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 CourtDB
HomeDirectoryMCP
Hong Kong CourtDB
Back to directory
Part V Possession Application2022

萬億置業國際有限公司 對 MCP LTD

Files (3)

[2023] HKLdT 49-CH-2023-07-21

萬億置業國際有限公司 對 MCP LTD

HTML content

LDPE 190/2022

[2023] HKLdT 49

香港特別行政區

土地審裁處

申請編號LDPE 2022年第190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ILLION PROPERTY INTERNATIONAL LIMITED申請人
 (萬億置業國際有限公司) 
 及 
 MCP LIMITED答辯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審法官 : 彭浩泉審裁處成員
聆訊及判決日期 : 2023年7月21日

判決書
(上訴許可申請)

1.  答辯人於2023年6月26日向土地審裁處 (下稱「審裁處」) 提出非正審申請, 要求就本席於2023年2月23日作出的判決 (「2月23日的判決」)及2023年5月29日作出的覆核判決 (「覆核判決」)申請上訴許可, 並擱置執行有關判決, 以等待上訴的結果。

2.  2月23日的判決頒令如下:

(1)  答辯人須支付申請人由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2月28日及2022年2月1日起至2022年8月2日的租金/中間收益,共1,167,435元, 另加根據涉案租約附表二的利息, 以2%月息計算, 至本判案書日期為止;

(2)  答辯人須支付申請人由2022年8月3日起的損失,總數為589,332元, 另加利息由2022年9月8日起, 以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最優惠利率加1%計算, 至本判案書日期為止;

(3)  答辯人須支付申請人利息,從本判案書日期起至交還所有判定欠款,以判案年利率8.169%計算。

3.  答辯人在2023年3月15日根據《土地審裁處條例》第11A 條要求覆核2月23日的判決。本席經於2023年5月10日聆訊後, 於2023年5月29日頒下覆核判決,撤銷答辯人的覆核申請。

4.  又根據該覆核判決, 本席頒下訟費命令, 命令答辯人須支付該覆核申請的訟費, 連同大律師證書, 如雙方未能就訟費金額達成協議, 則由法庭以區域法院準則評定訟費, 暫准命令在14天後成為絕對命令。但, 申請人的代表律師於2023年6月9日提出申請, 要求更改訟費命令, 改作簡易程序判定, 本席經考慮後同意修改訟費判決如下:[1]

(1)  申請人須於14日內向答辯人送達訟費清單;

(2)  答辯人須於收到申請人送達訟費清單的14日內提出回應或反對(如有, 編覆只限兩頁); 及

(3)  土地審裁處會在收到上述文件(如有)後以簡易程序判定訟費。

5.  在 CLP Power Hong Kong Ltd v Commissioner of Rating and Valuation [2013] 4 HKLRD 535 一案, 審裁處庭長區慶祥法官 (當時官階)指出, 在法律上, 由於覆核的判決會取代審訊的判決, 因此申請人不需要就2月23日的判決提出上訴許可申請, 但就覆核判決的上訴許可申請, 仍可就2月23日的判決在法律論點上有錯誤為理由,而針對該項判決向提出上訴[2]。

6.  就此上訴許可申請,答辯人代表馬詠襄女士 (「馬女士」)分別於2023年6月23日及2023年7月4 提交一共兩份誓章。

7.  在考慮答辯人遞交的確認書及聆聽其陳述後,現判定撤銷答辯人於是案的非正審申請。

背景

8.  於本案, 根據一份於2019年8月20日訂立的租約 (下稱「涉案租約」)[3],申請人把位於屯門栢麗廣場的涉案處所租予答辯人作商業用途, 由2019年10月1日起至2022年9月30日止,而答辯人一直於涉案處所經營「現代美容中心」至2022年6月底, 但其間有部份時間沒有繳付租金。。

9.  申請人於2022年4月21日向土地審裁處申請收回涉案處所的管有,理由是答辯人未有繳付2021年1月及2月及2022年2月起的租金。

10.  答辯人於2022年4月29日向土地審裁處遞交反對通知書,其中的抗辯理由只包括,因疫情令美容院停業乃「不可抗力」理由, 及立法會於2022年4月28日通過了《商業租户短期保護措施(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條例》(香港法例第644章), 其中第5條第(5)款規定:

「如任何租賃的業主採取任何行動,而該行動(或其任何部分)是就第(4)款描述的有關租户沒有繳付租金而採取的,若該行動(或部分行動)在保護期開始時尚未了結,則該行動(或部分行動)須予以擱置,直至以下兩個時間中的較早者為止 ——

(a) 保護期屆滿之時;

(b) 本款及第(4)款根據第(9)款停止就該租賃而適用當日開始之時。」

11.  如是者, 本案被暫時擱置, 雙方代表律師亦於2022年5月19日同意把案件押後至不早於2022年8月1日再次排期聆訊的後續安排。

12.  由於《商業租户短期保護措施(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條例》第5條第(4)款, 只是禁止申請人就答辯人在2022年1月1日開始沒有繳付租金在審裁處提出訴訟,審裁處於同日,即2022年5月19日,根據訴訟雙方的同意傳票作出頒令如下:

“1. The applicant do file and serve on the respondent its request for further and better particulars of the Defence in respect of the arrears of rent for the months of January and February 2021 claimed by the applicant (the 2021 arrears);

2. The respondent do file and serve on the applicant its reply in respect of the 2021 arrears within 21 days thereafter;

3. If the Applicant shall proceed to take out any application under Order 14 or 14A of the Rules of High Court in respect of the 2021 arrears, such application shall be taken out on or before 4 July 2022.

4. The applicant’s claim in respect of the 2022 arrears be stayed pursuant to section 4(5) of Cap 644.

5. The next direction hearing (estimated time for 1 hour) be fixed for a date not before the 1st August 2022; and

6. Costs in the cause.”

13.  即審裁處於2022年5月19日頒令了申請人如就答辯人在2021年期間沒有繳付租金提出訴訟,該申請須於2022年7月4日或之前提出。

14.  其後答辯人於2022年6月21日發出傳票, 要求審裁處批准其就申請人於2022年5月31日要求的 “Further and Better Particulars for the Respondent’s Notice of Opposition (Form 7)” 於28日內作出回應。

15.  可是基於答辯人已於2022年6月30日搬離涉案處所, 即根據《商業租户短期保護措施(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條例》第5條第(9)款,申請人向答辯人追討欠租不再受到禁止, 申請人於2022年6月30日發出傳票,要求審裁處就答辯人的欠租事宜作出判決。

16.  但於2022年7月6日的聆訊前夕,申請人與答辯人於2022年7月5日發出同意傳票,內容如下:

“1. In respect of the Summons taken out by the Respondent[4]:

1.1 that unless the Respondent file and serve its reply to the Request of the Applicant in respect of the 2021 arrears before 4pm on 2nd August 2022, the Respondent’s Defence in respect of the 2021 arrears be struck out; and

1.2 the Respondent do pay the Applicant’s costs of this application be agreed at HK$750 to be paid forthwith.

2. In respect of the Order 14/14A application taken out by the Applicant[5]:

2.1 leave to the Respondent to file and serve its affirmation in opposition on or before 2nd August 2022;

2.2 leave to the Applicant to file its affirmation in reply within 28 days thereafter;

2.3 no further affirmation shall be filed by any party without leave of the Court;

2.4 estimated length for argument, two hours, to be fixed in consultation with Counsel’s diary; and

2.5 costs reserved.”

17.  根據上述同意傳票,馬女士於2022年8月2日的反對誓章中, 突然加上雙方有口頭承諾的新抗辯理由。

18.  及後審裁處於2022年8月30日作出命令, 指示雙方須於2022年9月14日或之前就審訊進行排期。答辯人的代表律師曾就此來信詢問簡易判決及審訊是否分開進行, 審裁處口頭回覆會合併處理。

19.  案件其後排期在2023年1月30日於本席席前審理。 在審訊結束時, 答辯人要求就簡易判決應獲得全部訟費, 審裁處並不同意, 亦於2月23日的判決判案書第112段作出如下闡釋:

「查本席較早前已審理相類因新冠肺炎疫情導致租客欠租, 而後者也嘗引用「不可抗力」或「受挫失效」抗辯的個案,...... 如果不是本案答辯人的馬女士於2022年8月2日的反對誓章中, 突然加上該口頭承諾的新的抗辯理由, 本席會毫不猶豫的以簡易判決裁定申請人得直。」

20.  答辯人在申請覆核時,就是認為審裁處不選擇把簡易判決及審訊分開進行, 答辯人便失去了爭辯簡易判決的權利, 造成程序不公及偏頗。

21.  在5月29日的覆核判決, 本席已作出以下闡釋:

「19. 可是根據「香港民事訴訟2023」第1冊1B/1段,審裁處有案件管理的高度酌情權。就本案原涉簡易判決的爭議, 正是源於答辯人在其2022年4月29日的反對通知書所指之「不可抗力」理由, 縱使代表答辯人的蘇竟大律師 (「蘇大律師」)在2023年1月30日的審訊時「據理力爭」, 本席已於該判案書第62段至80段闡釋「不可抗力」並不適用於答辯人拒絕繳付租金的抗辯。答辯人從來沒有失去這「不可抗力」爭辯的權利。

20. 「如果不是本案答辯人的馬女士於2022年8月2日的反對誓章中, 突然加上該口頭承諾的新的抗辯理由」,審裁處根本沒有必要要求排期審訊:

“Indeed, for relatively simple case where parties are ready, this Tribunal could have determined the application at the first hearing. In other words, this Tribunal need not fix a trial hearing on a later date.”[6]

21. 至於該簡易判決的訟費, 訴訟雙方在2022年5月19日的同意命令中已同意訟費歸於案中(Costs in the cause)。審裁處把簡易判決及審訊合併處理, 是行使案件管理的酌情權, 並非根據《高等法院規則》(香港法例第4A章)第14號命令第7(1)段駁回申請人的簡易判決申請, 更非答辯人在簡易判決中勝訴。

22. 本案的情況極其量是類近答辯人被給予無條件抗辯許可, 根據「香港民事訴訟2023」第1冊14/7/13段,同樣的一般訟費安排是訟費歸於案中。所以並不存在簡易判決的訟費應全部給予答辯人的情況。

23. 無論如何, 根據《土地審裁處條例》(香港法例第17章)第12條(1), 在審裁處進行的所有法律程序的訟費及附帶訟費均由審裁處酌情決定,審裁處並有一切權力決定誰人須支付該等訟費以及須支付的範圍。而於本案, 本席判決答辯人所引用的「不可抗力」抗辯理由敗訴。」(後加強調)

申請上訴許可的理據

(一)  案件管理的酌情權

22.  根據馬女士於2023年6月23日提交的誓章, 是次上訴許可申請, 就是認為本席「作出了錯誤的法律判決, 錯誤以審裁處對案件管理的高度酌情權來處理簡易程序。」

23.  答辯人不認同審裁處有此高度酌情權, 其理由如下:

(a)  「香港民事訴訟2023」第1冊1B/1段是指「法庭一般管理的權力」, 並沒有指出法庭對案件有高度酌情權」;

(b)  其次, 「香港民事訴訟2023」第1冊1B/1/2段指出, 法庭所行使的權力可能需以命令才處理, 除非本規則另有規定。反觀本案, 審裁處所作的合併回覆並沒有以「命令」來處理, 即答辯人不能對此作上訴;

(c)  審裁處沒有列出根據「香港民事訴訟2023」第1冊1B/1段中的那一段所給予的權力來行使合併處理的高度酌情權。雖然根據「香港民事訴訟2023」第1冊1B/1段中, 法庭可作出1B/1(2) (f)段中合併程序 (consolidate proceedings), 但答辯人不同意審裁處可以於本案行使此權力。

24.  答辯人認為一般合併程序是根據「香港民事訴訟2023」第1冊第4號命令來進行, 其中第4/9/7段中 “A separate summons should be issued in each action proposed to be consolidated, or one summons may be issued provided it fully sets out the title of each such action”, 當中已指出合併程序是對每一個訴訟進行合併, 並需以傳票形式提出。 而簡易程序與案件的正式審訊並不構成獨立的訴訟, 故此並沒有理據作合併處理。

25.  此外, 答辯人又認為申請人是依據《高等法院規則》(香港法例第4A章)第14號命令作簡易判決的申請, 任何命令或判決亦需依《高等法院規則》第14號命令作出, 假使審裁處要執行案件管理的酌情權 (如有), 亦不可偏離 (deviate) 「香港民事訴訟2023」第1冊第4號命令。

(二)  雙方的行為

26.  根據馬女士於2023年7月4日提交的誓章,答辯人認為本席沒有根據案例充分考慮雙方的行為來判定口頭承諾是否存在。同樣地, 答辯人認為本席沒有根據案例考慮雙方的行為來判定來判定申請人有否口頭要求提前終止租約。

27.  馬女士舉出英國 Grizzly Business Ltd v Stena Drilling Ltd & Another [2014] EWHC 1920 (Comm) 的第8 段, 指法庭在判定口頭協議是否存在, 除了要考慮文書的證據外, 亦應考慮雙方的行為:

“The burden lies on the claimant to prove on the balance of probabilities that . . . It is therefore necessary to consider whether, having regard to the context in which that call took place, to the surrounding circumstances and to the contemporaneous documents, it is more likely than not that Mr. Devine's account of the call is correct. The context and circumstances in which the call took place, together with the contemporaneous documents, were therefore examined at the trial in considerable detail, notwithstanding that the essential dispute is whether a few words were spoken in a telephone call.”

28.  於此, 馬女士引述代表答辯人的蘇竟大律師(「蘇大律師」)於2022年12月17日擬備的開案陳詞的第6段如下:

「MCP 相信並依賴萬億上述的口頭承諾, 上述的口頭承諾亦反映在以下雙方的行為上:-

a. 萬億由2021年3月至2022年2月都沒有向追討2021年1月及2月份的租金;

b. 萬億由2021年3月至2022年3月都沒有向土地審裁處提出追討MCP2021年1月及2月份的租金;

c. 由於萬億已經完全免去MCP 2021年1月及2月份的租金, 往後約11個月的租單都如上述所提及, 一直將兩個月免去的租金掛帳在租單上, 待租約期滿前之租單才會顯示為撇帳, 由於這兩個月免去的租金不是欠款, 所以租單上沒有列出利息;

d. MCP一直相信並依賴萬億上述的口頭承諾, 沒有接受萬億最初提議的減免2021年1月份租金50%及2021年2月份租金10%, 接受萬億最後答應的完全免去MCP 2021年1月及2月份的租金; 及

e. MCP容許萬億將兩個月免去的租金掛帳在租單上, 待租約期滿前之租單才會顯示為撇帳 (如免租期的撇帳)。」

案件管理的酌情權

29.  就本案的情況而言, 特別重要的條文包括述明民事司法制度改革基本目標的第1A號命令第1條、述明法庭管理案件的職能的第1A號命令第4條和第1B號命令。該第1A號命令第1(c) 條規則訂明其中的一個基本目標,是要「提倡在進行法律程序中舉措與案情相稱及程序精簡的意識」。

30.  本案的起因源於申請人於2022年4月21日向土地審裁處申請收回涉案處所的管有,理由是答辯人未有繳付2021年1月及2月及2022年2月起的租金, 可是立法會於2022年4月28日通過了《商業租户短期保護措施(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條例》(香港法例第644章),申請人追討2022年2月起的租金的行動被迫擱置, 以致後來審裁處於2022年5月19日,根據訴訟雙方的同意傳票, 指令包括:If the Applicant shall proceed to take out any application under Order 14 or 14A of the Rules of High Court in respect of the 2021 arrears, such application shall be taken out on or before 4 July 2022.

31.  可是基於答辯人已於2022年6月30日搬離涉案處所, 即根據《商業租户短期保護措施(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條例》第5條第(9)款,申請人向答辯人追討欠租不再受到禁止, 申請人於是於同日發出傳票,要求審裁處就答辯人的欠租事宜作出判決。根據上訴法庭於永華電子實業有限公司訴陳樹雄經營三雄行, HCMP 1951/2012 (無彙報的案例,日期為2012年11月16日)一案的判案書第12段指出, 審裁處可在初次聆訊當天即進行審訊及處理。最近在First Grade International Trading Limited v. Meera Industries Limited, LDPE 167/2023(無彙報的案例,日期為2023年5月3日)第41(12) 段, 審裁處也重申:

“. . . for relatively simple case where parties are ready, this Tribunal could have determined the application at the first hearing.”

32.  這就是答辯人所稱之簡易判決程序, 但此初次聆訊原訂於2022年7月6日進行, 但卻正如上文第15段所述,申請人與答辯人於2022年7月5日發出同意傳票,希望把此初次聆訊押後。但當本席閱覽申請人及答辯人提交的進一步資料時, 認為較適合的處理方式是進行一趟正式的審訊 (full trial)。這又正如覆核判決第20段所言, 「如果不是本案答辯人的馬女士於2022年8月2日的反對誓章中, 突然加上該口頭承諾的新的抗辯理由」,審裁處根本沒有必要要求排期審訊」。

33.  馬女士更在其2023年6月23日誓章中的第15段表示,「如果土地審裁處並非以合併形式處理, 申請人或有機會不再繼續進行案件。」這可是馬女士不切實際的猜想。 申請人由始至終一直是追討答辯人的欠租, 如果答辯人沒有突然加上該口頭承諾的新的抗辯理由, 撇除了早前《商業租户短期保護措施(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條例》的禁止追租限制, 答辯人在反對通知書中的抗辯只餘下疫情令美容院停業乃「不可抗力」理由,但此理由卻面對一連串法庭於其不利的案例, 申請人一直有聘請律師進行本案的申請, 本席看不到申請人不再繼續進行案件之理。

34.  又由於本案從來只有一個訴因, 就是答辯人欠租, 亦只有一宗因答辯人欠租而要求收回租賃標的物的申請, 並非有兩宗或多於兩宗的訟案或事宜待決,「香港民事訴訟2023」第1冊第4號命令並不適用。

35.  相反, 「香港民事訴訟2023」第1冊1B/1段所指的案件管理權力, 是可增補而非取代土地審裁處規則第14條第(1A) 款排期聆訊權力。

36.  根據《土地審裁處條例》(香港法例第17章)第10(1)條, 審裁處可在它認為合適的範圍內,沿用原訟法庭在行使其民事司法管轄權時所採用的常規及程序,而為此目的, 但根據土地審裁處庭長在2009年2月12日發出的「民事司法制度改革在土地審裁處的適用範圍」(LTPD: CJR No 1/2009) 的指示第5及第6 段, 審裁處可行使酌情權, 使其可以自行決定是否採用有關的常規及程序。

37.  在Mimi Kar Kee Wong Hung v Severn Villa Limited, [2012] 1 HKLRD 887, 上訴法庭已在其判案書第31段指出, 如要就法庭的案件管理權力提出上訴,這會是一個很高的門檻 “very high hurdle”:

“31. It must also be borne in mind that the orders made by the Judge in the intended appeal are case management decisions in the exercise of the discretion of the trial judge. Case management decisions are only subject to appeal in rare circumstances. The appellant faces a “very high hurdle” and must show that the judge “has gone clearly wrong and made orders which will clearly involve an injustice or an inability for the trial court to carry out its task”, or if the judge “erred in principle or the order was irrational having regard to the issues that had to be resolved”. It need hardly be emphasised that generally, an appellate court will not interfere with a judge’s exercise of discretion unless the judge has misunderstood the law or the evidence or the exercise of his discretion was plainly wrong such that it was outside the generous ambit within which a reasonable disagreement is possible.” (後加強調)

38.  同樣, 在其後的厦門新景地集團有限公司 訴 Eton Properties Limited及其他人, HCMP 13/2012 (無彙報的案例,日期為2012年2月14日)的判案書第9段, 上訴法庭更指出, 如要就法庭的案件管理權力提出上訴, 該上訴必須符合一定的條件:

“9. No leave to appeal should be granted unless the threshold test of reasonable prospect of success is satisfied, or (which is not relevant to the present case) there is some other reason in the interests of justice why the appeal should be heard : section 14AA(4), the High Court Ordinance (Cap 4). But the court still retains a discretion whether to grant leave even if the threshold test is satisfied. This is particularly so in relation to an intended appeal against a case management decision. In relation to such an intended appeal, this court rarely intervenes save in 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 As Kwan JA reiterated in the recent case of Mimi Kar Kee Wong Hung v Severn Villa Limited, HCMP 2192/2011, 12 January 2012, para 31, it need hardly be emphasized that generally, an appellate court will not interfere with a judge’s exercise of discretion unless the judge has misunderstood the law or the evidence or the exercise of his discretion was plainly wrong such that it was outside the generous ambit within which a reasonable disagreement is possible. In relation to case management decisions, the intended appellant must show that the judge “has gone clearly wrong and made orders which will clearly involve an injustice or an inability for the trial court to carry out its task”, or if the judge “erred in principle or the order was irrational having regard to the issues that had to be resolved”. I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hat this court does not descend to micro‑managing cases pending before the court below.” (後加強調)

39.  重要的是, 在2023年1月30日的審訊期間, 答辯人即使得悉與訟雙方進行正審時並沒有就答辯人所稱的簡易判決進行分開聆訊, 代表答辯人的蘇大律師並沒有在審訊時提出任何反對或提出押後正審的申請。

40.  當然, 由於在2023年1月30日開審前, 答辯人於2022年12月7日也遞交了兩份草擬證人陳述書, 分別由冼嘉敏女士(下稱「冼女士」)及馬女士撰寫,答辯人已有充分的機會向審裁處表達它的案情, 它的案情在程序上已獲得全面及公平的處理。

41.  而事實上,在2023年1月30日開審當天, 蘇大律師曾就簡易判決及正審的案件處理事宜主動提出澄清, 其間的法庭錄音內容如下:

