHCJ Burns SC

[5] See [8] of the joint letter of the Appellant and R1 dated 15 March 2021

[6] (1889) 22 QBD 529

[7] See [26] of Lam Sik Shi when the paying party relied on a passage of Stumm at p.533-534

[8] The learned DHCJ relied on another passage of Stummat 532-533

[9] See [46] of his written submission dated 17 June 2021

[10] (unrep., NSW Sup Ct, 15/7/1996); 1996 WL 34299119

[11] e.g. (i) in CIBC Mellon Trust v Mora Hotel Corporation [2003] 3 Costs LR 334, Davis J upheld the taxing judge’s refusal to hold 2 defendants jointly and severally liable for one set of costs which comprised costs incurred prior to one of the defendants being joined; (ii) Rowe v Ingenious Media Holdings [2020] EWHC 235 (Ch) was a claim by multi-group claimants who were unconnected and with claims varied substantially. Nugee J apparently placed more emphasis on the starting point, namely, costs were in the discretion of the court.

[12] [1914] 3 K.B. 1245

[13] [2006] EWHC 443 (Ch); [2006] FSR 33

[14] [2011] CP Rep 59

[15] See [30] of Bairstow

[16] See [21] of Bairstow

[17] [2014] EWHC 4117 (QB)

[18] [66] and [70] of Mustafa

[19] [2014] 6 Costs LR 1106

[20]   The relevant part of CPR44.2(2)-(4), as repeated in [38] of Dufoo is:

 “(2)  If the court decides to make an order about costs –

(a) the general rule is that the unsuccessful party will be ordered to pay the costs of the successful party; but

(b) the court may make a different order. …

 (4)  In deciding what order (if any) to make about costs, the court will have regard to all the           circumstances, including –

(a)  the conduct of all the parties;

(b)  whether a party has succeeded on part of its case, even if that party has not been wholly successful; and

(c)  any admissible offer to settle made by a party which is drawn to the court’s attention, and which is not an offer which costs consequences under Part 36 apply.”

 Similar Hong Kong provisions relating to costs can be found in O.62 r3 (in particular, r.3(2)) and r.5 RHC, Cap 4A

[21] (unrep) HCA 844/1969, 5 Jun 1971, Master Jones

[22] [1901] 2 Ch 763

[23] [2018] HKCFI 463

[24] See footnote 11

[25] [19.14] That was more than a century ago. In more recent times, Davis J found that the judgment of Lord Esher should be preferred and that, over the years, it has become generally accepted that Fry LJ’s judgment was the dissenting judgment. (footnote: CIBC Mellon Trust Co v Mora Hotel Corpn NV [2003] EWHC 9037 (Costs)) Thus, where a single costs order is made against two defendants who each defended the claim separately, the costs judge has the power to interpret an order that the claimant’s costs should apply severally to each defendant in relation to the costs of the claimant’s own defence. [19.15] Each entitling order ought to be interpreted individually. There are certain aids to interpretation that may be relevant, but they offer only limited assistance and are rarely determinative. General trends can be identified (some of which relate to agreements rather than costs orders, but the principles are broadly the same, especially where an order has been made by consent). They are set out below (19.16 – 19.20). [Emphasis added]

[26] See [28] above

[27] The Rs contended “using relevant information” under s.271(3) must mean something other than mere possession or knowledge of the relevant information whereas the SFC’s case was that “using relevant information” simply meant dealing in the listed securities when in possession of the undisclosed price sensitive information which he knows, if disclosed, would be likely to affect the share price: see [46] & [47] of Main Judgment

[28] See [8] of The report of The Market Misconduct Tribunal into dealings in the shares of Asia Telemedia Limited

[29] See [92] to [100] of the Main Judgment

[30] See [45] and [46] of the Main Judgment

[31] See [196] of the MMT Report wherein the MMT framed 3 questions to be answered in the Inquiry

[32] See [35] to [37] of the CA judgment

[33] Examples can be found in the CA’s decision at [46]: “I agree with Mr Russell Coleman, SC (… for Charles) and Mr Laurence Li (for Marian) that …”; [47]: “I agree with their submission that …”; and [52]: the suggestion made on appeal that Charles and Marian had knowingly and directly contributed to  … I do not agree with Mr Wong …. I agree with Mr Coleman and Mr Li …”

[2018] HKCFA 44-ET-2018-10-12

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v. YIU HOI YING CHARLES AND OTHERS

HTML content

Press Summary (English)

Press Summary (Chinese)

FACV No. 5 of 2018

[2018] HKCFA 44

IN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FINAL APPEAL NO.5 OF 2018 (CIVIL)

(ON APPEAL FROM CACV NO. 154 OF 2016)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ETWEEN  
 
 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Appellant
and
YIU HOI YING CHARLES1st Respondent
WONG NAM MARIAN2nd Respondent
MARKET MISCONDUCT TRIBUNAL3rd Responden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efore: Chief Justice Ma, Mr Justice Ribeiro PJ,Mr Justice Tang PJ, Mr Justice Fok PJ and Lord Neuberger of Abbotsbury NPJ

Date of Hearing: 5 September 2018

Date of Judgment: 12 October 2018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J U D G M E N 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hief Justice Ma :

1.  For the reasons contained in the joint judgment of Ribeiro and Fok PJJ, I would also allow the present appeal.  Given that Tang PJ is of a different view, I should make some brief observations to explain my concurrence.  This judgment should be read after reading the joint judgment.  I gratefully adopt the facts as stated in that judgment and also use the same abbreviations.

2.  Insider dealing is an insidious activity that is detrimental to the reputation of any major financial centre.  Hong Kong is no exception.  Under Article 110 of the Basic Law, there is a requirement to safeguard, regulate and supervise Hong Kong’s business and financial markets.

3.  The Securities and Futures Ordinance[1] (the SFO) is the principal statute fulfilling the functions stated in the Basic Law.  Part XIII of the Ordinance deals with the Market Misconduct Tribunal (the MMT).  It is within this part of the SFO where insider dealing is addressed.  Division 4 of Part XIII deals specifically with insider dealing in the context of proceedings before the MMT.  The present appeal is concerned with proceedings that took place before the MMT.  Insider dealing is also a criminal offence; Part XIV of the SFO deals with insider dealing in the context of criminal proceedings.

4.  As the joint judgment demonstrates by reference to s 270 of the Ordinance,[2] insider dealing essentially takes place when a person connected with a listed company, such as a shareholder or officer of the company, having what is now known as inside information[3] (this being price sensitive information about the company not known to the investing public – or the market – and which the connected person knows is price sensitive information), deals with the securities of that company.  Insider dealing is a form of market misconduct.[4] The MMT has jurisdiction under the Ordinance, in proceedings instituted by the 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the SFC), to determine whether any market misconduct has taken place and if so, to identify the person who has engaged in such market misconduct.[5] In the present case, the Respondents in the appeal (Charles and Marian), together with others, were the implicated persons in MMT proceedings involving a publicly listed company, Asia Telemedia Limited (ATML).  Where any person has been identified as having engaged in market misconduct, the MMT has power to make consequential orders, such as an order of payment to the Government of an amount reflecting any profit gained or loss avoided as a result of the market misconduct.

5.  As set out in the joint judgment, the composite elements in s 270 of the Ordinance were satisfied in the present case before the MMT.  This was, 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s 271 of the Ordinance, enough to constitute a finding of market misconduct; nothing more needed to be shown. However, s 271 sets out a number of defences, among them the defence which was relevant in the present proceedings, s 271(3), the so‑called innocent purpose defence.  That defence involves an implicated person (the burden is on that person) having to prove that the purpose(s) in his or her dealing with the relevant securities did not include the purpose of securing or increasing a profit or, correspondingly, avoiding or reducing a loss by using inside information.

6.  It is of crucial importance to bear in mind that the relevant time at which to examine both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the composite elements of s 270 are satisfied and also whether the defence in s 271(3) is applicable, is the time of the dealing in the securities.  In the present case, the relevant time were the times when Charles and Marian sold the ATML shares.

7.  At those points in time, the MMT was satisfied that Charles and Marian were in possession of price sensitive information and which they knew was price sensitive information.[6] Both knew that if the relevant inside information had been out in the open (as it should have been), the price of ATML shares would be substantially reduced.  In other words, they knew that the prices at which they sold the shares were artificially high.

8.  The MMT however concluded that a defence under s 271(3) of the Ordinance was made out.  The Tribunal was of the view that Charles and Marian’s sole motivating factor was to secure profits from the unexpected speculative boom in the price of ATML shares.  Not only that, as far as the inside information was concerned, the Tribunal was of the view that both Charles and Marian thought that the indebtedness owed by ATML to Goodpine would be eventually sorted out behind the scenes and would never enter the public domain – the “behind closed doors” justification.  The inside information was therefore treated by Charles and Marian as being irrelevant to their decision to sell the shares at the times they did.

9.  Like Ribeiro and Fok PJJ, I am of the view that the Tribunal’s conclusion on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s 271(3) defence was an erroneous conclusion.  At the material time when the matter had to be examined (that is, when the shares were sold), Charles and Marian knew only too well that the prices at which they managed to sell the shares were artificially high as a result of the inside information not being publicly known.  It was with this knowledge that they managed to earn the massive profits they did.[7] In other words, at these points in time, they were seeking to make massive gains (or in the language of s 271(3), securing a profit) knowing that they would be unable to do this if the inside information was made public.  In these circumstances, it is impossible not to conclude that at least one of the purposes of their dealing in the shares included making gains by the use or utilization of the inside information they had.  Charles and Marian could point to no purpose other than selling the shares at high prices.  The fact also they thought that the Goodpine indebtedness would eventually be solved “behind closed doors” in the future was not to the point.  In real time terms (that is, at the material points in time they sold the shares), the inside information was far from irrelevant : this information was decisive in terms of allowing them to make the profits they did and they fully appreciated this.  In my view, it was this failure to take sufficiently into account the position of Charles and Marian in real time terms that constitutes the error in the conclusion reached by the MMT.

Mr Justice Ribeiro PJ and Mr Justice Fok PJ:

10.  Insider dealing is an “insidious mischief” which threatens the integrity of financial markets.[8] It is dealt with in Parts XIII and XIV of the Securities and Futures Ordinance,[9] the object of which is “to eliminate insider dealing and to reinforce the transparency of the markets, thereby enhancing and preserving Hong Kong’s position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10] There are a number of defences available to an allegation of insider dealing.  This appeal concerns the ambit of the defence provided in section 271(3) of the SFO (set out below).

A.  The proceedings below

11.  By a notice issued by the 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SFC”),[11] a Market Misconduct Tribunal (“MMT”) was constituted[12] to determine whether any market misconduct had taken place in connection with dealings in the shares of a listed company called Asia TeleMedia Limited (“ATML”)[13] between 5 February and 6 June 2007, and if so, to determine the identities of any person who had engaged in such market misconduct and the amount of any profit gained or loss avoided in consequence.  The MMT’s Report was published on 26 November 2015.

12.  The notice named the 1st and 2nd respondents as persons suspected of having engaged in the market misconduct in question, the 1st respondent, Yiu Hoi Ying Charles (“Charles”), being ATML’s Director of Finance and an executive director; and the 2nd respondent, Wong Nam Marian (“Marian”) being its Company Secretary.  Two other persons were also named as suspects but the MMT made no findings of market misconduct against them.  They are Lu Ruifeng (“Lu”),[14] ATML’s Chairman, CEO, executive director and controlling shareholder; and Ho King Lin, Cecilia (“Cecilia”),[15] the Assistant Company Secretary.  The SFC did not appeal their exoneration.

13.  The MMT found that the elements of insider dealing[16] were established against Charles[17] and Marian,[18] holding that when selling their shares, they had information which they knew constituted inside information, that is, price sensitive information.[19] They were, however, acquitted of market misconduct on the basis that they had discharged the burden of bringing themselves within the defence provided by SFO, section 271(3).

14.  The SFC’s appeal to the Court of Appeal[20] was dismissed.  It rejected a proposed construction of section 271(3) and also rejected the submission that the MMT had made wrong findings of fact regarding the respondents’ beliefs and motivations in selling the shares.

