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訴 吳達光

HCMA 525/2003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刑事上訴司法管轄權

判罪上訴

案件編號：高院裁判法院上訴案件2003年第525號

（原沙田裁判法院傳票2003年第78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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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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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訴人經審訊後被裁定一項‘僱用僱員而未就該僱員有一份由保險人發出的有效保險單’罪成立，違反香港法例第282章《僱員補償條例》第40（1）及40（2）條，處罰款三千元，堂費一千元。上訴人不服，現就定罪提出上訴。

控方説法

2. 控方證人（1）曾氏自95年7月即受僱於上訴人為跟車工人，月薪七千，但沒有書面合約。99至00年間，曾氏開始獲發交通費、勤工獎和超時補水。02年8月，他的底薪升至一萬元，勤工獎加交通費六百，超時補水則無固定。無論如何，工資在每月10號以現金發放，且無單據。日常工作方面，全係上訴人指派，範圍包括拆卸貨櫃及運送貨物，所用的車輛工具亦全由上訴人提供。另外，曾氏在每年春節可獲約十天假期，若在其他時間告假則須預先通知上訴人。

3. 02年8月9日，曾氏在工作時被車撞傷，之後獲上訴人發放每月八千元的工傷工資至03年1月。期間，曾氏因工傷的事情接觸勞工處，勞工處再轉而接觸上訴人，上訴人亦因此填報了一份〈僱主呈報僱員工傷表格〉（控方證物P2），内稱曾氏為其僱員，底薪一萬。事實上，上訴人在回覆勞工處的進一步查詢時仍表示乃曾氏的僱主，並承認未有為他購買勞工保險。這可見於上訴人給勞工處的信件和〈資料更改通知書〉（控方證物P3和P4）。這情況一直維持到03年1月13日一次會議，一名勞工事務主任（控方證人（2））指上訴人可能已觸犯了勞工保險法例後，上訴人才改口。

4. 以上即控方説法的概要。另外，雙方在舉證期間共呈遞了四份〈收入證明書〉（控方證物P1；辯方證物D2、3、4）。這四份文件皆由上訴人或其前合夥人馮氏所發，内裏亦稱曾氏為他們的僱員，目的是讓曾氏替兒子申請減免書簿費。

辯方説法

5. 上訴人承認從沒為曾氏購買勞工保險，卻否認是他的僱主。相反，他在95年登報招募合夥人後與曾氏達成協議，由他的兩部車輛與後者的勞力合作營運。有關的合夥關係還包括於不同時段加入的辯方證人（2）與“阿華”。收入則看生意額與各人在業務的投放比例，而且都記進了有關的賬簿（辯方證物D1）。

6. 上訴人亦承認，的確曾填報證物P1等〈收入證明書〉，但目的只為幫助曾氏的兒子減免書簿費，内容並不反映事實。同樣，證物P2至4亦只為幫助曾氏申請不論過失交通以外補償金而填寫，内容也不正確。至於曾氏在車禍後每月收到的八千元，則純屬曾氏的要求、並經各合夥人同意下的安排，原意是待曾氏復工後從他的收入扣除。最後，曾氏並無什麽年假或病假。

7. 上訴人的説法，與辯方證人（2）脗合。後者還補充，曾氏雖無車輛投放於合夥業務當中，卻仍有決定權。他們亦會每月開會計算及分派利潤。

裁判官的裁量

8. 在聽畢所有的舉證和陳詞後，裁判官既接納了控方的説法，又拒絕了辯方的説法，還闡明了理由。事實上，在十頁紙的書面判詞裏即有五頁是她對證據的分析與評核。

上訴理由

9. 上訴人共羅列了八個上訴理由，現一一處理如下。

（i）裁判官在舉證標準上有錯

10. 上訴人所依賴的，是裁判官的三句説話，而且都是她在作口頭判決時的説話。它們分別為：

11. 上訴人投訴，裁判官雖然在口頭判決的末端、與及書面判詞中表示，緊記舉證的責任在控方，並要達到無合理疑點的標準，但上面的節錄所顯示的，卻恰恰相反。

12. 本席並不這樣認爲。

13. 在細讀過有關的口頭判決後，本席認爲，裁判官的第一句説話，旨在指出控辯雙方的爭議點狹窄，非黑即白，只有一方在撒謊，僅此而已。至於第二句，裁判官則在説明，辯方證人（2）的證供不可靠，上訴人自己的就更甚，並無半點把舉證責任加諸辯方的意思。至於最後一句裏有“相對”一詞，意思亦明顯為，上訴人雖不可信，曾氏卻誠實可靠。

14. 當然，裁判官的用語，可更清晰謹慎，但綜合各方來看，裁判官並未有在舉證責任這基本問題上犯錯。

（ii）裁判官錯誤地排斥辯方證物D1

15. 上訴人的意思是，主控從未指稱D1是捏造的，更未就此事質詢過上訴人，可裁判官在斷案時卻表示“不相信”這本賬簿，在程序上出現重大不當，亦即對上訴人不公平。相反，上訴人指出，辯方就此簿冊盤問曾氏時，曾氏的態度緊張曖昧，結結巴巴，先由絕對否認看見過，到後來承認記錄了他的收入，反令人相信這本簿冊的從來存在。

16. 本席亦不這樣認爲。

17. 正如上面說過，本案的爭議點狹窄，非黑即白。這亦表示，上訴人的説法，如果屬實，則D1的内容或性質屬實，相反，則全屬虛假。如今控方既提出了起訴，亦即表明了態度，實無須再向上訴人指稱賬簿乃捏造、或性質與他所聲稱的不同。換句話說，不做也夠不上什麽不公道。

18. 至於曾氏被盤問時的反應是否正常，這實屬見仁見智，而且可有多方面的解釋。事實上，本席在看過上訴人所指的謄本段落後發現，曾氏最後承認的只是，D1記錄了他的工資（“呢啲係佢出糧俾我嘅”），而且只是約數（“應該會係咁上下”）。這些話在邏輯上根本不能與曾氏接受D1的存在和用途等同。

19. 相反，裁判官是對D1和上訴人的證供作過比較，才對D1和上訴人產生不信的。她說：

“控方第一證人給予我的印象良好，雖然他對本案的結果有利益上的關係，但本席認為他在主要重點上的證供前後一致、脗合，在盤問下亦沒有受到動搖，對辯方的發問均能即時給予回答，沒有猶豫之色，是一名誠實可信的證人，例如，他經辯方多番盤問後仍然堅定地說從沒有看過辯方證物D-1。第一證人給本席的印象是：他是一個老實勤奮的勞動工人，教育水準低（他連宣誓詞也不懂得讀），對他來說，最重要的是有一份工作，有薪水支，所以，當被告人或其前合夥人替他填寫證物P-1，D-2至D-4時，他並沒有多理會其中的內容，只要他兒子申請書簿減免費是成功就可以了。另外，第一證人雖然在初問時的確沒有提及他有超時補水的收入，要在盤問時才提出來，但本席接受他的解釋，這是因為超時補水不固定，很難計算出來，本席認為正正就是這點，足以證明第一證人誠實之處：若第一證人作供時有私心，一心想着其民事上的工傷索償，他應該會盡其所能地把其意外前的工資加大，以期增加工傷賠償的數額，但第一證人在本案作供時並沒有這樣做，並沒有着意地在初問中提及超時補水，足見在其作供時，並沒有私心。至於第一證人的有薪年假和強制性公積金的問題，本席接受第一證人的說法：他每年的農曆新年放假約10天；他曾向被告詢問強積金之事宜，但被告人沒有反應，他也沒有辦法，難道自己辭工不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