蘇大律師: 閣下, 其實今日我知道係一個審訊日期嘅, 咁其實仲有一個 ...... 我知道稍早之前申請人係有一個 summary judgment 嘅申請, 我知道係未 ...... 唔知申請人個意向係想繼續呢個申請吖, 定係話去 withdraw 咗呢呢個申請? 我諗需要處理先。
陳大律師*: 申請方個立場都係需要處理嘅, 因為我吔個陳詞就係話根本其實答辯方係冇一個 reasonable or credible defense 喺度嘅。
本席: 但係就我自己就睇唔到 ......應該話睇唔到有一個所謂分別呀, 同埋呢 ...... 土地審裁處嗰個程序上同區域法院或者高等法院有啲稍稍唔同嘅。
陳大律師*: 係, 正確嘅, 法官閣下, 係。
本席: 因為譬如今日就係應該係審訊嘅日子。
陳大律師*: 係。
本席: 我亦都安排咗兩日。
陳大律師*: 係。
本席: 亦都畀你吔傳召 ......
陳大律師*: 係。
本席: ......到多個證人, 咁毋須要作一個所謂summary judgment 嘅考慮囉, 因為我聽 ......
陳大律師*: 完全, 我完全 ......
本席: 聽完呢個 ......
陳大律師*: ......認同法官閣下。
本席: ...... 完全嘅證據之後, 根本就已經可以即係作出嗰個判決。
陳大律師*: 如果訟費命令可以 costs in the cause 嘅其實, 所以我完全認同法官閣下個觀察同睇法嘅。
本席: 係。
蘇大律師: 係, 明白嘅。
本席: 咁就都係照番正常程序, 等佢傳召證人先喇, 係咪?
蘇大律師: 我冇意見嘅。

* 當時代表申請人的陳珽浺大律師

42.  從上文的審訊過程可見, 蘇大律師並沒有提出任何反對審訊如期進行, 也沒有提出有任何對答辯人不公的情況, 或要求提出押後審訊的申請。 反之,蘇大律師表示: 「 係, 明白嘅。」及「我冇意見嘅。」

43.  又如上文的審訊過程可見,該簡易判決程序引起的訟費,是以 costs in the cause 作考慮。 這又如覆核判決第23段所述, 根據《土地審裁處條例》第12條(1), 在審裁處進行的所有法律程序的訟費及附帶訟費均由審裁處酌情決定,審裁處並有一切權力決定誰人須支付該等訟費以及須支付的範圍。而於本案, 本席判決答辯人所引用的「不可抗力」抗辯理由敗訴。

雙方的行為

44.  於本案, 在評定證供答辯人聲稱的口頭承諾的可信性及可依賴性的客觀準則時,本席除考慮雙方的行為外, 更考慮了一系列之因素,其中包括:

(1)  有沒有同時存在的文件證明他們的說法;

(2)  雙方的說法有沒有固有的可能性或合符明顯的邏輯[7];

(3)  各證人之口供是否前後一致及沒有爭議或不能爭議的證據相符;或某一證人之證供是否內部相符及前後一致;及

(4)  關於客觀證據與事實及證人動機與整體之可能性都是在考慮之範圍內[8]。

45.  本席在2月23日的判決第50段已指出, 申請人與答辯人聯絡的盧小姐在她們通訊的內容中, 已否認她有代表申請人決定減免答辯人應繳的租金的權限。

46.  又本席在2月23日的判決第52段指出:

「即使本席的判斷有誤,即盧小姐有代表申請人決定減免答辯人應繳租金的權限,答辯人「要求全數豁免2021年1月及2月的租金是完全不合常理及合約精神」, 豁免2021年1月及2月的租金是沒有價值 (consideration) 支持, 在法理上不能成立。 又如(答辯人的)冼女士所說, 申請人或盧小姐拒絕通過文書確認, 即拒絕有產生法律效力的意圖, 這正如馬女士在其2022年8月2日遞交反對誓章所說,申請人會待租約期滿前之租單才顯示撇帳, 或如冼女士在其證人陳述書第6段所說, 「申請人在每個月的租單中會繼續掛帳, 待租約期滿前之租單才會顯示為撇帳(如免租期的撇帳)」。這亦可解釋冼女士於2022年4月29日遞交反對通知書內沒有寫上此重要的反對理由(如有)。」(後加強調)

47.  就此本席在考慮了雙方的行為後, 認為答辯人有關口頭承諾的說法沒有客觀證據與事實支持。

48.  本席在2月23日的判決第53段續說:

「相對而言, 申請人於2021年4月8日的追租函件末段曾稱, 如答辯人回覆接受申請人給予的優惠及收到1月份及2月份租金後, 申請人會草擬租約寬減租金協議書給雙方簽署確認。」

49.  跟著本席在2月23日的判決第54段再次考慮了答辯人的行為:

「本席又不接納冼女士於接受陳大律師盤問時的解釋,謂反對通知書內沒有足夠空間填寫。如冼女士認為該減免安排重要, 她首先不會輕易忘記, 因為根據她所說, 這安排是經她著力與盧小姐達成的, 她必定會如同其他相類案件的答辯人一樣, 在反對通知書上另加附頁, 這亦是一般學生也懂的常識。於此, 本席同意陳大律師所說,即使當時代表答辯人的律師莫超權律師行於2022年5月5日去信申請人, 仍然說著答辯人是根據普通法“不可抗力”及《預防及控制疾病(規定及指示)(業務及處所)規例》為理由提出抗辯, 沒有提及該口頭承諾。」(後加強調)

50.  本席在2月23日的判決第56段稱:

「本席的上述詮釋亦符合申請人於2021年4月8日的追租函件內所述的減租條件: 「首要條件 貴公司於餘下租期 (17個月) 必須準時繳付租金及完成相關租約期, 否則敝公司會撤銷此17個月寬減優惠(設有權追溯)。」

51.  由此, 本席在2月23日的判決第57段推斷:

「本席不相信如冼女士所稱申請人突然有1800的轉變, 無條件答應100%完全免去答辯人須繳付2021年1月及2月的租金。 冼女士稱該口頭承諾亦反映在以下雙方的行為上, 包括:

a. 申請人由2021年3月至2022年2月都沒有向答辯人追討2021年1月及2月份的租金;

b. 申請人由2021年3月至2022年2月都沒有向審裁處提出追討答辯人2021年1月及2月份的租金;

c. 由於申請人已經完全免去答辯人2021年1月及2月份的租金, 往後約11個月的租單都如上述所提及, 一直將兩個月免去的租金掛帳在租單上, 待租約期滿前之租單才會顯示為撇帳, 由於這兩個月免去的租金不是欠款, 所以租單上沒有列出利息。」(後加強調)

在此2月23日的判決第57段, 本席清楚指明本席已考慮了雙方的行為。

52.  本席在2月23日的判決第58段又指出:

「...... 答辯人所倚賴的行為必須是毫不含糊地歸因於尋求推斷出的隱含合約; 單單是「有可能」歸因於該合約並不足夠。 申請人在有條件的情況下, 如要求答辯人必須準時繳付租金及完成相關租約期才於租約期滿時撇除答辯人2021年1月及2月份的租金, 亦可合理解釋為何申請人在往後的租單繳款通知書/付款收據上沒有加上追討欠租利息等, 也解釋了申請人為何不早不遲, 於答辯人拒絕繳付2022年的2月、3月及4月的租金後, 於2022年4月21日, 經陳俊華律師事務所入禀審裁處, 提出申請收回涉案處所,及向答辯人追討2021年的1月及2月及2022年的2月、3月及4月共5個月的租金及相關利息。」 (後加強調)

53.  本席在2月23日的判決第61段又再次考慮了雙方的行為以闡釋承諾不容反悔的原則(promissory estoppel)是否適用於本案,本席指出:

「...... 洗女士在庭上回覆本席的查問時回答, 如果2021年4月時, 申請人不同意豁免2021年1月份及2月份的租金, 她會鍥而不捨一直爭取下去。 而洗女士在證人陳述書第14段亦表示, 「答辯人於無可奈何下, 被迫按申請人要求搬離涉案處所, 否則答辯人會租用涉案處所至涉案租約完結為止。」這顯示答辯人沒有因倚賴該口頭承諾而作出有違自身權益的行為。 因此, 本席裁定答辯人不可以不容反悔的原則作出辯解, 申請人有權以答辯人拒絕繳付2022年的2月、3月及4月的租金, 因此違反「該口頭承諾」(如有)的先決條件, 向答辯人追討2021年的1月及2月及2022年的2月、3月及4月共5個月的租金及相關利息。」(後加強調)

拒絕上訴許可申請

54.  《土地審裁處條例》第11AA(6)條規定,除非法庭信納:(a)有關上訴有合理機會得直;或(b)有其他利於秉行公正的理由,因而該上訴應進行聆訊,否則不得批予上訴許可。

55.  基於以上考慮, 本席認為答辯人提出申請批准上訴許可的理由,並不符合《土地審裁處條例》第11(2) 條的規定。申請人擬提的上訴沒有合理的得直機會,或有其他有利於秉行公正的理由,而應允許上訴。

56.  基於上述分析和理由,本席拒絕答辯人要求批予上訴許可的申請。

57.  由於本席拒絕答辯人的上訴許可申請, 本席並無理據可批准答辯人要求擱置執行有關判決的申請。

訟費

58.  最後, 由於答辯人於是案的非正審申請敗訴,理應支付申請人的訟費。本席就代表申請人的律師提交的訟費陳述書,以簡易程序判決答辯人須支付申請人本申請引致的訟費,即時評定為20,000元。

  彭浩泉審裁處成員
土地審裁處

申請人: 由麥家榮律師行轉聘余祖晴大律師代表

答辯人: 由劉莉婷律師事務所轉聘黎暐晴大律師代表



[1]  在Midland Business Management Ltd v Lo Man Kui (No.2) [2011] 2 HKLRD 667一案中,林文瀚法官(當時官階)裁定, 「民事司法制度改革後,法庭應鼓勵以簡易程序評估訟費,減少不必要的中期申請。」

[2]  見該判案書第29段:“In appealing against the review decision, one may still challenge it on the basis of errors of law of the Tribunal’s original reasons which have not been reviewed.”

[3]  申請人早於2016年已把涉案處所租予答辯人作商業用途。

[4]  即答辯人於2022年6月21日發出的傳票。

[5]  即申請人於2022年6月30日發出的傳票。

[6]  見First Grade International Trading Limited v. Meera Industries Limited, LDPE 167/2023(無彙報的案例,日期為2023年5月3日)第41(12) 段。

[7]  見Lam Rogerio Sou Fung v Tan Soon Gin George, HCA 2576/2005 (無彙報的案例, 日期為2011年5月5日) 第39段。

[8]  見Hui Cheung Fai v Daiwa Development Ltd, HCA 1734/2009 (無彙報的案例, 日期為2014年4月8 日)

   

[2023] HKLdT 43-CH-2023-05-29

萬億置業國際有限公司 對 MCP LTD

HTML content

LDPE 190/2022

[2023] HKLdT43

香港特別行政區

土地審裁處

申請編號LDPE 2022年第190宗

_______________

 BILLION PROPERTY INTERNATIONAL LIMITED
(萬億置業國際有限公司)
申請人
 及 
 MCP LIMITED答辯人

_______________

主審法官:彭浩泉審裁處成員
聆訊日期:2023年5月10日
覆核判決書日期 :2023年5月29日

_______________

覆 核 判 決 書

_______________

1.  答辯人在2023年3月15日根據《土地審裁處條例》第11A 條要求土地審裁處 (下稱「審裁處」) 覆核本席於2023年2月23日 頒下判案書(下稱「該判案書」) 的判決 。

背景

2.  於本案, 根據一份於2019年8月20日訂立的租約 (下稱「涉案租約」)[1],申請人把位於屯門栢麗廣場的涉案處所租予答辯人作商業用途, 由2019年10月1日起至2022年9月30日止,而答辯人一直於涉案處所經營「現代美容中心」至2022年6月底, 但其間有部份時間沒有繳付租金。

3.  根據該判案書的頒令, 答辯人須支付申請人由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2月28日及2022年2月1日起至2022年8月2日的租金/中間收益,共1,167,435元及利息。此外,答辯人須支付申請人由2022年8月3日起的損失,總數為589,332元及利息。

4.  答辯人當時的抗辯理由,包括申請人曾口頭承諾免去期間部分或全部租金, 及因應《預防及控制疾病(規定及指示)(業務及處所)規例》(香港法例第599F章), 答辯人有共246天關閉業務, 所以不應承擔該段期間之租金。答辯人又指, 是按申請人要求於2022年6月29日遷出涉案處所, 因此答辯人不應承擔2022年7月份及之後的租金。

5.  可惜, 本席全然拒絕接受答辯人的所有抗辯理由。

6.  根據答辯人於2023年3月15日遞交的覆核申請書, 該頒令有以下的法律錯誤:

(i) 簡易判決的程序;

(ii) 簡易判決的訟費;

(iii) 承諾不容反悔;

(iv) 不可抗力;及

(v) 錯誤依賴及/或接納無損權益信件作裁定的基礎。

7.  此外,答辯人又指該頒令有以下錯誤的事實判決:

(i) 口頭承諾;

(ii) 2022年7月、8月和9月的租金; 及

(iii) 裝修費用。

簡易判決的程序

8.  申請人本於2022年4月21日, 經陳俊華律師事務所向土地審裁處 (下稱「審裁處」)提出申請收回涉案處所, 理由是答辯人未有支付2021年的1月及2月及2022年的2月、3月及4月共5個月的租金, 總欠723,810元。

9.  答辯人於2022年4月29日向審裁處遞交反對通知書,其中的抗辯理由只包括,疫情令美容院停業乃「不可抗力」理由, 及立法會於2022年4月28日通過了《商業租户短期保護措施(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條例》(香港法例第644章), 其中第5條第(5)款規定:

「如任何租賃的業主採取任何行動,而該行動(或其任何部分)是就第(4)款描述的有關租户沒有繳付租金而採取的,若該行動(或部分行動)在保護期開始時尚未了結,則該行動(或部分行動)須予以擱置,直至以下兩個時間中的較早者為止 ——

(a) 保護期屆滿之時;

(b) 本款及第(4)款根據第(9)款停止就該租賃而適用當日開始之時。」

10.  如是者, 本案被暫時擱置, 雙方代表律師亦於2022年5月19日同意把案件押後至不早於2022年8月1日再次排期聆訊的後續安排。

11.  由於《商業租户短期保護措施(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條例》第5條第(4)款, 只是禁止申請人就答辯人在2022年1月1日開始沒有繳付租金在審裁處提出訴訟,審裁處於同日,即2022年5月19日,根據訴訟雙方的同意傳票作出頒令如下:

“1. The applicant do file and serve on the respondent its request for further and better particulars of the Defence in respect of the arrears of rent for the months of January and February 2021 claimed by the applicant (the 2021 arrears);

2. The respondent do file and serve on the applicant its reply in respect of the 2021 arrears within 21 days thereafter;

3. If the Applicant shall proceed to take out any application under Order 14 or 14A of the Rules of High Court in respect of the 2021 arrears, such application shall be taken out on or before 4 July 2022.

4. The applicant’s claim in respect of the 2022 arrears be stayed pursuant to section 4(5) of Cap 644.

5. The next direction hearing (estimated time for 1 hour) be fixed for a date not before the 1st August 2022; and

6. Costs in the cause.”

12.  即審裁處於2022年5月19日頒令了申請人如就答辯人在2021年期間沒有繳付租金提出訴訟,該申請須於2022年7月4日或之前提出。

13.  其後答辯人於2022年6月21日發出傳票, 要求審裁處批准其就申請人於2022年5月31日要求的 “Further and Better Particulars for the Respondent’s Notice of Opposition (Form 7)” 於28日內作出回應。

14.  可是基於答辯人已於2022年6月30日搬離涉案處所, 即根據《商業租户短期保護措施(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條例》第5條第(9)款,申請人向答辯人追討欠租不再受到禁止, 申請人於2022年4月7日發出傳票,要求審裁處就答辯人的欠租事宜作出判決。

15.  但於2022年7月6日的聆訊前夕, 申請人與答辯人於2022年7月5日發出同意傳票,內容如下:

“1. In respect of the Summons taken out by the Respondent[2]:

1.1 that unless the Respondent file and serve its reply to the Request of the Applicant in respect of the 2021 arrears before 4pm on 2nd August 2022, the Respondent’s Defence in respect of the 2021 arrears be struck out; and

1.2 the Respondent do pay the Applicant’s costs of this application be agreed at HK$750 to be paid forthwith.

2. In respect of the Order 14/14A application taken out by the Applicant[3]:

2.1 leave to the Respondent to file and serve its affirmation in opposition on or before 2nd August 2022;

2.2 leave to the Applicant to file its affirmation in reply within 28 days thereafter;

2.3 no further affirmation shall be filed by any party without leave of the Court;

2.4 estimated length for argument, two hours, to be fixed in consultation with Counsel’s diary; and

2.5 costs reserved.”

16.  及後審裁處於2022年8月30日作出命令, 指示雙方須於2022年9月14日或之前就審訊進行排期。答辯人的代表律師曾就此來信詢問簡易判決及審訊是否分開進行, 審裁處口頭回覆會合併處理。

17.  在2023年1月30日的審訊結束時, 答辯人要求就簡易判決應獲得全部訟費, 審裁處並不同意, 亦於該判案書第112段作出如下闡釋:

「查本席較早前已審理相類因新冠肺炎疫情導致租客欠租, 而後者也嘗引用「不可抗力」或「受挫失效」抗辯的個案,...... 如果不是本案答辯人的馬女士於2022年8月2日的反對誓章中, 突然加上該口頭承諾的新的抗辯理由, 本席會毫不猶豫的以簡易判決裁定申請人得直。」

18.  答辯人認為審裁處不選擇把簡易判決及審訊分開進行, 答辯人便失去了爭辯簡易判決的權利, 造成程序不公及偏頗。

19.  可是根據「香港民事訴訟2023」第1冊1B/1段,審裁處有案件管理的高度酌情權。就本案原涉簡易判決的爭議, 正是源於答辯人在其2022年4月29日的反對通知書所指之「不可抗力」理由, 縱使代表答辯人的蘇竟大律師 (「蘇大律師」)在2023年1月30日的審訊時「據理力爭」, 本席已於該判案書第62段至80段闡釋「不可抗力」並不適用於答辯人拒絕繳付租金的抗辯。答辯人從來沒有失去這「不可抗力」爭辯的權利。

20.  「如果不是本案答辯人的馬女士於2022年8月2日的反對誓章中, 突然加上該口頭承諾的新的抗辯理由」,審裁處根本沒有必要要求排期審訊: “Indeed, for relatively simple case where parties are ready, this Tribunal could have determined the application at the first hearing. In other words, this Tribunal need not fix a trial hearing on a later date.”[4]

21.  至於該簡易判決的訟費, 訴訟雙方在2022年5月19日的同意命令中已同意訟費歸於案中(Costs in the cause)。審裁處把簡易判決及審訊合併處理, 是行使案件管理的酌情權, 並非根據《高等法院規則》(香港法例第4A章)第14號命令第7(1)段駁回申請人的簡易判決申請, 更非答辯人在簡易判決中勝訴。

22.  本案的情況極其量是類近答辯人被給予無條件抗辯許可, 根據「香港民事訴訟2023」第1冊14/7/13段,同樣的一般訟費安排是訟費歸於案中。所以並不存在簡易判決的訟費應全部給予答辯人的情況。

23.  無論如何, 根據《土地審裁處條例》(香港法例第17章)第12條(1), 在審裁處進行的所有法律程序的訟費及附帶訟費均由審裁處酌情決定,審裁處並有一切權力決定誰人須支付該等訟費以及須支付的範圍。而於本案, 本席判決答辯人所引用的「不可抗力」抗辯理由敗訴。

口頭承諾

24.  答辯人指口頭承諾, 顧名思義是沒有文書證據支持的承諾, 因此判定口頭承諾的存在與否應基於:

(a) 誠實可靠的證人供詞; 及

(b) 當事人的行為

作為間接證據。

25.  答辯人針對該判案書的第46段, 指審裁處已清楚表明申請人的唯一作供證人黃耀進先生(「黃先生」)說謊, 審裁處反而沒有對答辯人的兩位證人, 冼嘉敏女士(「冼女士」)及馬詠襄女士(「馬女士」)作出不信任的判決, 她們的證供應較為可信, 那審裁處的唯一合理推論是有答辯人所稱的口頭承諾存在。

26.  本席不以為然。法庭在考慮證人的可靠性時, 必然給予文書證據最多的比重。比方, 在Hui Cheung Fai & others v Daiwa Development Ltd & Others, HCA 1734/2009 (無彙報的案例,日期為2014年4月8日)一案的第77段至79段, 法庭已重申:

(1) 一般來說,與關鍵事件同時期存在的文件對評估證人的可信性至關重要。

(2) 證人的說法的固有可能性,或是否符合明顯的邏輯,也是重要的指標。

(3) 法庭亦可考慮證人的口供是否前後一致,或是否與不能爭議的證據相符,或是否存在矛盾。

(4) 總括而言,法庭可考慮客觀證據、證人的動機,及整體證據的可能性。

27.  於本案, 本席在參閱申請人及答辯人於2021年3月9日及2022年4月7日的WhatsApp通訊紀錄後,質疑與冼女士於2021年3月商談答辯人要求減租的聯繫人盧小姐, 是否有權代表申請人決定減免答辯人應繳的租金。見該判案書第47段至51段。

28.  雖然蘇大律師稱,冼女士只是普通平常人 (layman), 並不具有關法律知識, 所以沒有理解盧小姐的法律權限, 冼女士只因她認為盧小姐作為黃先生的太太, 盧小姐便能代表申請人承諾減租, 但本席已在該判案書第48段及49段引述有關案例, 並於第50段作出闡釋:

「可惜答辯人在這方面未能提供有關證據。 冼女士於接受陳大律師盤問時承認她與盧小姐並不稔熟,亦沒有私交, 只是透過屯門中央廣場的業主立案法團知道她是黃先生太太而矣, 似乎她正是上段(iv)的情況, 並不清楚盧小姐的法律權限。相反, 2021年3月9日的WhatsApp通訊中, 如盧小姐正是代表申請人一方說:「我已將你地要求轉告黃生 ......」, 同日她又說:「租務是由黃生秘書全權負責, 佢會聯絡你地」, 盧小姐已否認她有代表申請人決定減免答辯人應繳的租金的權限。」

29.  在英國Fielden v Christie-Miller [2015] EWHC 87 (Ch)一案, Sir William Blackburne在其判案書的第26段正好解釋有關情況:

“[代表被告人的大律師所申辯的] fundamental proposition that where estoppel is in issue it is sufficient merely that the claimant asserting the estoppel believes that the person with whom he is dealing has the authority needed and that it is sufficient that the agent has the appearance of authority with nothing to suggest to the claimant that he does not is not one with which I am able to agree. Elementary fairness requires that before a person can be bound by the acts of another purporting to act on his behalf, that other must have his authority to bind him in the matter. Whether he has will depend on the usual principles of agency. This applies, in my judgment, as much in the field of estoppel as it does in other contexts. In the language of estoppel, there is nothing unconscionable in a person denying what another has come to believe and acted upon to his detriment if that person has not, either himself or through his agents, allowed the other to reach that belief. It is not therefore sufficient simply to plead that Mr Jodrell "appeared" to be speaking on behalf of all three trustees.”