15.  The Appeal Committee[21] granted the SFC leave to appeal to this Court in respect of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of law:

(a)  Whether, in the context of the statutory defence to insider dealing provided for in section 271(3) of the SFO, the meaning of “using” relevant information for the purpose of securing or increasing a profit or avoiding or reducing a loss is broad enough to encompass the “withholding” or “non-disclosure” of relevant information and the taking advantage of such withholding or non-disclosure for the purpose of securing or increasing a profit or avoiding or reducing a loss? (Question 1)

(b)  Whether the effect of the interpretation contended [for] by the Applicant (as identified in paragraph 40 of the Judgment, referred to as the “Applicant’s Interpretation”) would be to equate the “use” of such information with the mere “possession” of it so as to render the statutory defence in section 271(3) wholly or largely inoperative, otiose or illusory? (Question 2)

(c)  Whether the statutory defence provided in section 271(3) is intended by the legislature to be exceptional or of limited application? (Question 3)

(d)  Whether the adoption of the Appellant’s Interpretation means that the provisions of the SFO concerning insider dealing are being employed to “further the same objective” as that which governs disclosure of price sensitive/relevant information prescribed in Rule 13.09 and the related provisions of the Listing Rules (as now codified into Part XIVA of the SFO)? (Question 4)

16.  Leave to appeal on the “or otherwise” ground was refused.

17.  Shortly before the hearing, the Court invited submissions from the parties on the following question, namely:

“Whether, on the findings of the Tribunal, upheld by the Court of Appeal, namely, the findings that the respondents’ sales of ATML shares while they possessed price sensitive information, although prima facie constituting [market misconduct], were solely motivated by the unexpectedly high prices achievable taken together with their belief that the relevant information would remain behind closed doors, it was correct as a matter of law to hold that the respondents were entitled to rely on the defence provided by section 271(3) of the SFO.”[22]

In their oral submissions to the Court on this appeal, the parties concentrated on this core question since it was dispositive of the appeal.

B.   The course of events

B.1  ATML’s condition

18.  In 2002, when Lu acquired control of ATML,[23] the company was already in a parlous financial state.  As acknowledged in an agreement between ATML and Madam Liu Lien Lien (“Madam Liu”) dated 29 July 2002, the company then owed Madam Liu sums totalling $83,388,308.00 which it promised to repay in instalments.[24] It was insolvent and no more than a listing shell.  Lu planned to inject new businesses into ATML but, as it turned out, that did not occur. Defaults in repayment under the agreement led Madam Liu to serve five statutory demands on ATML between October 2002 and April 2006.  However, on each occasion, she had been willing to negotiate and did not follow up the statutory demands by serving any winding-up petitions.

19.  Meanwhile in 2005, ATML granted stock options to employees including the respondents, exercisable at $0.20 per share.  This was described by the MMT as “at best aspirational” since the price at which ATML shares traded rarely reached $0.20, and fell to as low as $0.05 in November 2005.[25]

20.  ATML’s auditors qualified its financial statements for the years ended 31 December 2004, 2005 and 2006 on the going concern basis so that the market was aware of its insolvent position.  The evidence was that it was kept on “life support” as a possible vehicle for a back door listing in the hope of realising between $100 million and $300 million if someone acquired it for that purpose.[26]

B.2  The assignment

21.  The events giving rise to the present proceedings occurred in the first half of 2007.  On 5 February 2007, Madam Liu’s solicitors, Messrs Woo, Kwan, Lee & Lo (“WKLL”) served on ATML notice of an assignment dated 1 February 2007 by Madam Liu of the balance of ATML’s debt in the sum of $58,083,992.00, plus accrued interest at the rate of 7% per annum, to a BVI company named Goodpine Limited (“Goodpine”) for a consideration of $25 million stated to have been paid (“the assignment”).[27] Acting also for Goodpine, WKLL demanded payment in full of the amount of the debt by 9 March 2007, threatening legal proceedings thereafter.[28] This development was not publicly announced.

22.  The respondents testified that they believed that Goodpine was simply Madam Liu under a new guise.[29] However, the MMT described this as “no more than a surmise and not a compelling one”, pointing out that they expressed such belief “simply because the same lawyers represented Madam Liu and the corporation” and observing that where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is involved “it is common for one set of solicitors to represent all parties involved”.[30]

23.  The MMT found that:

“... at the relevant time ... nobody in Asia Telemedia knew who was the beneficial owner of Goodpine. At that time, therefore, if news of Goodpine had become known to the market, Goodpine would have been seen as a new actor on the stage. Its beneficial ownership would have been unknown and – critically – its intentions would have been unknown too.”[31]

24.  Marian consulted ATML’s solicitors, Messrs Chiu & Partners (“C&P”) on the assignment.  They advised that “it does not seem to us that you have a real defence to the demand from Goodpine” and sought instructions for putting forward a settlement proposal.[32] Two without prejudice offers made during May 2007 proposing payment of $8 million in final settlement received no response from Goodpine.[33] As the MMT found, “Marian Wong clearly appreciated the potential seriousness to the viability of the Company of this change of circumstance”.[34]

B.3  A speculative surge and the statutory demand

25.  At the date of the assignment to Goodpine, ATML shares closed at $0.20 on a trading volume of 1,540,000 shares.[35] About a fortnight later, there commenced a surge of speculative interest in ATML shares which sharply drove up their price and trading volumes.  Thus, on 16 February 2007, they closed at $0.32.  On the next trading day, they increased by a further 43%, closing at $0.46 on a turnover of 133,975,815 shares.[36] In March and April, the share price hovered at around $0.40.[37]

26.  Goodpine re-entered the picture on 26 April 2007, when WKLL served a statutory demand on ATML seeking payment of a total sum of $70,270,491.00 and stating that ifwithin21days it failedtopaythefullamount,apetition forwinding-upwouldbe presented.  Noting that ATML had been “formally warned” by C&P of “the dangers of a winding-up petition”, the MMT stated:

“Despite the change of circumstances brought about by knowledge of the deed of assignment and the following statutory demand, no consideration was given to any suspension of trading in the shares of the Company pending the public being informed of the changed circumstances.”[38]

27.  In fact the public were never informed of the assignment and statutory demand.  The MMT made the following findings as to the respondents’ knowledge at that stage:

“At that moment in time, therefore, what was known to the specified persons, but not to the market, was the following:

(i) that, having failed to secure any reduction of the debt due to her in several years and having received no positive response for a $10 million good faith payment as a prerequisite to further negotiations, there still being in excess of $70 million due, Madam Liu had now assigned the debt to a corporate third party;

(ii) that, on its face – the assignment being a formal deed – the third party had already paid a sum of $25 million to acquire all rights in the debt;

(iii) that, while it may have been surmised that the new creditor, Goodpine, was controlled by Madam Liu, the true identity of those behind the company was not known; nor was the purpose of the assignment known. However, after some five years of default and delay, the probabilities suggested something more than an exercise in passive internal administration. On any informed reckoning the assignment had to hold out the inevitability of some new, more aggressive set of moves to recover the debt; and

(iv) that this corporate third party, Goodpine, had now served a statutory demand seeking full payment within 21 days, failing which proceedings for the winding up of Asia Telemedia would be instituted.”[39]

28.  On 7 May 2007, ATML granted further options for 37.5 million shares to its employees (including 5 million to Marian) exercisable at $0.40 per share.  The speculative surge continued and gathered pace with the share price closing at $0.61 on 17 May and $0.69 on 22 May.  It peaked at $0.97 on 29 May on a turnover exceeding 156 million shares.[40]

B.4  The winding-up petition

29.  On 6 June 2007, about six weeks after serving the statutory demand, Goodpine presented a winding-up petition.  Trading in ATML shares was suspended.  They had been trading at $0.83.  When trading resumed on 18 October 2007, the share price fell by 62% to close at $0.315.

30.  Although the winding-up proceedings progressed, no final winding-up order was made.  As the MMT explained:

“... before a final winding up order was made, a scheme of arrangement was agreed with a third party. In the result, the Company continues to operate today as a listed corporation, doing so under the name of Reorient Group Limited. Even if it was at the ‘eleventh hour’, it appears that the Company’s value as a ‘listed shell’ prevailed.”[41]

B.5  The respondents’ trading in ATML shares

31.  Marian exercised her share options to purchase 8 million shares at the price of $0.20 and 2 million shares at the price of $0.40.  Between 28 February and 26 April (the date of the statutory demand), she sold 6.2 million shares at prices ranging from $0.37 to $0.494 per share. Between 27 April and 5 June (the day before the winding-up petition was presented), she sold an additional 3.8 million shares at prices ranging from $0.395 to $0.98.  She made a net profit of $5.1 million from those sales.[42]

32.  Charles exercised his share options to acquire 6 million shares at $0.20 per share and sold them between 28 and 31 May at prices ranging from $0.85 to $0.91, netting a profit of $5.303 million.[43]

33.  It was on the basis of those share sales in the light of the information possessed by the respondents regarding the threatened winding-up proceedings that the insider dealing proceedings were brought.

C.   The insider dealing provisions in the SFO

C.1  Section 245: Definition of market misconduct

34.  Market misconduct is and was at all material times defined by SFO section 245 as meaning, among other things, “insider dealing”.

C.2  Section 270: Definition of insider dealing

35.  Insider dealing was at the material time,[44] relevantly defined by SFO section 270(1) as follows:

“Insider dealing in relation to a listed corporation takes place –

(a) when a person connected with the corporation and having information which he knows is relevant information in relation to the corporation –

(i) deals in the listed securities of the corporation ...”

36.  It involves five elements:

(a) the corporation concerned must be publicly listed;

(b) the person concerned must be “connected with the corporation”, usually called a “connected person”;

(c) he or she must have information which constitutes “relevant information”, now referred to as “inside information”;

(d) he or she must know that such information is inside information; and

(e) he or she deals with the corporation’s listed securities with such knowledge.

37.  If the five elements are established, it follows that the relevant activity is insider dealing.  Furthermore, as the definition of “market misconduct” (see above) shows, such insider dealing will amount to culpable market misconduct giving rise to sanctions under the legislation, unless excused by any available statutory defence such as that provided under section 271(3) (discussed below).

38.  The first two elements were not disputed.[45] Nor was it disputed that they had dealt with ATML’s securities.  Issue was joined in the MMT as to whether elements of items (c) to (e) were established.

39.  Before considering those disputed elements,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from the definition of insider dealing in section 270 that the activity of insider dealing takes place at the point in time when the connected person having the relevant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deals in the relevant publicly listed securities.  This temporal aspect applies to each of the five elements so that, to constitute insider dealing, all the elements must be shown to exist at that point in time.

C.3    Section 245: Definition of relevant/inside information

40.  “Relevant information” (now called “inside information”) was at the material time relevantly defined by section 245 as follows:

“‘relevant information’, in relation to a corporation, means specific information about –

(a) the corporation; …

which is not generally known to the persons who are accustomed or would be likely to deal in the listed securities of the corporation but which if it were generally known to them be likely to materially affect the price of the listed securities; ...”.

41.  There are accordingly four elements to this definition:

(a) the information must be specific;

(b) it must be about the corporation or its listed securities;

(c) it must be information which is not generally known to those who deal or are likely to deal in those securities, who might for brevity be called “the market”; and

(d) if the information were generally known to the market would be likely materially to affect the price of those securities, in other words, the information must be price sensitive.

C.4    Section 271(3): The innocent purpose defence

42.  The defence relied on by the respondents is provided by section 271(3) which materially states:

“A person shall not be regarded as having engaged in market misconduct by reason of an insider dealing taking place through his dealing in ... listed securities ... if he establishes that the purpose for which he dealt in ... the listed securities ... was not, or, where there was more than one purpose, the purposes for which he dealt in ... the listed securities … did not include, the purpose of securing or increasing a profit ..., by using relevant information.”

43.  The following aspects of the defence may be noted:

(a) It is a defence which only comes into play where a prima facie case of market misconduct has been established.

(b) The burden of establishing the defence is on the person seeking to rely on it, discharged on a balance of probabilities.

(c) That person must establish that the purpose for which he or she dealt with the securities was not and (if there was more than one purpose) did not include, the proscribed purpose of securing or increasing a profit by using relevant information.

(d) To discharge that burden, the specified person might often be expected to give direct evidence of his or her subjective purpose to show that he or she was acting for what might be called an “innocent purpose”.  If such direct evidence is not given, that person must nevertheless be able to point to evidence which demonstrates that he or she acted for a purpose or purposes which entirely excluded the abovementioned proscribed purpose when dealing with the securities.

44.  It is also to be noted that the purpose which the specified person relies upon in support of the defence is that which pertains at the time of his dealing in the relevant listed securities (“… if he establishes that the purpose for which he dealt in … the listed securities…”). This coincidence of purpose and dealing in relation to the innocent purpose defence under section 271(3) ties back to the temporal aspect applying to each of the elements constituting the definition of insider dealing in section 270(1) (see paragraph [39] above).

C.5    Section 271(3): Using relevant information

45.  It will be seen that the innocent purpose defence looks to the purpose for which the specified person dealt in the listed securities, with the focus of the inquiry being on whether or not it was for, or included, the proscribed purpose.  That proscribed purpose, to set it out in full by reference to the statutory language, is “the purpose of securing or increasing a profit or avoiding or reducing a loss, whether for himself or another, by using relevant information” (italics added). 

46.  The central question in this case being whether, on the MMT’s findings, the respondents were able, as a matter of law, to rely on section 271(3), the meaning of those italicised words became the critical issue in this appeal.  Their equivalent in the predecessor provisions to section 271(3) were “by the use of relevant information”,[46] but nothing turns on that legislative history (although it may be noted that, at no stage, was it considered desirable to adopt the very different language of the statutory defence to a charge of insider dealing in the UK laid down in the Criminal Justice Act 1993[47]).

47.  It was the case of the SFC that “using relevant information” simply meant dealing in the listed securities when in possession of undisclosed price sensitive information which he knew, if disclosed, would be likely to affect the share price.  For their part, the respondents contended that “using relevant information” must mean something other than mere possession or knowledge of the relevant information.

