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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vil Action1997

霍兆榮 訴 廉政公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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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483-CH-2005-10-03

霍兆榮 訴 廉政公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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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CV 153/1998
CACV 112/2000
HCA 8715/1997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

原訟法庭

民事上訴案1998年第153號

(原本案件編號:高等法院民事訴訟1997年第8715號)

____________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

原訟法庭

民事上訴案2000年第112號

(原本案件編號:高等法院民事訴訟1997年第8715號)

____________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

原訟法庭

民事上訴案1997年第8715號

____________

原告人 霍兆榮
對 
被告人 廉政公署 

____________

主審法官: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暫委法官陳江耀

聆訊日期:2005年9月9日

判案書日期:2005年10月3日

 

判案書

 

1.  這是一宗對覆核訟費評估的上訴案。

2.  原告曾被廉政公署調查,廉署在調查時強行用手鐐扣起原告雙手,以替他拍照存檔。原告於1997年8月21日對廉署興訟要求賠償,經多番轉折後,原告在2003年2月6日獲本院上訴庭裁定可獲賠償總額$77,500。

3.  在這案的過程中,原告曾就本庭的個別裁決提出上訴。他在CACV 153/1998和CACV 112/2000獲判勝訴,並獲訟費命令。另外,本庭聆案官源麗華曾在2002年5月24日評核原告可獲的賠償金額時,也裁定原告可獲評核聆訊的訟費。

4.  原告根據上述三項訟費命令提出了四張訟費清單,要求訟費評定事務聆案官評定他應得的訟費,訟費評定官鄺卓宏於2004年10月7日和11月1日評定了原告應得的訟費,原告不滿評定結果,申請覆核,評定官在2005年2月25日頒下覆核判決書,維持原判,原告於是對覆核結果提出上訴。

5.  原告提出三點上訴理由,第一點是計算訟費的基礎,原告認為他個人的訟費應以每小時$4,000的三份之二,即每小時$2,667.70計算,但評定官只以每小時$200計算。

6.  第二點是有關評估訟費聆訊的訟費數額,在2004年10月7日的評估訟費聆訊,為時約四小時三十分鐘,但評定官只判給原告半小時的訟費,而不給予他餘下約4小時聆訊的訟費,原告認為他應得到全部聆訊時間的訟費。

7.  第三點是有關訟費評估覆核的訟費,評定官在覆核了評估並維持原判後,命令原告須因覆核敗訴而支付$6,400訟費予被告,該數額是以律政司訟費書記每小時可獲$1,600而評定。原告認為訟費書記不是律師,所以只應收取每小時$200的訟費,他認為評定官以每小時$1,600作計算訟費的基礎是錯誤的,所以提出上訴。

8.  原告在2004年10月7日,用了約4小時來辯論應否以每小時$2,667.70的收費率,來計算他應收取的訟費,但最後論點不被接納,故評定官不准他收取這4小時的訟費,所以第二點上訴的成敗是繫於第一點的上訴是否有理。

9.  雖然第三點上訴的理由與第一點的不同,但要是原告能在第一點的上訴成功的話,訟費評估覆核的訟費將歸他所有,他也毋須向被告支付訟費書記的費用,若是如此,第三點上訴的成敗已沒有實質意義。

10.  第一、二點上訴的理由,是圍繞著高等法院規則第62號命令,第28 (A) 條(1)(2)和(3)款的意義和效力。這3款規定無律師代表的訴訟人的訴訟費計算原則,其內容如下:

“28A.無律師代表的訴訟人的訟費
  
(第62號命令第28A條規則)
  
(1)在評定一名無律師代表的訴訟人的訟費時,除本條規則的條文另有規定外,可准予的訟費為假若與該等訟費有關的工作及代墊付費用,是由一名律師代該訴訟人辦理或支付時本可准予的。
  
(2)就任何項目所准予的款額,須為訟費評定官認為適合的數目,但除屬代墊付費用外,該款額不得超逾訟費評定官認為假若該訴訟人是由律師代表時本可准予的數目的三分之二。
  
(3)凡訟費評定官認為該訴訟人未有因辦理任何與訟費有關的工作而蒙受任何金錢上的損失,則就該訴訟人所花於該項工作的時間,訟費評定官不得准予每小時多於$200的訟費。”

11.  本庭暫委法官杜溎峰就上述3款在林節文經營之日昌電業公司對林志滔CACV 354/2001曾作出下列的詮釋:

“4.第28A(1)條規則的主題是可准予的訟費,即可准予訟費的項目,第28A(2)條規則的主題為訟費項目可准予的款額,而第28A(3)條規則的主題是計算獲准予訟費的基準。不論有沒有律師代表,獲勝訴的訴訟人不一定可以索回他所付出的全部訴訟費用。他只可以獲得根據《高等法院規則》第62號命令所准予的訟費。就可准予訟費的項目方面,沒有律師代表的訴訟人與經由律師代表的訴訟人的情況無異。第28A(1)條規則給予一名無律師代表的訴訟人相等於經由律師代表的訴訟人同樣的權益;即假若一名訴訟人延聘律師代為訴訟而可獲准某些訟費項目,即使他沒有律師代表而自行辦理訴訟,他亦可獲准予同樣項目的訟費。
   
