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CMC10356/2013
[2018]HKFC148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區 域 法 院
婚姻訴訟案件編號2013年第10356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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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審法官: | 區域法院暫委法官彭家光內庭聆訊（非公開） |
| 審訊日期: | 2018年6月26至29日 |
| 答辯人結案陳詞: | 2018年7月13日 |
| 呈請人結案陳詞: | 2018年7月27日 |
| 判決日期: | 2018年8月3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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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 案 書
(移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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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這是呈請人（在下文稱為“母親”）的申請的聆訊。她要求法庭許可，帶同兩名家庭子女，移居到加拿大生活。
背景
2. 在1974年，母親在香港出生，她現年43歲，現在是家庭主婦。母親出生於一個中產家庭，父母為商人，她在四兄弟姊妹中排行第二，有一位姊姊，一位弟弟及一位妹妹。在1989年，母親當時為15歲，她隨父母移民加拿大。其父不久回流香港。現時其姊姊及弟弟仍留在加拿大。
3. 移民後，母親在加拿大上學，直至大學一年級，因對學習沒有太大興趣，她離開學校，在1995年，回流香港工作，初時為幼稚園老師，後來當上模特兒。在2002年，母親首次結婚。在同年，大兒子（在下文稱為“N”）出生。
4. 在1978年，答辯人（在下文稱為“父親”）在香港出生，現年40歲。他生於一個富裕家庭，為長子，有一位妹妹，其父經營地產和酒店生意，其母是家庭主婦。在1992年，當時父親13歲，其父母將他送到美國的寄宿學校讀書，他於美國繼續學業至12班，在約18歲左右，他離開學校，開始從事科網的工作。在1999年，他曾回港逗留一年左右，之後再回美國居住。往後的數年，他來回香港及美國。在2003年，他離開美國回港。
5. 在2007年，母親與前夫離婚。在同年，訴訟雙方識並開始同居。N與外婆（在下文稱為“外婆”）在香港同住，由外婆照顧。在2009年，訴訟雙方誕下一名女兒（在下文稱為“B”）。在2010年中，訴訟雙方遷入前婚姻居所（在下文稱為“薄扶林花園”）居住。薄扶林花園由父親的父母擁有的一間公司名下持有。在2011年6月，N和外婆返回加拿大居住，由外婆照顧。在2011年8月，訴訟雙方誕下一名兒子（在下文稱為“A”）。在2011年11月，訴訟雙方在香港結婚。在2012年12月，父親遷出前婚姻居所，訴訟雙方開始分居。B和A（在下文統稱為“家庭子女”）與母親同住。在2013年7月22日，母親提交呈請，以父親不合理行為要求離婚。在2013年10月15日，法庭頒令父親須付母親每月$10,000元作為家庭子女之中期贍養費。
6. 在2014年1月8日，法庭頒令將家庭子女之共同管養權頒予訴訟雙方，照顧管束交予母親，父親享有探視，包括留宿探視。在2014年10月，N和外婆從加拿大返回香港，他繼續和外婆同住。
7. 在2017年1月17日，母親以傳票作出申請，要求許可將家庭子女移民到加拿大生活。
8. 在2017年7月，B診斷有讀寫障礙。
探視的情況
9. 就探視事宜上，訴訟雙方有不少爭拗，在近這幾年來，因探視的糾紛，各自報警求助共不下30多次。
10. 根據2014年1月8日的命令，訴訟雙方共同擁有家庭子女管養權，照顧及管束歸予母親，父親則有規定探視和留宿探視。在2014年9月26日，法庭頒令父親就家庭子女探視安排為（i）每星期二由下午6時半至下午8時；另（ii）A的留宿探視為每星期五下午6時半至星期六下午8時半；（iii）B的日間探視為每星期六上午10時至下午8時。
11. 在2015年7月22日，母親作出單方面申請，要求法庭針對父親頒令禁止父親騷擾母親和B。經父親向法庭作出承諾，不會以任何方式騷擾母親和B，就該申請法庭不作命令。
12. 在2015年7月27日，母親發出傳票，要求更改探視安排。應母親的申請，法庭頒令，若父親在訂定的探視時間遲到，則該次探視取消。
13. 母親說，在作出上述安排以後，父親不再遲到，但又經常遲了將子女送回家。
14. 在2016年3月，因A臉部受傷，母親報警。經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及警方作出討論後，有關事件沒有界定為虐兒下疏忽照顧的個案。
15. 母親認為，在探視時，父親疏忽照顧子女。她指出，在2017年2月，在停牌時，在沒有第三者保險的情況下，父親卻仍然駕車接子女外出，母親為此報警。另外，在2017年4月1日，父親帶A騎馬，在沒有看管下，兒子吃了一杯用來餵飼馬匹的紅蘿蔔。
16. 在2017年4月27日的社會福利調查報告，社工說，
15. 母親表示B在過去三個多月拒絕和父親進行探視，因為她多次提及在過去的探視時間，父親只是把她帶到家中，讓她與A在家中玩，而父親側倒頭大睡。另外，父親曾帶同子女及女朋友到海灘游泳，B表示她與弟弟向父親要求更換泳衣，但父親只顧讓女朋友更換衣服而忽視子女的需要，令他們感覺寒冷。B亦經常提及父親在駕駛時經常雙手按電話傳短訊，雙手離開軚盤，利用膝蓋控制軚盤，令她感到十分危險不安。B亦對父親吸煙的行為十分反感。
17. 在2017年12月28日的社會福利調查報告，社工說，自2017年4月起，女兒在探視出現的次數大減。由2017年8月起，母親向父親表示兩名子女不願外出並與父親見面。由2017年9月起，父親與兩名家庭子女見面出現困難。在2018年6月12日的社會福利調查報告，社工說，由2018年1月起，兩名家庭子女已沒有和父親見面。
18. 為應付目前的探視問題，在2018年6月29日，本席作出以下的中期安排︰由2018年7月7日起，父親就兩名家庭子女的探視，更改為隔個星期六由上午10時到下午8時半，父親須往子女住所大堂接子女，及在探視完畢後將子女送返住所大堂給母親，直至法院作出進一步的命令為止。
證供
19. 在本案 ，法庭先後索取多份社會利調查報告和一份臨床心理學家報告。梁社工和臨床心理學家潘醫生到庭作供，接受訴訟雙方的提問。父親提交了自己及其父（在下文稱為“爺爺”）的誓章，他親自作供，也傳召了爺爺作供。母親提交了自己和外婆的誓章，也親自作供，和傳召外婆作供。另外，母親提交了教署的教育心理學家報告，也傳召了撰寫該報告的教育心理學家林主任，就B的讀寫障礙作供。
母親的案情
20. 在2013年10月15日，母親取得兩名子女管養權後，法庭頒令父親須支付家庭子女中期贍養費每月$10,000元。就在法庭頒發中期贍養費後幾個月，父親的月薪，突然由$48,000元減至$28,000元。父親說，他要求公司減薪，希望減少工作量，可以有更多時間探視子女。他又說，因為旅遊業不景，所以遭到公司減薪。由2014年至2016年，父親拖欠中期贍養費超過$150,000元。在2016年尾，爺爺更向母親發出律師信，說在他不知情下，遭到母親和家庭子女佔用薄扶林花園，要求收回。母親向父親交代所面對的財政壓力，以及會失去居所的困境，當時父親只建議把家庭子女跟他一起居住。母親說，因為逼遷，以及在過去多年來，一直承受龐大經濟壓力，所以向法庭申請帶家庭子女回加拿大生活。父親得知這個申請後 ，不但沒有嘗試替母親解決困難，更在三個星期後，即在2017年2月8日，向法庭申請，要求把贍養費由每月$10,000元，減至每月$4,000元。
21. N現年16歲，在東涌就讀中四，和外婆及外公居於東涌。作為三名子女的母親，母親需要照顧三名子女，他們分別居住於薄扶林及東涌，每月支持兩個居所、三名子女的開支超過$80,000元。母親說，過去多年來，已心力交瘁。
22. B患讀寫障礙，有特殊學習需要，加拿大的學校能夠提供一對一的特殊教學支援。若回加拿大接受當地教育，母親相信對B有益。
23. 母親說，父親對家庭子女沒有真正的關愛，家庭子女也不願意見父親。
24. 母親說，家庭子女都希望移民加拿大。
25. 母親說，父親不願意支付子女每月生活開支，若在加拿大生活，可減輕每月生活開支。
26. 加拿大福利提供子女基本生活給養，包括生活費，醫療，藥物，教育及單親津貼。
27. 若母親及家庭子女在加拿大，會居住在外婆的居所。
28. 母親已受一家在加拿大公司聘用，半天工作（早上），下班時可以照顧子女。外婆也會一同到加拿大，幫助照顧子女。
29. 在香港，家庭子女承受沉重的功課壓力，若在加拿大受教育，子女可以在更愉快的環境下學習。
30. A患哮喘，加拿大的空氣質素比香港為佳，母親相信能改善兒子的哮喘。
31. 爺爺和父親不接受N在薄扶林花園居住，現N和外婆在東涌租住。若移民加拿大，母親可與N和外婆一起居住。
32. N不適應香港的教育制度，成績不理想，能在香港繼續升讀大學的機會甚微，因此，母親希望N能儘快回加拿大升學。
外婆的證供
33. 外婆支持母親的申請。大致來說，她的案情與母親的案情是一致的。
母親的公開建議
34. 母親說 ，她理解兩名家庭子女與父親保持聯繫的重要性，假若移居申請獲得批准，她的公開建議如下︰
a) 父親可以通過電話，FaceTime，Whatsapp，WChat或其他社交網絡平台，與家庭子女溝通，但務須不干涉孩子的上學和就寢時間。
b) 每年復活節、暑假或聖誕節，母親會帶同家庭子女回香港一次，答辯人可在這些期間進行探視及留宿探視，母親和家庭子女的行程費用，由訴訟雙方共同承擔。安排及細節待討論及同意。
c) 如父親要子女每年回香港多於一次，在假若時間許可，以及不影響子女學校時間表的情況下，她樂意帶兩名子女回港，母親和家庭子女的行程費用，由父親承擔。安排及細節待討論及同意。
d) 父親可以自費到加拿大探訪子女，費用由父親承擔，但父親須給不少於1個月通知，並且務須不干涉孩子的上學時間。安排及細節待討論及同意。
父親的案情
35. 父親說，他關心家庭子女，和家庭子女也相處融洽，只是母親作出各種行為以離間父親和家庭子女的關係，令父親的探視產生困難。父親也說，母親剝奪他的共同管養權，不讓他有機會參予家庭子女學校活動，又妨礙他和家庭子女的學校溝通。父親又說，母也將他排除在家庭子女的所有醫療事件之外。
36. 父親反對母親的申請。他認為，在目前的成長階段，家庭子女需要父親在身邊。同時，讓家庭子女留在香港，可令他們繼續在一個穩定的環境成長。初時，父親質疑B是否有讀寫障礙，雖然現在接受B有讀寫障礙，但他說，若女兒留在香港，可替B轉換學校，找一間注重兒童發展，而並非單看學業成績的學校。
37. 父親不同意A有哮喘。無論如何，他說，加拿大氣候寒冷，不宜哮喘患者居留。