48.  It is to be observed that the phrase “using relevant information” is not to be found in section 270(1) itself.  However, in sub-paragraphs (c) and (d) of section 270(1), which deal with a person (commonly referred to as a “tippee”) to whom price sensitive information has been disclosed by a connected person, the phrase to “make use of the information” or its equivalent is used.  So, in section 270(1), insider dealing takes place:

“(c) when a person connected with the corporation and knowing that any information is relevant information in relation to the corporation, discloses the information,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o another person, knowing or having reasonable cause to believe that the other person will make use of the information for the purpose of dealing, or of counselling or procuring another person to deal, in the listed securities of the corporation …”. (Emphasis added.)

Insider dealing as described in section 270(1)(c) or (d) is also subject to section 271(3), so the making use of inside information may reasonably be understood to relate to the same activity in both the section constituting the market misconduct and in the section providing the defence to such misconduct.

49.  Construing the provision purposively and in context, as one must, “using relevant information” in section 271(3) simply means making one’s decision to buy or sell the listed securities because of the quoted market price, knowing that price to be either artificially high or artificially low because the relevant information is not generally known to those accustomed or likely to deal in the securities.  By doing so, one is employing the price sensitive information to one’s own advantage in order to steal a march on the rest of the market since, were that information generally known, it “would … be likely to materially affect the price of the listed securities” and therefore would have negated the insider dealer’s advantage. Since the statutory purpose of the prohibition on insider dealing is to prevent that particular mischief of taking advantage of price sensitive information to steal a march on the rest of the market, section 271(3) places a burden on an insider dealer to prove some other purpose in the dealing.

50.  The above conclusion as to the meaning of the phrase “by using relevant information” does not make those words redundant, as contended by the respondents.  Nor are those words merely conveying the fact of possession and knowledge of the price sensitive information.  As we have sought to explain, it is the turning of the possession of that knowledge into action which constitutes the use of the relevant information. This construction is consistent with the concept of “consciously making use of relevant information”, which is how the Insider Dealing Tribunal construed the equivalent words in section 10(3) of the Securities (Insider Dealing) Ordinance in the International City case.[48] It is also consistent with the view of the Ontario Court of Appeal that the words “make use of” in section 113 of the Securities Act 1966 (Ontario) meant that the information “must be a ‘factor’ in the insider’s participation in the transaction”.[49]

51.  This construction also addresses a question that at one stage had greater significance in the parties’ arguments on this appeal and in the Court of Appeal (see Section E of this judgment, below), namely whether “using relevant information” could be constituted merely by withholding or failing to disclose information to the wider market.  That is not the meaning of those words since it is not the mere withholding or failure to disclose price sensitive information that brings about the legislative mischief, namely preventing the gaining of an unfair advantage over the rest of the market by the employment of price sensitive information to one’s financial advantage.  Something other than mere withholding or non-disclosure is required and that is the exploitation of the price sensitive information for financial advantage in the way we have described.

52.  After the conclusion of the oral arguments in this appeal, our attention was directed[50] to a decision of the 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 namely Spector Photo Group NV and another v Commissie voor het Bank-, Financie- en Assurantiewezen.[51] There, the ECJ considered article 2(1) of European Council Directive 2003/6 which prohibits insider dealing.  Although therefore not dealing with a defence to an allegation of insider dealing such as that contained in section 271(3) of the SFO, the ECJ’s judgment addresses the meaning of “using” inside information.  The ECJ’s conclusion that, for a person to have used inside information within the meaning of article 2(1), the information must “have played a role in his decision-making”[52] is consistent with our conclusion (in paragraph [49] above) as to the meaning of “using relevant information” in section 271(3).

D.     The MMT’s findings

53.  The MMT framed three questions to be answered:

“(i) Whether the assignment by Madam Liu to Goodpine and Goodpine’s statutory demand, taken separately or together, constituted relevant information?

(ii) Whether the three specified persons knew that the assignment and statutory demand, taken separately or together, was relevant information?

(iii) Whether, if the information is found to be relevant information, that fact was in any way a motivating factor when each of the three specified persons dealt in the shares of Asia Telemedia?”[53]

54.  Questions (i) and (ii) relate to the SFC establishing culpability for insider dealing on the part of the respondents. Question (iii) concerns the question whether the respondents have brought themselves within section 271(3).

D.1    MMT’s findings as to prima facie culpability

(a)  Was it inside information?

55.  As indicated above,[54] the information that was known to the respondents but not to the market when they were selling their shares included the fact (i) that Madam Liu (who, as experience had shown, was a relatively complacent creditor) had assigned the debt for a stated consideration of $25 million to Goodpine, an unknown quantity, which was demanding payment of the debt;[55] (ii) that their solicitors had advised that ATML had no defence to the claim;[56] (iii) that without prejudice offers by ATML had gone unanswered;[57] and (iv) that Goodpine had followed up its initial demand for repayment by serving a statutory demand stating that a winding-up petition would follow if full payment was not made.[58]

56.  56. The MMT had no difficulty in concluding that such information was “specific”.[59] It also held that the assignment and statutory demand, taken together, clearly constituted inside information, being price sensitive. This was particularly so in the context of the speculative surge. Such information would have been regarded as posing “an existential threat to Asia Telemedia, a small cap share enjoying a speculation bubble, one that was not supported by any realistic fundamentals”.[60] The Tribunal observed that:

“[with] a share of greater resilience, a ‘wait and see’ attitude may have prevailed. But Asia Telemedia shares, being traded largely, as a short-term speculative stock, had no such resilience. The obvious answer to avoid the general risk would surely have been to sell. Certainly sell if you are only holding the shares looking for a short term gain before selling anyway.”[61]

57.  The MMT concluded:

“The Tribunal is satisfied that Asia Telemedia, having received notice of the deed of assignment and the statutory demand – more especially in circumstances in which the new creditor was giving no indication of a desire to negotiate terms of repayment – was under an obligation to make an announcement to the public. That it did not do so was a palpable failing. The Tribunal is further satisfied that if such a notice had been published it would certainly have acted to put pressure on any further upward pressure and in all likelihood would have resulted in a material decrease in the share price. In summary, the Tribunal is satisfied that, taken together, the deed of assignment and the consequent statutory demand constituted price sensitive information.”[62]

(b)  Did the respondents know that the assignment and statutory demand constituted inside information?

58.  The Tribunal found that the answer was clearly “Yes” in relation to Charles.  He had sought to downplay his knowledge and role in ATML, suggesting that he was “a director in name only”.[63] But this was roundly rejected by the MMT which noted that it was never disputed that he knew of the assignment and its terms and that a statutory demand had been received.[64] It found that he “was at the very centre of this new debt issue” and “would have played a guiding role in what amounted to a supine attempt to deal with it”, adding:

“... it follows that Charles Yiu would have had a firm grasp of the potential seriousness of the new environment brought about by the assignment and the consequent statutory demand and would also have understood only too well the vulnerability of the Company to the threat that was now posed.”[65]

59.  The MMT pronounced itself:

“... satisfied that Charles Yiu knew that, if, as it should have been, a public announcement was made by Asia Telemedia concerning the deed of assignment (involving a ‘purchase price’ of $25 million by a corporate third party) and the consequent statutory demand, such an announcement would in all likelihood not only have cancel[led] out the continuing rise in the value of the Company’s shares but, having regard to the company’s known frailty, would have brought about a material reduction in their price.”[66]

It commented as follows:

“The fact that Charles Yiu chose to turn a blind eye to the threat that was now posed does not detract from the fact that, in truth, he understood full well the nature of the threat and, in the course of the hearing before the Tribunal, contrived to put on a façade of ignorance.”[67]

60.  Similarly, the MMT had “no hesitation in rejecting Marian Wong’s assertion that she never believed the information was price sensitive”, finding that she “did quickly come to understand the true nature of the threat that presented itself ...”.[68]

61.  The Tribunal was “satisfied that, as with Charles Yiu, ... she knew that, if news of the deed of assignment and subsequent statutory demand fell into the public domain, it would be likely to have a material effect on the price of the Company’s shares ...”.[69]

(c)  Prima facie culpability established

62.  It follows that the MMT found that, subject to their possible reliance on the section 271(3) defence, the respondents were culpable for market misconduct by reason of insider dealing.[70] The requirements of section 270 were satisfied: they were connected persons who had, and knew they had, price sensitive information concerning ATML which had not been disclosed to the investing public when they exercised their share options and sold their shares at the high prices generated by the speculative surge.  They knew that if the inside information had been published, they would not have been able to achieve such profits since the share price would have fallen significantly.  They knew, as the MMT put it, that ATML shares were “enjoying a speculation bubble”[71] and news of the assignment and statutory demand would have “puncture[d] the exuberance”.[72]

D.2    The MMT’s findings regarding the section 271(3) defence

63.  To be able to rely on section 271(3), the respondents had to prove that the purpose for which each of them had sold the ATML shares was not, and did not include, the proscribed purpose of securing or increasing a profit by using relevant information.  They chose to give direct evidence of their subjective motivations.

(a)  Why they exercised their options and sold

64.  It was clearly the opportunity to profit from the speculative surge in ATML’s share price that motivated the sales.  The MMT recorded Marian as having stated:

“Given that for years the Company’s employees had been forced to sit on the options, the materialization of the opportunity to exercise our share options and sell the shares [at a profit] got everyone excited and eager”.[73]

65.  It found that her purpose in selling:

“[put] simply ... was to seize upon an unexpected opportunity to make a profit when independent of any matter they knew of or could control, a profit presented itself; as the Tribunal has described it earlier – to pick up the gift of manna from the desert floor.”[74]

66.  Charles was similarly motivated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surge in the share price.  As the MMT found:

“As to why he sold when he did, ... Charles Yiu said that when the share price rose close to four times from 20 cents to close to one dollar the temptation to sell was simply too great. As he put it: ‘I couldn’t even dream of that, you know. And that’s why it was at that point in time I started selling off my shares.’”[75]

67.  67. The MMT summarised their evidence stating: “... the exercise of the share options was for all three[76] of them quite literally the chance of a lifetime and all three chose to exercise their options and sell their shares to seize that chance of a lifetime.”[77]

68.  One may note at this point, that far from helping to establish a section 271(3) defence, their evidence merely served to confirm that theirs was “the purpose of securing or increasing a profit” – an unexpectedly large profit –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high prices produced by the speculative surge.  It was in other words (subject to what is said below) evidence tending to confirm a proscribed purpose which would exclude the operation of section 271(3).

69.  On a number of occasions, the MMT appears to have held that the section 271(3) was nevertheless available because the aforesaid purpose of seizing the opportunity to sell at the surge prices could be said to be their “sole motivation”:

“... all three chose to exercise their options and sell their shares to seize that chance of a lifetime. That was, therefore, their sole motivation: to seize a sudden and unexpected speculative surge in the price of Asia Telemedia shares and, like others employed by Asia Telemedia in Hong Kong and the Mainland, to profit from the windfall.”[78]

70.  And in relation to Charles, the Tribunal found:

“That, it must be accepted on balance, was his sole motivating factor – to take his share of manna found on the desert floor, that is, to profit from an unexpected speculative boom in the share price - and, at the time he dealt, was unconnected with any desire to avoid a loss by reason of the price sensitive information in his possession.”[79]

71.  As we shall presently see, the Tribunal did stop there.  It may however be worth pointing out that there is no virtue in the respondents asserting simply that their sole purpose was to secure an unexpectedly high profit, given that such a purpose is part of the purpose prohibited by section 271(3).  The question is whether it was also part of their purpose to use inside information to secure such profits.

(b)  The “behind closed doors” justification

72.  The Tribunal had to find that while the respondents’ purpose was indeed to secure or increase profit, they had intended to achieve and in fact did achieve that objective without in any way “using inside information”.  Given that the MMT had found that both Charles and Marian well understood the true nature of the existential threat ATML faced; that they knew this was price sensitive information; and that they were selling their shares at high prices which they knew would have been depressed if that information should become public, it is difficult to see how they could escape a finding that they were using that price sensitive information in deciding to sell at a time when that information was still unknown to the market and the high prices were achievable.

73.  The sole basis upon which the MMT concluded that they had not “used” the price sensitive information was by accepting what might be called the “behind closed doors” justification.