 5.至於有關訟費項目可准予的款額方面,第28A(2)條規則把該款額的上限定為不得超逾訟費評定官認為假若有關訴訟人是由律師代表時本可准予的數目的三分之二(簡稱「三分二上限」),但代墊付費用則除外。換言之,這三分二上限不適用於代墊付費用,訴訟人可獲准予代墊付費用的全數。這些費用包括入稟時所需繳付的法庭費用與謄本費用等。
   
 6.至於無律師代表的訴訟人可否獲准予由律師代表時本可准予的數目的三分之二上限則視乎訟費評定官認為他有沒有因辦理任何與訟費有關的工作而蒙受金錢上的損失。假若他確實蒙受金錢上的損失,訟費評定官應准予他恰當的補償,但不可超逾第28A(2)條規則所定的三分二上限。假若他沒有蒙受金錢上的損失,訟費評定官應根據第28A(3)條規則評定該訴訟人所花於該項工作的合理時間及根據訴訟人的背景與該項工作的性質評定訴訟人應得的每小時款額,但每小時的款額不得多於200元。然後訟費評定官根據獲准予的時間及每小時的款額評定獲准予的訟費。……
   
 8.若原告人希望獲得三分二上限的訟費,他必須證明他因辦理任何與訟費有關的工作而蒙受金錢上的損失,不然,他只可獲得不超過以每小時200元的款額計算的訟費。他負上舉證責任。除了必須提供可信證據證明他曾花了時間辦理這宗訴訟過程的各項工作,他還須要證明自己因辦理這些工作而蒙受金錢損失。…… 他必須提供證據證明他因辦理與訟費有關的工作而蒙受金錢損失。例如:他須證明他為了辦理有關訟費工作而不能承辦某項工程或履行某些合約而失去賺取金錢的機會。他亦須提供證據證明為何他不可於工餘時間辦理這些工作;或為何他不可於不妨礙他賺取金錢的時間辦理這些工作等。”

12.  本院上訴庭在處理上述案件原告的上訴時也認同杜法官的分析(見[2004]2 HKLRD 104第67段)。

13.  本案原告在上訴時宣讀了他在2005年1月14日和2005年9月1日存檔的書面陳詞,並以口述方式提供了補充陳詞。

14.  原告認為規則第28 (A) 條(1)款,是指處理訴訟中的代墊費用,而規則(2)款則釐定了他應得到的費用,即是說,假若他是有律師代表時可獲准的費用的三份之二,至於規則(3)款則只規管評定訴訟費的工作所需的訟費。

15.  原告把第28A條(2)款所設的三份之二上限,當為固定的比率,認為評定官應按該比率計算他的訟費,但評定官錯誤地引用了第28A條(3)款來作計算。原告認為該款只適用於計算評定訟費工作所需的訟費,他說評定訟費的工作不需大律師的參與,所以費用每小時不得超過$200。

16.  原告又說評定官錯誤地引用了杜法官的判詞,因為在杜法官處理的案中,原告和被告圴沒有律師代表,雖然有規則第28A條(2)款,但該案沒有大律師的時薪作參考,所以這款未能被引用。但在此案中,被告有律師代表,所以原告認為可按第28A條2款,得到假若他是有律師代表時可獲准的費用的三份之二。

17.  再者,原告認為,本案被告曾獲得訟費命令,而他曾須按這命令付予被告以每小時$4,000計算的大律師訟費,所以原告認為他應收取同樣的大律師費用的三份之二。

18.  他更說評定官認為杜法官的判決有約束力,也是錯誤的,否則以後凡沒有大律師代表的訴訟人,在辯倒資深大律師後,也只可得到每小時$200的訟費。原告說這是荒謬的,他還批評評定官沒有考慮到法律條文的上文下理,背棄了固有的法律條文。

19.  他還說若政府的訟費可以按每小時$4,000計算,而他的訟費只能以每小時$200計算,這是不公平的。他說政府與市民所得的對待不應有別。

20.  至於他能否在工餘處理這訴訟,他說他共用了6年多的時間親自處理這訴訟,然後又花了一年時間處理訟費事宜,他所用的不是工餘時間,也不可能在這些年間去工作以賺取金錢,他說持久的法律訴訟已令他喪失了就業機會,使他變成終身失業。

21.  他又說法律援助處曾委派大律師協助他處理這案,他們的收費都是高昂的,並非每小時$200。

22.  評定官在2005年2月25日的訟費評估覆核判決書中討論了上述論點,他指上訴庭已接納了杜法官對第28A條(1)(2)和(3)款所作的詮釋,所以這詮釋對本院原訟庭和以下各級法院均具約束力。本席同意這原則性的說法,這詮釋對本席也具約束力,本席也須遵照奉行。

23.  有關第28A條(1)款所函概的範圍,本席認為不限於代墊費用,而是包括所有與訟費有關的工作。

24.  至於第28A條(2)款,評定官不贊同原告的論點,認為該款不限於單是與案一方沒有律師代表時才適用。本席同意評定官的意見,認為該款在雙方都沒有律師代表時也適用;因為該款是處理沒有律師代表的訴訟人應得的訟費的數額,這數額是取決於訴訟人因辦理與訴訟有關的工作,而蒙受金錢損失的數額,這數額並非取決於對方有沒有律師代表,該款的內容也沒有將其適用範圍限制於雙方都沒有律師代表的情況。