38. 就母親所說無法應付在香港生活開支的說法，父親說，有家傭幫忙照顧子女，母親應找工作，以增加家庭收入。父親又說，N並非本案家庭子女，母親不能將用在N的開支，也算為家庭開支。本來父親的立場是，因為收入不多，他無能力增加家庭子女贍養費，但在審訊時，他同意增加給家庭子女的贍養費，也同意母親和家庭子女可繼續免租居住在薄扶林花園。
父親的公開建議
39. 父親的公開建議如下︰-
a) 兩名家庭子女繼續留在香港生活；
b) 為B提供學習支援服務，或轉往國際學校或功課較少的學校，以應付B的讀寫障礙。
c) 父親會儘快清付，由2013年11月至2017年8月，所欠下之中期贍養費共$154,000元。
d) 由下月開始，將付母親的定期付款由每月$10,000增加為$25,000元，作為兩名家庭子女之中期贍養費，他又答應日後會準時付款。
爺爺的證供
40. 爺爺反對母親的申請。
爺爺的公開建議
41. 如家庭子女留在香港生活，爺爺作出下列不收回及不改變的承諾︰
1. 如家庭子女在香港接受小、中、或大學教育，向家庭子女及母親繼續無償提供薄扶林花園給他們居住，直至家庭子女完成大學為止，又不反對N一同居住在薄扶林花園，直至他18歲為止。爺爺將負責支付所有有關薄扶林花園的管理費、差餉和地租及任何公共地方維修費用和開支，但不包括因居住而發生的費用，如水、電、煤等；
a.母親的無償居住必須基於父親及母親均為家庭子女的監護人，及家庭子女及母親除薄扶林花園外，在香港再無另一主要居所或擁有居住物業；
b.如有裝修或變更薄扶林花園的格局，必須事先前取得爺爺的同意；
c.在業主在給予一星期預先通告後，母親容許業主或其代表每年入屋視察單位實況。
2. 如在香港接受教育，支付家庭子女本地或國際小學，中學及大學的教開支，包括學費及書本費，直至他們完成大學學業為止。在有需要及先取得爺爺同意下，也願意支付對家庭子女安排的私人補習費用及他們因學習而須參加之短期出國學習費用。
3. 如家庭子女在香港完成中學課程後到外國升讀大學，會向他們提供大學的教育開支及當地的住宿費用。如家庭子女此時已不需要薄扶林花園的使用，爺爺有權終止該單位及收回。
4. 爺爺希望父親及母親
a.告知爺爺家庭子女的學習成績及進度；
b.容許家庭子女在合理安排下與爺爺、嫲嫲見面和交往。
教署心理學家的證供
42. 訴訟雙方接受女兒有讀寫障礙和特殊學習需要，對林主任撰寫的報告之內容，大致來說，也並無爭議。
社工的建議
43. 在2018年6月12日最後1份社會福利調查報告，社工作總結及建議︰-
“總結及建議
23. 調查資料顯示，母親和父親均愛護兩名子女B和A，雙方願意承擔子女照顧及管教的責任，B和A與父母保持良好關係。自離婚後，雙方擁有共同管養權，而母親獨有照顧及管束權。但由於母親和父親以往不愉快的婚姻經歷和他們的溝通問題，令彼此在父母的合作不協調。雖然起初有效透過監察探視及調解服務協助雙方減少誤會和衝突，父親亦可透過探視與子女建立良好關人。可惜母親和父親不愉快關係，如探視時的衝突以致經常需要警察介入調停，都對兩名子女做成負面影響。母親在日常生活中經常陪伴子女，子女習慣與她生活，親子關係良好；而父親方面，雖然B和A曾表達不願與他探視，但調查社工觀察時，兩名子女在探視時與父親一同相處時表現親切，特別是兩名子女亦表示願意與父親作探視安排。
24. 母親和父親各自對將兩名子女永久帶往加拿大定居的申請有不同的意見。母親提出此申請的理由是爺爺出律師信收回單位及經濟困難、B的特殊學習需要和配合她可承擔照顧N的責任。但母親重申若父親能給她足夠的經濟支援及穩定居所的話，她並不一定要與子女到加拿大生活的，可是母親表示父親一直沒有行動為子女尋找國際學校學位及提供經濟支援給兩名子女，所以母親認為去加拿大子女可以得到較好福利。
25. 父親反對的原因是母親沒有尊重共同管養權，與他商討此安排。再者，子女讀書一直在進步中。父親表示他不反對子女到外國讀書，但他希望能與兩名子女建立親密的關係，對他們的成長為重要。爺爺更答應支持子女的教育費用及提供住宿。父親亦希望協助兩名子女，但未能與母親商討及見到子女與及為他們安排面試。父親表示永久移居加拿大只是母親的個人意願，他相信母親只想到加拿大是她想改變自己的生活，並非為了子女的福利為首要。父親認為母親可以在加拿大工作，那為何不能在香港找工作，再者，加拿大並沒有菲傭的協助照顧子女。父親認為母親的決定沒有考慮子女的長遠福利。
26. 雖然兩名子女在近年曾先後表示不願接受與父親進行探視安排，但每當探視觀察時，她們與父親相處投入及融洽，與調查社工單獨傾談時也表示希望與父親見面。再者，A說出不見父親的理由及B表示希望去加拿大的理由似乎不是出於自發。若母親提出將兩名子女永久帶往加拿大定居的申請成功，兩名子女與父親的相處時間一定再𣻟少，香港到加拿大的距離較遠，父親亦不可能經常飛往探視子女。雖然兩名子女可得到母親其他在加拿大的親人愛錫，但這不能取代父親對他們的愛。對於年紀尚小的子女，除了日常生活的基本照顧外，父母親雙方的積極參與、與父母建立親子關係及情感依附、及穩定的成長環境，對這個階段的兒童的身心發展尤其重要。兩名子女分別表示願意及希望與父親見面，A更希望見到父親的父母親而B表示可到父親家。但兩名子女對向母親請求見父親表示不知道及不回應，可見若母親能主動為兩名子女安排與父親見面，理行探視安排，父親與子女的相處及關係能建立良好，對子女的成長有良好的影響。
27. 若計劃不獲批准，爺爺、嫲嫲答應支持兩名子女教育開支及另提供另一單位予母親及兩名子女居住，父親亦願意支付每月的贍養費以便母親照顧子女。
28. 若母親提出將兩名子女永久帶往加拿大定居的申請不成功，母親一定會感到失望及經濟壓力。再者，得不到加拿大其他親人的支援，然而，透過父親的每月贍養費及他父母的承諾支持兩名子女的教育開支及提供現單位居住，這些安排應對母親與兩名子女的基本生活帶來穩定。
29. 總括而言，就母親申請將兩名家庭子女B和A永久遷往加拿大計劃，母親主要是因爺爺的收樓信才提出，及基於是經濟困難、B的特殊學習需要和配合她可承擔照顧大兒子N的責任，也沒有事先與父親商討，對兩名家庭子女並沒有長遠的計劃。而母親所提出的種種問題，並非沒有解決方法。但需要父親的配合。例如︰父親可考慮給予母親的N及外婆到母親家一起住以減輕母親的經濟負擔及母親可自己照顧N，外婆可協助照顧三個子女。再者，父親可給予一些國際學校或較少功課的學校名單給母親，並協助帶兩名子女參觀學校或報名的。另外，這計劃亦會影響到父親的探視安排及親子聯繫。調查社工在考慮到兩名子女的年紀及發展需要，認為兩名家庭子女繼續留在香港生活將面對較少的改變及適應。有關兩名子女與父親定時見面，兩名子女都表示願意與父親見面，但又不願向母親要求見父親，若能維持兩名子女與父親定時見面及建立親子關係，更符合他們的福祉。
爭論點
44. 就母親申請把家庭子女移居加拿大，法庭應否予以批准的問題，最重要的爭論是︰將兩名家庭子女帶離香港移居加拿大，是否符合子女的最佳利益？處理上述的問題時，須就家庭子女之福利事宜作出全盤的考慮。
45. 特別來說，法庭須考慮以下事宜︰
a. 就母親指和家庭子女在經濟上，在香港生活困難的問題︰
i. 到加拿大生活是否便能解決？
ii. 到加拿大生活的支援是怎樣？
iii. 父親和爺爺的承諾是否能有效地解決這些指稱的問題？
b. 家庭子女的教育︰就B的讀寫障礙，其問題的嚴重程度；到加拿大讀書是否便能解決問題；若B留在香港受教育是否也可獲支援？
c. A是否患有哮喘，到加拿大是否對他有益？
d. 法庭應對N的福利事宜作出甚樣的考慮？
法侓原則
46. 在處理證供以前，本席先簡介就有關家庭子女管養權事宜適用法律原則。香港法例第192章《婚姻法律程序與財產條例》第19條有以下規定：
「19. 對受婚姻訟案影響的子女提供管養及教育的命令
(1) 法庭可在下列時間，作出其認為是適宜的命令，以便為任何18歲以下的家庭子女提供管養及教育─
(a) 在任何離婚、婚姻無效或裁判分居的法律程序中，於作出最後判令之當時、之前或之後；
(b) ……。」
47. 至於法庭在考慮這些申請時所依賴的一般準則，則是依據香港法例第13章《未成年人監護條例》第3條的規定：-
「3. 一般原則
(1) 有關未成年人的管養或教養問題，以及有關屬於未成年人或代未成年人託管的財產的管理問題，或從該等財產所獲收益的運用問題─
(a) 在任何法院進行的法律程序中(不論該法院是否第2條所界定的法院)─
(i) 法院須以未成年人的最佳利益為首要考慮事項，而考慮此事項時須對下列各項因素給予適當考慮─
(A) 未成年人的意願(如在顧及未成年人的年齡及理解力，以及有關個案的情況後，考慮其意願乃屬切實可行者)；及
(B) 任何關鍵性資料，包括聆訊進行時社會福利署署長備呈法院的任何報告；及
(ii) 在上述管養、教養、財產管理或收益運用等問題上，法院無須從任何其他觀點來考慮父親的申索，是否較母親的申索為優先，或母親的申索是否較父親的為優先；
(b) …… 母親所享有的權利及權能，與法律賦予父親的相同，而父親及母親雙方的權利及權能同等，並可由其中一方單獨行使；」
48. 法庭在考慮移居的申請時經常參考SMM and TWM[2010] 4 HKLRD 37內引述Payne v Payne的指引。
49. 就Payne一案提及法庭考慮申請時應考慮的問題，就本案而言，包括︰-
(i) 首要考慮為兒子的最佳利益；
(ii) 母親提出的方案是否切實可行；
(iii) 法庭須審視女方提出的方案是否真誠，而不是基於自私的考慮，意圖把父親從兒子的生命中排除開去；
(iv) 父親的反對是否基於對兒子的將來的真心關注，或是出於一些不良動機；
(v) 若法庭拒絕申請，這對母親產生的影響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考慮；
(vi) 若法庭批准申請，這將對父親會有甚麼影響，對將來的父子關係會產生甚麼的影響。兒子是否能與父親在將來保持聯係是一個重要的因素。若兒子在將來不能與父親保持緊密的聯係，這會對兒子產生的影響。又這些影響，能否會因為兒子在將來可與母親方面在加拿大生活的親人建立關係而得到某程度上的補償。
50. 若母親提出的方案是合理的，法庭應給予一個大的比重。Thorpe LJ 亦在Payne一案中解釋，為何法院一般均把，拒絕主要照顧者的合理移居建議，對申請者帶來的影響，視作較重要的考慮因素︰-
“26. In summary a review of the decisions of this court over the course of the last 30 years demonstrates that relocation cases have been consistently decided up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following two propositions:(a) the welfare of the child is the paramount consideration; and (b) refusing the primary carer’s reasonable proposals for the relocation of her family life is likely to impact detrimentally on the welfare of her dependent children. Therefore her application to relocate will be granted unless the court concludes that it is incompatible with the welfare of the children.