74.  Thus, in relation to Marian, the MMT found as follows:

“In the context of all the evidence, the Tribunal is satisfied that, as with Charles Yiu, while she knew that, if news of the deed of assignment and subsequent statutory demand fell into the public domain, it would be likely to have a material effect on the price of the Company’s shares, she believed that – as it had been in the past with Madam Liu – the matter would somehow, however slow and muddled the process, be dealt with behind closed doors. She therefore turned a blind eye to the issue of whether the market should be informed although in truth she knew the answer.”[80]

75.  In relation to Charles, the MMT recorded a submission made by the Presenting Officer which is echoed by the comment we have just made:

“The Presenting Officer further submitted that, unless the Tribunal accepted that Charles Yiu did not appreciate he was in possession of price sensitive information, it would be wholly unrealistic to find that, when he sold his shares, he had no intention somehow to use that price sensitive information to his advantage.”[81]

This was, however, rejected by the Tribunal on the basis of the “behind closed doors” justification:

“... an insider may know that information in his possession is price sensitive (in the sense that, if passed into the public domain, it will likely have a materially adverse impact on the share price) but, for his own reasons, whether sound or suspect, believe that the information will not pass into the public domain; put another way, that whatever threatens the share price will be resolved behind closed doors.”[82]

76.  At the heart of the MMT’s acceptance of the section 271(3) defence is the following passage in the Report:

“... Yes, he [Charles] knew he was in possession of information which, if it became known to the market, would in all likelihood materially depress the share price. However, on balance, the Tribunal is satisfied that Charles Yiu believed that what was known to him would, by one means or another, be sorted out behind closed doors (as it had been in the past with Madam Liu) and would not therefore become a matter to influence the market. In the judgment of the Tribunal, on balance, that must explain why Charles Yiu paid no heed to the 21 day deadline imposed by the statutory demand. It was not because he lacked any appreciation of the events unfolding (although he tried his best to suggest such was the case) or because he was reckless. As he said, he sold because the share price, which clearly he was watching carefully, had gone so high that it was time to take his profit. In that sense, it was an undeniably sensible decision and, in the judgment of the Tribunal, not a decision that in any way indicates a conscious intent to misuse the price sensitive information in his possession. That, it must be accepted on balance, was his sole motivating factor – to take his share of manna found on the desert floor, that is, to profit from an unexpected speculative boom in the share price - and, at the time he dealt, was unconnected with any desire to avoid a loss by reason of the price sensitive information in his possession.”[83]

77.  With great respect, it is our view that the Tribunal erred in law in holding that the “behind closed doors” justification was capable of assisting the respondents to establish the section 271(3) defence.

78.  On its face, the respondents’ share dealings would appear plainly to have involved “using” the inside information.  They sold taking advantage of their knowledge that the prices and profits they were securing were significantly greater than they ought to have been and which would no longer be achievable if the information were to find its way into the market.  By doing so, they were “using relevant information” as that phrase is to be construed (see Section C.5 of this judgment, above).

79.  Such culpable use cannot possibly be affected by their assertion that they subjectively believed that such information would not pass into the public domain but that the threat would somehow be sorted out behind closed doors.  Note that this involves a belief in two separate facts, namely that (i) the negative news about the company would remain “behind closed doors” and, (ii) the negativity would disappear in the future because “whatever problems face the company will be successfully resolved”.[84]

80.  “Relevant information” (or “inside information”) was defined by section 245 as information “which is not generally known to [potential investors] but which would if it were generally known to them be likely to materially affect the price of the listed securities”.  Thus, the fact that the information does not in fact become known to the public in any particular case does not stop it from being inside information so long as it can be shown that if it were disclosed,it would affect the share price.  Insider dealers may well hope that problems facing the company will be solved and that the inside information will never become publicly known so that the fact that they had dealt in the company’s securities taking advantage of such information will never be discovered.  Or they may hope that their trades will be completed without knowledge being attributed to themselves before the information is made public.  But whether or not the information actually enters the public domain does not affect its status as inside information.  An insider may obviously still use that information while hoping or believing (rightly or wrongly) that it would not leak outside.  It is a non sequitur to say that because a person believed it would not become public, that person did not use the price sensitive information.  Relevant information is, by definition, always “behind closed doors”.

81.  As regards the prospective successful resolution of a corporate problem, this ignores the fact that, when a person with price sensitive information deals in the securities for financial advantage, he is “using relevant information” at that very time and so his belief as to whatever might prospectively happen in the future to resolve the company’s dilemma is nothing to the point.  Let us assume the dilemma is caused by the fact of a statutory demand having been served on an insolvent company.  Because that statutory demand is not known to the market generally, the share price remains at $1.  However, the negative news of service of the statutory demand would have depressed the price to 50 cents.  The correct question to ask is, “If the market as a whole knew of the negative news at that time when the relevant dealing took place, what would the share price have been?”  It cannot be right to answer that question, “Well, since I believed the statutory demand would not lead to a petition being presented, the price of $1 was justified and therefore such information was to me completely irrelevant.” At the time when the dealing took place (which is the critical time to judge whether an act constitutes insider dealing: see paragraph [39] above), the problem remained to be resolved and so a belief in a prospective resolution is simply irrelevant as a matter of law.

82.  It would indeed be surprising if the law were to permit an insider to escape culpability by reliance on his or her own subjective belief, saying: “Yes, I traded in shares knowing that their price would be affected by undisclosed price sensitive information which I had, but that is okay because I believed that the market would never find out”.  It seems that the MMT itself had some doubts about its acceptance of such an argument:

“There is a moral dimension to this which some may find unappealing. How can it be that an Executive Director of a listed company can know of damaging matters that, if known to the market, would materially depress the share price and still be able to deal in the shares of the company without being found culpable of insider dealing simply because he believes that the damaging information will remain confidential and further believes, whether his belief is soundly based or not, that whatever problems face the company will be successfully resolved?”[85]

83.  With respect, its answer to that question is less than convincing:

“The answer perhaps, in so far as one may be required, is twofold. First, the mischief to be avoided is the use of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to ‘steal a march’ on ordinary investors. If, however, the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has not been used in any way in that manner then there has been no mischief. Second, there is no risk of the floodgates being opened because the circumstances will be rare when a person who deals in the shares of a listed company while in possession of price sensitive information will be able to demonstrate that his dealing was totally unconnected with any desire to avoid a loss or make a profit by reason of the price sensitive information.”[86]

84.  The first answer, asserting that no use of the information is involved, begs the very question at issue, which is: Did the “behind closed doors” justification allow one to conclude that the respondents did not steal a march on ordinary investors?  In our view, the answer is clearly “No”.  Their belief that the information would not get out from behind those closed doors does not mean that they did not use it.  Deciding to sell – to “seize that chance of a lifetime”[87] – with the benefit of price sensitive information, did involve stealing a march by using the relevant information at the material time, that is, at the point in time they dealt in the shares.

85.  The second answer, namely, that it will rarely be the case that someone who deals in relevant shares while in possession of price sensitive information “will be able to demonstrate that his dealing was totally unconnected with any desire to avoid a loss or make a profit by reason of the price sensitive information”[88] is essentially the same as the first answer.   Its premise is the non sequitur that a person who believes that the inside information will not leak out is not using it.  Supposed rarity does not in any event justify the argument as a matter of principle.

86.  We would emphasise that this analysis does not involve any challenge to the findings of the Tribunal. The respondents were found, no doubt correctly, to have genuinely believed “for ... reasons, whether sound or suspect”[89] that the threat would be resolved and the information would not get out from behind closed doors.  The point is that such a belief is legally irrelevant and does not help them establish the section 271(3) defence: it does not demonstrate that they did not use the price sensitive information they possessed.

(c)  Conclusion as to the MMT’s approach to section 271(3)

87.  It is accordingly our view that the Tribunal fell into error in holding that the respondents had succeeded in establishing the section 271(3) defence.  A passage from the Written Case lodged on Marian’s behalf is revealing:

“The prosecution must prove that the person has dealt in shares of a listed company while possessing information which he knew, if disclosed to the public, would likely to materially affect the share price. In most circumstances, the inference from these facts would already be that the person’s purpose was or included a purpose to make a profit or avoid a loss by using inside information.”[90]

It goes on to submit that this usual inference is avoided in “truly 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91] in the present case.  Those circumstances are essentially that the 2nd respondent’s purpose was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surge prices, supported by the “behind closed doors” justification.[92]

88.  The Written Case correctly states that a finding that the respondents dealt in ATML shares while in possession of information which they knew was price sensitive, normally supports an inference that their purpose was or included the purpose of making a profit or avoiding a loss by using inside information.  As Lord Nicholls of Birkenhead NPJ recognised in Insider Dealing Tribunal v Shek Mei Ling,[93] there would be insider dealing by an insider who “sold her shares before the price sensitive information had become fully available to the market” and by an insider “who buys shares improperly by misusing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and] seeks thereby to steal a march on the market”.  Such insiders are required to abstain from dealing with the company’s securities until the market has had an opportunity to receive that information.[94] As Sir Anthony Mason NPJ noted in Koon Wing Yee v Insider Dealing Tribunal,[95] the statutory policy is to “eliminate insider dealing and to reinforce the transparency of the markets, thereby enhancing and preserving Hong Kong’s position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89.  A section 271(3) defence is not easy to establish.  It only arises after prima facie culpability is established.  It requires the specified person to prove on a balance of probabilities that dealings which prima facie constitute insider dealing were done without in any way involving the prohibited purpose.  Generally, one would expect the insider positively to establish an innocent purpose.  Thus, the defence might arise, for instance, where he or she dealt in the securities pursuant to a prior contractual obligation and had to sell whether it entailed realising a profit or a loss. Or the defence might arise where a person sells shares in compliance with an order of the Court made, for example, in matrimonial financial relief proceedings.[96]

90.  But in the present case, there was nothing to stand in the way of drawing the obvious inference. The respondents could not point to any innocent purpose.  Their testimony only served to emphasise that they were pursuing the purpose of securing profit, necessarily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price sensitive information in deciding to sell at such favourable prices.  This constituted insider dealing and the “behind closed doors” justification did not enable them to rely on section 271(3).  To permit such a justification to succeed would be to furnish insiders with a playing field that is not level and transparent.

91.  This conclusion follows from our construction of section 271(3) (see Section C.5 above).  So construed, a connected person in possession of price sensitive information cannot deal in listed securities unless he brings himself within the statutory defence by proving an innocent purpose in his dealing which does not include the purpose of making a profit or avoiding a loss.  This may well put him at a disadvantage compared to others who may deal in the same securities (such as happened in the present case in respect of the other employees of ATML who exercised their options and sold shares when the price was surging) but that is the consequence of being a connected person who comes into possession of price sensitive information.  A restriction on that connected person from dealing in listed securities may disadvantage him but that, it seems to us, is the reasonable price of achieving a fair and level playing field in the market.  It is akin to restrictions placed on trustees and other fiduciaries from self-dealing or profiting from their positions.

E.  The Court of Appeal’s decision

92.  The Court of Appeal upheld the MMT’s decision. Kwan JA, writing for the Court, focussed on the SFC’s two main grounds of appeal.

93.  The first ground involved the allegation that the respondents had “used” the inside information by withholding its disclosure from the public in breach of their respective obligations to disclose, thus contributing to the maintenance of a falsely inflated share price which they knew was the consequence of their non-disclosure.[97] Her Ladyship summarised the argument thus:

“The Tribunal has found that under the Listing Rules, ATML was under an obligation to disclose the Assignment and the statutory demand to the public, which in all likelihood would have resulted in a material decrease in the share price. The non-disclosure of the relevant information to the public falsely sustained an inflated share price of ATML and avoided puncturing the exuberance of the speculation bubble. By withholding or causing ATML to withhold disclosure, Charles and Marian had knowingly and directly contributed to the maintenance of the falsely inflated share price. In selling their shares, they knowingly and directly profited from the falsely inflated share price which they had contributed to maintaining through non-disclosure. Mr Wong submitted this plainly was ‘use’ of the relevant information for the purpose of making profit.”[98]

94.  It may be noted that while in common with the analysis we have adopted, this argument highlights the advantage taken by the respondents of the inflated share price while possessing price sensitive information, it differs from that analysis by introducing the allegation that the respondents had themselves wrongfully withheld or caused ATML to withhold publication of the inside information, constituting “use” of the price sensitive information proscribed by section 271(3).

95.  Thus, the SFC’s case (with italics supplied) was that:

“Regardless of their prime motivation in selling their shares, or their belief that the news of the Assignment and the statutory demand would not get out to the market, Mr Wong [counsel for the SFC] submitted that the fact that they sold their shares for profit in a false market which they knew well was maintained bythe non-disclosure of the relevant information procured or knowingly contributed to by them necessarily means that they were using the PSI [price sensitive information] for the purpose they aimed to achieve, namely to make profits for themselves.”[99]

And that:

“... ‘use’ of the PSI would include withholding it only where that person plays a part in withholding the information. ... this would cover the situation where a company is under an obligation to disclose the PSI under rule 13.09 of the Listing Rules, but has failed to do so and the senior executive would be regarded as having withheld or caused the company to withhold information by virtue of his corporate position and duties.”[100]

96.  Kwan JA rejected that argument as involving a strained interpretation of the word “using” in section 271(3) by equating “withholding” with “use”; and because importing such a broad basis for excluding operation of the defence would result in its being rendered otiose.[101] Her Ladyship also rejected the argument on procedural fairness grounds: it had not been put to the respondents that they had knowingly and directly contributed to the maintenance of a falsely inflated share price by suppressing the information, and there was no finding to that effect.[102] With respect, we agree with those conclusions.