25.  雖然原告曾以每小時$4,000的計算率支付被告的大律師的訟費,但他不可因此而收取以每小時$4,000的三份之二作計算率的訟費,因為訟費是補償性的,沒有律師代表的訴訟人,必須証明因辦理與訟費有關的工作,而受到了多少損失,然後才可獲判適當數目的訟費,以補償這損失。沒有律師代表的訴訟人不能以對方的律師或大律師的收費率的三份之二作為自己的損失。

26.  再者,第28A條(2)款所指的三份之二只是上限,不是固定比率,所以當無律師代表的訴訟人能証明他因辦理與訴訟有關的工作,而蒙受到金錢上的損失,他可獲得的訟費,除屬代墊付費用外,也不可以超過評定官認為假若他是有律師代表時可獲准的數額的三份之二。

27.  至於第28A條(3)款,評定官也不同意原告的論點,評定官認為這款是適用於整個訴訟中所有與訟費有關的工作,而不限於評估訟費數額的工作。本席同意評定官的詮釋,原告的論點與該款的內容不一致,而且與第28A條(1)和(2)兩款的意義也不協調,這論點是錯誤的。

28.  原告有責任証明因辦理與訟費有關的工作,而受到金錢上的損失。原告說他用了6 年多處理這案,另外又用了一年來處理訟費問題,但評定官指原告沒有提出任何証據,以証明他因辦理這宗案,而蒙受到實質的金錢損失;事實上,他在訴訟期間是失業的。本席也曾參考聆案官源麗華的判案書,知悉原告在這訴訟期間確是失業,並沒有因辦理這案而受到金錢上的損失,原告也沒有提出任何証據,以証明他因要處理這訴訟而喪失了任何就業機會,所以本席同意評定官的裁決,而評定官的裁決也是根據杜法官對第28A條的詮釋而作的正確裁決。

29.  基於上述分析,本席不同意原告的論點,說沒有律師代表的訴訟人,就算辯倒資深大律師,也只可得到每小時不多於$200的訟費。其實該訴訟人應得的訟費數額,須視乎他因處理這訴訟所蒙受的金錢上的損失,不過除屬代墊付費用外,他可獲判的數額不可超越第28A條(2)款的上限,他並須負上舉証責任,否則只可按第28A條(3)款收取每小時不多於$200的訟費。

30.  基於上述理由,本席不接受原告的第一點上訴。

31.  有關第二點上訴,因為原告在評定官席前用了4小時去辯論他是否可以按每小時$2,667.70的收費率來計算訟費,但最後敗訴,所以評定官不給予他這4小時的訟費,本席認為這裁決是合理的,所以不接受原告這點上訴。

32.  至於第三點上訴,原告認為代表被告出席訟費評估覆核聆訊的只是律政司訟費書記,而不是律師,所以只應收取每小時$200的訟費,他認為評定官以每小時$1,600計算被告於覆核勝訴後應得的訟費,是錯誤的。

33.  原告認為若出席聆訊的代表不是律師,那麼被代表的訴訟一方便算是沒有律師代表。本席認為這理解是錯誤的,被告在這案是有律師代表的,而出席訟費評估覆核聆訊的訟費書記,也是由被告的代表律師所委派的。

34.  有律師代表的訴訟人出席聆訊的代表,不一定是律師,在出席訟費評估聆訊或訟費評估覆核聆訊時,訴訟人的代表律師通常都會委派訟費書記作代表,所以原告的第三點上訴也是錯誤的。

35.  因為原告上訴的所有論點都不被接納,所以本席要撤銷這上訴,本席更設定臨時訟費令,要原告就這上訴支付訟費予被告。

36.  代表被告出席這上訴的何大律師是在1997年獲認可執業,他每小時的收費應為$3,500。何大律師說他在處理這上訴時用了2小時閱讀有關文件,再用了半小時草擬書面陳詞,而這上訴聆訊又用了一個半小時,所以他說被告應得到4小時乘以$3,500,即$14,000的訟費。

37.  本席認為這上訴的事前準備工作,只需1個半小時,連同聆訊的1個半小時,何大律師合共應用了3小時,所以本席更設定臨時訟費評定命令,將原告須支付被告的訟費,評定為$10,500。

38.  如與案任何一方,不在今天後14天內,向本席申請更改上述的臨時訟費令及臨時訟費評定令,這兩項命令將於14天後自動作實。

 

 

(陳江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暫委法官

                                                                               

原告人霍兆榮親自出庭

被告人:由律政司的政府律師何展鵬代表

上訴被駁回: 請參閱CACV341/2005 日期: 2006年4月27日

45444-CH-2005-02-25

霍兆榮 訴 廉政公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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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CV 153/1998
CACV 112/2000
HCA 8715/1997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