…
30. … In a broad sense the health and wellbeing of a child depends upon emo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stability and security. Both security and stability come from the child’s emo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dependency upon the primary carer. The extent of that dependency will depend upon many factors including its duration and the extent to which it is tempered by or shared with other dependencies. For instance is the absent parent an important figure in the child’s life? … What is the child’s relationship with siblings and/or grandparents and/or a step-parent? In most relocation cases the judge will need to make some evaluation of these factors.
31. Logically and as a matter of experience the child cannot draw emo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security and stability from the dependency unless the primary carer herself is emotionally and psychologically stable and secure. The parent cannot give what she herself lacks. Although fathers as well as mothers provide primary care I have never myself encountered a relocation application brought by a father and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judgment I assume that relocation applications are only brought by maternal primary carers. The disintegration of a family unit is invariably emotionally and psychologically turbulent. The mother who emerges with the responsibility of making the home for the children may recover her sense of wellbeing simply by coping over a passage of time. But often the mother may be in need of external support, whether financial, emotional or social. Such support may be provided by a new partner who becomes stepfather to the child. The creation of a new family obviously draws the child into its quest for material and other fulfilment. Such cases have given rise to the strongest statements of the guidelines. Alternatively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family unit may leave the mother in a society to which she was carried by the impetus of family life before its failure. Commonly in that event she may feel isolated and driven to seek the support she lacks by returning to her homeland, her family and her friends. In the remarriage cases the motivation for relocation may well be to meet the stepfather’s career needs or opportunities. In those cases refusal is likely to destabilise the new family emotionally as well as to penalise it financially. In the case of the isolated mother, to deny her the support of her family and a return to her roots may have an even greater psychological detriment and she may have no one who might share her distress or alleviate her depression….”
51. 上訴庭在SMM v TWM (Child: Relocation)[2010] 4 HKLRD 37訂下了以下指引︰-
“19. The parties agreed that the applicable principles governing relocation applications are based on the Payne v Payne [2001] Fam 473 line of cases ..
…
21. The principles in Payne v Payne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a. “The distinct features of a relocation application are: first the applicant is almost invariably the mother and the primary carer; second, generally, the motivation for the move arises out of her remarriage or her urge to return home; and third, the father’s opposition is commonly founded on a resultant reduction in contact and influence. (per Thorpe LJ at para. 27)
b. The two propositions that have been consistently applied by the courts are: first, the welfare of the child is the paramount consideration; and second, refusing the primary carer’s reasonable proposals for the relocation of her family life is likely to impact detrimentally on the welfare of her dependent children. Therefore, her application to relocate will be granted unless the court concludes that it is incompatible with the welfare of the children. (per Thorpe LJ at para. 26)
c. The application should be approached as follows:
i. Is the mother’s application genuine in the sense that it is not motivated by some selfish desire to exclude the father from the child’s life?”, then ask, “is the mother’s application realistic?”, i.e. founded on practical proposals both well researched and investigated? If the application fails either of these tests, refusal will inevitably follow.
ii. If, however, the application passes these tests then there must be a careful appraisal of the father’s opposition,“is it motivated by genuine concern for the future of the child’s welfare or is it driven by some ulterior motive?”,“What would be the extent of the detriment to him and his future relationship with the child were the application granted?”,“To what extent would that be offset by extension of the child’s relationships with the maternal family and homeland?”.
iii. What would be the impact on the mother, either as the single parent or as a new wife, of a refusal of her realistic proposal?
iv. The outcome of the second and third appraisals must then be brought into an overriding review of the child’s welfare as the paramount consideration, directed by the statutory checklist in so far as appropriate.(per Thorpe LJ at paragraph 40)
In short, the relevant factors are :
i. The welfare of the child is always paramount.
ii. There is no presumption created by s. 13(1)(b) of the English Children Act 1989 in favour of the applicant parent.
iii.The reasonable proposals of the parent with a residence order wishing to live abroad carry great weight.
iv. Consequently the proposals have to be scrutinized with care and the Court needs to be satisfied that there is a genuine motivation for the move and not the intention to bring contact between the child and the other parent to an end.
v. The effect upon the applicant-parent and the new family of the child of a refusal of leave is very important.
vi. The effect upon the child of the denial of contact with the other parent and in some cases his family is very important.
vii.The opportunity for continuing contact between the child and the parent left behind may be very significant.(per Butler-Sloss P at para. 85)
52. 在ZJ v XWN[2018] HKCA 436 案，就Payne v Payne，上訴庭說︰
“13. Wall LJ pointed out in Re D (Leave to Remove: Appeal) [2010] 2 FLR 1605, that there had been considerable criticism of Payne. The decision of Payne was said to be controversial, at least in some quarters, for arguably perpetuating a covert presumption in favour of relocation, at least where the application was made by the child’s primary carer. Though Re D had been decided on 9 February 2010, it was not brought to the attention of the Court of Appeal in SMM v TWM when it was heard on 7 May 2010. Instead, the parties were in agreement that the applicable principles were to be taken from Payne, see [19] of the judgment in SMM v TWM. The judge below actually applied Payne, see [30]. The appeal focused on whether the judge erred in the assessment of some relevant factors as opposed to the approach in Payne. There did not appear to be any competing submissions before the Court of Appeal on the Payne approach and Cheung JA was the only judge making comments on the same specifically.
14. Mr Pang SC, appearing with Mr Yim for the mother, referred us to comments made by Judge Melloy in W, Y v L, KP FCMC 4636/2015 where it was suggested that the guidance provided by SMM v TWM needed further clarification from this Court.
15. In W, Y, Judge Melloy had considered the development in England since Payne. She referred to some judicial reservations of Payne and alluded to the observations made by Moore-Bick LJ in K v K [2012] Fam 134. In that case, Moore-Bick LJ opined that the controversy was the result of a failure to distinguish clearly between legal principle and guidance, and that the only principle of law enunciated in Payne was that the welfare of the child was paramount; all the rest was guidance. In the same case, Black LJ (as she then was) also stated that the only authentic principle that ran through the entire line of relocation authorities was that the welfare of the child is the court’s paramount consideration.
16. The third member of the English Court of Appeal in K v K, supra, was Thorpe LJ who gave the leading judgment in Payne. It is noteworthy that Thorpe LJ had this to say at [39] of K v K:
“ 39. As Moore-Bick LJ pointed out in argument, the only principle to be extracted from Payne v Payne [2001] Fam 473 is the paramountcy principle. All the rest … is guidance as to factors to be weighed in search of the welfare paramountcy.”
17. In SMM v TWM, supra, in his exposition on the approach in Payne at [21] of the judgment, Cheung JA alluded to the judgment of Thorpe LJ and ended up by setting out a series of relevant factors at sub-paragraph (d), starting from a reiteration that the welfare of the child is always paramount. These were described as guidelines aiming at assisting first instance judges.
18. It is clear from K v K that the only principle of law enunciated in Payne is that the welfare of the child (or presently in Hong Kong, best interests of the child) is paramount; the rest is guidance. This is how the comments of Cheung JA in SMM v TWM (based on Payne) should be read.
19. In the more recent decision of the English Court of Appeal In re C (A Child) [2016] Fam 253, Vos LJ reiterated that the only test that the court applies is the paramountcy as to the welfare of the child. His Lordship further said at [82] and [83]:
“ 82. … The application of that test involves a holistic balancing exercise … The exercise is not a linear one. It involves balancing all the relevant factors, which may vary hugely from case to case, weighing one against the other, with the objective of determining which of the available options best meets the requirement to afford paramount consideration to the welfare of the child. It is no part of this exercise to regard a decision in favour or against any particular available option as exceptional.
83. … Whilst the Payne factors may still be of some utility in some cases, they are no part of the applicable test or the applicable principles. In some circumstances, the judge may find them useful. In others, the judge may not. If the judge finds them a useful guide to some of the factors that he should consider, he will be doing so only as part of the multi-factorial balancing exercise that is required.”
20. In re C (A Child), supra, was a case which concerned an internal relocation. As seen in the case, there are different statutory provisions in the Children Act 1989 governing (i) removal from UK where there is a child arrangements order in place and removal is restricted and (ii) removal where there is no child arrangements order and so no automatic restriction. Black LJ (as she then was) said that although the welfare checklist is not imported into the decision making process for a section 13 application, the courts have nonetheless treated it as if it were, expecting that it will be used. Black LJ has said that this is sensible and unsurprising because the welfare checklist “is a useful aide memoire and because any other approach would lead to an artificial situation in which the outcome of a case might depend upon the precise form of the application made initiating it …”.
21. On the utility of the guidance in Payne, Black LJ said at [26]:
“ … The only principle to be applied when determining an application to remove a child permanently from the UK is that the welfare of the child is paramount. Guidance from the Court of Appeal as to factors to be weighed in the search for what is in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hild, such as that in Payne v Payne… is valuable in so far as it helps judges to identify factors which are likely to be of importance but it is not to be applied rigidly. …”
22. Bodey J, the third member of the English Court of Appeal in In re C (A Child), supra, also emphasized at [85] sub-paragraph (c) that helpful though the Payne guidance is, it should not be regarded as a prescriptive blueprint.
23. We respectfully agree with the above comments in In re C (A Child), supra, on the guidance from Payne. We are further of the respectful view that the observations of Cheung JA in SMM v TWM based on Payne should be read in light of these comments.”