97.  By its second ground of appeal:

“The SFC sought to challenge two findings of fact made by the Tribunal, that Charles and Marian believed the settlement of the debt would be settled behind closed doors and that their sole motivating factor in exercising their share options was to profit from the unexpected speculative boom. It was contended that these two findings were plainly wrong.”[103]

98.  It should be observed that the complaint concerning the finding of a belief that the information would remain behind closed doors differs from our criticism of the “behind closed doors” justification discussed above.  We have accepted the correctness of the MMT’s findings as to the respondents’ subjective beliefs but have sought to demonstrate that such beliefs are legally irrelevant and do not assist in establishing the section 271(3) defence.  In the Court of Appeal, the SFC’s argument was that, for various reasons, “they could not possibly have believed that the information would never come to light and that ATML’s vulnerability would never be realised.”[104]

99.  Kwan JA held that, on well-established principles, there was no basis for the Court of Appeal to interfere with those findings since it was impossible to say that they were unsupported by evidence or plainly wrong.[105] Again, we respectfully agree.

100.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on the evidence, the section 271(3) defence was in law made out by the respondents, and in particular whether the “behind closed doors” justification enabled them to rely on that defence notwithstanding the inculpatory findings made against them, does not appear to have been raised or addressed.  However, the Court of Appeal appears implicitly to have agreed with the MMT’s approach to that defence.  Thus the Court upheld the finding that the respondents believed that information about the assignment and statutory demand would stay behind closed doors, evidently accepting that such belief permitted the respondents’ exculpation pursuant to section 271(3).  To the extent that the Court of Appeal so decided, in our respectful view, they upheld an erroneous conclusion reached by the MMT.

F.  Disposition of this appeal

101.  As noted at paragraph [17] above,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on the MMT’s findings, the respondents were able, as a matter of law, to rely on section 271(3) was the core question on this appeal.

102.  On the basis of the foregoing analysis, it is our conclusion that the respondents were erroneously acquitted of market misconduct.  Correctly applying section 271(3) to the facts found by it, the MMT ought to have held that the respondents had, as a matter of law, failed to make good that defence.  The MMT found that their purpose in selling their shares was undoubtedly to secure profit when they possessed information which was price sensitive.  It found that prima facie the respondents were involved in insider dealing.  The MMT should not have accepted that the “behind closed doors” justification supplied a basis for exoneration. Allowing the appeal on this ground does not involve interfering with the MMT’s findings or raising questions on which the respondents might have wished to call additional evidence and so, although it was not the focus of the arguments in the MMT or the Court of Appeal, there is no procedural obstacle to this course, nor was any procedural objection raised.

103.  Accordingly, it therefore follows that the appeal should, in our view, be allowed and the matter remitted to the MMT to deal with the question of sanctions.  Such remitter will be on the basis that the respondents’ dealings in ATML shares subsequent to 26 April 2007 (the date of the statutory demand) constituted insider dealing which was not excused by the innocent purpose defence provided for in section 271(3).

Mr Justice Tang PJ :

104.  I regret I am unable to agree with Ribeiro and Fok PJJ.  The essential facts have been stated in their joint judgment, which I gratefully adopt.  I will state my reasons as briefly as I can.

105.  Stripped to bare essentials for the purpose of this appeal, under s 270 of the Securities and Futures Ordinance, Cap 571, insider dealing takes place when a person connected with the corporation, in this case, Asia TeleMedia Limited (“ATML”), a listed company, who has relevant information which he knows is relevant information, deals in the securities of the corporation.  The four elements required under s 270 are: (i) connection with the listed corporation, (ii) possession of relevant information; (iii) knowledge that the information is relevant information, and (iv) dealing in the securities of the corporation.  Connection is straight-forward; Charles was an Executive Director as well as the Director of Finance of ATML.  Marian, the Company Secretary.  Relevant information was then defined in s 245(2)[106] as information which “is not generally known to those persons who are accustomed or would be likely to deal in the listed securities of the corporation but which would if it were generally known to them be likely to materially affect the price of the listed securities,” in other words, price sensitive information.  The Tribunal regarded the assignment of the debt (notice of which was given on 5 February 2007) together with the statutory demand of 26 April 2007 as relevant information and held that Charles and Marian were aware that they were so.  Importantly, the Tribunal was of the view “that the deed of assignment on its own would not have constituted price sensitive information.”[107] Hence, dealings prior to 26 April 2007 would not be caught by s 270.  A winding-up petition was presented on 6 June 2007 pursuant to the statutory demand and, when it became publicly known, trading in ATML shares was suspended.  The Tribunal held that had the relevant information been known, it would have substantially and adversely affected the share price.  Dealing was widely defined in s 249 and included selling, purchasing, agreeing to sell or purchase.  The Tribunal found that both Charles and Marian sold ATML shares whilst in knowing possession of relevant information after 26 April and before 6 June 2007.

106.  On such findings, subject to the defence under s 271(3), Charles and Marian were insider dealers under s 270 and as such guilty of market misconduct.[108] The Tribunal, however, concluded that the defence under

s 271(3) had been made out.  We are concerned with the correctness or otherwise of that conclusion as a matter of law.

107.  The answer depends on the correct interpretation of s 271(3) which provided:

“A person shall not be regarded as having engaged in market misconduct by reason of an insider dealing taking place through his dealing … if he establishes that the purpose for which he dealt … did not include, the purpose of securing or increasing a profit or avoiding or reducing a loss, … by using relevant information.”[109]

108.  The s 271(3) defence only becomes relevant when it has been established, the burden being on the SFC in proceedings before the Tribunal, that insider dealing had taken place.[110] The words “by reason of an insider dealing taking place through his dealing” leave no doubt.

109.  I turn to consider how insider dealing might take place.  As I said, four elements are involved.  For present purposes, I note, in particular, that trading whilst in possession of relevant information, which by definition, is not information in the public domain, the insider dealer would have had the benefit of the relevant information, namely, an artificially high price.  That being so, I turn to the s 271(3) defence and ask, how might the insider dealer, who has benefited from the relevant information, satisfy the tribunal or the Court, that:

“the purpose for which he dealt in … the listed securities … in question … did not include, the purpose of securing or increasing a profit or avoiding or reducing a loss, … by using relevant information.”[111]

110.  In my opinion, the defence is not confined to the insider dealer establishing that the purpose(s) of his dealing did not include the purpose of securing a profit or avoiding a loss, for that would render the words “by using relevant information” otiose.

111.  Nor is it limited to situations where the dealer was under compulsion to deal.  This was the subject for decision in Henry Tai Hon Leung v Insider Dealing Tribunal.[112] There the Court of Appeal[113] was concerned with the Securities (Insider Dealing) Ordinance, Cap 395, in particular, s 10(3) of that Ordinance, a provision which is closely comparable to s 271(3), which provided:

“A person who enters into a transaction which is an insider dealing shall not be held to be an insider dealer if he establishes that he entered into the transaction otherwise than with a view to the making of a profit or the avoiding of a loss (whether for himself or another) by the use of relevant information.”

112.  There the tribunal had held that the insider dealer must show that he was compelled to sell and that, “without alternative resources, he had no choice but to sell at that time, regardless of whether or not he had come into possession of the relevant information.”[114] Rogers VP, with the concurrence of the other members of the Court, said:

“28. Of course, if a person can establish that he had no choice but to sell securities he will, no doubt, be in a strong position to establish a defence under section 10(3) on the basis that there was not an intention to make a profit or avoid a loss. However, the subsection is clear. What has to be determined is whether there was any desire or intention to make a profit or avoid a loss by use of the relevant information. The section does not incorporate any test as to whether the person was compelled to or had no choice but to sell securities. In those circumstances it seems to me it would be wrong to interpret the Ordinance as if it incorporated this as part of the statutory defence.”

113.  Later in the judgment, Rogers VP said it was for the insider dealers:

“to establish that the sales … were not in any way influenced by their knowledge of the [relevant information].”[115] (my emphasis).

114.  A similar approach was adopted in a criminal appeal,[116] where Henry Tai Hon Leung was cited.[117] Section 292(3) required the defendant to prove:

“the purpose for which he dealt in … the listed securities … was not, or, … did not include, the purpose of securing … a profit … by using relevant information.”

115.  The Magistrate had held that:

“Once you are in possession, have the relevant information, know the relevant information, and know that the information would affect the share price, you may not deal in the shares.”[118]

116.  Derek Pang J said that was wrong because that ignored the defence under s 292(3).  He said:

“43. … in order to invoke the defence under s.292(3) successfully, what the person having relevant information did must not be affected by the relevant information, even if it was in the least affected.”

117.  In Canada, Green v Charterhouse Group Canada Ltd (1976) 68 DLR (3d) 592, a decision of the Ontario Court of Appeal, was concerned with s 113(1) of the Securities Act 1966 (Ontario), which provided a private right of action against insider dealer:

“who, in connection with a transaction … , makes use of any specific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for his own benefit or advantage that, if generally known, might reasonably be expected to affect materially the value of such securities, is liable to compensate …”

118.  The argument on behalf of the alleged insider dealer which was accepted by the trial judge was that:

“… it is not enough to have the information. To ‘make use of’ it, they submit, the information must be a ‘factor’ in the insider’s participation in the transaction which the insider carries out with the person alleged to be aggrieved, ‘either by inducing him to enter into it or by assisting him or otherwise influencing him in the manner in which he performs it.’”[119]

119.  The judgment of the Ontario Court of Appeal[120] was delivered by Arnup JA who said the burden of proof was upon the insider “to show that in fact he did not make use of the information in the transaction, that is, that the information was not a factor in what he did.” And that:

“In my view it is a question of fact in each case, and with respect to each individual in a case, whether the individual made use of specific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at 619)

120.  Green was cited and adopted by the Insider Dealing Tribunal[121] in the International City Holdings Limited Enquiry.[122] At that time insider dealing was covered by Part XIIA of the Securities Ordinance, Cap 333

s 141B,  which, where relevant, provided as follows:

“(1) Insider dealing in relation to the securities of a corporation takes place and, pursuant to section 141C, may be culpable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Part –

(a) when a dealing in securities is made, procured or occasioned by a person connected with that corporation who is in possession of relevant information concerning the securities;”

121.  The defence under s 141C(3) provided:

 

“A person who enters into a transaction which is an insider dealing within

section 141B(1)(a) may be held not culpable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Part  if his purpose is not, or is not primarily,[123] the making of a profit or the avoiding of a loss (whether for himself or another) by the use of relevant information.”

122.  At para 2.9 of the report, the tribunal said:

“… Another way of approaching the all-important question of the use of relevant information is to enquire and determine whether the evidence satisfies the Tribunal that the relevant information was a factor in the insider’s participation in the dealing transaction either by inducing him to enter into it or by assisting him or otherwise influencing him in the manner in which he performs the transaction. This was the approach of the trial judge and expressly approved by Arnup JA delivering the judgment of the Ontario Court of Appeal in Green v Charterhouse Group Canada Ltd …”

123.  I would also note that the tribunal at para 2.10 agreed with the submission of the counsel, Mr Leslie Wright that:

“… making use of relevant information in dealing in securities (as distinct from merely dealing in securities when in possession of relevant information) was the touchstone of culpability. We agree.”[124]

124.  In England, in R v Cross [1990] BCC 237, the Court of Appeal[125] considered s 3(1) of the Company Securities (Insider Dealing) Act 1985, and held that the trial judge had seriously misdirected the jury because he had removed the option of the jury finding:

“… that the defendant had price-sensitive information (in other words, the prosecution had proved their side of the case) but that the defendant had in turn proved that he had not used that information in order to make his profit or avoid his loss.” (at 248F)

125.  Here, in the Court of Appeal, Kwan JA said with the concurrence of Lam VP and Cheung JA:

“31. Pursuant to [section 271(3)], it is open to a person to establish on a balance of probabilities that, although at the time of dealing he was knowingly in possession of PSI, that was not a factor inducing him to deal. If he is able to establish that fact, then he is not to be identified as being an insider dealer. It is not sufficient to establish that the PSI was only a subsidiary motivating factor, it must be established it was not in any way a causative factor. As stated by Rogers VP in Henry Tai Hong Leung at para 28: ‘What has to be determined is whether there was any desire or intention to make a profit or avoid a loss by use of the relevant information.’”

126.  These authorities support my view which is based on the language of s 271(3) read with s 270, that notwithstanding a finding that insider dealing has been established under s 270, if the insider can prove on a balance of probabilities that the inside information had not in any way, influenced, motivated or been a factor, in his dealing, he should “not be regarded as having engaged in market misconduct by reason of an insider dealing”.  As Arnup JA said in Green:

“… it is a question of fact in each case, and with respect to each individual in a case, whether the individual made use of specific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At 619)

127.  Indeed, as R v Cross shows, it is a question for the jury in a criminal prosecution to decide.  Crucially, the Tribunal regarded this as “a subjective issue, namely, whether, when he exercised his options and sold Asia Telemedia shares, Charles Yiu was motivated in any way by the fact that he knew he was at the time in possession of price sensitive information.”[126]

128.  I agree it is a subjective issue and the fact that s 271(3) placed the burden of proof on the insider supports this view. 