原訟法庭

民事上訴案1998年第153號

(原本案件編號:高等法院民事訴訟1997年第8715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

原訟法庭

民事上訴案2000年第112號

(原本案件編號:高等法院民事訴訟1997年第8715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

原訟法庭

民事訴訟1997年第8715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原告人霍兆榮 
 對 
被告人廉政公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審法官 :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聆案官鄺卓宏內庭聆訊

聆訊日期 : 2005年1月21日

判決書日期 :  2005年2月25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訟費評估覆核
判決書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案情背景

1. 原告人霍兆榮先生分別在上述3宗有關的案件中獲得訟費命令,被告人須支付原告人在相關訴訟中的訟費。根據有關的訟費命令,原告人存檔4份訟費清單,分別是民事訴訟1997年第8715號第2及3號訟費單,民事上訴案1998年第153號第1號訟費單及民事上訴案2000年第112號第1號訟費單,要求訟費評定官評定他的訟費。

2. 本席分別於2004年10月7日及11月1日評定原告人在上述4張訟費單的訟費,但原告人不滿本席有關的評定,申請覆核評定。就原告人的覆核申請,本席有以下的判決。

覆核申請的理由

3. 訟費評估聆訊中,雙方就訟費清單大部份細項都已達成協議,只餘下一項主要問題,有待本席判定。雙方爭議原告人霍先生可以在本訴訟中可收取每小時的費用,霍先生堅持他可以基於每小時4,000元的三分之二收取訟費,即每小時2,666.70元。但被告人方面認為,原告人是一名沒有律師代表的訴訟人,在案件訴訟期間,沒有受薪工作,因此沒因訴訟而蒙受任何金錢上的損失,根據高等法院規則第62號命令第28A條規則第(3)款,原告人訟費計算基礎應為每小時不多於200元。

4. 本席聽取雙方陳詞後,判定霍先生在上述案件訴訟期間沒有蒙受實質的金錢損失,亦己考慮上訴庭在林哲民訴林志滔[2004]2 HKLRD 104的判例後,評估霍先生每小時可收取的訟費為200元。至於2004年10月7日聆訊的訟費,被告人指出,在其反對理由清單中,已提出霍先生只可收取不多於每小時200元的訟費。基於本席就霍先生每小時可收取的費用問題上,實質判他敗訴,可以判霍先生只可取回當天半小時的訟費,並不准予他其餘當天約4小時的訟費。

5. 本席仔細閱讀霍先生的書面陳詞及聽取他的口頭陳詞後,歸納他的覆核申請的理由主要有以下數點:—

(a) 《高等法院規則》(以下簡稱《規則》)第62號命令第28A條(2)項是不適用於雙方都沒有律師代表,該項只適用於其中一方是由律師代表,而另一方則沒有律師代表。
  
(b) 因律政司的代表大律師在本案收取時薪4,000元,所以在公平原則下,霍先生應可收取對方大律師時薪的三分之二,即每小時2,666.70元,本席評估他的時薪200元是錯誤。
  
(c) 霍先生認為本席錯誤地詮譯《規則》的第62號命令第28A條,第3項只適用於訟費評估的工作。
  
(d) 霍先生認為本席錯誤地引用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暫委法官杜溎峰在林哲民對林志滔(CACV 354/2001)於2003年4月7日的判決,霍先生認為該案雙方都是沒有律師代表,所以判決不適用於本案。另外,他也認為杜法官的判決是錯誤的。
  
(e) 霍先生批評本席只引用上訴庭在林哲民一案的判詞而背棄考慮《規則》第62號命令第28A條的固有條文是犯有嚴重的錯誤。

《高等法院規則》第62號命令第28A條規則

6. 第62號命令第28A條規則規定:

“ (1) 在評定一名無律師代表的訴訟人的訟費時,除本條規則的條文另有規定外,可准予的訟費為假若與該等訟費有關的工作及代墊付費用,是由一名律師代該訴訟人辦理或支付時本可准予的。
   
  (2) 就任何項目所准予的款額,須為訟費評定官認為適合的數目,但除屬代墊付費用外,該款額不得超逾訟費評定官認為假若該訴訟人是由律師代表時本可准予的數目的三分之二。
   
  (3) 凡訟費評定官認為該訴訟人未有因辦理任何與訟費有關的工作而蒙受任何金錢上的損失,則就該訴訟人所花於該項工作的時間,訟費評定官不得准予每小時多於$200的訟費。
   
  (4) 訴訟人如已就出庭進行其本人的案而獲准予訟費,即無權另外獲發證人津貼。
   
  (5) 第6號命令第2 (1)(b) 條規則,或本命令第32 (4) 條規則,或本命令附表2,不適用於無律師代表的訴訟人。
   
  (6) 就本條規則而言,無律師代表的訴訟人不包括身為執業律師的訴訟人。”

7. 本案所爭議的部份是第28A(2)及(3)條的詮釋 。就該規則的詮釋,早於2003年在林哲民一案,原訟法庭及上訴法庭己作出有約束性的解釋,本席將在以下的部份詳細引述。