母親提出的方案是否切實可行
53. 外婆、母親、N和家庭子女都是加拿大公民。若法庭許可，母親打算和外婆、N和家庭子女到艾伯塔省卡加利市居住。母親的姊姊和弟弟在艾伯塔省居住。就母親所說，到卡加利市後的生活安排，本席有以下的考慮︰-
(i) 房屋︰母親說，外婆會租用一個朋友擁有的房屋，母親、N和家庭子女會與外婆同住，該房屋面積2,725平方呎，有三個房間，位於一個專業人士聚居的社區，居住環境理想，但外婆尚未與居住訂下租約。按父親方面提供的補充資料，更見屋主正在將該房屋交地產代理放售。從以上看來，本席認為，就房屋方面，母親未有一個具體的安排，法庭對於母親、外婆、N 和家庭子女移居加拿大後的居住情況，現時並無一個詳細的瞭解。
(ii) 教育︰雙方並無爭議，按安大略省的制度，兒童可在所住學區的中、小學接受免費教育。男方也接受，一般來說，加拿大有良好的教育制度。
(iii) 子女照顧︰母親和外婆會照顧N和家庭子女。母親說，她的弟弟住在卡加利市，也會幫忙，但在這方面並沒有詳細地交代，她的弟弟究竟可如何幫忙。本席接受，一直以來，外婆和母親是N和家庭子女的主要照顧者，也無爭議，她們有能力照顧N和家庭子女。
(iv) 經濟安排︰母親說，父親不願意支付家庭子女每月生活費，在香港生活，她須依賴外婆的資助，這樣既對外婆來說，並不公道，也不是一個長遠之計。若在卡加利市生活，艾伯塔省政府提供完善的醫療保障，N和家庭子女亦會得到牛奶金，身為單親母親，除可得到免費醫療咭外，也會有免費藥費、眼鏡、牙醫、救護車等福利的，她估計每年可得牛奶金CAD20,878.96。
54. 母親也說，打算兼職工作。父親認為在香港，母親也可兼職工作。母親說，若在香港受教育，家庭子女的功課沉重，她須花時間在兩名兒女的功課上，又要分身照顧N，實在無法兼職工作，但若家庭子女在加拿大上學，功課會輕鬆許多，她可兼職工作，她估計兼職工作收入可達每年CAD24,000元。
55. 但仔細看，母親可能高估了她可得到的福利。免費藥費、眼鏡、牙醫、救護車等福利是給予接受Income Support的人士。所謂Income Support，是給予無能力照顧例如食物、衣物、收藏身之所等基本需要的個人和家庭的援助。母親說，她絕沒有打算申請Income Support。又者，考慮申請牛奶金的資格時，會把工作收入和贍養費也計算在內，收入低於CAD30,000的家長，方有申請資格牛奶金。以父親每月支付贍養費$25,000元計算，母親的總收入便是約CAD74,000 [$25,000元×12/6+CAD24,000]。因此，母親未必符合獲得免費藥費、眼鏡、牙醫、救護車等福利，或申請牛奶金的資格。此外，N到18歲後，也不合資格領取牛奶金。
56. 雖然母親希望到加拿大後，可大幅減少，甚至不再依賴，外婆的資助，但從以上可見，她還是需要外婆的資助。在香港，爺爺會提供居所，而不論母親、N和家庭子女在香港或在加拿大，外婆也願意照顧家庭子女和向母親提供資助。由現有的證據看來，對於母親所說，若到加拿大，她的經濟狀況會即時大幅改的說法，本席並不接受。
母親的方案是否真誠，而不是基於自私的考慮，意圖把父親從家庭子女的生命中排除開去
57. 母親說，她的申請是基於現階段面對的經濟問題、子女學業問題、居住問題、社會保障、醫療以及一家人的長遠計劃。由於母親和子女同是加拿大公民，可以得到加拿大的社會福利保障及援助，所以希望定居加拿大及減少生活支出，及讓子女得到好的教育和生活環境。
58. 在2017年12月28日的社會福利調查報告，社工說︰
33. 根據母親和父親各自對母親提出將兩名子女永久帶往加拿大定居的申請的意見，母親提出此申請的理由是自與父親關係不和以致父親沒有合理的金錢支援，到加拿大母親及子女可獲得加拿大的福利和可得到父母親及其他人的經濟及情緒支援；另外，雖然她的大兒子一直由她母親照顧，到加拿大她表示可自行照顧大兒子；再者，母親蒐集了很多資料，更得到私人心理學家的意見，表示加拿大的課程比香港更能解決B的讀寫障礙問題。母親的理由似乎是真誠的，不是刻意想令父親與子女關係疏離。
在2018年6月12日的社會福利調查報告，社工說︰-
呈請人（母親）對遷離香港計劃的意見
13. 母親表示她申請遷離香港計劃的意見已在2017年12月28日更新報告內所描述。母親重申她本來沒有遷離香港到加拿大的計劃，直至收到爺爺的收樓信，再加上B有讀寫障礙及因為她的經濟困難，才想到遷離香港到加拿大來解決她的困難。母親補充B經常為了父親不讓她到加拿大讀書發脾氣及大吵大罵，又會情緒失控或狂哭一個多小時。母親表示B自2017年開始在睡覺時經常磨牙，牙醫表示她因壓力而引致。她希望到加拿大讀書可減少她的功課壓力。
59. 臨床心理學家在2018年6月19日的報告中也說︰-
7.2 Reasons for and against the move
7.2.1 Mother considered the move is necessary for the benefits of the family. Her main basis is to improve her socioeconomic situation (i.e. alleviate financial stress, and achieve a stable living residence) and to provide a better school environment for B. I think the Mother’s reasons of improving her socioeconomic conditions are valid. According to her, Father on average contributed about 4000 dollars monthly maintenance to her, which could not cover all the expenses of the children. The apartment that she and the children presently live belongs to the parents’ of Father. Though she did not need to pay rent, she still had to pay a lot of other fees (e.g. children’s tutorial fees, school fees,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fees, and medical fees). In addition, Father did not allow N to live in this apartment. Therefore, the maternal grandmother had to rent another apartment to live with N. Mother could not afford this extra money; it was the maternal grandmother who paid all the living expenses of N. Although N was not available for an interview, I could imagine the distress and disappointment of a youngster who was forced to live separately from his only parent in Hong Kong. I guess that mother may harbor a sense of guilt toward N. Moving to Canada might be a best option for her to live together with the whole family again.
7.2.2 Mother’s second reason was to provide a better school environment for B. B was said to suffer learning disorder. She encountered great difficulty in completing the heavy demand of school works every day. And such school works often involves writing and copying of Chinese words, which is particularly draining to B. In this aspect, I think B may benefit more from studying in those schools which adopt an activity-based curriculum and which place less demands on copying, writing and dictation words. As far as I know, schools in Canada generally embrace this mode of teaching.
60. 除此以外，雖然訴雙方在探視上有不少糾紛，甚至母親也有一些可認為疏離家庭子女與父親的關係的行為（詳見下文第61至64段），本席注意到，在公開建議中，女方也作出安排，讓父親可透過電子媒介與家庭子女溝通，也容許父親在學校假期作留宿探視。經小心考慮後，本席接受，母親的申請，主要來說，是基於她在面對的經濟困難和家庭子女的學習需要，真誠地為家庭子女的利益而作出的。
父親的反對，是否基於對家庭子女的將來的真心關注，或是出於一些不良動機
61. 在2017年12月28日的社會福利調查報告，社工說︰
答辯人（父親）對遷離香港計劃的意見
19. 父親表示母親恆常性地將事情變得複雜及困難，他從兒子口中得知母親不想子女接觸父親，因父親瘋癲及患有精神病，令子女怪罪另一方家長。他表示母親不遵守法庭頒下的共同管養權，一直以來沒有給予子女的成績表、冊子、學校活動等。再者，子女讀書一直在進步中。父親表示他希望予年幼子女父親的愛及關懷。父親不反對子女到外國讀書，但他希望子女作為中國人先學好中文，約在中學時期到外國讀書較適合。
20. 父親表示法庭准許雙方就B的讀寫障礙援引單一共聘的專科醫生證據，他對於母親單方面提交的專科醫生報告表示不同意，因他的意見並沒有包括在內。他表示他希望與母親商討一位專業、法庭認可及接受的專科醫生作證據。父親表示母親提交教育心理學家的報告表示B正常，只是她對於中文字體感到複雜，不同意外國會較本港的服務較好，據父親的了解，加拿大因資源缺乏，懷疑患有讀寫障礙的學生需要等待一年才可作評估。他相信雜誌上發表的文章只屬於主觀意見。
21. 父親表示母親的理據不足，他願意支持子女的教育費用。他已經向母親提出大嶼山的貝澳小學，是一間無太多功課、小班教學、政府資助機構的。現校要求高有壓力。他可以安排她們搬到大嶼山，他希望子女開心學習。再者，父親亦表示曾找了些在母親現址附近的國際學校的資料，由於未能見到子女而未能作出面試申請。他亦歡迎母親提出其他學校的意見，父親願意支付兩名子女的學費。
22. 另外，父親表示兒子A的哮喘已漸漸好起來，現已不用吸哮喘藥，所以母親為了A的哮喘而到空氣較好的加拿大已不成理由。
23. 父親認為母親表示她父母親不能長期在金錢上支援她，但她並沒有向他提出就決定要帶同兩名子女到加拿大生活。再者，她到加拿大的安排都是由她母親支援，不見得是減輕母親的支援。她母親表示若有四百萬元儲蓄，亦不能支持她及她丈夫及三名孫兒的生活開支。另外，外婆曾經賣去她的物業後將大兒子搬回父親及母親的婚姻居所而並沒有事先通知及商討。爺爺出律師信是因為母親一直不回應爺爺就住屋安全事宜，因母親換了鐵門及經常報警，爺爺擔心兩名子女的安全而已。事實上，爺爺嫲嫲一直沒有要求收回母親及兩名子女所住的單位。
24. 父親表示永久移居加拿大只是母親的個人意願，因為他的大兒子不能在香港讀書，再者，大兒子一直由外婆照顧。父親相信母親只想到加拿大是她想改變自己的生活，並非為了子女的福利為首要。父親認為母親可以在加拿大工作，那為何不能在香港找工作，再者，加拿大並沒有菲傭的協助照顧子女。父親認為這是母親任性的決定，沒有考慮子女的長遠福利，隨心改變。
25. 父親表示母親花4年時間在這官司中，只希望刻意想令父親與子女的關係疏離，父親表示由最初離婚仍見到子女到女兒到小學時不願見父親，到半年前兒子向他說母親說他是患有精神病及本年年中兒子也不願見父親，但在觀察見面時又很開心及關係良好，再者，母親亦在學校紀錄上沒有提交父親的資料，他深信母親因自私及怨恨而產生父母親導化綜合症（Parental Alienation Syndrome），他憂慮倘若子女到加拿大居住，他便更難見到子女，與母親的聯繫更加疏離。再者，母親此申請其中的原因是要照顧大兒子而要安排兩名子女一起到加拿大的理由並不合理。不是對兩名子女有最好的安排，更令子女對父親的關係不好。
62. 在2018年6月12日的社會福利調查報告，社工說︰
答辯人（父親）對遷離香港計劃的意見
17. 父親表示她申請遷離香港計劃的意見已在2017年12月28日更新報告內所描述。
63. 臨床心理學家在2018年6月19日的報告中說︰-
7.2.3 On the other hand, Father opposed the removal because he regarded the move was out of Mother’s own personal desire. He also noted that Mother had attempted to alienate the children from him. While I would address his issue of parental alienation in the next section of the report, I would like to focus on Father’s proposal to handle B’s learning problem in Hong Kong. He though B would adjust well by changing to other suitable schools in Hong Kong, like some local or international schools which used English as the medium of teaching and which also adopted an activity based approach in teaching. He also agreed to pay a higher school fees if needed. It appears to me that Father’s proposal is a viable option to help B to tackle her learning problem in Hong Kong.
8. Parental alienation
8.1 Father alleged that Mother attempted to alienate the children from him. Before discussing further, I would like to start with a general introduction about parental alienation. The term “parental alienation” was firstly adopted by a psychiatrist Dr. Gardner in 1987 to describe a collection of symptoms in children who are trapped in the context of their parents’ custody dispute. Dr. Gardener described parental alienation as a child’s campaign against a parent without justification, resulting from the combination of a parent’s brainwashing and the child’s own contributions to the denigration of the target parent. Sometimes, a parent’s alienating behavior is intentional, and sometimes it is done inadvertently. The target or alienated parent usually is an adequate parent who has a neutral to positive relationship with the children. Some of the behaviors of the alienating parent are explicit (e.g. badmouthing the other parent, forbidding the children to contact the other parent, not passing information about schools, medical condition, activities, or special events of the children to the other parent), and some are very subtle (e.g. frequent checking the safety of the children when they stay with the other parent, scheduling activities for the children during access time, making the children worry about his/her well-being when they go out with the other parent, and making the children feel sick before access schedule).
8.2 It is noted that some of Mother’s behaviors can be considered as alienating behaviors.
8.2.1 She had not kept Father informed about the children’s school performance / activities, and their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She also did not include or update him in any matters regarding the children.
8.2.2 She had discussed and shared with B a variety of issues that happened between her and Father. Such behavior was not appropriate to B at her young age.
8.2.3 The Mother engaged in some subtle behavior which suggested to the children that the Father was not responsible. For example, she called the police and accused the Father as being neglectful when A got a mild injury during his stay at the Father’s home.
8.3 The children also demonstrated behavior which resembled those children who had been coached or manipulated.
8.3.1 Without probing or questioning from me, the children volunteered to tell me their dislike toward the Father. A appeared to recite those negative comments. He also showed concern as with whether B had told me similar things as him.
8.3.2 In front of the Mother, the children showed resistance to see the father. But when they were with the Father without the Mother, they were very responsive to him. They sought him out to play games with them. They laughed and joked with him and were physically affectionate with him. All these evidence contradicted their earlier negative comments toward the Father.