129.  Nonethless, the burden of proof will not be easily discharged, as the Tribunal explained:

“279 … there is no risk of the floodgates being opened because the circumstances will be rare when a person who deals in the shares of a listed company while in possession of price sensitive information will be able to demonstrate that his dealing was totally unconnected with any desire to avoid a loss or make a profit by reason of the price sensitive information”

130.  A Market Misconduct Tribunal is typically chaired by an eminent judge or retired judge and “2 market practitioners”,[127] and can be expected to approach such defence with healthy scepticism.  Here, the Tribunal held that it was Charles and Marian’s “sole motivation: to seize a sudden and unexpected speculative surge in the price of [ATML] shares and, like others employed by [ATML] in Hong Kong and the Mainland, to profit from the windfall.”[128] I now turn to consider whether the Tribunal was entitled so to find and whether, in so finding, it committed any error of law. 

131.  The evidence has been set out in some detail in the joint judgment.  I will highlight those which I regard important to my judgment. 

132.  Between February and June 2007, shares in ATML were caught in what was described as a “frenzy” of “short-term speculation.”  ATML was a speculators’ stock.[129] It is clear that the “value” of ATML resided in the fact that it was a listing shell and a possible vehicle for a backdoor listing.  The Report highlighted the frenzy: 

“104. On 16 February 2007, after modest rises over the previous few days, the share price of Asia Telemedia rose by over 42%, closing the day at $0.320.

105. The next trading day, on a turnover of 133,975,815 shares, it rose by over 43%, closing at $0.460.

106. Thereafter the shares fell back slightly but for April 2007 they stayed above 40 cents, hitting a closing day high of $0.510 on 17 April 2007.

107. In May 2007, there was a further surge in the share price, rising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month to over 90 cents.  On 29 May 2007, on a turnover in excess of 156 million shares, Asia Telemedia peaked at $0.970.”

133.  Before the Tribunal, there were two other specified persons.  I am not concerned with Lu Ruifeng.  He was not identified as a person who had engaged in market misconduct because the Tribunal took the view that he was not given a reasonable opportunity of being heard.[130] Cecilia Ho was exonerated of insider dealing because the Tribunal was not satisfied that she was in knowing possession of price sensitive information.[131] Her  circumstances may throw light on Marian’s case.

134.  The shares which Charles and Marian sold came from share options exercised by them.  There were two tranches of options, granted in 2005 and 2007 respectively.

135.  The 2005 options were granted on 23 March 2005.  Lu, Charles, Marian and Cecilia were each granted options exercisable until 2010 at $0.20 per share, in the following amounts: 1 million, 8 million, 8 million, and 3 million respectively.[132] It is clear that other employees were also granted options at the time.  Paragraphs 284 to 287 of the Report summarized Marian’s evidence that the first person to exercise the option was a Ms Chan, followed by eight other employees on 21 February 2007 and then on the following day four more employees.  She said, by the end of February 2007, all the employees in the Hong Kong office had exercised their options.  As Mr Laurence Li, counsel for Marian submitted:

“The surge [in ATML’s share price] caused considerable excitement among the employees. Between 16 and 22 February 2007, 13 employees exercised their stock options and sold the resultant shares.”[133]

136.  On 7 May 2007, 37.5 million share options were granted with an exercise price of $0.40 per share.  Marian was granted 5 million share options and Cecilia 1 million, exercisable immediately.[134] The evidence is not clear but it is likely that some or all of the 13 employees referred to above were also beneficiaries under the 2007 option. Both Marian and Cecilia sold shares under the 2007 option.  In the case of Marian, 2  million shares out of 5 million, and Cecilia, 600,000 out of 1 million.[135]

137.  So, the evidence was that 13 employees, who did not possess any price sensitive information, exercised their options and sold the shares.  Of course, insofar as they did so before 26 April 2007, they would have sold prior to the existence of price sensitive information and no question of insider dealing could arise.  It is not clear[136] whether any of the 13 employees sold after 26 April.  But even if they had, since they were not in possession of any price sensitive information, they would not have come within s 270.  We know that Cecilia sold both before (commencing on 26 February 2007) and after 26 April and she did so without being knowingly aware of any price sensitive information.  She sold 300,000 shares on 11 May at $0.5017, 500,000 shares on 28th May at $0.8400 and 100,000 shares on 29th May at $0.9600.  Presumably, she continued to sell because of the rising market price.

138.  Marian had also started to sell before 26 April (from 28 February 2007), and had sold 6.2 million shares by 26 April 2007.  Those sales fell outside s 270.  But she also sold 3.8 million shares after 26 April.[137] I believe some may think that, like Cecilia, it was possible that Marian’s continued sale was not influenced in any way by the price sensitive information.  Of course, the burden was on her to prove that this was the case.[138]

139.  The Tribunal said:

“292. It was the central assertion of Marian Wong’s evidence that all the Asia Telemedia employees, both in Hong Kong and the Mainland, exercised their options – including herself – for one very obvious reason, a reason that had nothing to do with their faith in the longer term viability of the Company or indeed their fear that it had no viable future. That reason was the desire – at last – to exercise their options at a time when, unexpectedly, the share price was surging. Put simply, it was to seize upon an unexpected opportunity to make a profit when independent of any matter they knew of or could control, a profit presented itself; as the Tribunal has described it earlier – to pick up the gift of manna from the desert floor.”

140.  The Tribunal then concluded:

“293. Even taking into account Marian Wong’s less than impressive evidence, her evasiveness in answering questions being very evident, nothing of substance arose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hearing to give the Tribunal reason to question her assertion that she had exercised her options for the single reason given above, a reason that was not in any way coloured by the price sensitive information in her possession.

294. As to how it could be that her possession of price sensitive information played no role, the Tribunal reiterates what has been said in respect of Charles Yiu. The Tribunal is satisfied that, while Marian Wong was in possession of information which she knew should properly form the basis for a public announcement by the Company, she nevertheless believed that somehow, in some way, any threat presented by Goodpine would be dealt with behind closed doors.  On balance, therefore, the Tribunal is satisfied that Marian Wong demonstrated that her sales were motivated by the single reason amplified above.”

141.  With respect, I see no legal or factual error. The motivation of the sale was a question of fact for the Tribunal, who had the benefit of the oral evidence of the witnesses.  As Arnup JA in Green v Charterhouse Group at 620:

“The Trial Judge, approaching this evidence with a healthy scepticism, might well have disbelieved it. In fact he chose to accept it.”

142.  The Tribunal’s finding was not disturbed by the Court of Appeal.  I do not believe I am entitled to interfere.  Lest it be thought that this is a grudging acceptance of a finding which I am not comfortable with, for what it is worth, I am of the view that Marian was rightly exonerated by the Tribunal.

143.  I will look closely at the Tribunal’s reasons exonerating Charles.  But first, I wish to pause and consider whether there was any telltale sign of insider dealing in Charles’ case.  It is common sense that price sensitive information has a limited lifespan, normally, between the inception of the information and its public disclosure, during which insider dealers would normally deal to make a profit or avoid a loss.  Here, the statutory demand was issued on 26 April and the 21-day period expired on 17 May 2007.  Thereafter, a winding-up petition based on the statutory notice could be presented,  although, it was not presented until 6 June 2007.[139] A typical insider dealer could be expected to deal in the securities between 26 April and 17 May to profit from his private knowledge of the price sensitive information.

144.  Charles sold a total of 6 million shares between 28 May and 31 May 2007 as follows:

Trading
Date  
Number of
Shares Sold  
Price Gross Proceed Net Proceed 
2007-05-28750,000$0.8500$637,500.00$636,154.37
2007-05-292,500,000$0.8960$2,240,000.00$2,235,273.60
2007-05-301,750,000$0.8726$1,527,050.00$1,523,758.03
2007-05-311,000,000$0.9100$910,000.00$908,079.90
Total6,000,000 $5,314,550.00$5,303,265.90

145.  Charles was not a beneficiary under the 2007 option, in other words, his shares came from the 2005 option and the exercise price was 20 cents.  If Charles was prompted by the inside information to sell, one might expect him to start selling within the window of opportunity between 26 April and 17 May.  He did not do so.  Of course, this does not prove that he was not influenced.  But his conduct is consistent with his case.

146.  According to the Tribunal:

“267. Central to Charles Yiu’s defence was that, if he had been in any way motivated by a desire to exercise his options and sell his shares before Goodpine instituted winding up proceedings, he would surely have done so before the 21 day deadline set out in Goodpine’s statutory demand had expired. Within that 21 day period, knowing that no public announcement was being made by Asia Telemedia as to Goodpine and the statutory demand, he would have been comparatively safe and would have had the ability to pick the best dates to sell. But after that 21 day deadline he would have appreciated that he was increasingly at risk of the winding up petition being issued and trading in Asia Telemedia shares being suspended. The statutory demand was received by Asia Telemedia on 26 April 2007, its 21 day deadline expiring on or about 17 May 2007. The only reasonable inference to be drawn therefore was that, if motivated in any way by the price sensitive information of the statutory demand following the deed of assignment, he would surely have exercised his options and sold his shares before 17 May 2007.”

147.  The Tribunal went on to point out, not only did he only commence to sell on the 28 May, 10 days after the deadline, he chose not to sell them at once, but over four days between 28 and 31 May, when the heavy trading on 28 May alone could have easily accommodated his sales.[140]

148.  The Tribunal then said:

“271. As to why he sold when he did, as cited earlier in the report [at para 133], Charles Yiu said that when the share price rose close to four times from 20 cents to close to one dollar the temptation to sell was simply too great. As he put it: ‘I couldn’t even dream of that, you know. And that’s why it was at that point in time I started selling off my shares.’”

149.  That the Tribunal had approached Charles Yiu’s evidence with healthy scepticism is clear from the following paragraph in the Report.

“276. Objectively, there are a number of grounds for criticising the validity of such beliefs. But the Tribunal is given the task here of considering a subjective issue, namely, whether, when he exercised his options and sold Asia Telemedia shares, Charles Yiu was motivated in any way by the fact that he knew he was at the time in possession of price sensitive information. Yes, he knew he was in possession of information which, if it became known to the market, would in all likelihood materially depress the share price. However, on balance, the Tribunal is satisfied that Charles Yiu believed that what was known to him would, by one means or another, be sorted out behind closed doors (as it had been in the past with Madam Liu) and would not therefore become a matter to influence the market. In the judgment of the Tribunal, on balance, that must explain why Charles Yiu paid no heed to the 21 day deadline imposed by the statutory demand. It was not because he lacked any appreciation of the events unfolding (although he tried his best to suggest such was the case) or because he was reckless. As he said, he sold because the share price, which clearly he was watching carefully, had gone so high that it was time to take his profit. In that sense, it was an undeniably sensible decision and, in the judgment of the Tribunal, not a decision that in any way indicates a conscious intent to misuse the price sensitive information in his possession. That, it must be accepted on balance, was his sole motivating factor – to take his share of manna found on the desert floor, that is, to profit from an unexpected speculative boom in the share price - and, at the time he dealt, was unconnected with any desire to avoid a loss by reason of the price sensitive information in his possession.”

150.  It is in this context that I will examine the paragraph which has troubled this Court:[141]

“274. As the Tribunal has attempted to make clear, an insider may know that information in his possession is price sensitive (in the sense that, if passed into the public domain, it will likely have a materially adverse impact on the share price) but, for his own reasons, whether sound or suspect, believe that the information will not pass into the public domain; put another way, that whatever threatens the share price will be resolved behind closed doors.”

151.  I accept relevant information is, by definition, always “behind closed doors”.[142] The “behind the closed doors” argument was never relied on as a defence under s 271(3), rather it was used to explain why Charles and Marian’s dealings were not in any way influenced by or motivated by the price sensitive information.  I would not read too much into it.  It is clear from the judgments of the Tribunal and the Court of Appeal that they understood the question before them was whether the respondents’ dealings had in any way been motivated or influenced by the price sensitive information.

152.  The question remains whether the information in any way influenced the decision to deal, and not whether the insider dealer had had the benefit of the information.  That, in my view, is an anterior question which is covered by s 270.  Personally, I believe para 274 of the Report says no more than that, subjectively, the price sensitive information played no part whatsoever in Charles’ dealings.  The Tribunal was saying no more than that, like the other employees of ATML, Charles sold because of the speculative bubble in the shares and the relevant information was not a factor.  He was not influenced or bothered by it.  In other words, like the 13 other employees, Cecilia, and indeed Marian, he sold regardless of any price sensitive information.  The Tribunal compared this with picking up manna from the desert floor, a polite way of saying that they were taking part in a feeding frenzy.