林哲民案原訟法庭的判決

8. 該案涉及兩名沒有律師代表的訴訟人,如本案情况相似,原告人爭議他每小時可收取的訟費額,訟費評定官所評定的金額為200元,原告人不滿評定,申請覆核,經聆訊後,訟費評定官駁回覆核申請。原告人不服而提出上訴。原訟法庭暫委法官杜溎峰認為訟費評定官的訟費評定正確,駁回上訴。

9. 杜法官在判詞中詳細詮釋第28A(1),(2)及(3)條,節錄如下:-

“ 4. 第28A(1)條規則的主題是可准予的訟費,即可准予訟費的項目,第28A(2)條規則的主題為訟費項目可准予的款額,而第28A(3)條規則的主題是計算獲准予訟費的基準。不論有沒有律師代表,獲勝訴的訴訟人不一定可以索回他所付出的全部訴訟費用。他只可以獲得根據《高等法院規則》第62號命令所准予的訟費。就可准予訟費的項目方面,沒有律師代表的訴訟人與經由律師代表的訴訟人的情況無異。第28A(1)條規則給予一名無律師代表的訴訟人相等於經由律師代表的訴訟人同樣的權益;即假若一名訴訟人延聘律師代為訴訟而可獲准某些訟費項目,即使他沒有律師代表而自行辦理訴訟,他亦可獲准予同樣項目的訟費。
   
  5. 至於有關訟費項目可准予的款額方面,第28A(2)條規則把該款額的上限定為不得超逾訟費評定官認為假若有關訴訟人是由律師代表時本可准予的數目的三分之二(簡稱「三分二上限」),但代墊付費用則除外。換言之,這三分二上限不適用於代墊付費用,訴訟人可獲准予代墊付費用的全數。這些費用包括入稟時所需繳付的法庭費用與謄本費用等。
   
  6. 至於無律師代表的訴訟人可否獲准予由律師代表時本可准予的數目的三分之二上限則視乎訟費評定官認為他有沒有因辦理任何與訟費有關的工作而蒙受金錢上的損失。假若他確實蒙受金錢上的損失,訟費評定官應准予他恰當的補償,但不可超逾第28A(2)條規則所定的三分二上限。假若他沒有蒙受金錢上的損失,訟費評定官應根據第28A(3)條規則評定該訴訟人所花於該項工作的合理時間及根據訴訟人的背景與該項工作的性質評定訴訟人應得的每小時款額,但每小時的款額不得多於200元。然後訟費評定官根據獲准予的時間及每小時的款額評定獲准予的訟費。
   
  7. 原告人不滿訟費評定官根據第28A(3)條規則評定他應得的款額為每小時200元。他以誓章展示他於2000/2001年度的應評稅利潤為346,788元。他指訟費評定官應指令入境事務處提供他出入香港的紀錄,好使他能證明他在香港逗留的時間。他指出根據他的應評稅利潤及留港時間計算,他每小時的收入為3,517.40元。他指訟費評定官評定他的款額為每小時200元是屬耻辱性的決定。
   
  8. 若原告人希望獲得三分二上限的訟費,他必須證明他因辦理任何與訟費有關的工作而蒙受金錢上的損失,不然,他只可獲得不超過以每小時200元的款額計算的訟費。他負上舉證責任。除了必須提供可信證據證明他曾花了時間辦理這宗訴訟過程的各項工作,他還須要證明自己因辦理這些工作而蒙受金錢損失。他不可單憑自己稱他的收入每小時為3,517.40元作為證據證明他因辦理與訟費有關的工作而蒙受金錢損失每小時3,517.40元。他必須提供證據證明他因辦理與訟費有關的工作而蒙受金錢損失。例如:他須證明他為了辦理有關訟費工作而不能承辦某項工程或履行某些合約而失去賺取金錢的機會。他亦須提供證據證明為何他不可於工餘時間辦理這些工作;或為何他不可於不妨礙他賺取金錢的時間辦理這些工作等。可是他所提供的唯一證據是於2000/2001年度他的應評稅利潤為346,788元,根據這利潤計算,他每小時收入為3,517.40元。其實這證據亦有商榷餘地。他所提供的證據是應評稅利潤的證明而不是他個人每小時賺取收入的證明。例如:這利潤可能包括他公司投資的收益,或他的僱員代為賺取的利潤,而非他親自賺取的收入。單憑這證據並不足以證明他因辦理與訟費有關的工作而不能賺取該筆利潤而蒙受金錢上的損失。本席同意訟費評定官的裁定。原告人未能達致舉證標準證明他蒙受金錢損失。訟費評定官評定他的款額為每小時200元的上限已十分慷慨。以每小時200元,每天工作6小時(即剔除2小時午膳及小休),每月工作26天計算,每月的收入合共31,200元。這可算是相當豐厚的收入。原告人認為評定他每小時200元款額是對他耻辱性的決定,他實在是狂妄自大。本席維持訟費評定官的評估,上訴人的訟費只可以按每小時200元評定。”

林哲民案上訴法庭的判決

10. 該案原告人不服杜法官的裁決,提出上訴。

11. 上訴法庭楊振權法官在判案書指出,根據第28A(3) 條,如訴訟人沒有因訴訟而蒙受任何金錢上的損失,訟費評定官不得准予每小時多於200元的訟費。楊法官認同聆案官和杜法官在該案就《規則》第62號命令第28A條的分析,接納他們的分析是正確的。因此,上訴庭駁回上訴。