8.3.3 Both children avoided to mention term “father” in front of the Mother. But they intimately called the Father “daddy” when the Mother was not around. They were afraid to show lover for the Father and to voice out their wish to see him in front of the Mother.
8.3.4 B perceived that she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Mother’s well-being. While the reason as with why B would make such an attribution remained not known, the fact was that B believed that if she did not listen to the Mother, the Mother would not feeling well.
8.4 The origins contributing to the above-mentioned behavior in the children are currently unclear, although it may be impacted by several factors, including B’s characteristics to care for the feelings of the Mother, A’s tendency to follow what B does, and the children’s own interpretation of the verbal message and nonverbal cues of the Mother. Such factors are further compounded by the Mother’s open sharing to them about her conflicts with the Father, and her inappropriate comments that they had to bear the pain of studying in Hong Kong due to the Father’s objection to removal.
8.5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a parent who plants the seeds of hatred, dislike or rejection toward the other parent will teach the child to be disrespectful toward other family members, and at the same time degrade the fundamental value of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Most important of all, it places the child in a difficult position of constantly having to cover up his/her true feelings in order not to disappoint the coaching parent. As a result, the child will experience enormous internal tension and stress which ultimately will affect the child’s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8.6 As of to date, B and A do not show complete rejection of the Father. According to literature and my clinical experience, whether the children would become completely rejecting of a parent depends on their developmental age. It is not usual to see children younger than eight years old to hold a consolidated rejecting attitude toward a parent if they had a prior positive relationship with him/her. Because young children tend to forget their scripts, and they easily let go of their dislike for the alienated parent once they see each other and enjoy a good time with that parent. This is also evidenced in A. A tried hard to follow the agenda of hating the Father. But once when he saw him, and had a good time with him, he dropped his agenda. B attempted to stick to the standpoint of distancing from the Father. She insisted to wear the face mask despite the Father had no cigarettes smell on that day. But the more the time she spent with him, the more her attitude softened. She later removed the mask and interacted with him joyfully and freely. Bear in mind that the Father had not seen the children for over nine months. This indicated that he had a positive bond with them in the past.
64. 母親不同意臨床心理學家在這方面的意見，也在審訊時，提出她的看法，作出澄清，例如，母親向臨床心理學家指出，事實上她有嘗試知會父親有關家庭子女的學業成績和課外活動情況，但大致來說，潘醫生並沒有改變她的意見。雖然母親有不同的意見，本席認為臨床心理學家潘醫生的意見專業、客觀、有條理，也接受臨床心理學家的分析和意見。父親反對母親的申請，這是因為擔心若家庭子女移居加拿大生活會對家庭子女與父親的關係造成損害。經小心考慮後，本席認為父親的反對也是真誠的。
若法庭拒絕申請，這對母親產生的影響
65. 在2017年12月28日的社會褔利調查報告，社工說︰
36. 若母親提出將兩名子女永久帶往加拿大定居的申請不成功，母親一定會感失望及經濟壓力。再者，得不到加拿大其他親人的支援。然而，透過父親的每月贍養費及他父母的承諾支持兩名子女的教育開支及提供現單位居住，這些安排應對母親與兩名子女的基本生活帶來穩定。
66. 在2018年6月19日的報告中，臨床心理學家說︰
907 … On the other hand, if removal is not possible, then Mother has to look for alternated ways to deal with her financial and social difficulties, and B’s learning problem.
67. 母親在結案陳詞說，
作為全職母親，每天不停照顧三名子女，教導子女處理每天龐大的功課量及温習，試問社交問題如何能夠解決。
潘醫生這個結論，要求的是母親有足夠能力克服香港的生活挑戰。然而，這種說法無疑等於對一個赤著腳站在滿佈玻璃碎片路上的人說︰別怕，只要忍著痛楚，終究可以走完整條路一樣，然而，另一條舒適的、長滿青草的道路卻在隔離。
68. 經小心考慮後，本席接受，母親只是在上學時期在加拿大居住了約6年的時間，自從在1995年回港後，已沒有在加拿大長時間生活，她計劃中的新生活也存在很多不確定的問題，也只是計劃兼職工作，她的最大支持即她母親一直在香港，她的「新計劃」不是Payne v Payne 中所指的新家庭，加拿大也不是她一直的家園，一直以來她的家是在香港，她留在香港也絕不是孤立無援，不論在香港或加拿大，她的母親也會繼續支持她的生活。
若法庭批准申請，這對父親會有甚麼影響，對父親與子女的關係會產生甚麼的影響；若家庭子女在將來不能與父親保持緊密的聯繫，這會對家庭子女產生甚麼影響
69. 在2018年6月12日的社會福利調解報告，社工說︰
26. …若母親提出將兩名子女永久帶往加拿大定居的申請成功，兩名子女與父親的相處時間一定再減少，香港到加拿大的距離較遠，父親亦不可能經常飛往探視子女。雖然兩名子女可得到母親其他在加拿大的親人愛錫，但這不能取代父親對他們的愛。對於年紀尚子的子女，除了日常生活的基本照顧外，父母親雙方的積極參與、與父母建立親子關係及情感依附、及穩定的成長環境，對這個階段的兒童的身心發展尤其重要。
70. 在2018年6月19的報告，臨床心理學家說，
9.7 If the Court permits the removal to Canada, B will likely receive education in a more relaxed and flexible system there, and Mother’s financial situation and wish for family reunion will also be materialized. However, the removal will undoubtedly devalue the further contacts between the children and the Father, in the sense that the Father will no longer be a parent who is readily accessible to the children physically.
71. 在審訊時，臨床心理學家說，父母和子女相處，應是從生活出發，若家庭子女和父親分隔加拿大和香港兩地生活，雙方會因為缺乏了一個共同生活的經驗，兩者的溝通，會倍加困難。這是會對父子關係的不良影響，而這又並非是一些學校假期留宿探視，所能夠彌補的。又如社工所說，家庭子女年紀尚小，父母的積極參予，他們與父母建立親子關係感情依附，及穩定的成長環境，對這個階段的兒童的身心發展尤其重要。這是若法庭批准申請，會對家庭子女產生的不良影響。
72. 就有關兒童的最佳利益作出全盤之考慮時，香港家事法庭也慣常會考慮一些特別的因素。這些因素在英國及澳洲的家事法例中，是以一個法定清單的形式出現，在香港則還未有所謂法定清單。這些因素包括︰-
(a) 如能查明有關兒童的意見，須因應他的年齡和理解能力考慮他的意見；
(b) 他的身體、感情和教育方面的需要；
(c) 他環境上的改變可能對他造成的影響；
(d) 他的年齡、成熟程度、性別、社會和文化背景，以及其他法院認為有關的特點；
(e) 他曾經遭受或有機會遭受的傷害；
(f) 他的父親、母親和法院認為與問題有關的人，能在什麼程度上滿足他的需要；
(g) 該兒童與父親，母親和其他人的關係的性質；
(h) 該兒童的父親和母親對該兒童和對父母身份的任所表現的態度；
(i) 法院根據本條例在有關法律程序中可行使的權力範圍；
(j) 該兒童與父母任何一方保持聯系的實際困難和費用，及以此等困難和費用對兒童與父母雙方維繫個人關係和定期保持直接聯繫的權利會否有重大影響；
(k) 法院認為有關的其他事實及情況；
(l) 涉及兒童或其他家庭的任何成員的家庭暴力。
73. 以上的清單雖然並非香港法律，但本席認同這些相關的考慮因素，將會有助法庭去裁定怎樣的安排才能保障家庭子女的最佳利益。由於每件案件的事實都有所不同，因此不是清單中的所有項目都一定適用於每一件案件。就以本案而言，本席不會就以上每點都作出討論，而只會在相關及可行的情況下，就以上清單中所列的因素來考慮本案的事實，從而考慮何種安排最符合家庭子女的最佳利益。
家庭子女的意見
74. 社工在調查時，調查了家庭子女對移民加拿大的意見。
75. 在2017年4月27日的社會福利調查報告，社工說︰
26. B表示在學校感到功課太艱深及太多如每天約共有十至十一份功課，所以很怕做功課，並且學業成績不好，也是導致她不能在星期六到父親家進行探視，因她要留在家中完成功課及温習預備測驗和默書。她表示在去年暑假與弟弟到加拿大參加為期兩個月的暑期學習班，她很喜歡那處的學習環境，她急不及待的介紹在那次學習的相片，並向調查社工講述相內的活動及人物。她表示希望盡快到加拿大學習及生活。
27. B明白到加拿大會與祖父母一同居住，他也知道房屋較香港為大，環境優美。B亦十分喜愛動物，那裏有很多公園供遊樂。B表示到了加拿大後可用WhatsApp、電話及FaceTime與爸爸保持聯絡及建立關係。她亦希望父親能到加拿大探望她及弟弟。
28. A表示很開心與父親見面或在他家裏過夜。但他對於移居加拿大感到十分興奮，他表示很喜歡到加拿大的生活及讀書，也可與其他同年齡的小朋友一起遊玩，他急不及待向調查社工表示去年暑假在加拿大兩個月的學習，很希望再回加拿大學習及生活。
76. 在2017年12月28日的社會福利調查報告，社工說，
家庭子女對遷離香港港計劃的意見
27. 在兩次觀察子女與父母親關係時，調查社工分別與兩名子女單獨傾談。B在第一次單獨會面時表示她今天的測驗尚可，她自上次見到父親後就沒有再見，她表示不想見父親，只有與他通過一次電話。她表示學校每天一般約共有5份功課，有時會有11份功課，雖然她可獲特別安排如可少寫一個中文詞語，但B沒有用這些特別安排，因她怕老師責罵她，表示對現在的學校生活感到一般，她表示她很喜歡搭校車可與同學傾計但不喜歡到學校，她喜歡加拿大讀書，因可在學校草地上坐下來食午餐及傾計。她表示與弟弟關係良好，她表示見到父親都可以及見到母親都可以。但在第二次見面時，她表示法庭容許父親可在星期二食晚飯及星期六見面，但她不願見父親是因他在探視時睡覺及吸煙。B表示到了加拿大後可用WhatsApp、電話及FaceTime與父親保持聯絡建立關係。她亦希望父親能到加拿大探望她及弟弟。
28. A在第一次單獨會面時表示他已有45天沒有與父親聯絡或見面，他表示加拿大好但父親不給他去加拿大及與母親去日本旅行。他表示父親不戒吸煙不可見他，另外，父親在探視時常睡覺沒有理會他及在他面前駡母親，他亦沒有時間與父親見面及傾計。但在第二次見面時，A表示他愛父母親及祖父母，他希望可在星期五、六見到父親，並哭了出來，他表示會與母親要求。可惜母親回應是會為他安排但深信他又會改變主意。
77. 在2018年6月12日的社會福利調查報告，社工說︰
家庭子女對遷離香港計劃的意見
20. 在兩次觀察子女與父母親關係前，調查社工與兩名子女分別單獨見面傾談。B在2018年5月31日在調查社工辦公室單獨見面時，她對調查社工的問題包括為可要到調調查社工辦公室、讀書情況如何、為何以往不願意見父親等等都回答不知道，她回答希望到加拿大讀書是因為她的好朋友將會到加拿大讀書，她之後要求到遊戲室，因她要與A在父親到調查社工辦公室前收藏自己與父親玩捉迷藏，這是她們想出來的念頭。但在2018年6月4日在母親家單獨見面時，B表示可以與父親食飯，但對於到爸爸屋企就表示不知道。她表示可每兩個星期的星期五與父親食飯或見面半小時。另外她也希望見到嫲嫲及爺爺，但她表示不知道會不會向母親提出要求。B表示她星期日間中會到母親大兒子家，她表示哥哥多數用電腦打機並給她ipad玩，B會在母親大兒子家過夜，她大多數時間可自己玩，無需温習，B表示歡喜的。B表示母親向她說到加拿大對母親及弟弟的氣管敏感較好，所以她想到加拿大讀書。另外，加拿大功課較少，使她可與弟弟一起玩的時間較多，而且老師亦會幫她拿書包，哥哥會幫她做功課。她表示如母親今次申請到加拿大生活未能成功的話，她會繼續申請直到成功為止。她對此沒有反感，反而覺得開心，因她可在調查社工見面時無需做功課及温習。再者，當調查社工邀請兩名子女畫了我的家庭時，A畫一家人包括父母親、哥哥、姐姐及他自己；大家都是開心的。而B畫了兩間屋，其中一間屋有母親、哥哥、弟弟及自己；另一間屋有父親、爺爺和嫲嫲，她表示她可到父親的屋。可見兩名子女仍然與父親關係親密。
21. 在2018年5月31日在調查社工辦公室單獨見面時，A表示現在已適應學校生活，在最近一次英文默書得96分，中文默書得零分。他表示母親在星期日經常只與他温習英文課，間中會到東涌與哥哥見面。言談間他經常表示「成日都唔記得」，調查社工問他不記得什麼時，他沒有回應並繼續講「爸爸打佢」，不掛住父親也不想見他，父親每日都打他一次面部、手、腳等，他表示見到他會嚇死人，另外，他成日睡覺，還要求他玩電腦不給他睡覺，之後A要求到遊戲室，因他要躲藏自己給父親尋找；調查社工表示父親將會到遊戲室與他見面時，他仍希望到遊戲室與父親見面。另外，A覺得到加拿大較好的，老師冇咁惡，可以與姐姐玩。在2018年6月4日在母親家單獨見面時，他表示想見父親，但他沒有回應會否向母親要求。A表示父母親都很愛他，他表示「成日都不記得」，他表示媽媽講給他知爸爸約在他三歲及五歲經常用手打他的面、手、腳及臀部，並要求他記得講給太古的姨姨（即社會福利署臨床心理學家）及調查社工知道。A起初表示忘記母親要求他說父親打他以致他不願見父親的原因表示自責，及後他表示已按母親的要求向臨床心理學家及調查社工說出。
78. 在2018年6月19日的報告，臨床心理學家有以下的觀察︰-
5.7 Summary and opinion on children’s interviews
5.7.1 B volunteered to tell me that Canada was a nice place for her to study without my asking. A also initiated to tell me things that he did not like the Father without my probing.