153.  I retur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s 271(3).  Mr Laurance Li has very helpfully in his written case traced the history of this provision.  It was consolidated into the SFO from s 10(3) of the Securities (Insider Dealing) Ordinance (“SIDO”) Chapter 395 which provided:

“A person who enters into a transaction which is an insider dealing shall not be held to be an insider dealer if he establishes that he entered into the transaction otherwise than with a view to the making of a profit or the avoiding of a loss (whether for himself or another) by the use of relevant information.”[143]

154.  Section 10(3) of SIDO could in turn be traced to s 141C(3) of the Securities Ordinance, Cap 333 which provided:

“A person who enters into a transaction which is an insider dealing … may be held not culpable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Part if his purpose is not, or is not primarily, the making of a profit or the avoiding of a loss (whether for himself or another) by the use of relevant information.”[144]

155.  Section 141C(3) had a chequered history, and was derived[145] from s 14(1) of the UK Companies Bill 1973 and s 57(6) of the UK Companies Bill 1978, which eventually became s 68(8) of the UK Companies Act 1980 which provided:

“The provisions of this section shall not prohibit an individual by reason of his having any information from –

(a) doing any particular thing otherwise than with a view to the making of a profit or the avoidance of a loss (whether for himself or another person) by the use of that information.”

156.  That later became s 3(1) of the Company Securities (Insider Dealing) Act 1985, which stated:

“Sections 1 and 2 do not prohibit any individual by reason of his having any information from –

(a) doing any particular thing otherwise than with a view to the making of a profit or the avoidance of a loss (whether for himself or another person) by the use of that information.”[146]

157.  I agree with Mr Li it is clear that the object of s 271(3) is that innocent dealing should not be prohibited.  That was the objective in England.[147] As Mr Li also submitted:

“That was also the view of the Hong Kong Companies Law Revision Committee, which said in its second report dated 12 April 1973:

‘7.131  … In Hong Kong there are many companies with interlocking interests and directorships, and directors of such companies could find it very awkward if the provisions do not indicate with sufficient clarity the types of dealing, by them.  We would therefore emphasize that the provisions should be restricted so as to apply to people acting with a guilty intention.  The difficulties are also fully realized in Britain …’”

158.  Sir Anthony Mason NPJ said:

“46. That insider dealing amounts to very serious misconduct admits of no doubt. It is a species of dishonest misconduct.”[148]

159.  I agree it is a species of dishonest misconduct.  That being the case, it is only right that innocent dealing should not be covered.  I would not regard any person who has satisfied the Market Misconduct Tribunal that he dealt without being in any way influenced by the inside information as dishonest.

160.  In the course of the submission, I asked Mr Horace Wong SC, counsel for the Commission, whether the s 271(3) defence should avail a connected person who has entered into a voluntary but revocable scheme to purchase a fixed number of shares in the corporation monthly on every payday at the prevailing market price and who allowed the purchase to continue after he had become possessed of inside information, but not because he was in any way influenced by the information. Mr Wong answered in the affirmative.  On my understanding of the defence, provided the person could satisfy the Tribunal that it was in fact the case, he should be exonerated.  Just as, if he should be prosecuted, he should be acquitted.  We are not concerned with criminal proceedings, but it may be helpful to note that Criminal Justice Act 1993, s 52(1) which concerned the criminal offence of insider dealing, it was a defence under s 53(1)(c) for a defendant if he shows “that he would have done what he did even if he had not had the information.”  This is jury-friendly language which admits of no doubt and captures, in a few words, the essence of the innocent dealing defence.[149] I believe the defence under s 271(3) should be interpreted to provide a similar defence.[150]     

161.  As was pointed out in the joint judgment by Ribeiro and Fok PJJ, the phrase “using relevant information” is not found in s 270(1) itself.  However, in subparagraphs (c) and (d) of s 270(1), which deal with disclosure of price sensitive information by a connected person to a tippee, the phrase to “make use of the information” or its equivalent is used.  For example, in s 270(1)(c), insider dealing takes place:

“(c) when a person connected with the corporation and knowing that any information is relevant information in relation to the corporation, discloses the information,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o another person, knowing or having reasonable cause to believe that the other person will make use of the information for the purpose of dealing, or of counselling or procuring another person to deal, in the listed securities of the corporation…”

162.  I believe these provisions support my view that more than simply dealing whilst in possession of the relevant information is required.  Were it otherwise, they could simply have provided that insider dealing takes place if the tipper discloses the relevant information … knowing or having reasonable cause to believe that the tippee will deal in the listed securities of the corporation for the purpose of making a profit or avoiding a loss.

163.  Nor am I concerned with questions of temporal aspects of dealings or profits or loss.  Section 271(3) is concerned with exactly the same dealing(s) found to have taken place under s 270(1).  They are not different dealings.  Nor am I concerned with profit or avoidance of loss at different times.  Section 270(1) does not require actual or prospective profit nor actual or prospective avoidance of loss.  Nor does it matter whether any profit was actually made or loss avoided.  It can be misleading to talk about actual or prospective profits or avoidance of loss under s 271(3).  The trading had occurred and s 270(1) triggered.  Actual profit made or loss avoided may be important for penalties if the s 271(3) defence is not made out but the fact that there was or might be such loss avoided or profits made is not decisive of the s 271(3) defence.  The defence under s 271(3) is made out if it is proved that the purpose of the trade did not include the purpose of making a profit or avoiding a loss by using the relevant information. 

164.  Read together with s 271(3), I believe s 270(1) targets dealings where relevant information was used for the purpose of making a profit or avoiding a loss.  But just as it would not matter under s 270(1) whether any profit was or would be made or loss avoided or would be avoided, it also would not matter under s 271(3).  In other words, dishonest dealing involves the use of relevant information for the purpose of gain or avoidance of loss and not whether any gain had or would be made, or loss avoided or would be avoided.

Spector Photo Group

165.  Spector Photo is a decision of the 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d concerns the interpretation of Eurpoean Parliament and Council Directive 2003/6/EC on insider dealing and market manipulation, Article 21 of which required Member States to prohibit specified categories of persons (primary insiders) who process inside information from “using” that information by dealing or trading or trying to deal in the instruments.

166.  There, the court said:

“… on a proper interpretation of Article 2(1) of Directive 2003/6, the fact that a person as referred to in the second sub-paragraph of that provision, in possession of inside information, acquires or disposes of, or tries to acquire or dispose of, for his own account or for the account of a third party, either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he financial instruments to which that information relates implies that that person has ‘used that information’ within the meaning of that provision, but without prejudice to the rights of the defence and, in particular, to the right to be able to rebut that presumption. The question whether that person has infringed the prohibition on insider dealing must be analysed in the light of the purpose of that directive, which is to protect the integrity of the financial markets and to enhance investor confidence, which is based, in particular, on the assurance that investors will be placed on an equal footing and protected from the misuse of inside information.”

167.  I do not believe Specter Photo assist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s 271(3).  The language of the European Directive is not truly comparable.   The decision arose out of a reference for a preliminary ruling on the proper interpretation of the article. It seems to me that the decision says no more than that an insider, possessed of inside information, who had traded in the relevant security is to be “taken” to have “used that information” “but without prejudice to the rights of the defence and, in particular, to the right to be able to rebut the presumption.”  It is not entirely clear what those defences might be though some perhaps could be gathered from the Preamble to the Directives.  Here, as noted, s 270 imposes a blanket prohibition against insider dealing, whereas s 271 provides defences against such blanket prohibition.

168.  Also, unlike the UK,[151] the European Directive has no effect here.  I would also note that, in legislative proceedings leading to the amendment in 2002 which brought the Hong Kong law to its current form, the legislative ad hoc group said that: “the existing United Kingdom definition[152] will shortly be replaced by the definition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Council directive co-ordinating regulations.  We do not know the reasons motivating such a proposed change i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we must not assume that what is good for the United Kingdom must necessarily be suitable for Hong Kong.  If we are to adopt the European Community definition, we must be sure that it is more appropriate to the local circumstances of Hong Kong than the wording now proposed.  For the time being, the ad hoc group is not yet so convinced.”[153]

169.  For the above reasons, I respectfully agree with the Tribunal and the Court of Appeal and would dismiss the appeal.

Lord Neuberger of Abbotsbury NPJ:

170.  I agree with the reasoning and conclusion of Ribeiro and Fok PJJ. I also agree with the judgment of Ma CJ. Like him, I add a few words of my own simply to summarise why I respectfully differ from Tang PJ – and indeed from the Court of Appeal and the Market Misconduct Tribunal.

171.  The respondents argue that the Tribunal was right to hold that they could rely on section 271(3), so that they should “not be regarded as having engaged in market misconduct by reason of an insider dealing taking place through [their respective] dealing[s] in” ATML shares (“the Shares”). This involves the respondents establishing (and the burden is on them) that “the purposes for which [they] dealt … in [the Shares] did not include … the purpose of securing or increasing a profit or avoiding or reducing a loss … by using relevant information”.

172.  In effect, two arguments have been advanced on behalf of the respondents to support their case in this connection. First, that they assumed that the problem in connection with the Goodpine indebtedness, which constituted the inside information (“the information”) in this case, would be sorted out “behind closed doors” and would never be known to the market. Secondly, that their decision to sell the Shares was motivated solely by the desire to take advantage of what the Tribunal called “an unexpected speculative boom” in the market price of ATML shares. Section 271(3) is, I accept, so worded that it could be interpreted so as to accommodate each of those arguments, but in my opinion both arguments should be rejected.

173.  So far as the respondents’ first argument is concerned, I consider that it proceeds on a misapprehension as to the nature of the “profit” or “loss” referred to at the end of section 271(3). It is not, as that first argument implicitly assumes, a possible profit or loss at some unspecified future time: it is a notional profit or loss as at the time of the insider dealing. Thus, in this case, the effect of the respondents’ sales of the Shares was to increase the profit they realised, because, as at the dates they sold the Shares, the respondents knew that the ATML share price was higher than it would have been if the inside information had been available to the market. Such an interpretation is consistent with the principal objection to insider dealing, namely that it distorts the market at the time it takes place. An orderly and fair market involves the buyer and the seller of shares enjoying equality of arms, and, more specifically, equality of access to information.

174.  This interpretation also seems to me to be more consistent with the statutory scheme. Section 271(3) is only invoked by a person who has been held to fall within section 270, and, at least where section 270(1) applies (as in this case), that means that the person has dealt in shares knowing that he has information which “is not generally known … but would if generally known … be likely to materially affect the price” of the shares. That suggests that one is looking at the share price at the date of dealing. Furthermore, it would be rather odd to hold that a person has satisfied a requirement that he dealt at a time when he had information which he knew “would … be likely to materially affect the price” of those shares, and then to be able to hold that he believed that the information would never affect the price of those shares.

175.  The respondents’ first argument also has the disadvantage of looking to the future, which is far more likely to involve the Tribunal having to consider the subjective expectations of the insider dealer, which is a difficult and potentially unsatisfactory exercise, and is unlikely to have been intended by the legislature. I discuss this point a little more fully in [177] and [178] below.

176.  Turning to the respondents’ second argument, it appears to me to be unlikely that section 271(3) was intended to be available to any insider dealer who was able to persuade the Tribunal that he did not in fact rely on the information when purchasing or selling the shares concerned. Such an interpretation would involve the section 271(3) defence being based on the subjective intentions of the insider dealer which would inevitably have to be assessed on the basis of the evidence from the person concerned, and normally without the benefit of any objective and directly relevant independent evidence.

177.  Inquiries as to what an insider dealer believed are inherently difficult, because he will be the only source of direct information, and he will have a vested interest in the outcome, and there will rarely be any independent evidence which is of much assistance on the issue. Further, if subjective intention is the basis of the section 271(3) defence, while no doubt the Tribunal would be sceptical in such a case, it is not hard to imagine an unscrupulous prospective insider dealer setting up a paper trail ahead of his trading with a view to supporting his contention that, for instance, he did not believe that the inside information would ever come out. Accordingly, an interpretation of section 271(3) which minimises the likelihood of such inquiries is to be preferred.

178.  In this connection, I derive support from the decision of the 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said in C-45/08 Spector Photo Group & Van Raemdonck [2010] Bus LR 1416, a case concerned with “the interpretation of Articles 2 and 14 of Directive 2003/6/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8 January 2003 on insider dealing and market manipulation (market abuse)”, to quote from [1] of the judgment. At [36], the Court of Justice said that “entering into a market transaction is necessarily the result of a series of decisions forming part of a complex context which, in principle, makes it possible to exclude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author of that transaction could have acted without being aware of his actions” and “where such a market transaction is entered into while the author of that transaction is in possession of inside information, that information must, in principle, be deemed to have played a role in his decision-making”. Accordingly, as the Court of Justice went on to say in [37],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sanctions against insider dealing] would be weakened if made subject to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 existence of a mental element”.

179.  I also consider that section 271(3) would be remarkably lugubriously worded if it was simply intended to provide that an insider dealer should escape liability if he could establish that he would have dealt as he did even if he had not possessed the information, especially as an established statutory formula which provided for this was available to the draftsman – see section 53(1)(c) of the Criminal Justice Act 1993 (UK), quoted by Tang PJ in [160] above.

180.  In other words, given that the purpose of provisions such as those with which this appeal is concerned is to ensure that the market is, and is seen to be, orderly, fair and undistorted, those with inside information relating to a company should not be able to deal in the company’s quoted shares, save in the 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 and, indeed, in circumstances which can, at least normally, be objectively verified.