判決理由

12. 上訴庭及原訟法庭杜法官在林哲民案的判決已就《規則》第62號命令28A條作出有權威性的詮譯,本席在評估聆訊已指出,除非上訴法庭有另一個相反或不同的判決或終審法院推翻林哲民案的判決,否則,該判決對原訟法庭及以下各級法院在第28A條的詮譯是有約束性的。因此,本席在詮譯第28A條(2)及(3)項時,必須依循林哲民案的判決所訂下的法律原則。

13. 況且,本席已小心及仔細閱讀杜法官在判詞中對第28A條各項的分析,認為是正確無誤,霍先生對該案判詞的批評是不恰當的。首先,第28A條(2)項並非如霍先生所指,只適用於其中一方是有律師代表,而另一方則沒有律師代表,該項只是就准予的款額上,設定假若是由律師代表時本可准予的數目的三分之二上限。另外,第(3)項亦不如霍先生所指,只適用於與訟費評估直接有關的工作。第(3)項所指“因辦理任何與訟費有關的工作”並非只限於訟費評估的工作,它應包括在整個訴訟中所有與訟費有關的工作。因此,很明顯霍先生對第28A條的理解是錯誤的。

14. 根據上述的法律原則,若霍先生希望法庭准予他獲得三分二上限的訟費,他就必須證明他在本案因辨理任何與訟費有關的工作而蒙受金錢上的損失。否則,霍先生只可獲得不超過以每小時200元的款額計算的訟費。

15. 杜法官在林哲民案己清楚指出,原告人負上舉證責任,除了必須提供可信證據證明他曾花了時間辦理這宗訴訟過程的各項工作,他還須要證明自己因辦理這些工作而蒙受金錢損失。

16. 霍先生要求收取三分二上限訟費的基礎純粹是因律政司的代表大律師以4,000元時薪計算訟費,所以他要求收取每小時2,666.70元的費用。霍先生的書面陳詞中聲稱在進行長達6至7年的民事索償訴訟上,他不可能用工餘時問準備,也不能在法律訴訟中去賺取金錢,因此他己經喪失了就業的機會,造成終生失業。

17. 但由始至終,霍先生根本沒有提出任何證據證明他因辦理這件案件,而蒙受實質金錢上的損失。另外,訟費屬於補償性,所以霍先生須要證明他實質上蒙受金錢損失,而不是損失賺取金錢的機會。本席亦考慮到霍先生在本案訴訟期間是失業而沒有任何工作,在這情況下,霍先生是沒有蒙受實質的金錢損失,因此,霍先生不能以第28A(2)條規則的三分二上限作為訟費項目款額的基準。事實上,在本案的賠償評核聆訊上,源麗華聆案官在她的判案書裁定,霍先生在被逮捕前的4個月,己彼僱主解僱,其後依靠綜援。最後法庭拒絕准予霍先生的工資損失及未來收入損失的賠償。其後,上訴庭也確認源聆案官的判決(民事上訴案件2002年第247號),上訴庭更指出,霍先生未能提出有效證據証明工資上的損失。

18. 考慮霍先生在這3宗訴訟中涉及的工作,本席維持原判,評估霍先生的訟費只可以按每小時200元評定。另外,本席亦維持原本就訟費評估聆訊所頒下的訟費判令。

總結

19. 基於上述各項理由,本席撤銷霍先生的訟費評估覆核申請。

20. 訟費方面,本席己在覆核聆訊時聽取雙方的陳詞,雙方並提交辦理覆核聆訊的訟費清單。按一般訴訟常規,敗訴人須支付勝訴一方的訟費,本席認為該常規適用於本覆核申請。既然霍先生的覆核申請被撤銷,他理應支付被告人因是次覆核申請所招致的訟費。為免進行評定訟費的程序,本席認為訟費數額應按《規則》第62号命令第9(4)(b)條規則指明整筆款項。

21. 本覆核申請被告人由律政司訟費書記代表,應可獲每小時1,600元的收費。另外,在研讀文件、草擬法庭文件、聆訊前的準備工作及出席聆訊所需的時間上,本席認為按訴訟各方對評基準,合理和恰當地所用的時間應不超過4小時,因此,被告人在本覆核申請的訟費設定為6,400元(4 x 1,600元)。

22. 就原告人的訟費評估覆核申請,本席判決如下:

(1) 撤銷覆核申請,維持原判。

(2) 原告人須即時支付被告人覆核申請所招致的訟費,按《高等法院規則》第62号命令第9(4)(b)條規則設定為6,400元。

 (鄺卓宏)
聆案官

被告人 :    由律政書記關倩香代表廉政公署。

原告人 :    無律師代表。親自應訊。

28341-CH-2002-05-24

霍兆榮 訴 廉政公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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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A008715B/1997

HCA 8715/1997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

原訟法庭

民事訴訟案1997年第8715號

____________________

霍兆榮原告人
對
廉政公署被告人

____________________

主審法官: 高等法院源麗華聆案官

聆訊日期: 2002年1月17日及3月21日

判案日期: 2002年5月24日

__________

判案書

__________

 