30.  在該判案書第52段, 本席續說:

「又即使本席的判斷有誤, 即盧小姐有代表申請人決定減免答辯人應繳租金的權限, 根據涉案租約繳付租金是答辯人的法律責任, 正如申請人在2021年3月23日向答辯人發出的「最後通知」所說, 答辯人「要求全數豁免2021年1月及2月的租金是完全不合常理及合約精神」, 豁免2021年1月及2月的租金是沒有價值 (consideration) 支持, 在法理上不能成立。 又如冼女士所說, 申請人或盧小姐拒絕通過文書確認, 即拒絕有產生法律效力的意圖, 這正如馬女士在其2022年8月2日遞交反對誓章所說,申請人會待租約期滿前之租單才顯示撇帳, 或如冼女士在其證人陳述書第6段所說, 「申請人在每個月的租單中會繼續掛帳, 待租約期滿前之租單才會顯示為撇帳(如免租期的撇帳)」。這亦可解釋冼女士於2022年4月29日遞交反對通知書內沒有寫上此重要的反對理由(如有)。 」

31.  本席已考慮了證人的書面證詞及庭上證供、相關文件證據及證人說法的固有可能性或其說法是否合符明顯的邏輯。 本席因此在該判案書第53段說:

「相對而言, 申請人於2021年4月8日的追租函件末段曾稱, 如答辯人回覆接受申請人給予的優惠及收到1月份及2月份租金後, 申請人會草擬租約寬減租金協議書給雙方簽署確認。」

32.  基於同樣理由, 本席在該判案書第54段說:

「...... 不接納冼女士於接受陳大律師盤問時的解釋,謂反對通知書內沒有足夠空間填寫。如冼女士認為該減免安排重要, 她首先不會輕易忘記, 因為根據她所說, 這安排是經她著力與盧小姐達成的, 她必定會如同其他相類案件的答辯人一樣, 在反對通知書上另加附頁, 這亦是一般學生也懂的常識。於此, 本席同意陳大律師所說,即使當時代表答辯人的律師莫超權律師行於2022年5月5日去信申請人, 仍然說著答辯人是根據普通法“不可抗力”及《預防及控制疾病(規定及指示)(業務及處所)規例》為理由提出抗辯, 沒有提及該口頭承諾。」

33.  本席在該判案書第55段,在考慮了相關文件證據及證人說法的固有可能性或其說法是否合符明顯的邏輯後, 同意代表申請人的陳珽浺大律師(「陳大律師」)所說,這口頭承諾的減租抗辯理由純然是答辯人或冼女士的事後想法 (afterthought)。

34.  此外, 本席在該判案書第56段指出, 上述詮釋亦符合申請人於2021年4月8日的追租函件內所述的減租條件:

「首要條件 貴公司於餘下租期 (17個月) 必須準時繳付租金及完成相關租約期, 否則敝公司會撤銷此17個月寬減優惠(設有權追溯)。」

35.  因此本席在該判案書的第57段,表明不相信如冼女士所稱申請人突然有1800的轉變, 無條件答應100%完全免去答辯人須繳付的2021年1月及2月租金。「申請人在有條件的情況下, 如要求答辯人必須準時繳付租金及完成相關租約期才於租約期滿時撇除答辯人2021年1月及2月份的租金, 亦可合理解釋為何申請人在往後的租單繳款通知書/付款收據上沒有加上追討欠租利息等, 也解釋了申請人為何不早不遲, 於答辯人拒絕繳付2022年的2月、3月及4月的租金後, 於2022年4月21日, 經陳俊華律師事務所入禀審裁處, 提出申請收回涉案處所,及向答辯人追討2021年的1月及2月及2022年的2月、3月及4月共5個月的租金及相關利息。」

36.  本席更在該判案書的第59段稱,「觀乎冼女士於其證人陳述書的內容,本席贊同 … 答辯人或冼女士是「斷章取義」。

37.  答辯人要求覆核的理據, 只是重複它於2023年1月30日審訊時的陳述。本席並不同意蘇大律師所稱,冼女士所提供她與盧小姐於2021年3月9日的如下WhatsApp 通訊[5], 足以證明申請人同意完全免去2021年1月及2月份的租金:

「我已將你地要求轉告黃生, 黃生話如果你公司在本月12日前交齊1月、2月、3月租金、管理費及第四季差餉地租, 就可以同意給予 貴公司特別要求1月份租金50% Discount 及 2月份租金10% discount, 合計60% Discount在租金上」(後加強調)

很明顯, 這是有條件的, 亦不是「完全免去2021年1月及2月份的租金」, 而事實上冼女士也不同意這2021年3月9日的安排, 在冼女士於2022年12月19日遞交審裁處的證人陳述書中[6], 她約於「2021年3月底到4月之間」, 即在2021年3月9日之後, 仍希望申請人能考慮完全免去2021年1月及2月份的租金。申請人亦有實質文件證據以否定雙方曾有達成口頭協議, 申請人於2021年3月23日在其最後通知中, 清楚列明申請人拒絕答辯人所要求全數豁免2021年1月及2月份的租金。[7]

38.  在覆核誓章第29段, 答辯人指「土地審裁處亦在判決時沒有充分考慮業主完全免去租客租金是疫情下的常態。 在疫情期間, 答辯人觀察到九倉及不少美容業業主向租戶減租, 與租戶共渡難關。 答辯人認為申請人和九倉及不少美容業業主一樣, 所以, 答辯人才會相信並依賴申請人的口頭承諾 ......」

39.  首先, 本席當指出,答辯人在2023年1月30日的審訊過程中完全沒有提及上述之「常態」, 審裁處亦沒有察覺此「常態」的存在[8]。本席不僅認為答辯人只是道聽途說, 即使有此類的減租個案, 也可能是個別例子, 只是因應個別業主與租客的自身情況發生, 並不能稱之為「常態」。

承諾不容反悔

40.  既然本席不同意答辯人能證明盧小姐有權代表申請人決定減免答辯人應繳的租金, 又本席判決申請人沒有口頭承諾免去答辯人2021年1月及2月份的租金, 這沒有任何反悔可言, 答辯人的覆核根本沒有意義。

不可抗力

41.  同樣, 答辯人引用「不可抗力」的理由, 企圖反對申請人的追租申請並禁止申請人追討上述時段的租金及利息(如有)。

42.  本席在該判案書第65段, 已引用Sunbroad Holdings Limited v A80 Paris HK Limited & Another, HCA 735/2020 及HCA 1174/2021(無彙報的案例,日期為2022年7月29日)的案例,否定答辯人可以新冠肺炎疫情為「不可抗力」的理由而拒絕繳付租金。

43.  在本覆核申請,蘇大律師嘗試引用新加坡高等法院在Dathena Science Pte Ltd v JustCo (Singapore) PteLtd [2021] SGHC 219 及 Lachman’s Emporium Pte Ltd v Kang Tien Kuan (trading as Lookers Music Café, a sole proprietor) [2022] SGHC 19 的判決意圖翻案, 可是香港上訴法庭在 Vember Lord Limited v The Swatch Group (Hong Kong) Limited, CACV 83 及84/2022 (無彙報的案例,日期為2023年3月15日)已裁定此兩案並不適用於香港:

“29.1. Then there are two Singapore cases. The important distinguishing feature between those cases and our case is that there were government mandated prohibitions in Singapore on non-essential services and entertainment venues, but none in Hong Kong affecting operations of the Premises as retail watch shops. First, in Dathena Science Pte Ltd v Justco (Singapore) Pte Ltd, the defendant rented buildings and provided workspaces therein to its customers. At the end of 2019, the plaintiff (a software developer) was interested in renting premises in one such building (OCBC).

29.2. It was of paramount importance to the plaintiff that the premises could meet its IT requirements and that it could physically move its servers into the premises before the start date of the lease. These requirements meant that certain works had to be done at the premises before the plaintiff moved in.

29.3. By an agreement called the “membership agreement” dated 16 January 2020, the plaintiff agreed to rent the premises from the defendant for 2 years commencing 1 May 2020. The plaintiff made various payments to the defendant, for (among other things) the required works.

29.4. However, before the plaintiff could move in, in early April 2020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 announced “circuit breaker measures” under which non-essential services were required to cease. As a result, the defendant could not undertake the required works so as to make the premises ready for the plaintiff to move in.

29.5. On 29 May 2020, the plaintiff issued a notice of termination of the membership agreement on the basis that:

(a) it had not been able to commence occupancy of the premises due to delays in the works at the premises;

(b) the membership agreement has been frustrated.

29.6. The defendant then attempted to persuade the plaintiff to sign a new agreement for another one of its buildings (Bras Basah) to replace the membership agreement for the OCBC premises.

29.7. At trial, the plaintiff sought the return of the sums it had paid the defendant by relying on the Frustrated Contracts Act to support its argument that the membership agreement for the OCBC premises had been frustrated by the “circuit-breaker measures”. The defendant denied that the membership agreement had been frustrated.

29.8. At §187, the judge found “looking at the facts”, that the contract had been frustrated. The judge found that the defendant’s own conduct in attempting to persuade the plaintiff to sign a new agreement for the Bras Basah premises indicated that it was aware that it could not perform its contractual obligations as previously agreed to in the membership agreement for the OCBC premises.

30. As this was a finding on facts based on the defendant’s conduct, it is not of much help to our case if at all. In any event, the facts were very different to our case in that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s “circuit-breaker measures” prohibited the performance of the works before moving in, which was “of paramount importance”.

31.1. The other Singapore cases referred to was Lachman’s Emporium Pte Ltd v Kang Tien Kuan (trading as Lookers Music Café, a sole proprietorship). The citation of the summary judgment decision in the High Court dated 26 January 2022 is [2022] SGHC 19 (“the SJ Decision”), and that of the leave to appeal judgment before the Appellate Division of the High Court dated 24 March 2022 is [2022] SGHC(A) 13 (“the Leave Judgment”).

31.2. The facts are set out in the SJ Decision. The plaintiff was the landlord of premises in Geylang, Singapore. The defendant tenant operated a music lounge there.

31.3. By a tenancy agreement dated 26 December 2019, the tenant rented the premises from the landlord for a period of 2 years from 1 January 2020 to 31 December 2021. The agreement required the tenant

“to use the demised premises as pub/bar/cabaret/nightclub/ discotheque/karaoke lounge only”.

31.4. The tenant failed to pay the rent for March 2020, and for the period from August 2020 to April 2021, at the end of which he terminated the agreement. The landlord then applied to the authorities for change of user.

32. The landlord applied for summary judgment against the tenant, who argued that the agreement was frustrated. The tenant’s evidence varied between alleging that the agreement had been frustrated by the Covid pandemic itself (which started in January 2020) and/or by the Covid regulations which came into force on 27 March 2020 under which the Government closed all public entertainment venues.

33.1. In the SJ Decision, the judge held (§11):

“a contract may also be frustrated when the effect of a supervening event thwarts the commonly held purposes by the parties when they entered into the contract. In the present case, the COVID-19 measures rendered the Premises no longer capable for its intended purpose, ie as a music lounge, contrary to what the tenancy agreement has provided for ... There is a triable issue as to whether using the Premises as a music lounge is a commonly held purpose shared by both parties. If so, the contractual obligations might have been rendered radically or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from what was agreed upon in the contract and that performance of the contract is futile in light of the supervening event”. (Emphasis added).

33.2. At §13, the judge then said:

“In the present case, although the primary obligation to lease has not been rendered impossible by COVID-19 nor the COVID-19 measures, there is a bona fide defence of the frustration of the shared purpose of using the Premises for a music lounge. On the fact of the Tenancy Agreement, it may be said that there was a shared purpose of using the Premises to run a music lounge ... At the time of the contract, parties may not have contemplated that the Premises might be prevented by a tiny coronavirus from being used as a music lounge. The fact that the plaintiff had to write in to the URA subsequently in April 2021 to ask for a temporary permission to use the Premises as a restaurant reinforces my view that the plaintiff had similarly intended the Premises to be used as a music lounge. With the imposition of COVID-19 measures and the closure of night-time entertainment venues, it was obvious that this purpose cannot be achieved. It may however transpire that this purpose was not shared – or it might not; but for the purpose of this summary judgment application, I find that the defendant has raised a bona fide defence”. (Emphasis added).

33.3. The judge dismissed the landlord’s summary judgment application in its entirety.

34.1. The landlord applied for leave to appeal on the sole ground that it should have obtained summary judgment for the rent for the period 1 March 2020 to 26 March 2020 (“the reduced sum”), as the government’s measures only took effect from 27 March 2020.

34.2. The tenant argued that the frustration occurred from late January 2020, and not from the date the closure regulation came into force in March 2020. As mentioned above, his evidence before the judge had varied between alleging that the agreement had been frustrated by the Covid pandemic itself (which started in January 2020) and/or by the Covid regulations which came into force on 27 March 2020.

35.1. The Appellate Division noted that the landlord had not previously advanced an alternative case for summary judgment for only the reduced sum, and for that reason the judge could not be faulted for not distinguishing between the two postulated dates.

35.2. It noted at §11 that “a holistic reading of the SJ Decision indicates that the judge had identified the COVID-19 regulations as the frustrating event”.

35.3. It also noted a number of matters affecting the landlord’s new alternative application for the reduced sum which required further consideration, such as the tenancy deposit, the COVID-19 (Temporary Measures) Act 2020 which introduced temporary rental reliefs, and the relevance (or otherwise) of the Frustrated Contracts Act 1959.

35.4. For those reasons, the Appellate Division dismissed the landlord’s application for leave to appeal for summary judgment for the reduced sum.

36. Mr Bernard Man SC for the tenant argued that the Lachman decisions fortified his argument that there was an arguable case of frustration of purpose. When the decisions are analysed as above, I do not consider that either the SJ Decision or the Leave Judgment is of much assistance to the tenant in our case. There was no examination of the issue whether the pandemic itself (without the closure order) would have been sufficient to cause the lease to be frustrated.”

44.  雖然這樣, 陳大律師亦強調Dathena Science與本案的案情並不相同:

(a) 在Dathena Science,對於原告人(租客)而言, 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是該處所必須符合原告人的資訊科技(IT)要求, 以及原告人可以運送他的服務器前往該處所 (It was of paramount importance to the plaintiff that the premises could meet its IT requirements and that it could physically move its servers into the premises before the start date of the lease. These requirements meant that certain works had to be done at the premises before the plaintiff moved in.)[9] 但於本案, 涉案租約沒有限制答辯人在涉案處所只可以從事受制於《預防及控制疾病(規定及指示)(業務及處所)規例》附表2所列的美容業務, 本案涉案租約第2條, 只說「租客除將該物業作商業用途外, 不可將該物業或其任何部份作其他用途」[10]。

(b) 新加坡政府在2020年4月宣佈相關的新冠狀病毒疫情規例,根據這些規例, 非必要性服務必須停止。 言而,Dathena Science的被告人未能把該處所交予原告人使用 (However, before the plaintiff could move in, in early April 2020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 announced “circuit breaker measures” under which non-essential services were required to cease. As a result, the defendant could not undertake the required works so as to make the premises ready for the plaintiff to move in.)[11] 相反, 本案的答辯人在所有關鍵時段皆可使用涉案處所作商業用途, 除非該商業用途受《預防及控制疾病(規定及指示)(業務及處所)規例》禁止。

(c) Dathena Science的原本合約受挫的主要原因是基於被告人嘗試說服原告人簽署一份新的租約以取代原本的租約, 而該新的租約性質是一份完全不同的租約, 因此該案的法庭裁定JustCo (Singapore)知道它不能履行原本的合約 (29.8 ...the judge found “looking at the facts”, that the contract had been frustrated. The judge found that the defendant’s own conduct in attempting to persuade the plaintiff to sign a new agreement for the Bras Basah premises indicated that it was aware that it could not perform its contractual obligations as previously agreed to in the membership agreement for the OCBC premises. 30. As this was a finding on facts based on the defendant’s conduct, it is not of much help to our case if at all.)[12]。於本案, 答辯人從來沒有要求申請人簽署新的租約, 而答辯人可以在涉案處所從事任何商業用途, 除非該商業用途受《預防及控制疾病(規定及指示)(業務及處所)規例》禁止。

45.  陳大律師亦強調Lachman’s Emporium與本案的案情並不相同。Lachman’s Emporium一案的租約列明場所的原意用途是作「音樂休息室」(a Music Lounge), 反觀本案,涉案租約第2條, 只說「租客除將該物業作商業用途外, 不可將該物業或其任何部份作其他用途」, 限制明顯較為寬鬆。

46.  此外, 陳大律師也認為Vember Lord的案情與本案稍有不同:

(a) 該案的被告人可以在店鋪經營賣“Swatch”手錶(Under Section III clause 1, the tenant was obliged to use these premises wholly and exclusively as a shop for the sale of watches under the “Swatch” trade name.)[13]

(b) 上訴法庭也在第22段指出「在租約受挫的情況下, 租約的共同商業目的可以從租約的條款中推斷出來, 而該條款限制該處所的使用用途」(In the context of frustration of leases, the common commercial purpose of the contract can be inferred from the express terms of the lease which restrict the use of the demised premises to a particular purpose .)[14]

(c) 陳大律師強調, 本案的涉案租約第2條, 只說「租客除將該物業作商業用途外, 不可將該物業或其任何部份作其他用途」。 申請人與答辯人的共同商業目的是答辯人只可以在涉案處所從事任何商業用途, 租約沒有限制答辯人只可以在涉案處所經營受制於《預防及控制疾病(規定及指示)(業務及處所)規例》附表2所列的美容院。

47.  至於答辯人在覆核誓章第41段指, 涉案處所「亦不可能突然將物業的用途作變更」,陳大律師指答辯人沒有清楚提出任何證據或實質解釋為何答辯人不能在涉案處所從事其他商業活動。即使答辯人認為在涉案處所改變由經營美容院業務至其他商業業務會帶來重大經濟損失或不方便之處, 但在Sunbroad Holdings一案, 梁俊文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暫委法官在其判案書第41段已指出, 單純盈利下降或經濟損失的因素不足以構成「合約受挫」:

“It follows that the threshold for proving frustration proper is very high. Mere incidence of expense, delay, less profitability or onerousness is not sufficient. Cases leading to a successful frustration are therefore extremely rare.”

48.  陳大律師更指出,本案的涉案租約從來沒有指明申請人需要保障答辯人在涉案處所的經營能否有任何盈利, 申請人只是需要根據租約向答辯人交出涉案處所及不得干擾答辯人享用該店舖的權利等。

49.  又正如本席在該判案書第79段所說, 答辯人以美容院被政府以《預防及控制疾病(規定及指示)(業務及處所)規例》 下令必須停業期間以「不可抗力」或「合約受挫失效」理由沒有支付2021年1月及2月的租金及2022年2月至6月的租金, 但卻在其他受《預防及控制疾病(規定及指示)(業務及處所)規例》影響的時段願意支付租金, 是自相矛盾。

50.  答辯人又認為本席未有充份考慮涉案租約附表二內備註(d)的免責條款, 當中雙方同意免除申請人因火災、水災、風災等天災或各種其他意外之災害時的責任。可是這免責條款只免除申請人作為業主的責任, 並不是免除答辯人的任何責任。況且這免責條款沒有提及流行病也足以獲得同等看待。 而火災、水災、風災等天災只局限於地質災害, 與流行病或新冠狀病毒扯不上關係。

51.  於此, 該判案書第73段提及的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 v Arch Insurance (UK) Ltd and Others [2021] UKSC 1案例, 英國的最高法院說,新冠狀病毒的保險賠償, 如有,也會有地域的局限:

“69. A disease that spreads is not something that occurs at a particular time and place and in a particular way: it occurs at a multiplicity of different times and places and may occur in different ways involving differing symptoms of greater or less severity. Nor for that matter could an “outbreak” of disease be regarded as one occurrence, unless the individual cases of disease described as an “outbreak” have a sufficient degree of unity in relation to time, locality and cause. If several members of a household were all infected with COVID-19 when a carrier of the disease visited their home on a particular day, that might arguably be described as one occurrence. But the same could not be said of the contraction of the disease by different individuals on different days in different towns and from different sources. Still less could it be said that all the cases of COVID-19 in England (or in the United Kingdom or throughout the world) which had arisen by any given date in March 2020 constituted one occurrence. On any reasonable or realistic view, those cases comprised thousands of separate occurrences of COVID-19. Some of those occurrences of the disease may have been within a radius of 25 miles of the insured premises whereas others undoubtedly will not have been. The interpretation which makes best sense of the clause, in our view, is to regard each case of illness sustained by an individual as a separate occurrence. On this basis there is no difficulty in principle and unlikely in most instances to be difficulty in practice in determining whether a particular occurrence was within or outside the specified geographical area.

70. ...

71. ...

72. ... But it does not follow that cases of a disease occurring outside the specified radius are themselves part of the peril insured against by the disease clause. On the contrary, it is clear from the words used that they are not.

73. ...