181.  The considerations discussed in the preceding paragraphs, and those discussed in the first two judgments above, satisfy me that section 271(3) is intended only to apply where the purpose of the insider dealer’s purchase or sale of the shares concerned can be shown to be unconnected with the market price of the shares. In other words, in the case of a normal transaction – i.e. one motivated (at least in part) by the quoted price of the shares – the insider dealer will not be able to invoke section 271(3) where he has been objectively advantaged as against the market by having the information. It would be inappropriate and unnecessary (and indeed impossible) to provide an exhaustive list of circumstances in which section 271(3) could avail an insider dealer, but they would include a sale or purchase pursuant to a specific contractual obligation or a court order, and a sale or purchase when, if the information had been publicly available, it would, respectively, have increased or decreased the quoted price.

182.  I accept that this conclusion places people in the position of the respondents in this case at a disadvantage to other people, in that they may be unable to sell or buy shares in the company concerned when they would do so even if they had not got the information. From the insider’s perspective that is the price of being an insider; from the public perception, that is the price of ensuring a perceptibly fair and undistorted market.

Chief Justice Ma :

183.  By a majority of four to one, the appeal is allowed.  It is also ordered that the matter should now be remitted to the MMT to deal with the question of the appropriate sanctions. The remitter will be on the basis that the 1st and 2nd Respondents (Charles and Marian) are found to be culpable of market misconduct by insider dealing and as stated in para. 103 above.  The orders made by the Court of Appeal and the MMT are set aside.  As to costs, we would make an order nisi that the 1st and 2nd Respondents pay the costs of the Appellant in this appeal, in the Court of Appeal and before the MMT, such costs to be taxed if not agreed.  Should any party seek a different order as to costs, written submissions should be lodged with the Registrar (and served on the other parties) within 14 days of the handing down of this judgment, with liberty on the other parties to lodge and serve written submissions in reply within 14 days thereafter.  If no written submissions are received seeking a different order as to costs before the expiry of the relevant period, the order nisi will become absolute.

(Geoffrey Ma)
Chief Justice
(R A V Ribeiro)
Permanent Judge
(Robert Tang)
Permanent Judge

(Joseph Fok)(Lord Neuberger of Abbotsbury)
Permanent JudgeNon-Permanent Judge

Mr Horace Wong SC and Mr Norman Nip, instructed by 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for the Appellant

Mr Russell Coleman SC and Mr Samuel Wong, instructed by Sit, Fung, Kwong & Shum, for the 1st Respondent

Mr Laurence Li, instructed by Raymond Chan Solicitors, for the 2nd Respondent

Market Misconduct Tribunal, the 3rd Respondent, in person (absent)


[1] Cap. 571.

[2] This provision is contained in Part XIII of the SFO.

[3] In the version of the Ordinance applicable at the material time of this case, the term was known as “relevant information”; in the current form of the Ordinance, this is now known as “inside information”.

[4] See s 245(1) of the SFO.

[5] See s 252 of the SFO.

[6] This information consisted of the assignment of the substantial debt owed by ATML to Goodpine and the service of the statutory demand by that company on ATML.

[7] In Charles’ case, profits ranging between 425% and 450%; in Marian’s case between 100% and 500%.

[8] Insider Dealing Tribunal v Shek Mei Ling (1999) 2 HKCFAR 205 per Lord Nicholls of Birkenhead NPJ at 207I.

[9] (Cap.571) (“the SFO”), repealing and replacing the Securities (Insider Dealing) Ordinance (Cap.395).

[10] Koon Wing Yee v Insider Dealing Tribunal (2008) 11 HKCFAR 170 per Sir Anthony Mason NPJ at [45].

[11] Pursuant to section 252(2) of the SFO, dated 16 January 2014.

[12] Consisting of Mr Justice Hartmann NPJ (as he then was), Dr Chu Keung Wah and Mr Chan Sai Hung.

[13] Subsequently renamed Reorient Group Limited.

[14] The MMT found that because of acute illness, Lu was not given a reasonable opportunity of being heard and held that it was accordingly not permitted to identify him as a person who engaged in market misconduct (MMT at [53]). 

[15] The MMT accepted that Cecilia did not know that the relevant matters constituted price sensitive information and found that she had not engaged in market misconduct: MMT at [263].

[16] As laid down by SFO, section 270: MMT at [158]-[159].

[17] MMT at [224]-[225], [235], [240]-[243].

[18] MMT at [253]-[255].

[19] “Relevant information” is now referred to in the Ordinance as “inside information” and it is convenient to use the present designation.

[20] Lam VP, Cheung JA and Kwan JA, [2017] 3 HKLRD 157 (26 April 2017), Kwan JA writing for the Court.

[21] Ribeiro, Tang and Fok PJJ, [2018] HKCFA 7 (6 February 2018).

[22] Letter from the Registrar to the parties dated 27 August 2018; the words in square brackets were originally “insider dealing” but it was common ground that they should, more appropriately, read “market misconduct”.

[23] Then called Mansion House Group Ltd.

[24] MMT at [58].

[25] MMT at [283].

[26] MMT at [74]-[76].

[27] MMT at [94].

[28] MMT at [100].

[29] MMT at [103].  This eventually proved to be the fact.

[30] MMT at [203], footnote 23.  Noted by the CA at [10].

[31] MMT at [203]. 

[32] MMT at [97].

[33] MMT at [128]-[129].

[34] MMT at [98].

[35] MMT at [95].

[36] MMT at [104]-[105].

[37] CA at [22].

[38] MMT at [127].

[39] MMT at [122].

[40] MMT at [107].

[41] MMT at [154].

[42] SFC Notice at [14]; MMT at [289].

[43] SFC Notice at [14]; MMT at [269].

[44] In the current version, section 270 substitutes “inside information” for “relevant information” but is otherwise identical. 

[45] It was not disputed that ATML was listed on the Hong Kong Stock Exchange and that the respondents were connected persons being a director and/or an employee of ATML: SFO section 247(1)(a).  See: MMT at [162]-[163].

[46] Securities Ordinance (Cap.333) section 141C(3) and Securities (Insider Dealing) Ordinance (Cap.395) section 10(3).

[47] Section 53(1)(c) of which provided a defence if the person charged could show “that he would have done what he did even if he had not had the information”.

[48] Report of the Insider Dealing Tribunal in International City Holdings Limited, 27 March 1986, Vol.1 at [2.9].

[49] Green v Charterhouse Group Canada Ltd. (1976) 68 DLR (3d) 592 at p.619.

[50] Due to the commendable research of the Court’s Judicial Assistants.

[51] (Case C-45/08), 23 December 2009; [2010] Bus. L.R. 1416.

[52] [2010] Bus. L. R. 1416, Judgment at [36].

[53] MMT at [196].

[54] Section B.3 of this judgment.

[55] MMT at [146], [203] and [208].

[56] MMT at [97].

[57] MMT at [128]-[129].

[58] MMT at [121].

[59] MMT at [171]-[174].

[60] MMT at [218(ii)].

[61] MMT at [218(iii)].

[62] MMT at [219].

[63] MMT at [232]-[234].

[64] MMT at [224].

[65] MMT at [225].

[66] MMT at [241].

[67] MMT at [242].

[68] MMT at [254].

[69] MMT at [255].

[70] See paragraph [37] above.

[71] MMT at [218(ii)].

[72] MMT at [219].

[73] MMT at [286].

[74] MMT at [292].

[75] MMT at [271].

[76] The Tribunal was referring also to Cecilia.

[77] MMT at [266].

[78] MMT at [266].

[79] MMT at [276].

[80] MMT at [255].

[81] MMT at [273].

[82] MMT at [274].

[83] MMT at [276].

[84] MMT at [278].

[85] MMT at [278].

[86] MMT at [279].

[87] MMT at [266].

[88] MMT at [279].

[89] MMT at [274].

[90] R2’s Written Case at [8].

[91] Ibid at [9].

[92] Ibid at [43]-[52].

[93] (1999) 2 HKCFAR 205 at 209H.

[94] Ibid.

[95] (2008) 11 HKCFAR 170 at [45].

[96] It is not, however, necessary in the present appeal to determine whether it is only in cases of compulsion that the defence can be established: cf Henry Tai Hon Leung v Insider Dealing Tribunal, unrep, CACV 333-334/2004, 3 November 2005, at [27]-[28].

[97] CA at [36]-[39].

[98] CA at [40].

[99] CA at [42].

[100] CA at [50].

[101] CA at [46]-[51].

[102] CA at [52]-[60].

[103] CA at [61].

[104] CA at [62].

[105] CA at [64]-[68].

[106] The implicated dealings took place in 2007.  All references (unless otherwise stated) are to provisions of the Securities and Futures Ordinance current at the time.

[107] Para 198 of the MMT report.  Before the Tribunal, the Commission’s case was that insider dealing had taken place on various dates between 1 February 2007 and 6 June 2007.  However the expert witness provided by the Commission in his evidence said that in his opinion the deed of assignment plus the accompanying demand letter was not price sensitive, but the statutory demand combined with the deed of assignment was price sensitive.  At closing, the Presenting Officer for the commission submitted that if the Tribunal accepted this view then only trading that took place after the receipt of the statutory demand could amount to insider dealing.

[108] Section 245(1).  It is also a criminal offence under s 291.

[109] Now, it is called inside information but there is no materi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expression.

[110] For the time being, I concentrate on dealing by way of purchase or sale of shares.  I will later briefly consider some of the other provisions in s 270.

[111] There is a similar defence in the event of a criminal prosecution: Section 292(3).

[112] Unrep, CACV 333/2004 and CACV 334/2004, 3 November 2005.

[113] Rogers VP, Le Pichon and Tang JJA.

[114] Court of Appeal, para 27.

[115] Para 33.

[116] 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v Lam King Hung [2010] 2 HKLRD 623, where the official translation of the judgment is reported.

[117] Para 26.

[118] Judgment of Derek Pang J, para 28.

[119] Page 619.

[120] Arnup, MacKinnon and Howland, JJ.A.

[121] Clough J (as he then was) together with Mr Gordon M Macwhinnie, and Mrs Barbara M Wong.

[122] IDT Report of Re International City, 27 March 1986.

[123] One should note, though it is irrelevant to the present discussion, in the current appeal, the purpose must not include any such purpose.

[124] Leading counsel for the Tribunal was Mr Henry Litton QC (as he then was), and one of his juniors was the future Mr Justice McMahon. It does not appear that counsel for the Tribunal took issue with Mr Wright’s submission.

[125] McCowan LJ, Jupp and Potter JJ.

[126] Report, para 276.

[127] Para 11.24 Consultation Document on the Securities and Futures Bill, April 2000.

[128] Report, para 266.

[129] Report, paras 110 to 112.

[130] Report, para 53.

[131] Report, paras 262 & 263.

[132] Report, para 82.

[133] Para 27, 2nd respondents submissions.  In the presenting officer’s closing submissions, when dealing with the defence under section 271 (3) he said at 43, “[S]o far as the other Specified Persons are concerned, it appears to be their case that they would have sold the shares in any event, regardless of the knowledge of the relevant information. They also point out that others, who did not possess the relevant information, were also selling ATML shares during the material period.”  The material period according to the Commission was between Feb and June 2007.

[134] Report, para 123.

[135] Report, para 14.

[136] They had no reason not to, since the price went hyperbolic in May.

[137] 2.8 million shares out of the 2005 option and 1.2 million out of the 2007 option.

[138] The Presenting Officer put it succinctly and submitted that it was her case that she would have sold the shares in any event regardless of the knowledge of the price sensitive information.  Para 43, the Presenting Officer's closing submissions.

[139] That was not in ATML’s control.

[140] The shares were heavily traded. At para 105 of the Report, the Tribunal said the turnover on 21 February (the next trading day after 16 February 07), was 133, 975, 815 shares. The turnover fluctuated. But the turnover on 11 May, was about 150 million, 14 May about 200 million, 22 May about 100 million, 28 May over 150 million, 29 May, about 150 million, 30 May about 50 million. See volume-high-low-close chart of stock between 1 February 07 and 14 December 07.

[141] Joint judgment, para 75.

[142] Joint judgment, para 80.

[143] Considered in Henry Tai Hon Leung, para 111 above.

[144] Considered in International City, para 120 above.

[145] Hong Kong Hansard, 5 Oct 1977 at para 14.

[146] Considered in R v Cross.  Para 124 above.

[147] The Conduct of Company Directors. Cmnd 7037, November 1977.

[148] Koon Wing Yee v Insider Dealing Tribunal (2008) 11 HKCFAR 170, with the concurrence of the other members of the court, in proceedings under SIDO.

[149] Imagine the difficulty of directing a jury on the nicety of the meaning of “using”.

[150] Naturally, I believe this should be a defence under s 292(3) in a criminal prosecution.

[151] And I will not pause to consider how subsequent UK legislation was or might have been influenced by the European Directive.

[152] I think this referred to the Financial Services and Markets Act 2000. I will not go into it.  My point is simply that the legislature never intended to model our law on the European Directives.

[153] Hong Kong Hansard, 25 July 1990, at pages 165-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