5.7.2 B’s stated reason for not seeing the Father was vague and not substantial.
5.7.3 B perceived the Father as all negative while the Mother as all positive. But she failed to provide examples to illustrate how bad he had been to her. Instead, she recalled positive moments with Father.
5.7.4 A alleged the Father had hit him and deprived him of sleep. But he could not provide more details about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se events.
5.7.5 A reported to have no playmate at home. He wished the Mother could spend more time with him.
5.7.6 A was not sure of the Father’s love toward him, but he was certain that the Mother and paternal grandmother loved him.
5.7.7 Both children perceived negatively about the Father in the first meeting. B changed her description of Father from negative to positive after the first joint meeting with him. A stated view of the Father remained unchanged in the second interview. In spite of this, both children reported to enjoy the play time with Father.
6.13 Summary of parent-child observation session
6.13.1 Both children did not call Father as father in front of the Mother. But when the Mother was away, they called the Father as daddy.
6.13.2 Both children appeared to be reluctant to greet the Father in the presence of the Mother. But when Mother was not around, their interaction with Father was positive, joyful and enthusiastic.
16.13.3 Both children enjoyed the time spent with the parents. The parents related well with the children. They taught, played, cared and set limit on children’s behavior.
16.13.4 B exhibited caring, concerned and protective behavior toward the Mother. She perceived that she would make the Mother feel sick if she did not listen to her.
16.13.5 The children’s behavior belied their earlier comments to me that they do not like the Father. A complained to me that the Father hit him, but he acted very affectionately toward him. He was also responsive to him, and he sought him out to play games with him. B criticized the Father as having bad smells, but she laughed and joked with, and asked him to hold her in arms.
16.13.6 The children wanted to spend more time with the Father, but they dared not voice out their wish to the Mother.
79. 臨床心理學家認為，母親有離間家庭子女與父親關係的行為，雖然這並不是母親刻意做成，但是小孩子自然能令悟到父母的情緒和感愛，自然地會做成隔離的情況，這也會對子女成長，造成負面影響。
80. 在2018年6月12日的社會福利調查報告，社工的總結為︰
26. 雖然兩名子女在近年曾先後表示不願接受與父親進行探視安排，但每當探視觀察時，她們與父親相處投入及融洽，與調查社工單獨傾談時也表示希望與父親見面。再者，兒子說出不見父親的理由及女兒表示希望去加拿大的理由似乎不是出於自發。…
81. 經小心考慮臨床心理學家和社工的觀察和意見後，本席認為家庭子女的意見，在本申請而言，並非一個重要的考慮因素。
家庭子女與父親、母親和其他人的關係
82. 父親接受，家庭子女與母親和外婆關係密切，和相處融洽。
83. 但母親說，家庭子女對父親有負面的印象，在過去一年，更不願意見父親。
84. 在2017年4月27日的社會福利調查報告，社工說，
11. 調查社工本案了在2017年3月11日，星期六的早上，為父親探視時間以便觀察父親與子女的相處，但到達父親家時才知道B不願到父親家作探視，故調查社工只可觀察父親與A的相處。父親很關心A，他們很開心地一起看卡通片及分享薯片，他們主要以英文溝通。跟着他們一起玩玩具如打鼓、足球機等，父親亦細心教導A辨別金錢及駕駛轉轉車。父親亦經常與他交談及指導他。之後，父親與A及祖母到屋苑會所餐廳吃過午飯後，送A到會所參加跆拳道初班。另外，調查社工家訪當日，亦留意到A在祖父母的家中，與祖母相處很親密，家中放置有很多玩具及小孩用品。祖母對他很細心，為他預備小吃及玩具。經母親及B的同意，調查社工安排父親與B在2017年4月19日在調查社工辦公室的遊戲室進行探視以便觀察父親與B的相處。當天，母親先帶B到社工辦公室，然後，父親帶同A一同進行視子觀察。父親一直與兩名子女用英語溝通，他與B很開心一起玩波子遊戲，而A周圍找自己喜歡的玩具如唱歌的咪及玩具鋼琴。其後，B選了泥膠，A很開心地一起玩，A常依偎爸爸。突然父親邀請B到他家與A一起玩耍，她表示同意到父親家與A玩耍但並不過夜，並要求父親取得母親的同意。母親同意並先行離去，但兩名子女緊緊的抱著母親後，對著母親說再見。父親及後表示B與A留在他祖父母家三天過夜探視。從觀察所得，父親與兩名子女的關係投入而融洽。
85. 在2017年12月28日的社會福利調查報告，社工說，
8. 由於父親由2017年9月起，並未能與兩名子女作出探視，經母親的同意，調查社工安排父親與B及A在2017年10月26日在調查社工辦公室的遊戲室進行探視以便觀察父親與B及A的相處。當天，母親先帶B及A到社工辦公室後，母親本想離開，但B抱著她不容許母親離開，母親只好在另外的房間坐著等候。然後，父親與兩名子女進入玩具室，A擁抱父親而B起初遮掩自己及感到害羞，父親拿出兩個公仔別針，B向父親拿去一個別針後，與父親一起玩波子機，及後，B與父親一起玩足球機，而A拿著另一個別針企在一旁不久後便自己找玩具如英文電腦遊戲、玩具鋼琴及白板。父親跟著A一起玩火車組合，而B在白板上寫字，之後他們三人一玩冒險性的棋盤遊戲，父親很有耐性地向B講解遊戲規則，他們又玩了尋寶棋盤遊戲。他們互相提醒及協助，A間中依偎爸爸，氣氛融洽，由於房間要給別人用，但兩名子女都表示不願離開，好想繼續玩下去。此時，母親拿出香口珠叫子女盡快收拾玩具後才有香口珠，他們收拾玩具後便離去。從觀察所得，父親與兩名子女的關係投入而融洽。
86. 在2018年6月12日的社會福利調查報告，社工說，
10. 經母親及父親的同意，調查社工安排了父親與B及A在2018年5月31日在調查社工辦公室的遊戲室觀察他們的相處。當天，外婆帶B及A到達，調查社工單獨接見B及A後，她們一起在遊戲室玩而等候父親。當父親到達，B及A在遊戲室內躲藏與父親玩捉迷藏，氣氛輕鬆充滿笑聲。父親邀請她們選擇玩具，A找了一棋盤遊戲一起玩，B拿起父親買來的珍珠奶茶及雞蛋仔飲用，之後與父親及A一起玩耍；B一邊玩一邊吃雞蛋仔及飲珍珠奶茶，其間她餵父親及與A分享食物。及後，B拿了兩個坐墊同飲品食物坐近窗邊曬太陽，也叫父親坐下享受曬太陽。不久，A要求父親玩火車組合，A表示記得上次見面時也曾一起砌火車路軌，B也一起砌火車路軌，A亦餵父親食雞蛋仔。及後，A主動要求騎在父親的肩膀上以便放回玩具。B及A一直都叫著要與父親玩，父親與她們協議多玩具便要跟外婆離去。從觀察所得，父親與兩名子女的關係投入而融洽。
87. 從社工的報告看來，父親和家庭子女的關係是不錯的。在2018年6月19日的報告，就父親的親子關係，臨床心理學家的觀察是︰-
9.2 This assessment indicates that despite the children superficially resist meeting the Father, deep inside they love him and they want to have his companion. However, they are afraid to express their need and love for him in front of the Mother.
88. 經小心考慮後，本席接受臨床心理學家以上的意見。
父親和母親對家庭子女和對父母身份的責任所表現的態度︰
89. 經小心考慮後，本席接受，在過去，如父親在探視時，在停牌期間駕車接載家庭子女，又在駕駛時使用電話傳短訊，都是疏忽照顧子女的行為，在探視時也有遲到，及遲了將家庭子女送回的情況，當然這些都並非負責任的父母的行為。為應付目前的探視問題，在2018年6月29日，本席作出了中期探視安排。不用多說，在日後的探視期間，父親須準時，小心照顧家庭子女。
90. 經考慮後，本席也接受，在過去，父親沒有盡力去盡供養家庭子女的責任。不過，現時，父親答應會儘快清付所欠的中期贍養費，也將中期贍養費增加為每月$25,000元。從父親現有的收入來看，本席認為，這並非一個不合理的數額。
91. 在過去數年，在面對嚴峻的經濟壓力的情況下，母親盡心盡力地照顧三名子女，這可見她是負責任的母親。但是在探視事宜上，母親有疏離父親和家庭子女的關係的行為。
92. 在2018年6月19日的報告，臨床心理學家說，
7.3 Co-parenting
7.3.1 Co-parenting in relocation context refers to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moving parent supports the non-moving parent’s continued involvement with the children after relocation. A review of the history of Father’s access to the children indicated that he could not see his children for nine to ten months. Such difficulty seemed to arise out of the parents’ conflicts between each other which later spilt over to contaminate the father-child relationship. Furthermore, the data showed that the Mother had consistently been unsupportive and inflexible in access arrangement. She failed to provide concrete plan of her future support to the Father’s parenting time after removal. Based on this, the removal may pose a risk to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father-child relationship.