74. We conclude that the disease clause in RSA 3 is properly interpreted as providing cover for business interruption caused by any cases of illness resulting from COVID-19 that occur within a radius of 25 miles of the premises from which the business is carried on. The clause does not cover interruption caused by cases of illness resulting from COVID-19 that occur outside that area.” (後加強調)

52.  至於答辯人引用的美國案例UMNV 205-207 Newbury,LLC v Caffe Nero Americas Inc, 2021 WL 956069 (Massachusetts Supreme Court, 8 February 2021, 2084CV01493-BLS2), 本席在該判案書第71段已闡釋拒絕採納的原因, 不贅。

53.  無論如何, 本席已在該判案書第72至78段引述了相關的英國上訴法庭案例。 加上最近香港上訴法庭的Vember Lord案例, 本席看不到答辯人的「不可抗力」理由, 有甚麼機會可推翻這些案例。

無損權益信件

54.  在衡量申請人是否可追討2022年7月及之後的租金損失時, 本席於該判案書第94段如是說:

「又由於《商業租户短期保護措施(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條例》第5條第5款, 本案在該條例生效期間被擱置, 及至申請人知悉答辯人搬離涉案處所,「不再在該租賃下完全或主要用作指明處所」, 再至2022年6月29日, 當時答辯人的代表律師莫超權律師行向申請人發出的無損權益信件, 本席裁定答辯人未有在無條件下交回涉案處所的空置管有權。」

55.  本席於該判案書第95段又說:

「又根據答辯人所提供, 當時答辯人的代表律師莫超權律師行於2022年8月17日向申請人發出的信件(該2022年8月17日函件)第4段提到:「在2022年6月28日的無損權益信中, MCP 曾表示上述物業拆埸到 “bare-shell” 之費用以市埸報價HK$20萬元代替」, 本席裁定答辯人未有涉案租約附表二(j)段於遷出時履行還原工程。」

56.  答辯人指本席錯誤依賴及接納2022年6月28日或29日的無損權益信件而得出以上裁定。2022年6月29日的無損權益信件實際上是由答辯人當時的代表律師發出予申請人的律師樓 (答辯人稱, 當時的代表律師於2022年6月28日亦沒有發出過作為2022年6月28日的信件)。

57.  正如蘇大律師承認, 審訊文件冊亦從來沒有出現所謂2022年6月28日或29日的「無損權益」信件的證物, 答辯人所指的所謂「無損權益」信件, 實際上是基於訴訟雙方同意的審訊文件冊第317頁中提及一份由答辯人律師行於2022年8月17日發出的沒有標示「無損權益」的信件 (下稱「8月17日信件」, 其副本見於本判決書附件一)。 申請人在2023年1月30日審訊中的陳詞, 也有指向這8月17日信件。

58.  在Re Jinro (HK) International Ltd [2002] 4 HKC 90一案, 香港高等法院原訟法庭在其判案書第13段已澄清, 如訴訟一方要求與對方的某些對話須受「無損權益」保障, 這對話必須是建基於該方真誠希望與對方達成和解協議:

“For a claim of privilege to succeed, the party claiming it must establish that the communication in question was made "(1) in a bona fide attempt to settle a dispute between the parties, ... and the communication was made in a genuine attempt to further negotiations to settle that dispute. The fact that a communication concerns a dispute between the parties is not sufficient to confer privilege - it must be made in furtherance of the settlement of the dispute".”

59.  但觀乎8月17日信件的內容, 答辯人從來沒有表示向申請人提出和解條件。 陳大律師指出, 答辯人在8月17日信件的實際用途, 只是主張答辯人所稱的法律權利 (Assertion of the Respondent’s Rights), 這包括反對申請人向答辯人追討2022年6月30日之後的損失、反對申請人的指控、不同意申請人的還原工程費用, 以及保留答辯人的法律權利。

60.  本席同意陳大律師的陳詞,本覆核申請有關8月17日信件的爭議, 與英國上訴法庭在 Buckingham County Council v Moran [1990] Ch 623 一案中情況相同,Slade LJ在634D至635E指出該案的信件並非「無損權益」信件, 該信的作者只是主張他的法律權利而已:

“In re Daintrey, Ex parte Holt [1893] 2 Q.B. 116 , 119, Vaughan Williams J., delivering the judgment of the court, stated the condition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the "without prejudice" rule as follows:

"In our opinion the rule which excludes documents marked 'without prejudice' has no application unless some person is in dispute or negotiation with another, and terms are offered for the settlement of the dispute or negotiation, and it seems to us that the judge must necessarily be entitled to look at the document in order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alone the rule applies, exist. The rule is a rule adopted to enable disputants without prejudice to engage in discussion for the purpose of arriving at terms of peace, and unless there is a dispute or negotiations and an offer the rule has no application."

If this statement represented the outer limits of the "without prejudice" rule, there could be no question of its availing the defendant, since by his letter of 20 January 1976, he was not offering terms for the settlement of any dispute or negotiation subsisting between him and the council. Later authorities, however, have expressed the principle in rather wider terms. This court in South Shropshire District Council v. Amos [1986] 1 W.L.R. 1271 held that privilege can attach to a document headed "without prejudice" even if it is merely an "opening shot" in negotiations. As Parker L.J. said, at pp. 1277-1278:

"It attaches to all documents which are marked 'without prejudice' and form part of negotiations, whether or not they are themselves offers, unless the privilege is defeated on some other ground as was the case in In re Daintrey, Ex parte Holt [1893] 2 Q.B. 116 ."

More recently the House of Lords in Rush & Tomkins Ltd. v. Greater London Council [1989] A.C. 1280 has stated the general *635 principle that the rule applies "to exclude all negotiations genuinely aimed at settlement whether oral or in writing from being given in evidence:" see per Lord Griffiths, at p. 1299.

I think the judge was right to regard the relevant question as being whether or not the letter of 20 January 1976 could properly be regarded as a negotiating document. But I respectfully disagree with his conclusion that it could. As the judge himself said, and as the letter itself indicated, the defendant was writing the letter in an attempt to persuade the council that his case was well founded. As I read the letter, it amounted not to an offer to negotiate, but to an assertion of the defendant's rights, coupled with an intimation that he contemplated taking his solicitor's advice unless the council replied in terms recognising his asserted rights. I cannot derive from the letter any indication, or at least any clear indication, of any willingness whatever to negotiate.

If, as is my view, the letter of 20 January 1976 cannot fairly and properly be read as an "opening shot" in negotiations, the attribution of the protection of "without prejudice" privilege to it would in my opinion go beyond the bounds of that privilege established by existing authority and would not in my opinion be justifiable. The public policy on which the privilege rests does not in my judgment justify giving protection to a letter which does not unequivocally indicate the writer's willingess to negotiate. Though I think this will make no difference to the result on the substantive issue, this head of appeal is in my judgment accordingly well founded.” (後加強調)

61.  此外, 這8月17日信件, 實際上是回覆申請人於2022年8月5日的信件, 而這8月5日的信件(見審訊文件冊第314頁及本判決書附件二)同樣沒有表示其為「無損權益」信件。申請人在該8月5日的信件中, 並非有意圖尋求與答辯人達成和解, 申請人純粹告知答辯人:

(a) 申請人已經接受涉案處所的鎖匙及單位的管有權,

(b) 答辯人未有履行租約的要求先把涉案處所進行還原工作, 及

(c) 申請人進行還原工程並保留追究任何損失的權利。

62.  又即使8月17日信件屬於「無損權益」性質, 本席同意陳大律師的陳詞,答辯人已經放棄「無損權益」的特權。 答辯人從收到審訊文件冊至2023年1月30日的審訊, 從來沒有提出反對8月17日信件列入審訊文件冊。陳大律師在該審訊時亦有多次引述8月17日信件, 而答辯人也沒有提出反對。

63.  再者,該判案書第94段只是本席重覆本案案情, 本席根本看不到答辯人當時的律師於2022年6月29日發出予申請人的律師樓的「無損權益」信件。相反, 冼女士於其2022年12月19日遞交的證人陳述書第23段敘述如下:[15]

「於約2022年6月29, MCP 按萬億要求, 退出上述物業, 並透過代表律師通知萬億已把上述物業的鑰匙於在MCP 代表律師行, 並要求萬億代表律師前來領取。 但萬億拒絕收回該鑰匙。」

64.  首先,如答辯人已決定把涉案處所的空置管有權交回申請人, 答辯人是有責任把涉案處所的鑰匙交予申請人或其代表律師, 而不是要求申請人前往某處取回。就此, 本席及蘇大律師於2023年1月30日亦有查問代表申請人的證人黃先生, 這正如該判案書第91段所述,「黃先生回答指該律師事務所的交回鑰匙建議是有附帶條件的, 所以申請人不能接受。於此, 由於答辯人未能提供任何證據反駁, 本席裁定申請人有權不接受答辯人有附帶條件的交吉建議, 這亦不影響申請人向答辯人追討期間所拖欠的租金的權利。」

65.  因此, 本席只是在該判案書第94段重覆本案案情,沒有依賴答辯人當時的代表律師於2022年6月29日發出予申請人的律師樓的「無損權益」信件。

66.  至於該判案書第95段所述的情況, 冼女士於其2022年12月19日遞交的證人陳述書第22及24 段敘述如下:[16]

「22.為按萬億要求, 歸還上述物業的bare shell, 退出上述物業, MCP開始拆除上述物業的裝修, 但被萬億代表通過管理處禁止MCP繼續進行拆除工程。

23. ......

24. 於約2022年7月21日, 萬億才收回上述物業鑰匙, 並且開始拆除上述物業的裝修。」(後加強調)

67.  由此可見, 即使本席沒有參閱8月17日信件, 本席亦可裁定答辯人未有涉案租約附表二(j)段於遷出時履行還原工程。

2022年7月、8月和9月的租金

68.  答辯人指, 是申請人的代表Frankie要求答辯人於2022年6月29日搬出涉案處所, 這也是Frankie代表申請人的口頭承諾。 此口頭承諾導致答辯人提早搬出涉案處所,申請人不能違反此口頭承諾向答辯人追討2022年6月30日後的租金損失。

69.  本席同意陳大律師的陳詞, 答辯人完全歪曲Frankie 在5月3日的WhatsApp對話內容, 該判案書第87段已列出該WhatsApp短訊如下:

「即使條例生效與否

租金都係要交

又何必拖住大家

你25樓7月都開張

你呢家交租, 我同意你早d退租

你又慳返43萬

你老細禁好數口其實點會唔識計呢」

70.  Frankie沒有要求答辯人搬出涉案處所, 相反Frankie向答辯人作出有條件的建議 (conditional offer): 如果答辯人即時交回欠租,Frankie同意答辯人可提早退租。 事實上, 答辯人從來沒有向申請人交回欠租, 答辯人不能滿足Frankie有條件的建議。 當答辯人拒絕繳付根據涉案租約訂下的租金, 是答辯人表示拒繳履行涉案租約 (repudiation of contract)[17]。

71.  至於蘇大律師指是Frankie於約2022年4月7月主動通過電話聯繫答辯人, 並向答辯人稱申請人不想再把涉案處所出租予從事美容行業的答辯人,並要求答辯人在2022年6月30日前搬離涉案處所[18], 所以提出提前終止涉案租約一方是申請人而不是答辯人, 本席認為這簡直是倒因為果,顛倒時序。 如果答辯人或蘇大律師所說的是正確, 這就不會有5月3日的WhatsApp短訊。

72.  又如果答辯人於約2022年4月7月收到的信息有任何疑惑, 這5月3日的WhatsApp短訊已作出了澄清, Frankie的建議是有條件的, 就是答辯人須即時交回欠租。

73.  於此,陳大律師呈交了Chitty on Contracts, 第34版第25-049段,意謂即使提前終止涉案租約一方是申請人而不是答辯人,沒有證據顯示Frankie 或申請人同意不去追討答辯人拒繳履行涉案租約所造成的損失:

“25-049 Waiver of breach One party may waive his right to terminate a contract consequent upon a repudiation of the contract by the other party. It is, however, important to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case in which a party waives his right to treat the contract as repudiated but does not abandon his right to claim damages for the loss suffered as a result of the breach and the case, which admittedly may be rare, where the innocent but also his claim for damages for the breach …”

74.  同樣, 在 世榮集團有限公司訴梁甘雨 [2003] 2 HKLRD 882一案,上訴法庭法官袁家寧在其判案書第47段指出, 被告人可同時尋求沒收租賃和普通法下的補救:

“…, it is clear that the judge was right when he held that the Plaintiff in the present case could pursue both the forfeiture remedy and the common law remedy. Here, the non-payment of rent had reached a substantial amount, there was no offer on the part of the Defendant to make even part payment of outgoings such as rates and air-conditioning charges, let alone rent, and of course there were the two letters on 15 February 2001 and 19 February 2001 which showed that the Defendant could no longer continue with the tenancy agreement and wished to withdraw from it.”

裝修費用

75.  又在該判案書第102(1)段, 本席認為答辯人聘用「大進清拆工程五金回收公司」的報價單沒有提及工程所需之勞工及第三者意外保險,答辯人指購買勞工及第三者意外保險的責任在於工程外判商, 不在於工程客戶, 所以勞工及第三者意外保險的支出是工程外判商的營運支出, 不會顯示在裝修報價單上, 亦不會是工程客戶的責任。 於此, 本席並不同意。 首先羊毛必出在羊身上, 所以有關開支必會反映在報價單上。另如果在進行工程時, 客戶並不知悉工程外判商有否購買適當的保險,萬一出現意外,客戶亦要負上賠償責任。 而最重要的是,管理公司在允許商場內進行工程前, 亦必須確認該項工程已購買適當的專屬保險,工程報價單內必須列明包括勞工保險及第三者意外保險,甚至在進行工程前要提供勞工保險及第三者意外保險保單的副本, 否則一般不會允許工程進行, 這已是物業管理的慣常做法。因此本席裁定答辯人未能滿足舉證責任,以證明申請人聘用的King’s Design and Production的裝修報價427,980元並不合理。

76.  又該判案書第102(3)段, 本席認為根據黃先生回答蘇大律師及涉案處所的地址, 涉案處所原為6個個別但相鄰單位, 所以本席接納黃先生的解釋,King’s Design and Production的裝修報價必須包括其第3項所指的泥水工程及第4項的門窗工程。答辯人稱審訊文件冊內涉案處所的相片沒有顯示單位在租予答辯人時有黃先生所聲稱的6個間隔, 黃先生亦確認文件冊內涉案處所的相片只顯示到涉案處所的一部份, 因此本席應接納文件冊內涉案處所的相片作為主要證據, 即涉案處所原來就沒有6個間隔。 而且涉案租約也沒有訂明申請人在把涉案處所租予答辯人時, 涉案處所就有6個間隔。所以答辯人只需把bare-shell交還給申請人。

77.  在一般涉及物業單位內部的審訊, 許多情況是雙方只提供單位內部的一些照片, 鮮有如在Tin Kung Investment Limited vSecretary for Transport, LDRW 16/2001 (無彙報的案例,日期為2004年6月29日)一案般, 提供物業單位內部的3600影像。所以審裁處不可能單靠涉案處所其中一隅的相片作為證據, 以決定涉案處所原來的間隔。 但涉案租約表二第(j)段清楚表明,「單位內之一切原來設備及間隔, 乙方遷出時必須履行還原工程」, 並非如答辯人所指的把涉案處所以“bare-shell” 交回申請人。[19] 所以本席根據黃先生回答蘇大律師及涉案處所的地址[20], 決定涉案處所原為6個個別但相鄰單位。

78.  根據《土地審裁處條例》(香洪港法例第17章)第10 (6)條,審裁處可接納任何陳述、文件、資料或事宜為證據,不論該等陳述、文件、資料或事宜在其他情況下會否被接納為證據,並可按情況而權衡其作為證據的分量。

79.  答辯人又指涉案處所的地址, 實由116、117、118、119 及120號舖5個單位組成, 而非黃先生所說的6個個別相鄰單位, 可是在2023年1月30日審訊時, 答辯人沒有表示異議。

80.  此際, 馬女士於2023年3月15日提交的覆核誓章第58段, 卻又承認於2016年接收涉案處所時, 確實收取了116、117、118、119 及120號舖5個單位, 這相對上文第76段答辯人所指, 涉案租約也沒有訂明申請人在把涉案處所租予答辯人時, 涉案處所就有6個間隔,互有出入。[21] 又根據馬女士於2022年12月19日提交的證人陳述書及於2023年1月30日審訊時表示, 她是於2022年3月後才處理涉案租約的事宜。因此, 就有關答辯人於2016年接收涉案處所時的情況, 馬女士只能聽取第三者的意見, 其可信性存疑。

81.  而答辯人現時從屯門柏麗廣場網站找到涉案一樓商場的平面圖,稱涉案處所各舖位是處於商場內, 並沒有設有窗口, 故King’s Design and Production的裝修報價單上(4)的門窗工程亦非合理。可是King’s Design and Production的裝修報價單上(4)的門窗工程所指的是「提供人手及材料新造12mm強化玻璃單掩門包地較、上下夾及抽手」[22], 「強化玻璃單掩門」應是指單位之間的玻璃門, 並不是指窗門。而報價單上亦聲稱是「5 Item」, 這與5個單位另加大門脗合。這無論是5個單位(或6個單位的勘誤), 正如本席在該判案書第103段所說, 「答辯人未能滿足舉證責任,以證明King’s Design and Production的裝修報價427,980元並不合理。」

結論

82.  本席在聽取答辯人及申請人的法律代表先後陳詞後, 認為本席於2023年2月23日的判决沒有任何不妥, 答辯人所要求覆核本席判决的理據, 本席亦已在上文逐點詳細分析, 所以本席決定撤銷答辯人的覆核申請。

83.  因此, 本席亦作出暫准訟費命令, 答辯人須支付本覆核申請的訟費,連同大律師證書。如雙方未能就訟費金額達成協議,則由法庭以區域法院準則評定訟費,暫准命令在14天後成為絕對命令。

 彭浩泉審裁處成員
 土地審裁處

申請人: 由許享明律師事務所轉聘陳珽浺大律師代表

答辯人: 由劉莉婷律師事務所轉聘蘇竟大律師代表

附件一(1)


附件一(2)


附件二

  




[1]   申請人早於2016年已把涉案處所租予答辯人作商業用途。

[2]   即答辯人於2022年6月21日發出的傳票。

[3]   即申請人於2022年6月30日發出的傳票。

[4]   見First Grade International Trading Limited v. Meera Industries Limited, LDPE 167/2023(無彙報的案例,日期為2023年5月3日)第41(12) 段。

[5]   亦見該判案書第15段。

[6]   見該判案書第34 及36 段(節錄自審訊文件夾第275至277頁)。

[7]   見該判案書第29 段。

[8]   見Sunbroad Holdings Limited v A80 Paris HK Limited & Another, HCA 735/2020 及HCA 1174/2021(無彙報的案例,日期為2022年7月29日)。

[9]   見Vember Lord Limited的上訴法庭判案書第29.2段。

[10]   該判案書第71段。

[11]   見Vember Lord Limited的上訴法庭判案書第29.4段。

[12]   見Vember Lord Limited的上訴法庭判案書第29.8及30段。

[13]   見Vember Lord Limited的上訴法庭判案書第3.2段。

[14]   見Vember Lord Limited的上訴法庭判案書第22段。

[15]   見審訊文件冊第281頁。而答辯人的另一證人馬女士亦於其2022年12月19日遞交的證人陳述書第6(b)段有如出一徹的敘述,見審訊文件冊第302頁。

[16]   見審訊文件冊第281頁。而答辯人的另一證人馬女士亦於其2022年12月19日遞交的證人陳述書第8段有如出一徹的敘述,見審訊文件冊第303頁。

[17]   見該判案書第90段。

[18]   見該判案書第37段。

[19]   見該判案書第102(2)段。

[20]   涉案處所的每一單位皆有各自的土地註冊登記。

[21]   見馬女士於2023年3月15日提交的覆核誓章第58段。

[22]   見該判案書第28段。

[2023] HKLdT 16-CH-2023-02-23

萬億置業國際有限公司 對 MCP LTD

HTML content

LDPE 190/2022

[2023] HKLdT 16

香港特別行政區

土地審裁處

申請編號LDPE 2022年第190宗

____________

 BILLION PROPERTY INTERNATIONAL LIMITED
(萬億置業國際有限公司)
申請人
 及 
 MCP LIMITED答辯人

____________

主審審裁處成員 :土地審裁處成員彭浩泉
審訊日期 :2023年1月30日
判案書日期 :2023年2月23日

____________

判 案 書

_______________

背景

1.  涉案處所位於新界屯門屯喜路2號栢麗廣場1樓116、117、118、119 及120舖。

2.  不爭議的是,早於2016年申請人已把涉案處所租予答辯人作商業用途, 而答辯人一直於涉案處所經營「現代美容中心」至2022年6月底。

3.  根據一份於2019年8月20日訂立的租約 (下稱「涉案租約」), 申請人與答辯人同意續約3年, 由2019年10月1日起至2022年9月30日止, 每月租金為144,762元,不包括答辯人負責支付的管理費、冷氣費、差餉及地租,但答辯人須將此等費用連同租金一併繳付予申請人代為轉交。[1]

4.  涉案租約的附表二有以下備註:[2]

(a) 租客須在期內每月的第一天上期繳付指定的租金予業主, 租客於應繳租金之日的五天內仍未清租金, 則須加付利息予業主以2%月息計算。

(b) ……

(c) 租客須購買第三者意外保險及購買……等與經營性質有關的保險, 業主不負責租客任何業務損失的責任。

(d) 因火災、水災、風災等天災或各種其他意外之災害時, 以致影響該物業不能運作, 業主不負任何責任。

(e) ……

(f) ……

(g) ……

(h) 租客遷出時, 必須在租期內將樓宇傢俬雜物全部搬出以清手續……

(i) ……

(j) 單位內之一切原來設備及間隔, 乙方遷出時必須履行還原工程。

(k) 單位由‘大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管理, 業主、租客雙方均需遵從及享用一切管理條例。

5.  申請人於2022年4月21日, 經陳俊華律師事務所向土地審裁處 (下稱「審裁處」)提出申請收回涉案處所, 理由是答辯人未有支付2021年的1月及2月及2022年的2月、3月及4月共5個月的租金, 總欠723,810元。

6.  申請人除追討租金欠款外, 更追討租金欠款利息及要求答辯人按涉案租約第7條規定[3], 將涉案處所還原至出租前的狀態下交吉回申請人。申請人亦要求訟費及其他後續濟助。

答辯人的反對通知書

7.  答辯人於2022年4月29日向審裁處遞交反對通知書, 表示因答辯人於涉案處所經營美容院, 被政府以《預防及控制疾病(規定及指示)(業務及處所)規例》(香港法例第599F章)的附表2列為表列處所, 於2020年12月10日至2021年2月17日及2022年1月7日至2022年4月20日期間被迫停業。 答辯人基於上述情況, 以普通法之「不可抗力」及立法會於2022年4月28日通過的《商業租户短期保護措施(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條例》(香港法例第644章)為理由, 反對申請人的申請並禁止申請人追討上述租金及利息(如有)。[4]

8.  根據上述第644章第5條第(5)款, 「如任何租賃的業主採取任何行動,而該行動(或其任何部分)是就第(4)款描述的有關租户沒有繳付租金而採取的,若該行動(或部分行動)在保護期[5]開始時尚未了結,則該行動(或部分行動)須予以擱置,直至以下兩個時間中的較早者為止 ——

(a) 保護期屆滿之時;

(b) 本款及第(4)款根據第(9)款停止就該租賃而適用當日開始之時。

9.  第(9)款是指「該租賃終止,而終止理由並非第(4)或(6)款(視情況所需而定)描述的有關租户沒有繳付租金」或「該租賃屆滿或在其他情況下完結」, 又或「該處所不再在該租賃下完全或主要用作指明處所,或該指明處所自附表第2部剔除」。

10.  如是者, 本案被暫時擱置, 雙方代表律師亦於2022年5月19日同意案件押後至不早於2022年8月1日再次排期聆訊的後續安排。

2022年7月4日的簡易判決申請

11.  於2022年7月4日, 許享明律師事務所代表申請人, 按高等法院規則第14號命令及第1A號命令向審裁處提出簡易判決申請, 理由是答辯人已於2022年6月23日遷離涉案處所, 即根據上述第644章第5條第(9)款,涉案處所「不再在該租賃下完全或主要用作指明處所」,答辯人不能再以第644章所訂明的保護期為抗辯理由, 而拒絕向申請人支付所欠的租金,答辯人亦沒有任何可爭論的抗辯理由。

12.  申請人的董事的黃耀進先生(下稱「黃先生」),更代表申請人於同日向審裁處遞交第一份非宗教誓詞,該第一份誓詞的第12段內容如下:[6]

「於2022年6月27日, 約晚上11時30分, 本人的太太到該店鋪, 並發現現代美容的員工將他們的物品從該店鋪移走。 隨後, 本人的太太看到現代美容的員工關閉了該店舖的大門及關掉店鋪燈光, 並在該店鋪的大門前張貼搬遷啟示(以下簡稱「搬遷啟示」)。 搬遷啟示的內容詳情如下:-

「為配合集團業務發展, 位於新界屯門屯喜路2號栢麗廣場1樓116-120舖分店將會在2022年6月23日遷移到屯門屯喜路2號栢麗廣場25樓01室。 ……」[7]」

13.  但於2022年7月5日, 申請人及答辯人取得同意傳票, 要求答辯人於2022年8月2日或之前, 就答辯人的反對通知書提供進一步資料及詳情, 否則答辯人的抗辯理由將被剔除。

答辯人於2022年8月2日的反對誓章

14.  答辯人的授權代表馬詠襄女士(下稱「馬女士」)於2022年8月2日遞交反對誓章, 就答辯人的反對通知書, 提供進一步資料及詳情。

15.  根據馬女士所稱, 就2021年1月及2月的欠租爭議, 申請人曾於約2021年3月及4月通過 WhatsApp 及書信向答辯人提出如答辯人繳付欠款, 申請人同意2021年1月份租金減免50%, 2021年2月份租金減免10%。 以下是申請人於2021年3月9日上午11時47分向答辯人發出的WhatsApp內容:[8]

「我已將你地要求轉告黃生, 黃生話如果你公司在本月12日前交齊1月、2月、3月租金、管理費及第四季差餉地租, 就可以同意給予 貴公司特別要求1月份租金50% Discount 及 2月份租金10% discount, 合計60% Discount在租金上」

16.  馬女士更附上申請人於2021年4月8日的追租函件:[9]

「 貴司2021年3月31日的來函內容收悉, 敝公司明白疫情對 貴公司的業務影響而早前已作出極大讓步, 同意給予 貴司於2021年1月份及2月份租金合計寬減達60%(即港幣$86,857.20), 惟 貴公司至今未能於限期內繳付1月份及2月份租金, 實令敝公司難以接受 貴公司屢次拖延相關租金!