1. 本案為一宗毆打索償案件。

事因

2. 本訴訟始源自一宗1994年度的收受賄款調查。廉署職員接獲投訴,經調查後,在1995年4月11日起訴原告人一項索取及一項接受利益罪。控罪內容指原告人身為恆益物業管理有限公司的僱員,非法向李濟根索取及接受港幣2,000元,以便提交一份對李濟根住所進行翻新工程有利的報告給恆益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3. 上述兩項控罪,在1995年7月26日裁判官經審訊後,裁定原告人索取利益罪不成立,但接受利益罪罪名成立,罰款港幣2,000元及繳付堂費港幣5,000元。

4. 原告人不服判決,提出上訴。在1995年11月2日獲杜輝法官判上訴得直。簡輯杜輝法官的判詞如下:-

『上訴人任職恆益物業管理有限公司,隸屬該公司的管理隊之一,負責管理九龍醫局西街的源盛工業大厦,該幢大厦的其中一名租客李世勤(譯音)先生,在9樓經營出入口生意。1994年11月,李先生在其單位內進行了一些改建工程,包括更換大門。更換後的大門說得確實點應是一道捲閘。1994年11月某日,上訴人找李先生,告訴他捲閘佔用了樓面部份公用地方,不合規格,所以必須拆去。李先生與上訴人經過幾次會面後,覺得上訴人想要得到報酬,才不會在捲閘一事上採取任何行動。

1994年12月初,李先生臨去大陸工幹的時候,吩咐出納員孫珍芳(譯音)小姐給被告人2,000元,於是,孫小姐便照吩咐做。她把錢交給上訴人時,對他說該筆錢是給全體職員的,即指管理處的所有管理員。後來,上訴人試圖把該2,000元分發給其他管理員,並且說該筆錢是給大家過節的,但其中兩名管理員陳基富及郭華(譯音)則拒絕接受。於是,上訴人便向恆益物業管理有限公司的助理人事經理陳偉賢(譯音)先生報告此事,但陳先生卻對上訴人說他不應接受該筆錢。因此,上訴人便把該筆錢交還給孫小姐。

在原審裁判官聽取證供期間,有人披露以前上訴人曾就接受該大厦用戶的賄款事宜被僱主警告過一次。這部分的證據嚴重損害上訴人的權利,裁判官根本不應該聽取,而他在裁斷書中,也一直沒有處理這個問題。

本席對此案整體上感到不安。既然上訴人已就接受金錢一事跟僱主商討,並且已把該筆錢歸還,裁判官又為何能夠肯定上訴人確有犯案意圖呢?這個問題實令人費解。本席認為本案存有潛在的疑點。

因此,本席判決上訴得直。』

訴訟過程

5. 在1997年8月21日原告人提出本訴訟,向廉署追討2百萬港元的賠償金額。

6. 在1997年10月13日聆案官接受被告的申請,基於原告人沒有充份理據支持其訴因,剔除原告人的聲請陳述書。

7. 原告人不服,向原訟法庭上訴。原訟庭法官仔細分析原告人的索償書,明白原告人的興訟訴因有二:(一)廉署惡意檢控他;及(二)原告在廉署被拍照期間遭受毆打。原訟庭法官裁定原告人沒有充份理據支持他的兩項訴因,駁回上訴。

8. 原告人不服,向上訴法院申請二度上訴。上訴法院聽罷雙方陳詞,接納惡意檢控訴因不能成立,但毆打指控有辯論空間。上訴法庭有以下宣言:-

『申請人向廉政公署的第一項指控即惡意檢控,本庭認為梁法官的分析正確,申請人不單要證明檢控是沒有理據,還要證明廉政公署的檢控是由不正當動機所促成的。不錯,申請人是無罪釋放,但是當時確是有多名控方證人出庭指證他,而申請人也沒有證據指證廉政公署惡意檢控他和向他提出的檢控出於不正當的動機。普遍來說,如果有多名證人的供詞,廉政公署是不可逃避責任而不提出檢控的。至於申請人是否是罪,這要看法庭的裁決。因此本庭認為沒有任何理由可以支持申請人起訴廉政公署向他作出惡意檢控。』

……

『本庭認為申請人對廉政公署的第二項指控是他們在拘押期間內毆打他,粗暴對待他,甚至強迫他拍照包括在拍照時曾有工作人員惡意捉着他的頭部及頸部至令到他受傷,申請人所呈堂的圖片只能證明在拍照的時間內確實有廉政公署人員的手捉着他的頭部及頸部。法官認為單憑一幅圖片不足以證明申請人被毆打、被粗暴處理,因為廉政公署是有權跟被拘捕的人士拍照。本庭認為這一點裁定不能當為錯誤。不過申請人的指控不單是廉政公署強迫他拍照,而是毆打及粗暴地對待他。他所呈堂的一幅圖片只是毆打及粗暴其中的一項證據,而整件案情是依據個人的控訴為主。就算該圖片不能構成充分的證據,在目前來說,本庭認為應給予申請人一個機會就他可否明顯地支持控訴廉政公署毆打及惡意傷害他這一項的訴因向上訴法庭申訴。當然,本庭對申請人的訴因是否有法理依據並沒有裁定。