7.3.2 Numerous research and case examples illustrate that children of divorce would grow better and healthier when they have good relationships with both parents. Besides, a parent who has the children’s care and control should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encourage and suppor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ildren and the other parent. In this case, the Mother all along did not support the contacts between the Father and children. It is difficult to imagine how she would assist the Father in making distant contacts with the children after the removal.
93. 作為負責任的母親，為家庭子女的利益着想，母親和父親都應在探視事宜上採取一個互讓互諒、互相合作的態度。
家庭子女在身體、感情和教育方面的需要︰
94. 家庭子女的年紀尚小，在身體和感情上，除了日常生活的基本照顧外，父母親雙方的積極參與、與父母建立親子關係及情感依附、及穩定的成長環境，對這個階段的兒童的身心發展尤其重要。若母親提出將兩名子女永久帶往加拿大定居的申請成功，兩名子女與父親的相處時間一定再減少，香港到加拿大的距離較遠，父親亦不可能經常飛往探視子女。雖然兩名子女可得到母親其他在加拿大的親人愛錫。但這不能取代父親對他們的關愛。就以上來說，本席接受，家庭子女留在香港生活，是一個比較移居加拿大更理想的安排。
95. 母親說，本地學校的功課多，女兒更有特殊學習需要。因沉重的功課量造成壓力，家庭子女失去學習動機和產生更多的心理及情緒問題，亦缺乏學習興趣。雖然答辯人父親支持兩名子女入讀國際學校，但入讀國際學校遙遙無期。從現有的證據來看，A對在本地學校上課是適應的，成績也不算差。女兒有特殊學習需要，父親不爭議艾伯塔省的學校與本地學校相比較，會投入更多的資源去幫忙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童，但如教育心理學家林主任所說，B現就讀的學校也有就B的特殊學習需要，提供支援，一方面減少了B的功課，另一方面也給B更多時間去完成功課，也提供功課補導。況且，爺爺和父親支持家庭子女入讀國際學校，可供選擇的國際學校不少，本席相信不會發生，如母親所謂入讀遙遙無期的情況。經小心考慮，本席認為長遠來說，安排B入讀本地國際學校，也是可行的辦法。
96. 在2016年，A患哮喘，但已治癒，也無定期覆診的需要。在審訊時，母親同意，兒子的情況，並非嚴重。
父親、母親和法院認為與問題有關的人，能在什麼程度上滿足家庭子女的需要
97. 在2017年4月27日的社會福利調查報告，社工說，
16. 母親表示在2013年7月申請離婚，一直和子女居住在婚姻居所，該婚姻居所由爺爺公司擁有。爺爺多次表明要把單位收回，並於2016年12月28日，爺爺公司還發出律師信，要求母親及兩名子女在28天內遷出。收到爺爺的律師信關於逼遷時，母親和父親商討後，知道父親不想和沒有能力去作出任何安排，因為時間迫切，母親在家事法庭申請離境安排，亦為兩名子女報名入讀加拿大學校及已獲得該校取錄。
17. 再者，父親在過去一年一直拖欠贍養費用，需向退休父母借貸支付母親及子女每月的生活費用。在生活經濟困難下，母親考慮到自己及子女是加拿大公民，子女可享有免費教育、生活金、免費醫療、單親家庭生活資助，更考慮到當地教育制度讓子女更愉快的學習。母親大兒子明年亦需回加拿大就讀中四，母親亦希望盡母親的責任去照顧大兒子。母親從小在加拿大長大，大部份親友也在加拿大該城市居住，母親表示當子女上學後她較容易找到適合的工作。母親相信回加拿大定居對兩名子女和大兒子也是最好的選擇。
98. 母親接受，當日爺爺要求收回薄扶林花園，又父親在過去一直拖欠贍養費，是她作出本申請的主要原因。
99. 現在爺爺已作出承諾，母親和家庭子女及N，都可在薄扶林花園居住。N可在薄扶林花園居住至18歲。母親和家庭子女則可在薄扶林花園居住，直至家庭子女完成大學教育，或若家庭子女到外國升讀大學後不再需要使用薄扶林花園為止。本席相信爺爺的承諾可解決母親在香港的居住問題。
100. 在生活開支方面，父親對母親填報的每月開支的意見如下︰-
| 一般開支 | 女方 | | 男方 |
| $ | | $ |
| 公共設施雜費 | 675 | | 同意 |
| 食物開支 | 11,007 | | 同意 |
| 雜項家用開支 | 2,954 | | 同意 |
| 家庭傭工 | 4,633 | | 同意 |
| 手提電話 | 300 | | 100 |
| 19,569 | | 19,369 |
| 個人開支 | 女方 | | 男方 |
| $ | | $ |
| 外出膳食費用 | 4,160 | | 同意 |
| 交通費 | 1,387 | | 同意 |
| 服裝/鞋費 | 500 | | 同意 |
| 個人儀容 | 500 | | 同意 |
| 娛樂費/禮物 | 500 | | 同意 |
| 假期消費 | 0 | | 同意 |
| 醫療/牙齒護理費 | 4,093 | | 同意 |
| 其他受養家屬(N) | 35,952 | | 不同意 |
| 47,092 | | 11,140 |
| 家庭子女的開支 | 女方 | | 男方 |
| $ | | $ |
| 學費 | 0 | | 同意 |
| 額外補習費 | 0 | | 同意 |
| 學校書簿及文具 | 1,512 | | 同意 |
| 上學交通費（包括校車） | 1,750 | | 同意 |
| 醫療/牙齒護理費 | 2,035 | | 同意 |
| 課外活動費 | 4,035 | | 同意 |
| 娛樂費/禮物 | 1,734 | | 同意 |
| 假期消費 | 667 | | 同意 |
| 服裝/鞋費 | 1,212 | | 同意 |
| 午餐及零用錢 | 1,362 | | 同意 |
| 其他交通費 | 867 | | 同意 |
| 子女看顧費 | 0 | | 同意 |
| 校服費 | 416 | | 同意 |
| 15,592 | | |
101. 父親並無供養N的責任。多年來，N由外婆照顧。相信在將來，外婆會繼續照顧N。此外，爺爺答應負責家庭子女之教育開支。所以，可以在家庭子女開支中扣除學校書簿文具（每月$1,512元），上學交通費（每月$1,750元）和校服費（每月$416），共每月$3,678元。撇除N的開支，母親的每月開支包括：一般開支$19,569元，個人開支付$11,140元，和家庭子女開支付$11,914元，每月總開支為$42,623元。父親答應每月付母親$25,000元。按母親的填報，每月有短缺︰
$42,623 – 25,000 = 17,623元
102. 就這一點，本席有以下的考慮︰-
(1) 婚姻期間，父親收入為每月$48,000元，單以他當時的收入，根本無可能支持現時母親填報的開支。
(2) 母親說，須照顧家庭子女，若在港生活，將無法工作。在這樣的情況下，母親須考慮減少開支。再者，離婚後，本來一個家庭會分開為兩個不同住戶，各項開支難免會增加，在收入有限的情況下，生活水平自然會酌情下降，這是難以避免的事。
(3) 就母親填報的許多項開支，都是有彈性的，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可以減低支出。
一般開支
103. 食物開支︰本席認為平均來說，每天約$200元，已經足夠，即可減去每月$5,000元。
104. 雜項家用開支︰本席認為可減去每月$2,123元，即減為每月$831元。
個人開支
105. 外出膳食費用︰ 母親為家庭主婦，可減去每月$3,000元。
106. 交通費︰ 可減去每月$1,000元。
107. 服裝/鞋費、個人儀容、娛樂費/禮物︰在這幾個項目下，可共減去每月$500元。
108. 醫療/牙齒護理費︰ 母親提供了由2017年8月3日至2018年6月7日的醫療費用單據。在這9個月裡，見共用去$29,984元，但其中包括：安置一個牙套$5,000元，體檢$4,750元，進行正子掃描$9,300元，以上共$19,050。若不將這些特殊項目計算在內，則在上述9個月內，醫療/牙齒護理費，只為$10,934。本席認為可將這項目減為每月$1,593，即減去每月$2,500元。
家庭子女的開支
109. 課外活動費︰考慮到爺爺同意支付家庭子女之合理額外補習費，及他們因學習而須參加之短期出國學習費用，本席認為可減去每月$2,000元，即每名家庭子女，除爺爺的供給，每月可另外有約$1,000元之開支。
110. 娛樂費/禮物︰ 本席認為可減去每月$1,000元。
111. 服裝費/鞋費︰本席認為可減去每月$1,000元。
112. 按現有之證據，若母親和家庭子女繼續在港生活，在父親的經濟給養下，加上爺爺、外婆、父親和母親各人的合力，家庭子女不論在日常照顧，還是在住屋，每月開支的需要上，本席認為，都可以應付過去。
113. 母親說，在過去，父親在子女的事宜上，處處和母親作對，她擔心爺爺和父親不會兌現他們的承諾。爺爺對的法庭個人承諾，及法庭對父親的頒令，對當事人來說，都有約束力，本席不認為他們會蓄意違反法庭命令。
家庭子女與父母任何一方保持聯系的實際困難，及以此等困難對家庭子女與父母雙方維繫個人關係和定期保持直接聯繫的權利會否有重大影響
114. 在2018年6月19日的報告，臨床心理學家說︰
7.4 Age of the children and distance of the move
7.4.1 It is noted that the younger a child the harder will be for the child to maintain a relationship with a parent across time and space. This is understandable in light of the limited physical contacts the young child would keep with that parent after the removal, and also the immature memory and cognitive capacities of the child to understand and to hold the emotional connection with a long-distant parent. That is why we often see younger children tend to develop stronger attachment to caretakers who takes care of them every day than to weekend parents. Children older than eight years old are presumably more able to cope with the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separation from a distant nonresidential parent. Although they can keep a bond by means of electronic contacts, they still need periodic face-to-face parenting time with that parent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bond.
7.4.2 B is now eight years of age, she is more able to keep a bond with the Father if she moves to Canada. However, it is noted that B is afraid to show her love to the Father even when she lives in Hong Kong. It is doubtful whether she will be courageous enough to voice out her wish when she is very far away from the Father.
7.4.3 As for A, he is now six years of age. Due to his developmental age, the relocation will create higher risk of disrupting his bound with the Father than to B. In addition, he needs a father to play boys’games with him and to learn the way to be a man. The long geographical distance between him and the Father will certainly impose obstacle to the fulfillment of his developmental needs. Besides, A’s stance toward the Father is easily influenced by the attitude of his significant others. He trends to look up at B and follows what she does.
115. 臨床心理學家注意到母親有作出疏離家庭子女與父親關係的行為，更說，
8.6 … However,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if the children are exposing to constant denigration of a parent and at the same time without the chance to meet that parent for correction of their biased view, then as time goes by their negative perception forward that devalued parent will likely become hardened.