本租約仍敝公司與 貴公司簽署, 在任何情況下 貴公司均有責任按租約內容準時繳付相關租金。

倘若 貴公司於2021年4月9日或之前存入1月及2月尚欠的租金合計港幣$289,524.00, 敝公司與將同意給予 貴司餘下的租期由2021年5月至2022年9月, 由租約的原定每月租金港幣$144762調整為港幣$137500, 首要條件 貴公司於餘下租期 (17個月) 必須準時繳付租金及完成相關租約期, 否則敝公司會撤銷此17個月寬減優惠(設有權追溯)。

隨信函附上 貴公司欠款帳單, 在收到 貴司書面回覆接受敝司給予的優惠及收到1月份及2月份租金後, 敝司會草擬租約寬減租金協議書給雙方簽署確認。」

申請人於2021年4月1日發出的租單繳款通知書/付款收據見本判案書附件1。[10]

17.  馬女士續稱,答辯人之後又再提出改為減免該兩個月租金60%。 最後, 彼此電話商議後, 申請人答應免去該兩個月的租金並將此作為減免租約最後兩個月的租金。[11]

18.  馬女士同意, 在正常情況下,申請人及答辯人應通過文書確認。 至於為何沒有這樣做, 乃因為彼此已口頭確認, 就上述2個月的租金, 在每個月的租單繼續掛帳, 待租約期滿前之租單才顯示撇帳 (下稱「該口頭承諾」)。 而於租約內附表一亦有描述, 申請人及答辯人亦同意就保証金作扣除的安排, 於答辯人遷出時, 倘若答辯人在租金或其他一切未付時, 申請人得在該項按金內扣除。 亦因為這樣, 申請人在往後每張租單上清楚列明有關該2個月租金而沒有列明利息。

19.  馬女士表示,答辯人認為該口頭承諾在法律上是有效的。 若不存在上述事實, 申請人定必已向審裁處提出答辯人欠租的追索, 答辯人亦早已交付有關租金, 絕對不會做成今次的訴訟爭議。 也因為申請人答應或默許了免租2個月, 所以申請人往後約11個月內都沒有向答辯人追租, 也沒有向答辯人採取任何行動, 而往後約11個月的租單都如上述所提及, 一直將兩個月的租金掛帳在租單上而沒有列明利息。

20.  可是在2022年1月, 政府以抗疫政策為由, 再次勒令表列處所(包括美容院)關閉, 答辯人再次向申請人提出減免租金, 而申請人這次非但不答應減免2022年2月的租金, 更違反該口頭承諾及/或默許, 反口並向答辯人追收2021年1月及2021年2月的租金。

21.  馬女士又稱, 就不可抗力而言, 租約附表二內備註(d)只是同意免除申請人因火災、水災、風災等天災或各種其他意外之災害時的責任, 答辯人並沒有同意可免除因法例而導致物業不能用作經營時申請人的責任。 答辯人認為此乃政府政策而導致強制停止運作, 而租約於2019年10月1日生效, 當時政府仍未就《預防及控制疾病(規定及指示)(業務及處所)規例》(香港法例第599F章)進行立法, 但其後涉案處所因該規例被列為「表列處所」, 在不可抗力之下不能使用。

22.  馬女士續稱,就情勢變更而導致租約失效, 即普通法合同法中的合約「受挫失效」, 有鑑於答辯人於約2021年1月及2月和約2022年1月至4月因涉案處所受制於599F章被列為「表列處所」而被迫停止使用, 當中總共約4.5個月左右, 答辯人認為該共約4.5個月, 佔涉案租約36個月有一定重要的比例, 絕非微不足道。

23.  馬女士又列出涉案處所曾因599F章被迫停止使用的下列日子:

 根據第599F章的規定及指示而須停止使用總日數
1.2020年4月10日至5月7日;28
2.2020年7月15日至2020年8月27日;44
3.2020年12月10日至2021年2月17日;70
4.2022年1月7日至2022年4月20日105
  247

24.  最後, 馬女士稱, 答辯人已配合申請人之前的要求,透過律師代表於2022年6月29日發出無損權益信件, 通知申請人已把涉案處所的鑰匙放在律師行, 並提示申請人的代表律師前來領取。 但申請人卻拒絕收回鑰匙。

黃先生的第二份非宗教式誓詞

25.  黃先生於2022年8月26日, 向審裁處遞交第二份非宗教式誓詞,以回應馬女士的反對誓章, 其內容大致不同意申請人有該口頭承諾或曾答應免去涉案處所的2021年1月及2月的租金。黃先生並列出申請人於2021年3月與答辯人有關的全部對話內容:[12]

日期時間內容
申請人方答辯人方
2021年3月9日11:47我已將你地要求轉告黃生, 黃生話如果你公司在本月12日前交齊1月、2月、3月租金、管理費及第四季差餉地租, 就可以同意給予 貴公司特別要求1月份租金50% Discount 及 2月份租金10% discount, 合計60% Discount在租金上 
11:52租務是由黃生秘書全權負責, 佢會聯絡你地 
11:55這已是非常幫你地手的人情, 如果你老闆唔交齊3月份租, 就冇這60% Discount因為貴公司唔交租, 我司會計及黃生秘書工作量增添唔少, 我司銀行供款利息都多佐 
18:14 同公司講了
18:41都請盡快交返啲租啦! 
2021年3月12日19:32今天冇見到你公司會計按要求存入租金欠款喎!我公司取消在租金合計減60%的承諾呀! 
 19:33相反會你公司追返原租約金額外, 都會追討利息及租約內提到遲交租將會徵收2%罰款 
 19:34 我問問
 19:34 已經通知 會計部
 19:35但限期內冇付款……我已好盡力幫你地呀! 

26.  黃先生稱, 若申請人有向答辯人提出免去2021年1月及2月的租金, 他根本不會向答辯人提出追回涉案處所有關租金。 黃先生補充, 申請人於2021年4月8日開出的優惠租金是有條件的, 是答辯人於剩餘的租期必須準時繳付租金及完成相關租約期。[13]

27.  黃先生續稱,於2022年7月14日左右[14], 他的代表律師收到答辯人寄出的涉案處所鑰匙, 隨後他進入涉案處所時發現答辯人沒有進行清除或拆除工作, 答辯人沒有將涉案處所還原至出租前的狀態下交吉予申請人, 因此違反了涉案租約第7條的規定。 黃先生稱,他確認申請人需要聘請裝修公司進行清除及拆除工作, 使涉案處所可還原至出租前的狀態。

28.  黃先生稱,他有向不同裝修公司查詢有關涉案處所的還原工程, 而King’s Design and Production於2022年8月1日的報價約為427,980元:[15]

DescriptionQTYUnit costAmount HKD
1前期工程
1.1工程所需之勞工及第三者意外保險1 Item15,000.0015,000.00
1.2提供人手及工具做大堂保護1 Item5,000.005,000.00
2清拆工程
2.1提供人手及工具清拆室內所有天花、地台、地毯、地磚、地板、牆身、橺格磚、舊傢俬、潔具並清走1 Item240,000.00240,000.00
3泥水工程
3.1提供人手及材料室內用一小時防火輕磚新砌橺格磚牆, 雙面英泥沙批盪, 面做油漆748 sq m135.00100,980.00
3.2提供人手及材料室內原有地下按水平
盪英泥沙地台面
1 Item17,000.0017,000.00
4門窗工程
4.1提供人手及材料新造12mm強化玻璃單掩門
包地較、上下夾及抽手
5 Item10,000.0050,000.00
Total427,980.00

黃先生的證人陳述書

29.  黃先生於2022年12月12日正式提交證人陳述書,大致是複述他之前遞交的兩份誓章內容。 此外, 黃先生的證人陳述書也展示申請人於2021年3月23日向答辯人發出的「最後通知」[16]:

「……

敝司對 貴公司過往多月遲交租仍予與通融延長寬限期外, 亦已多次給予減免優惠, 惟 貴公司並未因得到減免而安排準時交租! 資料顯示, 貴公司截至2021年3月24日止, 貴公司仍欠交2021年1月及2月份租金, 合計港幣$289,524.00

貴公司要求全數豁免2021年1月及2月的租金是完全不合常理及合約精神, 敝司無法安排及不能接受。 請 貴公司必須於2021年4月7日或之前, 支付1月及2月尚欠的租金連同4月份租金、管理費、冷氣費, 合計$450,838.00。

倘若 貴公司未能於上述日期期限或前全數支付所欠金額, 敝司決定將交由律師經土地審裁處及執達吏追討相關租金而不再作另行通知。 所有因此法律追收訴訟而產生的一切費包括律師訴訟費用、執達吏費用、欠款利息及租約內提到2%遲交租金罰款行政費用等, 將一併向 貴公司追討,……」(後加強調)

30.  黃先生稱涉案處所的還原工程已於2022年8月30日完成, 並於2022年9月6日租予另一新租戶作商業用途, 租期由2022年9月8日起至2024年9月30日止, 每月租金為155,000元, 其他條款與涉案租約一致。[17]

31.  由於答辯人拒絕履行涉案租約及提早退回涉案處所, 申請人追討損失222,058元, 其計算如下:[18]

如果MCP沒有拒絕履行合同, MCP應該支付的金額申請人從新租戶實際收到的租金記錄
租金期:
2022.07.21 - 2022.07.31
HK$51,367租金期:
2022.07.21 - 2022.07.31
HK$0
租金期:
2022.08.01 - 2022.08.31
HK$144,762租金期:
2022.08.01 - 2022.08.31
HK$0
租金期:
2022.09.01 - 2022.09.30
HK$144,762租金期:
2022.09.01 - 2022.09.30[19]
HK$118,833
 HK$340,891 HK$118,833

答辯人於2022年12月7日的證人陳述書

32.  答辯人於2022年12月7日也遞交了兩份草擬證人陳述書, 分別由冼嘉敏女士(下稱「冼女士」)及馬女士撰寫。

33.  冼女士稱, 就2021年1月及2月的欠租爭議, 於約2021年3月及4月, 申請人通過電話、WhatsApp及書信向答辯人提出: 「萬億理解疫情對MCP的影響, 所以, 如MCP繳付1月、2月、3月的租金、管理費及第4季差餉地租,萬億同意減免MCP 2021年1月份租金50%及2021年2月份租金10%。」

34.  冼女士又稱,約於2021年3月底到4月之間, 申請人及答辯人雙方進行電話商議。 在電話商議中, 冼女士代表答辯人向申請人指出:

a. 2021年1月及2月的租金理應可以從答辯人已向申請人繳交的3個月租金押金中扣除, 因此答辯人並沒有欠申請人任何租金; 及

b. 答辯人在疫情下需要關閉業務, 答辯人對於減免2021年1月份租金50%及2021年2月份租金10%仍然感到非常吃力及困難。 由於答辯人在疫情前總是按時繳交每月租金, 是一個很好的租戶, 希望申請人能考慮完全免去2021年1月及2月份的租金。

35.  冼女士稱,在電話商議中, 申請人最後答應:[20]

a. 完全免去答辯人2021年1月及2月份的租金 (申請人只願意作口頭承諾, 不願意作書面承諾); 及

b. 就上述2個月的租金, 申請人在每個月的租單中會繼續掛帳, 待租約期滿前之租單才會顯示為撇帳(如免租期的撇帳)。

36.  冼女士又稱,答辯人相信並依賴申請人上述的口頭承諾 (即該口頭承諾), 而該口頭承諾亦反映在以下雙方的行為上:

a. 申請人由2021年3月至2022年2月都沒有向答辯人追討2021年1月及2月份的租金;

b. 申請人由2021年3月至2022年2月都沒有向審裁處提出追討答辯人2021年1月及2月份的租金;

c. 由於申請人已經完全免去答辯人2021年1月及2月份的租金, 往後約11個月的租單都如上述所提及, 一直將兩個月免去的租金掛帳在租單上, 待租約期滿前之租單才會顯示為撇帳, 由於這兩個月免去的租金不是欠款, 所以租單上沒有列出利息;

d. 答辯人一直相信並依賴該口頭承諾, 沒有接受申請人最初提議的減免2021年1月份租金50%及2021年2月份租金10%, 卻而接受申請人最後答應的完全免去答辯人2021年1月及2月份的租金; 及

e. 答辯人容許申請人將兩個月免去的租金掛帳在租單上, 待租約期滿前之租單才會顯示為撇帳(如免租期的撇帳)。

37.  冼女士指, 申請人約於2022年4月7日, 透過WhatsApp通知答辯人, 涉案租約的事宜, 會特別由申請人的代表Frankie[21]處理。同日,Frankie主動透過電話聯絡答辯人並指出:[22]

a. 由於答辯人從事美容行業, 常常受到疫情影響而需要關閉業務, 申請人不想再把涉案處所出租給答辯人, 寧願將涉案處所出租給其他行業; 及

b. 要求與答辯人提前終止租約, 並要求答辯人在2022年6月30日前搬離涉案處所(沒有表示會就提前終止租約向答辯人賠償)。

冼女士稱:「本人聽到馬詠襄對萬億代表Frankie指出的事宜沒有回复, 僅表示會將萬億代表Frankie指出的事宜傳達給MCP董事。」[23]

38.  冼女士續稱, 約於2022年5月3日, 申請人的代表Frankie繼續要求答辯人在2022年6月30日前搬離涉案處所。[24] 於同日, 在暫緩追租條例有效期間, Frankie還不斷發訊息給她轉交答辯人, 而她亦有發訊息給Frankie, 提醒他《商業租户短期保護措施(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條例》已經生效, 可惜申請人仍然繼續向答辯人追租。[25]

39.  冼女士又指,申請人其後張貼大字報, 舉紙牌騷擾答辯人,答辯人於無可奈何下, 被迫按申請人要求搬離涉案處所, 否則答辯人會租用涉案處所至涉案租約完結為止。[26]

40.  冼女士又嘗試列出是次答辯人拖欠租金的處理(應對)方法如下:[27]

租金月份處理方法
2021年1月萬億口頭承諾答應100%完全免去
2021年2月
2021年2月由於MCP被迫要按萬億要求在2022年6月30日前搬出上述物業, MCP及萬億雙方一直在商議租金會否有減免的空間,期待能夠在MCP搬出上述物業前商議好。
此外, 考慮到MCP從事沒有零售元素的美容行業,MCP需要根據第599F章《預防及控制疾病(規定及指示)(業務及處所)規例》, 在2020年12月10日至2021年2月17日以及2022年1月7日至2022年4月20日期間(包括其他日子, 在該規例下合計246天)關閉業務。 由於該規例是在MCP及萬億簽訂續租協議後才成立的,MCP在不可抗力的情況下失去了寧靜享用上述物業的權利, MCP不應該承擔關閉業務時期之租金。
無論如何,租金理恁可以從MCP之前向萬億交的3個月租金押金中扣除。
2021年3月
2021年4月
2021年5月
2021年6月

41.  冼女士又稱,為按申請人要求, 答辯人嘗試歸還涉案處所的bare shell予申請人, 但在答辯人開始拆除涉案處所的裝修時, 被申請人代表透過管理處阻止。

42.  冼女士表示, 約於2022年6月29日, 答辯人已按申請人要求, 遷離涉案處所, 並透過代表律師通知申請人已把涉案處所的鑰匙放在答辯人的代表律師行, 並要求申請人的代表律師前來領取。 但申請人拒絕收回該鑰匙。

43.  馬女士的證人陳述書內容, 大致只是重複冼女士的證人陳述書內容, 本席在此不再贅述。

審訊

44.  本案於2023年1月30日於本席席前進行審訊。 申請人由許享明律師事務所轉聘陳珽浺大律師(「陳大律師」)代表, 答辯人則由劉莉婷律師事務所轉聘蘇竟(「蘇大律師」)大律師代表。申請人由黃先生代表出庭作供及接受蘇大律師盤問, 答辯人則由冼女士及馬女士代表出庭作供及接受陳大律師盤問。

該口頭承諾

45.  申請人及答辯人在各誓章及證人陳述書中皆以對方的有限公司法人身份稱呼對方, 鮮有提及對方的聯繫人是誰(Frankie除外), 所以雙方大律師在審訊時皆花去不小時間處理該口頭承諾有否存在及其效力(如有)。

46.  於此, 本席認為黃先生在回答蘇大律師盤問時表現過於謹慎, 甚至說謊。 比方黃先生否認盧小姐(即他太太)有參與答辯人於2021年3月至4月期間的減租要求傾談, 並指盧小姐在申請人公司並無身份。[28] 但黃先生承認他,盧小姐及冼女士皆為屯門中央廣場的業主立案法團委員, 因此冼女士與盧小姐是相互認識。另一方面, 根據冼女士回答陳大律師時的證供, 她在這事情上只有與盧小姐聯絡, 卻不曾與黃先生或他的秘書聯絡。[29]

47.  本席在參閱申請人及答辯人於2021年3月9日及2022年4月7日的WhatsApp通訊紀錄[30],相信盧小姐正是與冼女士於2021年3月商談答辯人要求減租的聯繫人。在2021年3月9日的WhatsApp通訊中, 申請人一方說:「我已將你地要求轉告黃生 ......」, 同日申請人一方又說:「租務是由黃生秘書全權負責, 佢會聯絡你地」, 這兩段訊息己顯示這內容不是黃先生或其秘書關小姐所寫, 而該兩句也否定黃先生所稱, 主要是他本人參與答辯人的租務商談[31], 而據他所知,盧小姐是沒有參與其中[32]。本席更不可能相信黃先生所說, 他或他公司擁有約100個出租單位也是由他親自處理各租客的租務。[33]

48.  雖然如此, 在Thanakharn Kaiskorn Thai Chamkat (Mahachon) v Akai Holdings Ltd (No 2) (2010) 13 HKCFAR 479一案, 香港終審法院在其判案書第47段指出,聯繫人有否表面權限代表一方(「主事人」)訂立契約取決於:

(a) 可以證明準備訂立契約的另一方「有理由地倚賴」該聯繫人的權限所需的思想狀態;

(b) 聲稱曾與被指是表面代理人的人進行訂立契約的另一方可否及在何等程序上可倚賴該聯繫人在未獲授權下所作的陳述, 以作為該聯繫人致使主事人訂立有關契約的權限; 及

(c) 準備訂立契約的另一方須提交何等證據以證明他曾倚賴該聯繫人的表面權限。

即答辯人須證明盧小姐曾明示或暗示, 或其行為有顯示她有權代表申請人決定減免答辯人應繳的租金。

49.  法律典籍Chittyon Contracts第 21-063段也有列出表面權限需包括的條件如下:

“(i) A representation must be made by words or conduct. But though such representation may be express, it may also be implied from acts of a quite general nature, e.g. putting the agent in, or allowing him to adopt, a position carrying with it a usual authority. …

(ii) The representation must be made by the principal, or someone authoris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of agency to act for him. A representation by the agent as to his authority cannot of itself create apparent authority. But the conduct of the principal may make it more reasonable for the agent’s representation as to facts upon which his authority depends to be relied on; and in a well-known decision the principal was held bound on the basis that the agent, known to have limited authority to contract, nevertheless had authority to communicate the principal’s approval to the transaction in question. …

(iii) On general principles the representation must be of fact and not of law. …

(iv) The third party must act on the representation. If he does not know of any representation, express or implied, but deals with the agent as a principal, it is obvious that he cannot rely on the doctrine. …

…

(vii) The authority will be that which the agent reasonably appeared to have to the third party,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manifestations of the principal, the implied authority normally applicable in the circumstances or to a person in the agent’s position, or both.”

50.  可惜答辯人在這方面未能提供有關證據。 冼女士於接受陳大律師盤問時承認她與盧小姐並不稔熟,亦沒有私交, 只是透過屯門中央廣場的業主立案法團知道她是黃先生太太而矣, 似乎她正是上段(iv)的情況, 並不清楚盧小姐的法律權限。相反, 2021年3月9日的WhatsApp通訊中, 如盧小姐正是代表申請人一方說:「我已將你地要求轉告黃生 ......」, 同日她又說:「租務是由黃生秘書全權負責, 佢會聯絡你地」, 盧小姐已否認她有代表申請人決定減免答辯人應繳的租金的權限。

51.  本席認為本案的情況與英國樞密院在Kooragang Investments Pty Ltd v Richardson & Wrench Ltd[1982] AC 462 (PC) 一案很相似(there is no question in this case of any 'holding out' of 盧小姐by 申請人):

“Emphasising, once again, that there is no question in this case of any 'holding out' of Rathborne by the defendants (if there were, the case would be wholly different), the plaintiff's argument involves the proposition that so long as a servant is doing the acts of the same kind as those which it was within his authority to do, the master is liable, and that he is not entitled to show that in fact the servant had no authority to do them. This is an extreme proposition and carries the principle of vicarious liability further than it has been carried hitherto. It is necessary, first, to consider whether it is supported by authority.” (p.473C-D)

“In the present case, the defendants did carry out valuations. Valuations were a class of acts which Rathborne could perform on their behalf. To argue from this that any valuation done by Rathborne, without any authority from the defendants, not on behalf of the defendants but in his own interest, without any connection with the defendants' business, is a valuation for which the defendants must assume responsibility, is not one which principle or authority can support. To endorse it would strain the doctrine of vicarious responsibility beyond the breaking point and in effect introduce into the law of agency a new principle equivalent to one of strict liability. If one then inquires, as their Lordships think it correct to do, whether Rathborne had any authority to make the valuations in question, the answer is clear: it is given in clear and convincing terms by the trial judge. Rathborne was not authorised to make them: he made them during a period when the G B group were not in a client relationship with the defendants, when valuers were ordered not to do business with them. Rathborne did them, not as an employee of the defendants, but as an employee, or associate, in the G B Group and on their instructions. They were done at the premises of the G B Group, and using the staff of the G B Group: they were not processed through the defendants and no payment in respect of them was made to the defendants. Mr Hodgson, the responsible director, knew nothing of them. They had no connection with the defendants except through the use, totally unauthorised - to say nothing more - of the defendants' stationery. A clearer case of departure from the course or scope of Rathborne's employment cannot be imagined: it was total.” (p.475A-B) (後加強調)

52.  又即使本席的判斷有誤, 即盧小姐有代表申請人決定減免答辯人應繳租金的權限, 根據涉案租約繳付租金是答辯人的法律責任, 正如申請人在2021年3月23日向答辯人發出的「最後通知」所說, 答辯人「要求全數豁免2021年1月及2月的租金是完全不合常理及合約精神」, 豁免2021年1月及2月的租金是沒有價值 (consideration) 支持, 在法理上不能成立[34]。 又如冼女士所說, 申請人或盧小姐拒絕通過文書確認, 即拒絕有產生法律效力的意圖[35], 這正如馬女士在其2022年8月2日遞交反對誓章所說,申請人會待租約期滿前之租單才顯示撇帳[36], 或如冼女士在其證人陳述書第6段所說, 「申請人在每個月的租單中會繼續掛帳, 待租約期滿前之租單才會顯示為撇帳(如免租期的撇帳)」。[37] 這亦可解釋冼女士於2022年4月29日遞交反對通知書內沒有寫上此重要的反對理由(如有)。

53.  相對而言, 申請人於2021年4月8日的追租函件末段曾稱, 如答辯人回覆接受申請人給予的優惠及收到1月份及2月份租金後, 申請人會草擬租約寬減租金協議書給雙方簽署確認。

54.  本席又不接納冼女士於接受陳大律師盤問時的解釋,謂反對通知書內沒有足夠空間填寫。如冼女士認為該減免安排重要, 她首先不會輕易忘記, 因為根據她所說, 這安排是經她著力與盧小姐達成的, 她必定會如同其他相類案件的答辯人一樣, 在反對通知書上另加附頁, 這亦是一般學生也懂的常識。於此, 本席同意陳大律師所說,即使當時代表答辯人的律師莫超權律師行於2022年5月5日去信申請人, 仍然說著答辯人是根據普通法“不可抗力”及《預防及控制疾病(規定及指示)(業務及處所)規例》為理由提出抗辯, 沒有提及該口頭承諾。[38]

55.  本席又同意陳大律師所說,這減租抗辯理由純然是答辯人或冼女士的事後想法 (afterthought)。

56.  本席的上述詮釋亦符合申請人於2021年4月8日的追租函件內所述的減租條件: 「首要條件 貴公司於餘下租期 (17個月) 必須準時繳付租金及完成相關租約期, 否則敝公司會撤銷此17個月寬減優惠(設有權追溯)。」[39]

57.  本席不相信如冼女士所稱申請人突然有1800的轉變, 無條件答應100%完全免去答辯人須繳付2021年1月及2月的租金。 冼女士稱該口頭承諾亦反映在以下雙方的行為上, 包括:

a. 申請人由2021年3月至2022年2月都沒有向答辯人追討2021年1月及2月份的租金;

b. 申請人由2021年3月至2022年2月都沒有向審裁處提出追討答辯人2021年1月及2月份的租金;

c. 由於申請人已經完全免去答辯人2021年1月及2月份的租金, 往後約11個月的租單都如上述所提及, 一直將兩個月免去的租金掛帳在租單上, 待租約期滿前之租單才會顯示為撇帳, 由於這兩個月免去的租金不是欠款, 所以租單上沒有列出利息。

58.  但這正如香港終審法院在Shanghai Tongji Science & Technology Industrial Co Ltd v Casil Clearing Ltd (2004) 7 HKCFAR 79一案第38段所說, 法庭不會輕易推斷這類隱含合約。 答辯人所倚賴的行為必須是毫不含糊地歸因於尋求推斷出的隱含合約; 單單是「有可能」歸因於該合約並不足夠。 申請人在有條件的情況下, 如要求答辯人必須準時繳付租金及完成相關租約期才於租約期滿時撇除答辯人2021年1月及2月份的租金, 亦可合理解釋為何申請人在往後的租單繳款通知書/付款收據上沒有加上追討欠租利息等, 也解釋了申請人為何不早不遲, 於答辯人拒絕繳付2022年的2月、3月及4月的租金後, 於2022年4月21日, 經陳俊華律師事務所入禀審裁處, 提出申請收回涉案處所,及向答辯人追討2021年的1月及2月及2022年的2月、3月及4月共5個月的租金及相關利息。

59.  又觀乎冼女士於其證人陳述書的內容,本席贊同黃先生在其第二份非宗教式誓詞第8段所說, 答辯人或冼女士是「斷章取義」[40]。

60.  本席明白蘇大律師嘗試以承諾不容反悔的原則(promissory estoppel)替答辯人辯解, 但該原則只應用於答辯人有倚賴該口頭承諾而作出有違自身權益的行為(the promisee reasonably relies upon that promise and is induced to alter his or her position on the faith of it, so that it would be inequitable or unconscionable for the promisor to act inconsistently with the promise)[41]。

61.  同樣, 英國上訴法庭在Steria Ltd v Hutchison [2006] EWCA Civ 1551一案, Neuberger LJ(當時官階) 要求不容反悔須符合3個條件, 其中一項是“after the act the part of the claimant which was reasonably taken in reliance upon the representation or promise, the claimant being able to show that he will suffer detriment if the defendant is not held to the representation or promise.”[42] 但洗女士在庭上回覆本席的查問時回答, 如果2021年4月時, 申請人不同意豁免2021年1月份及2月份的租金, 她會鍥而不捨一直爭取下去[43]。 而洗女士在證人陳述書第14段亦表示, 「答辯人於無可奈何下, 被迫按申請人要求搬離涉案處所, 否則答辯人會租用涉案處所至涉案租約完結為止。」[44] 這顯示答辯人沒有因倚賴該口頭承諾而作出有違自身權益的行為。 因此, 本席裁定答辯人不可以不容反悔的原則作出辯解, 申請人有權以答辯人拒絕繳付2022年的2月、3月及4月的租金, 因此違反「該口頭承諾」(如有)的先決條件, 向答辯人追討2021年的1月及2月及2022年的2月、3月及4月共5個月的租金及相關利息。[45]

不可抗力

62.  有時候, 在日常生活中, 合約各方或其中一方會因一些特殊情況的發生而無法履行合約的責任。 當這些情況發生, 而又不是因合約的任何一方之過失所導致, 即任何一方也「不可抗力」, 法院有機會因應有關之合約內容, 裁定有關合約失效, 合約各方便解除了各自的合約責任。

63.  答辯人於2022年4月29日向審裁處遞交的反對通知書, 表示因答辯人於涉案處所經營美容院, 被政府以《預防及控制疾病(規定及指示)(業務及處所)規例》(香港法例第599F章)的附表2列為表列處所, 於2020年12月10日至2021年2月17日及2022年1月7日至2022年4月20日被迫停業。 答辯人基於上述情況, 以前段所述之「不可抗力」理由, 反對申請人的追租申請並禁止申請人追討上述時段的租金及利息(如有)。

64.  答辯人主要的理據, 是在涉案租約商談及訂立之時, 答辯人不可能將有關關閉業務之規定因素考慮在內。答辯人於關閉業務期間, 需要把整個涉案處所關門, 不可進入, 令整個業務沒有任何收入。

65.  其實在 Sunbroad Holdings Limited v A80 Paris HK Limited & Another, HCA 735/2020 及HCA 1174/2021(無彙報的案例,日期為2022年7月29日), 案中的被告人,另一美容集團, 亦曾嘗試引用「不可抗力」的理由拒絕繳付2020年2月1日起的租金並停止營業。但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暫委法官梁俊文在其判決書的第40及41段認為,類似的「不可抗力」理據不應輕易引用致使合約任何一方不去承擔他/她的營商風險。 梁法官其後在判決書的第44至52段認為, 根據該案的租約, 業主沒有保證所租舖位是適合於租客租用的目的, 同時該租約並不是業主與租客之間的商業合作協議, 租客怎樣使用所租舖位全是租客自己的事。 至於新冠肺炎疫情所帶來的問題,梁法官認為這全然是商業的經營風險, 與一般的「不可抗力」事故相去甚遠, 縱使租客的商業運作受到限制, 所租舖位仍然可以使用:

“50. ..., whilst the business operation of the Tenant at the Premises might be compromised due to the specific restrictions and social distancing measures imposed by the government as well as the market situation, there is no allegation or evidence that the Premises have become inaccessible. There was no lockdown or temporary closure of the building where the Premises were or its vicinity. The Tenant’s possession and use of and operation at the Premises has never been rendered physically or commercially impossible. Nor has the Landlord’s discharge of its contractual obligation under the Lease been.

...

51. ..., It would have been up to the Tenant to propose any modification of the mode or products of its business operation at the Premises as adaptation to the adverse business environment, which the Landlord could have considered consenting to pursuant to the Lease. That was never done.

...

53. Objectively, the complaint about the impact of COVID-19 on the use and operation of the Tenant at the Premises has not fundamentally or radically changed the obligations of the parties under the Lease that exceeded their reasonable contemplation at the time of entering into the Lease. Such complaint did not suffice as event of such character and magnitude that would justifies bringing the Lease to an end. The frustration ground is not arguable.” (後加強調)

66.  本席認為上述梁法官的判決理由, 同時適用於本案, 營商本身就充滿不可預見的機遇和風險,答辯人並不可以因為與期望落差而癈除合約:“But it by no means follows that disappointed expectations lead to frustrated contracts.”[46] 即答辯人不能以新冠肺炎疫情為「不可抗力」的理由而拒絕繳付租金。

67.  蘇大律師試圖以上述Sunbroad Holdings案的爭辯理由沒有提及《預防及控制疾病(規定及指示)(業務及處所)規例》而解釋本案與該案不盡相同, 但查實該案的租約是由2019年8月26日開始至2022年8月25日止, 但租客自2020年2月起已沒有繳付租金, 而該案的業主是要追討租期餘下的租金損失。 所以該租客的抗辯理由所指的受疫情影響, 當包括2020年2月之後政府因應2019新冠肺炎病毒所頒布的法令,這包括2020年4月10日根據《預防及控制疾病(規定及指示)(業務及處所)規例》實施的關閉美容院命令。

68.  香港政府早於2020年1月8日開始, 已因應2019新冠肺炎病毒推動有關立法工作如下:[47]

日期事件
2020年1月8日政府於1 月8 日刊憲將「嚴重新型傳染性病原體呼吸系統病」納入《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香港法例第599章)的法定須呈報傳染病,以及修訂其附屬法例《預防及控制疾病規例》(香港法例第599A章)。
2020年2月7日政府刊登憲報,訂立《若干到港人士強制檢疫規例》及《預防及控制疾病(披露資料)規例》。兩項《規例》將於2月8日生效。
2020年3月18 日政府刊登憲報,訂立《外國地區到港人士強制檢疫規例》(香港法例第599E章), 強制從中國以外的所有地區的抵港人士進行檢疫。
2020年3月24 日政府刊登憲報,訂立《2020 年若干到港人士強制檢疫(修訂)規例》(《修訂規例》)。《修訂規例》將14日的強制檢疫安排由只適用於內地抵港人士擴展至澳門及台灣的抵港或過去14日曾於該地逗留的人士。《修訂規例》於2020年3月25日零時零分生效。
2020年3月27 日政府刊登憲報,訂立《預防及控制疾病( 規定及指示)(業務及處所)規例》(香港法例第599F章)。《規例》將於2020年3月28日凌晨零時零分生效,為期三個月。同時,食物及衞生局局長根據《規例》藉在憲報刊登的公告發出兩個為期14 天的指示, 由2020年3月28日下午六時起生效。
2020年3月28 日食物及衞生局局長根據《預防及控制疾病(規定及指示)(業務及處所)規例》(香港法例第599F章)發出的兩個指示由下午六時起生效。兩項指示內容如下:
指示一: 餐飲業務。有關要求包括:
(a) 餐飲處所售賣或供應食物或飲品, 供在該處所內進食或飲用, 則該處所內的顧客的數目, 在任何時間均不得超過該處所通常座位數目的50%;
(b) 任何餐飲處所內的桌子擺放布局, 須確保該處所內任何2張供顧客使用或顧客正在使用的桌子之間,最少有1.5米距離或設有某種形式的隔板作出有效分隔;
(c) 在任何餐飲處所內, 不得有多於4 人同坐一桌;
(d) 任何人身處任何餐飲處所內, 除於在該處所內飲食時外, 須一直佩戴口罩;
(e) 在容許某人進入餐飲處所前, 須先為該人量度體溫; 及
(f) 須在任何餐飲處所, 為在該處所的人提供消毒潔手液。
指示二:表列處所。要求所有附表所列處所停止營業, 包括:
(a) 遊戲機中心;
(b) 浴室;
(c) 健身中心;
(d) 遊樂場所;
(e) 公眾娛樂場所; 及
(f) 設置(或擬設置)供租用舉行社交聚會的處所(一般稱為「派對房間」) 。
2020年3月29日由凌晨起,根據《預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羣組聚集)規例》(香港法例第599G章), 政府禁止於公眾地方進行多於4 人的羣組聚集,為期14天。
2020年4月1日政府刊登憲報,訂立《2020 年預防及控制疾病(規定及指示)(業務及處所)(修訂)規例》(《修訂規例》)。食物及衞生局局長根據《預防及控制疾病(規定及指示)(業務及處所) 規例》(《規例》)(香港法例第599F章) 及上述《修訂規例》藉在憲報刊登的公告發出最新指示,並由同日下午六時起生效,為期14 天:
(a) 關閉卡拉OK 場所及暫停餐飲處所及會址的卡拉OK 活動;
(b) 關閉麻將天九耍樂處所及暫停餐飲處所及會址的麻將天九活動;
(c) 關閉通常供人飲酒, 以及跳舞或作其他娛樂的、營業至深夜的場所(一般稱為夜店或夜總會);
(d) 任何人身處任何該《規例》附表2第1部下的美容院、會址及按摩院處所內,在可行情況下須一直佩戴口罩;
(e) 在容許某人進入《規例》附表2第1部下的美容院、會址及按摩院處所前,須先為該人量度體溫;
(f) 須在任何《規例》附表2第1部下的美容院、會址及按摩院處所,為在該處所的人提供消毒潔手液。
2020年4月10日食物及衞生局局長根據《預防及控制疾病(規定及指示)(業務及處所)規例》(香港法例第599F章) 及《預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羣組聚集)規例》(第599G章)藉在憲報刊登的公告發出的指示由凌晨零時起生效至2020年4月23日。指示內容包括:
(a) 延長向餐飲業務實施有關要求的有效期至2020 年4月23日;
(b) 指示關閉美容院和按摩院, 及延長關閉第599F 章的表列處所的有效期至2020年4月23日;
(c) 延長向會址實施有關要求有效期至2020年4月23日;
(d) 第599G章下有關禁止於公眾地方進行多於4人的羣組聚集繼續生效至2020 年4月23日。

69.  蘇大律師亦似乎忽略了在Sunbroad Holdings案, 業主曾在較早時提出簡易判決申請,高等法院原訟法庭聆案官黃若鋒(當時官階)在2021年6月3日的判決書第23段, 已考慮了《預防及控制疾病(規定及指示)(業務及處所)規例》會帶來的影響。 同樣, 梁法官在上文第65段引述的判決已考慮了「..., the business operation of the Tenant at the Premises might be compromised due to the specific restrictions ..., imposed by the government」。

70.  蘇大律師又舉出美國的案例UMNV 205-207 Newbury,LLC v Caffe Nero Americas Inc, 2021 WL 956069 (Massachusetts Supreme Court, 8 February 2021, 2084CV01493-BLS2) 中, 政府於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立例禁止所有餐廳營業, 租客Caffe Nero 因此需要暫時關閉停止營業。 最後, 法庭裁定Caffe Nero於暫停營業期間之欠租沒有違反租約。

71.  但正如陳大律師回應指出, 該案的租約條款稍有不同, Caffe Nero只可以(solely)使用處所作提供餐飲膳食用途(a café with sit-down restaurant menu “and for no other purpose”)。 反觀本案, 涉案租約的第2條, 只說「租客除將該物業作商業用途外, 不可將該物業或其任何部份作其他用途」[48], 限制明顯較為寬鬆。這正如該美國案例的判案書第6頁所說, 合約的主要目的是一重要的考慮關鍵。此外, “The foreseeability of the event is … a factor in that determination, but the mere fact that the event was foreseeable does not compel the conclusion that its non-occurrence was not such a basic assumption.” 人生畢竟有很多事情也不可預見, 合約任何一方不能每每因事情不似預期而要求合約無效。而這UMNV 205-207 Newbury,LLC v Caffe Nero Americas Inc個案亦是至目前唯止,於美國唯一的租客可因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禁止營業而成功引用「不可抗力」的理由不用交租例子。[49]

72.  本席亦於庭上向蘇大律師指出, 英國則有更多否定租客可因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禁止營業而引用「不可抗力」的理由不用交租例子, 這可包括Commerz Real Investmentgesellschaft mbhv TFS Stores Ltd [2021] EWHC 863 (Ch) (判案書日期為2021年4月16日),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International) Ltd v Cine-UK Ltd [2021] EWHC 1013 (QB)(判案書日期為2021年4月22日)及London Trocadero (2015) LLP v Picturehouse Cinemas Ltd & Ors [2021] EWHC 2591 (Ch) (判案書日期為2021年9月28日)。

73.  英國同樣因應2019新冠肺炎爆發,通過一系列Coronavirus Regulations, 禁止或限制餐飲處所及娛樂場所營業。 詳情可見於The 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 vArch Insurance (UK) Ltd and Others [2021] UKSC 1:

"The emergence of COVID-19 and initial Government response

7. On 12 January 2020,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announced that a novel coronavirus had been identified in samples obtained from cases in China. This announcement was subsequently recorded by Public Health England. The virus was named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 or "SARS-Co V-2", and the associated disease was named "COVID-19".

8. On 30 January 2020, the WHO declared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a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

9. On 31 January 2020, the Chief Medical Officer for England confirmed that two patients had tested positive for COVID-19 in England. The first case confirmed in Northern Ireland was on 27 February 2020, the first in Wales on 28 February 2020 and the first in Scotland on 1 March 2020.

10. On 10 February 2020, the Health Protection (Coronavirus) Regulations 2020 (SI 2020/129) were made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Health and Social Care, pursuant to powers under the Public Health (Control of Disease) Act 1984 ("the 1984 Act"). In broad terms, these Regulations provided for the detention and screening of persons reasonably suspected to have been infected or contaminated with the new strain of coronavirus. The Regulations were subsequently repealed on 25 March 2020 by the Coronavirus Act 2020 ("the 2020 Act").

11. On 2 March 2020, the first death of a person who had tested positive for COVID-19 was recorded in the UK, although the first death from COVID-19 was publicly announced by the Chief Medical Officer for England on 5 March 2020.

12. On 4 March 2020, the UK Government published guidance titled "Coronavirus (COVID-19): What is social distancing?". It referred to the Government's action plan from the previous day, which discussed four phases of response: "contain", "delay", "research" and "mitigate". It also referred to the possibility of introducing social distancing measures and asked people to think about how they could minimise contact with others.

13. On 5 March 2020, COVID-19 was made a "notifiable disease", and SARS-Co V-2 made a "causative agent", in England by amendment to the Health Protection (Notification) Regulations 2010 (SI 2010/659) ("the 2010 Regulations"). Under the 2010 Regulations, a registered medical practitioner has a duty to notify the local authority where the practitioner has reasonable grounds for suspecting that a patient has a "notifiable disease", defined as a disease listed in Schedule 1, or an infection which presents or could present significant harm to human health. The local authority must report any such notification which it receives to, amongst others, PHE. Schedule 1 to the 2010 Regulations contained a list of 31 notifiable diseases before the addition of COVID-19. On 6 March 2020, similar amendments were made to the Health Protection (Notification) (Wales) Regulations 2010 (SI 2010/1546). COVID-19 had been made a notifiable disease in Scotland on 22 February 2020 and in Northern Ireland on 29 February 2020.

14. On 11 March 2020, the WHO declared COVID-19 to be a pandemic.

15. On 12 March 2020, the UK Government announced that it was moving from the "contain" phase to the "delay" phase of its action plan and raised the risk level from "moderate" to "high".