116. 在2017年12月28日的社會福利調查報告，社工說︰-
35. 雖然兩名子女在近年先後表示不願與父親進行探視安排，但每當探視觀察時他們與父親相處投入及融洽，亦在與調查社工單獨傾談時表示希望與父親見面。特別是A數著沒見父親的日子。若母親提出將兩名子女永久帶往加拿大定居的申請成功，兩名子女與父親的相處時間一定再𣻟少，香港到加拿大的距離較遠，父親亦不可能經常飛往探視子女。雖然兩名子女可得到母親其他在加拿大的親人愛錫，但這不能取代父親對他們的愛。對於年紀尚小的子女，除了日常生活的基本照顧外，父母親雙方的積極參與、與父母建立親子關係及情感依附、及穩定的成長環境，對這個階段的兒童的身心發展尤其重要。
117. 在2018年6月12日的社會福利調查報告，社工說，
29. …這計劃亦會影響到父親的探視安排及親子聯繫。調查社工在考慮到兩名子女的年紀及發展需要，認為兩名家庭子女繼續留在香港生活將面對較少的改變及適應。有關兩名子女與父親定時見面，兩名子女都表示願意與父親見面，但又不願向母親要求見父親，若能維持兩名子女與父親定時見面及建立親子關係，更符合他們的福祉。
118. 本席認為，從以上可見，若母親和家庭子女移居卡加利市，很可能會對家庭子女與父親的關係造成損害，而這種損害並非母親建議的探視安排所能夠彌補的。
環境上的改變可能對家庭子女造成的影響︰
119. 去年，家庭子女往加拿大參加了為期兩個月的暑期班，期間與母親的親友見面，因此母親認為他們對當地已有一定認識。母親也說，兒童的適應能力強，她認為家庭子女可適應新環境。
120. 在2017年4月27日的社會福利調查報告，社工說，
37. B和A在去年參加了兩個月的暑期班，亦與母親的家人及親友見面，對加拿大已有一定程度的熟識，亦表示希望到加拿大讀書及生活。但他們年紀尚小，倘若遷離香港，他們仍需要在生活、語言、學習及社交上作出適應。特別是兒子患有哮喘，對寒冷天氣需要適應，而且離開香港後，他們會較少時間與父親見面，特別是A表示渴望每星期到父親家過夜探視，在年幼階及缺乏父親支援下去面對適應新生活的挑戰，親子關係及情感依附的影響不能低估。
121. 在2017年12月28日的社會福利調查報告，社工重申，
35. … 對於年紀尚小的子女，除了日常生活的基本照顧外，父母親雙方的積極參與、與父母建立親子關係及情感依附、及穩定的成長環境，對這個階段的兒童的身心發展尤其重要。
122. 對家庭子女來說，卡加利市是一個陌生的環境，到一個新環境生活，必然會有適應問題，他們須適應不熟悉的生活環境和習慣，在這個適應過程他們也會缺乏了父親的支持。本席相信，若移居到卡加利生活，家庭子女會須面對不少壓力，B須重新適應新的學制，當中壓力也不可低估。
涉及家庭子女的暴力
123. 母親說，在2018年初，B跟她說，A向B說父親打他，之後A也有跟她說同一件事情。父親表示他從沒有打子女，他懷疑母親教家庭子女這樣說，目的是離間家庭子女與父親的關係。
124. 經過調查後，在2018年6月12日的社會福利調查報告，社工說，
21. 在2018年5月31日在調查社工辦公室單獨見面時，A表示現在已適應學校生活，在最近一次英文默書得96分，中文默書得零分。他表示母親在星期日經常只與他温習英文課，間中會到東涌與哥哥見面。言談間他經常表示「成日都唔記得」，調查社工問他不記得什麼時，他沒有回應並繼續講「爸爸打佢」，不掛住父親也不想見他，父親每日都打他一次面部、手、腳等，他表示見到他會嚇死人，另外，他成日睡覺，還要求他玩電腦不給他睡覺，之後A要求到遊戲室，因他要躲藏自已給父親尋找；調查社工表示父親將會到遊戲室與他見面時，他仍希望到遊戲室與父親見面。另外，A覺得到加拿大較好的，老師冇咁惡，可以與姐姐玩。在2018年6月4日在母親家單獨見面時，他表示想見父親，但他沒有回應會否向母親要求。A表示父母親都很愛他，他表示「成日都不記得」，他表示媽媽講給他知爸爸約在他三歲及五歲經常用手打他的面、手、腳及臀部，並要求他記得講給太古的姨姨（即社會福利署臨床心理學家）及調查社工知道。A起初表示忘記母親要求他說父親打他以致他不願見父親的原因表示自責，及後他表示已按母親的要求向臨床心理學家及調查社工說出。
125. 在審訊中，回答盤問時，母親說，她並無親眼見過父親打兒子。她更說，以她對父親的認識，她不相信父親會打兒子。經小心考慮後，本席不相信父親有打家庭子女的行為。
經考慮全部因素後，法庭應頒一個怎樣的命令
126. 對到卡加利市居住的打算，母親並沒有一個詳盡的計劃。當然，母親和家庭子女都是加拿大公民，憑此身份可到卡加利市居住，外婆也願意資助他們到當地生活，但究意他們會在甚麼地方居住，家庭子女會在那處上學，母親是否可以得到她所謂的社會福利，在現時來說，都欠缺詳情。
127. 並無爭議女兒有特殊學習需要，但若女兒在卡加利市上學後，她仍須接受重新評估，待有關人士認為適合後，女兒才會獲得母親所說的特殊學習服務。究竟B會否評為適合接受特殊學習服務，又這個評核的過程需時多久，母親也沒有交代。根據父親提供的資料，等候評估的時間，可能需要一至兩年。B現在上學的學校，已對B的特殊學習需要，提供了支援。此外，爺爺和父親已同意，會即時着手替家庭子女物色國際學校。本席認為，到卡加利市上學，並非能立即解決B的學習問題。如果母親關注B在本地學校功課壓力沉重的話，轉到在本地的國際學校上學，也可能可以解決B在功課或學習上的壓力。國際學校的資源有可能出本地學校多，相信B的學習困難，可以得到適當的協助。
128. 對在本地學校上學，A是適應的。現時，他也無母親所謂的哮喘問題。
129. 當然，若家庭子女往加拿大接受教育，或比在香港輕鬆，支援或許較多，但不等於必然解決子女學習和成績問題。在過去數年，因夫妻離異，雙方有出現激烈的負面情緒，在子女事宜上爭拗不絕。不容置疑，這些訴訟雙方之間的矛盾對家庭會造成困擾，影響他們的學習。正如臨床心理學家指出，學習成績低，不能只歸咎學習障礙，很多時亦因為學習動力和情緒問題。離異只是夫婦關係的結束，但雙方卻永遠是子女的父母。無論子女與哪一方同住，子女與父母的親情和愛，是不應因父母的離異而失掉的。若訴訟雙方能學習以兒童為本的親職模式，互相合作，為家庭子女作出合宜的照顧和教養安排，本席相信這對家庭子女的學習動力和情緒問題，都會有莫大的幫助。
130. 家庭子女與母親和父親的關係都是密切的。即使子女口頭上有表示過，想去加拿大，及不想見父親等說話，但在今年5月時他們跟父親見面時（即使很久沒有見過父親），也表示出跟父親的關係，十分密切自然。臨床心理學家指出，像B和A年紀的小朋友是需要跟父母建立一個親切的關係，尤其像A現在只是6歲的男孩，在成長期間更需父親作為榜樣，而這角色不是可以被取替的，這些關係的建立，不是可以用通訊平台溝通，這些「平面的」方法，及學校假期探視可以取代的，經常的接觸，更是對建立親切的關係十分重要，因為見面少，加上地域的距離，小孩子便有可能把父親忘記，而在B的情況下，因為她比較保護母親，亦有機會在遷到加拿大後把父親從腦海中拼除。考慮到兩名子女的年紀及發展需要，若讓家庭子女留在香港生活，令父親和母親能共同合作及養育教養子女，一起作出對家庭子女有利的照顧安排，處理自己及子女的情緒，不但可減少父母離異對子女的影響，也能讓他們繼續在一個穩的環境中成長，符合子女的最佳利益。
131. 母親的大兒子N，在婚姻期間，他沒有跟訴訟雙方同住。母親也拒絕社工向他作福利調查。母親指，N現時成績不理想，在考完中學會考後，能在香港繼續升學機會甚微，因此希望N能盡快回加拿大升學。因長期和N分開居住，母親希望跟他一起會生活，這個想法無疑是可以理解的。但本席認為，即使N需要到加拿大升學，也不等於母親與家庭子女也要一到加拿大。一直以來，外婆為N的主要照顧者，她可陪同N回去，代為照顧N。無論如何，N已16多歲，似乎他也可以獨自到加拿大求學。當他成年後，不論在香港或加拿大生活，也未必一定會留在家裡跟母親一起居住。
132. 母親作出移居申請，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經濟問題。基於離婚後雙方的惡劣關係，在過去數年，母親面對不少經濟上的壓力，但隨着爺爺和父親向法庭作出的承諾，母親所面對的經濟問題是可以減輕的。該承諾亦不只是解決她和家庭子女的居住問題，更是提供一個穩定的生活環境予家庭子女，使家庭子女能在穩定、良好和熟悉的環境成長。
133. 雖然母親希望回到加拿大後，她計劃開始重新兼職工作，和依賴艾伯塔省政府的福利，不用依賴她的母親的資助。對在卡加利市生活，母親提出的教育好處，或可得到的社會福利也只是一個可能性，她亦似乎沒有考慮若到加拿大生活會出新問題。但清楚不過的是，回到加拿大，她仍然需要依賴外婆經濟上和生活上的支持和資助。母親只是在上學時期，在加拿大居住了約6年的時間，自1995年回港後，已沒有在加拿大長時間生活，她計劃中的新生活存在很多不確定的問題。她的最大支持即外婆現在香港。她的「新計劃」不如Payne v Payne中所指的新家庭，加拿大也不是她一直的家園，一直以來她的家是在香港，她留在香港也並不是孤立無援。她的父母也是現在香港。又不論在香港或加拿大，外婆也會繼續支持她的生活。
134. 經小心考慮全部因素後，本席認為家庭子女應留在香港生活。
頒令
135. 經爺爺承諾︰
1. 家庭子女如在香港接受小、中、或大學教育情況下，繼續無償提供薄扶林花園給家庭子女和母親居住及佔用，直至家庭子女完成大學為止，並且不反對N一同居住在薄扶林花園，直至他18歲為止。爺爺將負責支付所有有關薄扶林花園的管理費、差餉和地租及任何公共地方（室內維修除外）維修費用/開支，但不包括因居住而發生的費用，如水、電、煤等；
a. 母親的無償居住及佔用必須基於父親和母親均為家庭子女的監護人，及除薄扶林花園外，家庭子女和母親在香港再無另一主要居所或擁有居住物業；
b. 有裝修或變更薄扶林花園的格局，使用人必須事先前取得爺爺的同意；
c. 給予一星期預先通告下，薄扶林花園使用者每年容許業主或其代表入屋視察單位實況。
2. 家庭子女如在香港接受教育，爺爺負責支付家庭子女之本地或國際小學、中學及大學的教育開支，包括學費及書本費，直至他們完成大學學業為止。在有需要及先取得爺爺同意下，爺爺也願意支付對家庭子女安排的私人補習費用及他們因學習而須參加之短期出國學習費用。
3. 如家庭子女在香港完成中學課程後到外國升讀大學，爺爺承諾會向他們提供大學的教育開支及當地的住宿費用。但如家庭子女此時已不需要薄扶林花園的使用，爺爺有權終止該單位及收回。
136. 本席頒令︰-
(1) 父親須在本命令起計21天之內，付母親一筆付款$154,000元，作為清付由2013年至2017年8月，欠付之中期贍養費之付款；
(2) 父親須付母親每月$25,000元，作為家庭子女之中期贍養費，首次付款始於2018年8月10日，以後每月第10日為一期，直至法庭另有命令為止；
(3) 撤銷母親2017年1月17日之傳票申請。
訟費
137. 考慮到雙方都是因為關心家庭子女而爭取，本席就子女事宜作無訟費命令，包括保留訟費。這是一個暫准命令，如訴訟雙方在由今天起14天內沒有任何申請，則暫准命令將轉為絕對命令。
呈請人：無律師代表，親自出席聆訊
答辯人：由彭温蔡律師行轉聘梁寶琳大律師代表出席聆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