16. On 16 March 2020, the UK Government published guidance on social distancing. The guidance advised vulnerable people to avoid social mixing and to work from home where possible. The guidance included advice that large gatherings should not take place.

17. Also on 16 March 2020, the Prime Minister, the Rt Hon Boris Johnson MP, made a statement to the British public, the main text of which is set out in Appendix 1 to this judgment. In the statement he said that "now is the time for everyone to stop non-essential contact with others and to stop all unnecessary travel. We need people to start working from home where they possibly can. And you should avoid pubs, clubs, theatres and other such social venues." He added that "as we advise against unnecessary social contact of all kinds, it is right that we should extend this advice to mass gatherings as well."

18. On 18 March 2020, the Prime Minister made a further statement… The principal purpose of the statement was to announce the closure of schools from the end of Friday, 20 March 2020. In the statement he said: "I want to repeat that everyone -everyone -must follow the advice to protect themselves and their families, but also -more importantly-to protect the wider public."

19. On 20 March 2020, the Prime Minister made a further statement… In this statement he thanked everyone for following the "guidance" issued on 16 March 2020 but said that further steps were now necessary. He said that across the UK cafes, pubs, bars and restaurants were being told to close as soon as they reasonably could and not open the following day. He added that: "We're also telling nightclubs, theatres, cinemas, gyms and leisure centres to close on the same timescale."

The 21 March Regulations

20. On 21 March 2020, the Health Protection (Coronavirus, Business Closure) (England) Regulations 2020 (SI 2020/327) ("the 21 March Regulations") were made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Health and Social Care pursuant to powers under the 1984 Act. Equivalent regulations for Wales were introduced on the same day.

21. The 21 March Regulations provided for the closure of businesses set out in the Schedule to the Regulations. Under regulation 2(1) the businesses listed in Part 1 of the Schedule, which comprised restaurants, cafes, bars and public houses, were required to close or cease carrying on the business of selling food and drink other than for consumption off the premises. Regulation 2(4) required the businesses listed in Part 2 of the Schedule to close. These included cinemas, theatres, nightclubs, bingo halls, concert halls, museums, galleries, betting shops, spas, gyms and other indoor leisure centres…

22. Regulation 3 of the 21 March Regulations made contravention of regulation 2 without reasonable excuse a criminal offence, punishable on summary conviction by a fine. Regulation 4(1) provided that a person designated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may take action as necessary to enforce a closure or restriction imposed by regulation 2.

Developments from 22 to 25 March

23. On 22 March 2020, the Prime Minister announced the next stage of the UK Government's plan, which included "shielding" measures for vulnerable people and advising members of the public to stay two metres apart even when outdoors.

24. On 23 March 2020, the Prime Minister made a further announcement…. He said that it was vital to slow the spread of the disease and "that's why we have been asking people to stay at home during this pandemic". The time had, however, come for "us all to do more". From that evening he was therefore giving "the British people a very simple instruction -you must stay at home". He said that people would only be "allowed to leave their home" for very limited purposes such as shopping for basic necessities and "travelling to and from work, but only where this is absolutely necessary and cannot be done from home". He added that "if you don't follow the rules the police will have the powers to enforce them, including through fines and dispersing gatherings." In order to "ensure compliance with the Government's instruction to stay at home" he stated that "we will immediately -close all shops selling non-essential goods ... stop all gatherings of more than two people in public ... and we'll stop all social events, including weddings, baptisms and other ceremonies, but excluding funerals."

25. Also on 23 March 2020, the UK Government issued guidance to businesses about closures. This included advice that it would be an offence to operate in contravention of the 21 March Regulations and that businesses in breach of the 21 March Regulations would be subject to prohibition notices and potentially unlimited fines.

26. On the same day PHE issued a document called "Keeping away from other people: new rules to follow from 23 March 2020." It stated that there were three "important new rules everyone must follow to stop coronavirus spreading". These were (i) "you must stay at home" and should only leave home "if you really need to" for one of the reasons stated; (ii) most shops should stay closed; and (iii) people must not meet in groups of more than two in public places.

27. On 24 March 2020, the UK Government issued guidance to providers of holiday accommodation to the effect that they should have taken steps to close for commercial use and should remain open only for limited prescribed purposes, for example to support key workers or homeless people.

28. On 25 March 2020, the 2020 Act was enacted. The 2020 Act applies across the UK, although different provisions have come into force in different nations at different times. In broad terms the 2020 Act established emergency arrangements in relation to health workers, food supply, inquests and other matters.

The 26 March Regulations

29. On 26 March 2020, the Health Protection (Coronavirus, Restrictions) (England) Regulations 2020 (SI 2020/350) ("the 26 March Regulations") were made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Health and Social Care exercising powers under the 1984 Act. Similar regulations were introduced in Wales, Scotland and Northern Ireland.

30. The 26 March Regulations revoked most of the 21 March Regulations and replaced them with new rules which imposed more extensive restrictions. Regulation 4(1) was in similar terms to regulation 2(1) of the 21 March Regulations and required the businesses listed in Part 1 of Schedule 2 -which again comprised restaurants, cafes, bars and public houses -to close or cease selling any food or drink other than for consumption off its premises.

31. Regulation 4(4) required businesses listed in Part 2 of Schedule 2 to close. These included all the businesses that had already been required to close by regulation 2(4) of the 21 March Regulations (see para 21 above) and a number of others, including nail, beauty and hair salons and barbers, tattoo and piercing parlours, playgrounds, outdoor markets and car showrooms. Further restrictions and closures were imposed by regulation 5 for retail shops, holiday accommodation and places of worship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businesses listed in Part 3 of Schedule 2.32…

33. Regulation 6 introduced a prohibition against people leaving the place where they were living "without reasonable excuse".(A non-exhaustive list of reasonable excuses was set out in regulation 6(2).) Regulation 7 prohibited gatherings in public places of more than two people other than in limited circumstances. Regulation 9 made any contravention of the 26 March Regulations without reasonable excuse a criminal offence punishable on summary conviction by a fine. There were several reports of enforcement action being taken under these provisions in the months after 26 March 2020.

34. Regulation 3 of the 26 March Regulations required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review the need for the restrictions at least once every 21 days, with the first review being carried out by 16 April 2020. The 26 March Regulations, and the equivalent regulations in Wales, Scotland and Northern Ireland, were amended on several occasions. For example, on 13 May 2020 garden centres and outdoor sports courts were added to the list of businesses in Part 3 of Schedule 2 which were allowed to stay open, as were outdoor markets and certain showrooms on 1 June 2020.

35. On 4 July 2020, the 26 March Regulations were revoked and replaced with more limited restrictions in the Health Protection (Coronavirus, Restrictions) (No 2) (England) Regulations 2020 (SI 2020/684) in England. Since then, there have been further legislative changes; but they have occurred since the trial and were therefore not considered by the court below…."

74.  在Bank of New York Mellon (International) Ltd v Cine-UK Ltd [2021] EWHC 1013 (QB)一案,租客Cine-UK Limited 在Hengrove Park, Hengrove, Bristol經營戲院[50], 但租客自2020年3月起已停止支付租金。 業主於2020年9月4日提出簡易判決申請, 租容的其中一項抗辯理由是基於不可預見事情的發生以致租約的預期不能實現:

“76. ... they, and the Leases, have been overtaken by wholly unforeseeable (including by the original parties to the Leases) events which have rendered the commercial purpose of the Leases temporarily (at least) impossible and unfulfillable and which they assert should result in the burden of rent being lifted from them on one or more legal grounds.”

“117 ...

h. COVID and the COVID Regulations are "unprecedented" events which could not have been contemplated by the original parties to the Leases...”

75.  英國高等法院在參考了有關案例, 包括蘇大律師引用的National Carriers v Panalpina[1981] AC 675, 裁定該案的租客, 包括Cine-UK Limited,不可引用「不可抗力」的理由拒絕繳付租金[51]。

76.  在London Trocadero (2015) LLP v Picturehouse Cinemas Ltd & Ors [2021] EWHC 2591 (Ch)一案, 租客在倫敦Trocadero Centre同樣經營戲院,因應Coronavirus Regulations, 戲院被迫於2020 年3月21 至 2020年7月3日停業。 戲院雖然於2020年7月31日重開, 但因疫情限制影響業務, 戲院於2020年10月9日再次停業, 而戲院於2020年6月開始已停止交租。業主於是提出簡易判決申請, 而租客的其中一項抗辯理由, 就是戲院受制於有關法例不可營業,情況與簽署租約時(which the parties would have anticipated at the time that the 1994 Lease and the 2014 Lease were entered into)大相逕庭。而另一項抗辯理由就是租約只限處所作戲院營運[52], 但因作戲院不能營運, 所以業主沒有理據(a partial failure of consideration)繼續收取租金。

77.  英國高等法院在其判案書第72及136段裁定, 即使戲院因政府的限制不能營業, 租客仍須根據租約繳付租金:

“72. . . .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Tenant to pay rent even though the premises could not be used for the intended purpose as a result of unforeseen, extraneous events does not deprive the leases of business efficacy or mean that they lack commercial or practical coherence. Clearly, without the implied terms, the risk is shouldered by the Tenant. However, there is no good commercial reason why the loss should necessarily be borne by the Landlord.”

“136. . . . the Tenant in my view has no real prospect of successfully arguing that the failure of the anticipated state of affairs is fundamental to the basis on which the parties entered into the leases.”

78.  這兩案最後在英國上訴法庭一併審理但維持原判[53]。 英國上訴法庭在其判決書第138段有以下分析:

“If the officious bystander had asked the question whether the parties intended that, if the premises could not be used lawfully because of restrictions such as the Coronavirus restrictions, the obligation to pay rent would be suspended, far from a testy "of course" from both parties, it seems to me the landlord in each case would have said "of course not, the rent is payable throughout unless physical damage to or destruction of the premises has rendered them unfit for occupation or use".”

79.  另一方面, 本席同意陳大律師的陳述, 涉案處所有以下4段時間是根據《預防及控制疾病(規定及指示)(業務及處所)規例》的規定及指示而須停止使用, 為何答辯人之「不可抗力」理由, 只適用於第4段, 而答辯人於其餘3段時間仍然希望維持涉案租約:

 根據第599F章的規定及指示而須停止使用總日數
1.2020年4月10日至5月7日;28
2.2020年7月15日至2020年8月27日;44
3.2020年12月10日至2021年2月17日;70
4.2022年1月7日至2022年4月20日105
  247

80.  這正如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暫委法官杜溎峰在 The Center (76) Limited v Victory Serviced Office (HK) Limited, HCA 1020/2020 (無彙報的案例,日期為2020年11月19日)第39段所說, 答辯人繼續佔用涉案處所的行為與其爭辯的因「不可抗力」而租約「受挫失效」的說法並不符合:

“39. Ms Cheung argues that COVID-19 pandemic and the social disruption have significantly changed the nature of th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of the parties under the Tenancy Agreement in a way that could not have been reasonably contemplated at the time of its entry. They affected access to the Premises and caused the demand for flexible workspace to sharply decline. While COVID-19 pandemic and the social disruption may be unforeseen at the time of execution of the Tenancy Agreement, none of these has fundamentally or radically changed the nature of the parties’ obligations thereunder or otherwise rendered it physically or commercially impossible to fulfil the Tenancy Agreement. The Defendant leased the Premises for the purpose of providing flexible workspace to rent to its customers. Its obligation is to pay rent and observe the covenants,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e Tenancy Agreement. There has been no change in the nature of the Defendant’s obligation, though the social disruption and COVID-19 pandemic must have rendered its business operation more onerous and not profitable. The doctrine of frustration is not to be lightly invoked to relieve contracting parties of the normal consequences of imprudent commercial bargain or commercial risk. The test of frustration is objective. In National Carriers Ltd v Panalpina, the closure of the only access street to a warehouse for a year or a little longer in the remaining term of four years was held to be not enough to invoke the doctrine of frustration. The Defendant has not adduced any evidence to show how long the disruptive events and/or COVID-19 pandemic were expected to last during the unexpired term of the tenancy or at least for a long period of that unexpired term. Furthermore, the Defendant’s conduct in holding onto the Premises instead of surrendering them is inconsistent with its claim of frustration. Its refusal to deliver up possession of the Premises is evidence of its lack of good faith in this defence. It is in fact trying to hold onto the Premises and generate income without paying rent to the prejudice of the Plaintiff. There is no substance in this defence.”

租約按金不可視為租金

81.  根據涉案租約第8條,

「租客須交予業主保証金作為保証租客遵守及履行此租約上租客所需遵守之條款的按金。 若租客在租期內並無干犯此合約內任何條款, 則業主須於收回交吉的物業或一切租客欠款後(以較遲者作準)三十天內無息退還該保証金予租客。 但若租客拖欠根據此合約需要支付的租金及/或其他款項超過五天(無論有否以法律行動追討)或若租客違反此合約內任何條款, 業主可合法收回該物業而租約將立被終止; 業主可從保証金內扣除因租客違約而令業主所受的損失, 而此項權 利將不會影響業主因租客違約而可採取的其他合法行動的權利。」[54]

82.  雖然本席認為以上的按金條款已再清晰不過, 按金是用以「作為保証租客遵守及履行此租約上租客所需遵守之條款」, 但冼女士在其證人陳述書第5a 段卻稱,「2021年1月及2月的租金理應可以從答辯人已向申請人交的3個月租金押金中扣除, 因此答辯人並沒有欠申請人任何租金」[55]。

83.  其實與冼女士同樣的按金扣除建議已於新港投資有限公司訴WFC Holding Limited及其他人, CAMP 52/2020及 CACV 399/2020(無彙報的案例,日期為2020年9月8日)被香港上訴法庭否決。上訴法庭在其判案書的第37段指示, 契約條款的詮釋必須符合其原意: “Construction of the terms of an agreement should be approached by reference to its context and purpose.”

84.  上訴法庭認為按金在租約行使期間, 只能視之為保証金:

“45. ... Whilst the tenancy continued, the 1st Defendant had no claim to such money.

...

47. ... as a matter of legal analysis, the security for due observance and performance took the form of curtailment of the 1st Defendant’s right under Clause 5.04 to the payment by the Plaintiff of a sum equivalent to the Deposit in the event of any defaults by the 1st Defendant under the Tenancy Agreement.”

85.  雖然租約內容許業主從保証金內扣除因租客違約而令業主所受的損失, 但上訴法庭認為這不是可以視按金可以扣除租金的理由:

“56. ... at the time of deemed reduction under Clause 5.03, there is no immediate obligation on the part of the Plaintiff as landlord to repay any part of the deposit to the 1st Defendant as tenant. The obligation to pay an amount equal to the Deposit only arises under Clause 5.04 after the termination of the tenancy and delivery of vacant possession and settlement of all outstanding obligations by the 1st Defendant. Hence, it is a misconception to describe Clause 5.03 as a set-off.

57. ... during the currency of the tenancy, the Plaintiff did not hold the Deposit on trust for the purpose of Clause 5.04. If the Deposit could be utilized for the purpose of payment of rent so as to reduce the 1st Defendant’s liability for the same, it would mean that the 1st Defendant can unilaterally accelerate its claim for repayment under Clause 5.04 by withholding payment of rent. That would be inconsistent with the common intention on the nature of the Deposit as provided for under Clause 5.01.

58. Taking the construction of Mr Wong to its logical conclusion, it would mean that the 1st Defendant needed not make any payment of rent at least for the first four months of the tenancy because there was sufficient amount of Deposit to cover the same. Since rent was deemed to be paid upon the automatic reduction of the Deposit, the Plaintiff could not rely on Clause 8.01 to re-enter and determine the tenancy. Nor could the Plaintiff rely on Clause 8.02 to charge interest on the arrears. The only course the Plaintiff could take, according to such construction, is to exercise the power under Clause 5.03 to demand the topping up of the Deposit. By comparison, Clauses 4, 6.01(a) and 8.01, 8.02(iv) and 8.03 clearly stipulated that rent is payable without any demand and the consequences for default would follow irrespective of the absence of any demand by the Plaintiff.

59. As Mr Chan submitted, all these matters highlighted the prejudice that could be occasioned to the other rights and remedies available to the Plaintiff under the Tenancy Agreement if Mr Wong’s construction were adopted. It would therefore go against the opening phrase of Clause 5.03.

60. Bearing in mind the context as shown in the other provisions of the Tenancy Agreement and the true legal analysis as to the nature of the Deposit, the deemed reduction of the amount of the Deposit under Clause 5.03 is not necessarily the payment of rent as submitted by Mr Wong.

...

64. ... the security had to be adequate not only to cover payment of rent but also other tenant’s obligations during the tenancy as well as the obligations concerning delivery of vacant possession at the end of the same. Under the Tenancy Agreement, the Plaintiff was entitled to the full Deposit sum ...as such coverage.

...

67. There is also a conceptu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deemed reduction of the amount of Deposit and the payment of rent. Payment of rent involved the 1st Defendant paying money to the Plaintiff.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was no actual payment in the deemed reduction of amount of Deposit. In light of our analysis on the nature of the Deposit and the 1st Defendant’s right under Clause 5.04, the payment of the Deposit cannot be regarded as payment of rent in advance since the sum was not paid by the 1st Defendant as discharging its obligation to pay rent. Nor could it constitute “actual payment” under Clause 8.02(iv) to stop interest on arrears from accruing.

...

72. For these reasons, we came to the clear conclusion that the Judge erred in construing Clause 5.03 as giving rise to the reduction of the 1st Defendants’ liabilities for the arrears in payment of rent and other charges and the 2nd and 3rd Defendant’s corresponding liabilities under the Guarantee.”

申請人須減低其租金損失

86.  普通法要求在違約案件中的受損失一方須在有關違約後採取合理步驟以減低其損失。

87.  上文第38段提到, 答辯人投訴申請人於《商業租户短期保護措施(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條例》生效期間,仍然繼續向答辯人追租。但本席在參考該條例第5條第7款後,認為該條例並沒有禁止申請人可以採納不受該條例禁止的方式追租。況且, 根據答辯人提供, Frankie於2022年5月3日發出的WhatsApp短訊如下[56]:

「即使條例生效與否

租金都係要交

又何必拖住大家

你25樓7月都開張[57]

你呢家交租, 我同意你早d退租

你又慳返43萬

你老細禁好數口其實點會唔識計呢」

本席認為申請人純然是希望與答辯人和平解決問題, 這正如黃先生在回答蘇大律師時所說, 只希望雙方好來好去[58], 也可視為申請人採取的合理步驟以減低其損失。

88.  冼女士又指,申請人其後張貼大字報, 舉紙牌騷擾答辯人,但蘇大律師所指的大字報[59], 從照片中所見, 根本看不到詳細內容, 但竟與上文第13段提及的答辯人搬遷啟示並存。 就這方面, 答辯人亦未有提供詳細資料, 包括大字報的張貼日期及詳細內容, 本席不可能裁定這大字報對答辯人或其業務構成影響。

89.  於此蘇大律師引用涉案租約第9條, 指申請人在租約期內干擾答辯人享用涉案處所。 涉案租約第9條內容如下:

「若租客按時清繳租金和雜費及沒有干犯此合約內任何條款, 則業主不得在租租約期內干擾租客享用該物業。」[60]

90.  這正如黃先生回答蘇大律師時所說, 當時答辯人確實(如本席於上文裁定)欠租。[61] 本席不同意蘇大律師的陳詞聲稱答辯人沒有拒絕履行涉案租約; 答辯人拒絕繳付租金即拒絕履行租約。

91.  蘇大律師又指答辯人的律師事務所曾於2022年6月30日嘗試將涉案處所的鑰匙交回申請人, 但申請人拒絕。黃先生回答指該律師事務所的交回鑰匙建議是有附帶條件的[62], 所以申請人不能接受[63]。於此, 由於答辯人未能提供任何證據反駁, 本席裁定申請人有權不接受答辯人有附帶條件的交吉建議, 這亦不影響申請人向答辯人追討期間所拖欠的租金的權利。

92.  蘇大律師又指答辯人曾約於2022年6月20日嘗試展開工程把涉案處所還原交回申請人, 但黃先生否認知情。 蘇大律師再指當時涉案處所的大廈管理處曾阻止答辯人展開還原工程, 黃先生否認有此事發生[64]。於此, 答辯人亦未能未能提供任何證據反駁。 其後冼女士作供時更同意這是答辯人的臆測[65]。

93.  又即使如答辯人所說, 立案法團也曾作出不當的行為,雖然黃先生是涉案處所的大廈立案法團主席, 但由於立案法團是根據《建築物管理條例》(香港法例第344章)成立的獨立法定團體,其權力之來源是來自大廈公契及該條例第18條, 這卻不可以此與申請人作為涉案租約的業主扯上關係:“to fall within the requirement of someone actually having authority from the landlord, the authority must come from the landlord himself voluntarily or by an act done by him to confer the subject matter authority on that person. It is the landlord’s own conferment of such authority which renders him liable for breach of the contractual covenant by the acts of someone else. ”“the IO’s authority to exercise such powers and rights in relation to the common parts is derived from the BMO instead of the owners’ own authorization or consent. ” [66]

94.  又由於《商業租户短期保護措施(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條例》第5條第5款, 本案在該條例生效期間被擱置, 及至申請人知悉答辯人搬離涉案處所,「不再在該租賃下完全或主要用作指明處所」, 再至2022年6月29日, 當時答辯人的代表律師莫超權律師行向申請人發出的無損權益信件[67], 本席裁定答辯人未有在無條件下交回涉案處所的空置管有權。

95.  又根據答辯人所提供, 當時答辯人的代表律師莫超權律師行於2022年8月17日向申請人發出的信件(該2022年8月17日函件)第4段[68] 提到:「在2022年6月28日的無損權益信中, MCP 曾表示上述物業拆埸到 “bare-shell” 之費用以市埸報價HK$20萬元代替」, 本席裁定答辯人未有涉案租約附表二(j)段[69]於遷出時履行還原工程。

96.  根據申請人的代表律師許享明律師事務所於2022年7月21日的信函[70],申請人在保留一切追究權利下, 收回涉案處所的鑰匙及開門進入涉案處所, 但這並不意味著涉案處所的租約因法律的施行(operation of law)而退回。在Oastler v Henderson (1877) 2 QBD 575, Artworld Financial Corp v Safaryan [2009] EWCA Civ 303 一案及較近期的Padwick Properties Limited v Punj Lloyd Limited [2016] EWHC 502 (Ch) and Levett-Dunn & Others v NHS Property Services Limited [2016] EWHC 943 (Ch), 業主收回鑰匙甚至開門進入涉案處所可以銓釋為保障自身的權益:

“(1) Accepting back the keys without more will always be equivocal. As a matter of practicality and common sense, one party has to hold the keys to prevent an absurd situation in which they are passed back and forth because neither party wants to risk it being suggested that it has made an admission by holding them.

…

(4) Any further act of the landlord referable to the landlord's seeking to re-let the premises will not necessarily give rise to a surrender by operation of law, as it is no more than what the landlord might reasonably be expected to do in the circumstance for the potential benefit of all parties. The landlord must be entitled to seek to mitigate the damage caused in reality (even if not yet technically in law so long as the lease remains extant) by the tenant's abandoning the lease, by seeking to obtain another tenant, without thereby losing his rights against the original tenant if he is unable to do so.”

97.  又在上述Sunbroad Holdings案, 業主早在2020年5月21日興訟向欠租租客追討租金及利息(HCA 735/2020),雖然租客曾於2021年7月27日經律師把該案處所的鑰匙交還業主, 但該案業主拒絕接受租客悔約;該案業主收取鑰匙只為視察該案處所及方便尋找新的租客:“The key would be treated as returned for the limited purpose of facilitating viewing of the Premises by potential replacement tenants and exploring the possibility of mutual discharge of the parties from the Lease by consent.”[71] 該案業主最後只在2021年11月26日同意收回該案處所。 就此, 梁法官有以下評論:

58. However, the cases in which the court will deny the innocent party’s entitlement to enforce his full contractual right to maintain the contract in force and sue for the contract price are said to be very limited. They would be where an election to keep the contract alive would be wholly unreasonable and that damages would be an adequate remedy or where the innocent party would have no legitimate interest in making an election: see Reichman v. Beveridge [2007] 1 P&CR 20 at §§17; 40.

59. In Funfair v. Wong Lui Wing [2007] 3 HKLRD 609, the Court of Appeal explained (at §§20; 27) that a lease cannot be unilaterally terminated unless expressly provided for. A repudiation which was not accepted did not have effect in terminating a lease. A landlord is entitled to insist on payment of rent. The requirement of the defaulting party’s co-operation to perform is inapplicable to rent claims under a lease because an estate was already granted to the tenant at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tenancy, which the tenant retained exclusively until the end of the term of the tenancy. Agreeing with Reichman (above), the court held that the only exception is where it would be wholly unreasonable for the landlord to hold onto the lease in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case.

60. The burden of proving that it was wholly unreasonable for the landlord to hold onto the lease in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case is on the defaulting tenant. The burden is not discharged merely by showing that the benefit to the innocent landlord is small compared to the loss to the defaulting tenant: see Reichman at §41.

61. Compounded with the pre-existing burden of raising issues of a credible defence in resisting summary judgment, the burden to demonstrate that it was wholly unreasonable for the Landlord to hold onto the Lease in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present case was squarely on the Tenant. As mentioned, the burden is a heavy one.

62. In my view, the Tenant has failed to discharge such burden.”

98.  於本案, 本席注意到, 雖然該2022年8月17日函件提及申請人於2022年7月21日收回涉案處所的鑰匙及開門進入涉案處所,但信末的最後一段竟寫著:「本行保留本行當事人的權利, 包括追討萬億在沒有通知MCP的情況下(或執達吏)[72] 在該單位涉嫌移除第三方的財產的權利。」[73] 這明顯與答辯人爭辯已無條件交回涉案處所不符。況且涉案租約附表二(h)段如下[74]:

「租客遷出時, 必須在租期內將樓宇內傢俬雜物全部搬出以清手續(業主所屬物品除外), 如租客籍故取巧不交回所有門匙或留下任何物品不予搬走及故意阻延時間, 在租客遷出後三天內仍不來取, 當作放棄權利論,……」

如答辯人或其代表律師表示還有財物仍未搬走, 這並不等同把涉案處所交吉交回申請人。

99.  梁法官在Sunbroad Holdings案繼續有以下論述:

“65. Whilst the Tenant argues that the Landlord would still have been entitled to claim damages for early termination of the Lease, it was in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present case not wholly unreasonable for the Landlord to have taken the time while remaining protected by its entitlement to the contractual rent.

66. The more the Tenant sought to argue about the impact of COVID-19 on the general retail market situation and the alleged specific compromise of the profitability of the retail business at the vicinity of the location of the Premises, the more the same would work to highlight the uncertainty in the Landlord’s chance of securing not only an alternative replacement tenant but also one which would be ready and willing to pay a comparable level of rent. One bears in mind that the term of the Lease sought to be terminated by the Tenant at the time still had a substantial remainder to run (until August 2022). The uncertainty faced by the Landlord manifested in the likelihood of its having to commit to a potentially lower rent than that under the Lease for a substantial term with any replacement tenant.

67. The Landlord needs to put it no higher than the above, as it is not its burden to show that its refusal to accept the Tenant’s repudiation and to terminate Lease until the time when it did was reasonable. The burden was and still is for the defendants to show that the Landlord’s such conduct was wholly unreasonable. To suffice in discharging such burden of the defendants, one would have expected evidence such as that of the existence of a replacement tenant which was ready and willing to enter into a lease for at least the remainder of the term of the Lease at a comparable, albeit not the same, level of rent prior November 2021. There was no such assertion by pleading or evidence from the defendants.

68. The evidence was that the Landlord did not merely sit back and relax with holding onto its entitlement to the rent under the Lease. Some 15 estate agencies were briefed with information flyer prepared for such purpose. The record of the viewings and enquiries made by agencies also speaks for itself. Readiness of the Landlord to separately let out the shop units was also communicated to the agencies. There was evidence of unsuccessful attempt to arrange viewing of the Premises by potential replacement tenants. Whether or not that had in any way to do with the occasional failure of the Tenant to co-operate, as the Landlord complained, the market, as the defendants indeed also tried hard to portray, was lukewarm. The same manifested in the extent of interest shown in renting the Premises. A tenant was eventually secured in October 2021. Hence the communication by the Landlord of its acceptance of the Tenant’s repudiation and thus termination of the Lease in November 2021.

69. Any criticism about lack of genuine effort to secure a replacement tenant on the part of the Landlord will be flatly contradicted by the principle that the duty to mitigate has no place during the term of a subsisting lease. As mentioned, it was not that the defendants came up with concrete evidence of such ready and willing replacement tenant(s) reasonably acceptable to the Landlord during the period prior to November 2021 which the Landlord unreasonably failed or refused to secure.

70. Other than criticizing the Landlord, the defendants have never indicated, not to mention undertaken, that they would be prepared to compensate the Landlord’s loss by way of damages. Therefore, what was expected would still be for the Landlord to have to quantify and to prove its claim for damages against the defendants by way of litigation, and thus taking the incidental litigation risk. That was relevant.”

100.  於本案, 申請人最後於2022年8月1日取得King’s Design and Production的裝修報價, 及於翌日, 即2022年8月2日與申請人簽訂「裝修承諾書」[75], 並於2022年8月3日繳付屯門栢麗廣場業主立案法團2萬元裝修按金並開展工程[76]。本席裁定申請人於2022年8月3日才合法收回涉案處所。 申請人並於2022年9月6日與新的租客簽訂租約。 本席裁定申請人已採取合理步驟以減低其損失。

裝修還原費用

101.  上文第28段提及,King’s Design and Production的裝修報價為427,980元, 答辯人認為並不合理, 並提交了一份「大進清拆工程五金回收公司」於2022年6月21日的報價單如下:[77]

QTY
數量
DESCRIPTION
貨物名稱
AMOUNT
金額
工程地址:屯門栢麗廣場1樓116至120號舖 
1拆天花、燈盤。 
2拆間格。 
3拆厠所、打地台。 
4搬清圾垃什物。 
 以上工程夜班工作 
 合計港幣壹拾柒萬元正HK$170,000.00

102.  本席以此「大進清拆工程五金回收公司」的報價單與King’s Design and Production的裝修報價單比較,有以下觀察:

(1) 「大進清拆工程五金回收公司」的報價單沒有提及工程所需之勞工及第三者意外保險,也沒有準備人手及工具做大堂保護, 這或可解釋為何管理處會阻止清拆工程進行(如有);

(2) 「大進清拆工程五金回收公司」的報價只有清拆工程, 沒有還原工程。根據涉案租約附表二(j)段[78],「單位內之一切原來設備及間隔, 乙方遷出時必須履行還原工程」, 並非如答辯人所指的把涉案處所以“bare-shell” 交回申請人。

(3) 根據黃先生回答蘇大律師及涉案處所的地址, 涉案處所原為6個個別但相鄰單位, 所以本席接納黃先生的解釋,King’s Design and Production的裝修報價必須包括其第3項所指的泥水工程及第4項的門窗工程。

103.  基於上述原因, 本席裁定答辯人未能滿足舉證責任,以證明King’s Design and Production的裝修報價427,980元並不合理。

利息

104.  根據根據涉案租約附表二(a)段, 租客須在期內每月的第一天上期繳付指定的租金予業主, 租客於應繳租金之日的五天內仍未清租金, 則須加付利息予業主以2%月息計算。

105.  在與Sunbroad Holdings案相同期間, 尖沙咀海港城海運大廈也有租客同樣以新冠肺炎疫情為理由拒絕交租:Wharf Realty Limited v Abebi Limited, HCA 954/2020 & HCA 955/2020(無彙報的案例,日期為2022年7月15日)。 在該案判案書第157及159段,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暫委法官徐韻華同意尖沙咀海港城海業主可根據租約追討租金至租期結束為止。

106.  本席基於同樣理由, 裁定申請人除可根據涉案租約追討答辯人未付的租金外, 更可根據涉案租約收取2%月息。

107.  但當申請人於2022年8月3日合法收回涉案處所後應得的損害賠償,利息則以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最優惠利率加1%計算。

108.  由判案日期直至完全支付賠償金額日期的利息,則以判定利率計算。

裁決

109.  本席裁定答辯人須支付以下的租金損失及損害賠償款項給申請人:

截至2022年8月2日的租金賠償金額 
租金損失時段/月份欠款 (港元)
 2021年1月144,762
 2021年2月144,762
 2022年2月144,762
 2022年3月144,762
 2022年4月144,762
 2022年5月144,762
 2022年6月144,762
 2022年7月144,762
 2022年8月1日至2日9,339[79]
 總數:1,167,435
 加利息:以2%月息計算
2022年8月3日起的賠償金額 
租金賠償時段/月份欠款 (港元)
 2022年8月3日至31日135,423[80]
 2022年9月1日至7日25,929[81]
 合共161,352
還原工程費用 427,980
 總數:589,332
 加利息:以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最優惠利率加1%計算

總結

110.  基於上文所述,本席作出以下頒令:

1. 答辯人須支付申請人由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2月28日及2022年2月1日起至2022年8月2日的租金/中間收益,共1,167,435元, 另加根據涉案租約附表二的利息, 以2%月息計算, 至本判案書日期為止;

2. 答辯人須支付申請人由2022年8月3日起的損失,總數為589,332元, 另加利息由2022年9月8日起, 以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最優惠利率加1%計算, 至本判案書日期為止;

3. 答辯人須支付申請人利息,從本判案書日期起至交還所有判定欠款,以判案年利率8.169%計算。

訟費

111.  本案的簡易判決及審訊合併於2023年1月30日審理。 蘇大律師認為該簡易判決的訟費應全部給予答辯人, 本席不予認同。

112.  查本席較早前已審理相類因新冠肺炎疫情導致租客欠租, 而後者也嘗引用「不可抗力」或「受挫失效」抗辯的個案, 這包括華利釆有限公司 對 中銅有限公司, LDPE 316/2020 (無彙報的案例,日期為2020年9月3日)及 Luvpa Limited v Honor City HK Pharmacy Limited [2021] 2 HKLRD 1326。本席於該兩案皆判決該兩租客敗訴,即該兩租客並不可以引用「不可抗力」或「受挫失效」抗辯拖欠租金。加上前述的Commerz Real Investmentgesellschaft mbh v TFS Stores Ltd [2021] EWHC 863 (Ch) (判案書日期為2021年4月16日),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International) Ltd v Cine-UK Ltd [2021] EWHC 1013 (QB)(判案書日期為2021年4月22日),London Trocadero (2015) LLP v Picturehouse Cinemas Ltd & Ors [2021] EWHC 2591 (Ch) (判案書日期為2021年9月28日), Wharf Realty及Sunbroad Holdings的判決案例, 如果不是本案答辯人的馬女士於2022年8月2日的反對誓章中, 突然加上該口頭承諾的新的抗辯理由, 本席會毫不猶豫的以簡易判決裁定申請人得直。

113.  本席認為, 本案需要耗時審理, 全是因為答辯人突然加上該口頭承諾的新的抗辯理由, 但本席已在本判案書上文第50段裁定根本沒有該口頭承諾, 或該口頭承諾可隨時因答辯人違反先決條件而被申請人取消。

114.  因此, 本席亦作出暫准訟費命令, 答辯人須支付申請人於本案的訟費, 包括簡易判決及審訊的費用, 連同大律師證書。如雙方未能就訟費金額達成協議,則由法庭以區域法院準則評定訟費,暫准命令在14天後成為絕對命令。

 土地審裁處成員彭浩泉
 土地審裁處

申請人: 由許享明律師事務所轉聘陳珽浺大律師代表

答辯人: 由劉莉婷律師事務所轉聘蘇竟大律師代表


附件 1




[1]   見文件夾第78頁。

[2]   見文件夾第79頁。

[3]   見審訊文件夾第76頁。

[4]   見審訊文件夾第7頁。

[5]   保護期是由該條例的生效日期開始, 即2022年5月1日至自該生效日期起計的3個月屆滿之時結束。

[6]   見審訊文件夾第20頁。

[7]   又可見審訊文件夾第84、85及86頁。

[8]   見審訊文件夾第110頁。

[9]   見審訊文件夾第114及241頁。

[10]   見審訊文件夾第133頁。

[11]   見審訊文件夾第106頁馬女士的反對誓章第6段。

[12]   見審訊文件夾第129至130頁及第220至221頁。

[13]   見審訊文件夾第126頁黃先生的第二份非宗教誓章第9段。

[14]   不是答辯人所稱的2022年6月29日或30日。

[15]   見審訊文件夾第153-154頁及253-256頁。

[16]   見審訊文件夾第240頁。

[17]   見審訊文件夾第257-260頁。

[18]   見審訊文件夾第164頁葽先生的證人陳述書第31段。

[19]   新租約每月為$155,000, 9月有30天, 起租日為2022年9月8日, 新租客只繳付23天租金。

[20]   冼女士在接受陳大律師盤問時承認,「該口頭承諾」應是在2021年4月8日後某個日子與慮小姐的電話商談結果, 而不是蘇大律師在開案陳詞時所指的2021年3月31日。

[21]   在審訊中, 黃先生同意Frankie是他的兒子。

[22]   見審訊文件夾第278頁冼女士的證人陳述書第14段。。

[23]   冼女士在其證人陳述書第10段稱: 「於2022年3月31日, 本人為配合公司安排, 辭去MCP董事職務, 當天即日生效。 因為疫情, MCP的兩位董事不方便從新加坡回香港處理萬億及MCP的租務事宜, 因此他們書面授權馬詠襄義務處理該事宜。 及後所有萬億及MCP的租務事宜, 本人已經交給馬詠襄處理, 但本人在馬詠襄處理該事宜中, 還是對萬億及MCP的行為略有所知。」

[24]   申請人是於2022年4月21日, 經陳俊華律師事務所向審裁處提出申請收回涉案處所。

[25]   根據《商業租户短期保護措施(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條例》第5條第7款, 禁止任何租賃的業主就(或繼續就)有關租户在指明期間內沒有遵照該租賃繳付租金,在保護期內採取任何一項或多於一項的行動, 這包括:

(a) 就有關的處所,中止提供公用設施服務或其他服務;

(b) 從有關業主持有的按金中,扣除有關租户在第(4)或(6)款描述的情況下沒有繳付的租金的任何款額;

(c) 如在保護期開始前,有關業主已就第(4)款描述的有關租户沒有繳付租金,從持有的按金中扣除任何款額——要求該租户支付任何金錢或給予任何金錢等值,以補足按金在作出該項扣除後短欠之數;

(d) 追討有關租户在第(4)或(6)款描述的情況下沒有繳付的租金所孳生的利息,或追討對該等租金施加的附加費;

(e) 終止有關租賃;

(f) 行使重收權或沒收租賃權;

(g) 針對有關租户,在法院(包括審裁處)提出訴訟;

(h) 針對有關租户,根據《仲裁條例》(第609章)展開仲裁程序;

(i) 針對有關租户,根據《破產條例》(第6章)提出破產呈請;

(j) 根據《公司條例》(第622章)第670條申請召開債權人會議,以同意關於有關租户的某妥協或安排;

(k) 針對有關租户,根據《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第32章)提出清盤呈請;

(l) 針對有關租户的財產展開任何執行程序、扣押該等財產予以徵取,或針對該等財產展開其他法律程序;及

(m) 針對有關租户的財產,委任接管人或經理人。

但卻沒有禁止業主可用各種通訊形式追租或與有關租户商議。

[26]   見審訊文件夾第279頁冼女士的證人陳述書第14段。

[27]   見審訊文件夾第280-281頁冼女士的證人陳述書第20段。

[28]   審訊時間上午10時48分至50 分及11時26分。

[29]   審訊時間下午2時54分及3時11分。

[30]   見審訊文件夾第129頁, 291頁及294頁。

[31]   審訊時間上午11時33分。

[32]   審訊時間上午10時57分, 11時07分及11時23分。

[33]   審訊時間上午11時33分至38分。

[34]   見Central London Property Trust Limited v High Tree House Limited [1947] KB 130。

[35]   見 Cobbe v Yeoman’s Row Management Ltd[2008] UKHL 55; [2008] 1 WLR 1752第18段, 及Thorner v Major[2009] UKHL 18; [2009] 1 WLR 776第96-97段。

[36]   見審訊文件夾第106頁馬女士的反對誓章第6段。

[37]   見審訊文件夾第276頁及審訊時間下午2時56分。

[38]   見審訊文件夾第309頁

[39]   見上文第16段。

[40]   見審訊文件夾第125頁。

[41]   見Luo Xing Juan Angela v The Estate of Hui Shui See, Willy Deceased (2009)12 HKCFAR 1第55段。

[42]   見該判案書第73段。

[43]   審訊時間下午2時53分。 亦可參見上文第40段。

[44]   見審訊文件夾第279頁。

[45]   在The Center (76) Limited v Victory ServicedOffice (HK) Limited, HCA 1020/2020 (無彙報的案例,日期為2020年11月19日)一案, 租客亦因未能依時繳付租金而喪失了3個月的租金豁免。

[46]   見Davis Contractors Ltd v Fareham Urban District Council [1956] AC 696, 715。

[47]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resource-support/learning-teaching-resource-list/COVID-19/COVID19-Legislative%20work%20of%20the%20Govt%20(as%20at%205%20May%202020)_chi.pdf

[48]   見審訊文件夾第76頁。

[49]   見 Simon Property Group, L P v. Regal Entertainment Group, 2022 WL 2304048 (Delaware Superior Court,June 27, 2022)。

[50]   "Use of the Property as and for a multiplex cinema for the exhibition therein of motion pictures television dramatic opera concert lectures or theatrical performances or entertainment or for receiving or transmitting and broadcasting by any method or means any of the foregoing to viewers or listeners wherever located or for any other lawful theatrical or related purpose subject always to the constraints as to the use of the Property contained in the Superior Lease together with as ancillary to such use a games room and other uses ancillary to a multiplex cinema"

[51]   見該判案書第222段。

[52]   "… a cinematograph theatre or theatres with the ancillary sale (but only to patrons of films who have been admitted through the ticket barriers) of merchandise relevant to such cinema use including hot and cold beverages for consumption of such patrons on the premises together with a bar, kitchens, café, and open terrace for the sale and consumption of alcohol on the premises and for conferencing purposes".

[53]   [2022] EWCA Civ 1021, [2022] EGLR 34(判案書日期為2022年7月27日)。

[54]   見審訊文件夾第77頁。

[55]   見審訊文件夾第276頁。

[56]   見審訊文件夾第295或306頁。

[57]   這反映答辯人於2022年5月3日之前已安排搬往涉案處所樓上單位繼續經營。

[58]   審訊時間上午11時48分。

[59]   見審訊文件夾第87頁。

[60]   見審訊文件夾第77頁。

[61]   審訊時間上午11時54-56分。

[62]   這亦可見證於當時答辯人的代表律師莫超權律師行於2022年8月17日向申請人發出的信件第1)段;見審訊文件夾第317頁。

[63]   審訊時間上午11時57-58分。

[64]   根據申請人與新租客於2022年9月6日簽訂的租約附表二(j)段, 當時涉案處所的大廈的管理事宜已交回該大廈的業主立案法團另聘管理公司管理。見審訊文件夾第260頁。

[65]   審訊時間下午3時25分。

[66]   見Chong Lap Fu George v. Hydra Shipping Services Limited and Others [2009] 4 HKC 445第40至42段。

[67]   這亦可見證於當時答辯人的代表律師莫超權律師行於2022年8月17日向申請人發出的信件第1段;見審訊文件夾第317頁。

[68]   見審訊文件夾第317及318頁。

[69]   見審訊文件夾第79頁。

[70]   見審訊文件夾第312頁。

[71]   見該案判案書第24段。

[72]   本案當時還未有審理, 更未有判決, 何來執達吏在該單位涉嫌移除物品?

[73]   又即使在蘇大律師的開案陳詞第21段還說:「如果萬億堅持MCP需要支付2022年7月、8月及9月的租金 (即MCP在2022年7月、8月及9月期間仍然是上述物業的租戶), 那麼MCP將會保留一切應有之法律權益, 並保留一切追究的權利, 包括但不限於下述的相關損失:

a. 萬億於約2022年7月21日擅自進入MCP租用的上述物業; 及

b. 萬億於約2022年7月21日擅自拆除上述物業屬於MCP的裝修。」

[74]   見審訊文件夾第79頁。

[75]   見審訊文件夾第255頁。

[76]   見審訊文件夾第256頁。相反, 答辯人沒有

[77]   見證物R1。

[78]   見審訊文件夾第79頁。

[79]   $144,762 x 2/31 = $9,339。

[80]   $144,762 x 29/31 = $135,423

[81]   $144,762 - $118,833(新租客繳付租金) = $25,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