因此,本庭只批准申請人逾期上訴,訴因限於申請人指稱被廉政公署毆打一項。申請人須排期就這一項訴因提出上訴,正式聆訊。』

9. 原告人不服上訴庭的判決,向終審法院提出第三回上訴。上訴在1998年6月8日被駁回。

10. 原告人毆打索償排期於2000年2月在原訟庭聆訊。審訊中原告人與被告人對在1995年4月11日於廉政公署內發生的事情各執一詞。原審法官經評核雙方証供,接納被告証人較原告可信及接納廉署職員的証供為事實的根源。原審法官並結論廉署人員在事件中使用適當及合理的武力促使原告就範拍照,因而判原告人敗訴。

11. 原告人不服,提出上訴。於2000年6月23日上訴法院接納原審法官對事實的裁決為準確無誤,但法理分析則稍有偏差,判原告人上訴得直。

12. 上訴法庭接納的事實如下:-

『有關毆打的聲稱,在黃法官席前有如下的證據:

(1) 原告人在1995年4月11日早上到廉署。廉署通知要控告他兩項收受利益的罪名及把他拘捕。廉署按法例要求套取原告人的指模及與原告人拍照存檔。

(2) 原告人起先拒絕廉署人員的要求,拒絕打指模及拍照。原因是原告人認為他並沒有犯罪,要他拍如罪犯的相片,是嚴重損害及侮辱他的尊嚴。

(3) 廉署拘留組人員,不知怎樣處理原告人,故找來廉署總調查主任貝樂士。貝樂士向原告人講解:被拘捕後,原告人就需要打指模及掛版照相。但原告人認為法律賦予市民要求出示罪證的權利,如果不出示任何罪證,廉署就沒有權力向他套取指模及照相。貝樂士向原告人解釋,但並不得到原告人同意打指模及照相。貝樂士三番四次離開原告人又回來向他解釋,但原告人最終也堅持己見,雙方僵持大約三小時。最後原告人同意打指模,但堅決拒絕拍照。

(4) 其後廉署人員再勸諭原告人需要拍照,但在原告人堅決拒絕的情況下,廉署人員把原告人戴上手銬,帶到拍照的地方,但原告人仍不合作,閉上雙眼及把頭垂下,以免被拍照。在此情況下,廉署人員蘇浩加以雙手托起原告人下顎使他面向鏡頭才拍得原告人的照片。』

『原告人作供稱,在照相時他彎腰把頭放到膝上,合上兩眼,之後廉署人員用手扣他的喉核,托著他的頸才可以拍到照,因為一放手,原告人就彎腰將頭放到膝上,經猛烈“打鬬”後才可以拍到他的照片。他又說他被扣喉核大約最少兩次,但他承認在黃法官審訊前從沒有提及被扣喉核至少兩次,因為以前並沒有人問過他。他又告訴黃法官他被扣喉時很痛苦,幾乎暈厥,且他的手腕被手銬弄傷。然而他贊成廉署人員曾告訴他可以看醫生但他拒絕,不是因為沒有顯著傷痕,卻是因為他第二天要到裁判法庭,而他又最不喜歡看醫生。

廉署人員蘇浩加在黃法官席前作證。在1995年4月11日大約上午11時,他獲指示替原告人套取指模及拍照,當時原告人情緒激動,拒絕讓他套取指模及拍照。負責起訴原告人的職員向原告人解釋,經多番勸諭後,原告人才讓他套取指模,但仍然拒絕拍照。原告人激動地說,在中國大陸只有在死囚處決前才會被拍照作紀錄,並表示除非被扣上手銬否則不會合作。蘇浩加亦作供稱,原告人被扣上手銬及帶到拍照處坐下。原告人緊閉雙眼並垂下頭,迴避拍照,蘇浩加在上級指示下,將原告人的頭抬起,於是他雙手抬起原告人下顎使他面向鏡頭,經拍照後他隨即放開雙手,整個過程歷時大約三秒鐘。拍照後他亦隨即解開原告人的手銬。蘇浩加說,他托起原告人的頭時並沒有困難,因原告人並沒有反抗,他並沒有如原告人所稱扣原告人的喉核。

……

黃法官仔細觀察各證人席上作供時的神情舉止和分析所有的證據。他認為廉署證人的證供在相對可能性衡量下比較可信,更列出六項原因,都載於黃法官2000年3月14日判案書中,不贅。……本庭同意黃法官的看法。黃法官接納廉署該兩名證人的證供,已經仔細考慮過原告人所提出的論點,並無犯錯。

……

黃法官的判決,其中一個原因,是因在他席前的證據,都顯示出廉署人員,在處理原告人的時候,作出很大的剋制,可見於下列情況:

(1) 1995年4月11日當天,原告在廉署時,情緒激動,對廉署的撿控及拘捕行動,作出劇烈的反應及不肯合作。原告人拒絕被拍照後,廉署人員暫時離開讓原告人冷靜。原告人在被扣上手銬前,廉署人員亦曾問他會否改變主意,才替他戴上手銬。這表現了廉署人員是相當剋制地對待原告人。

(2) 在支持上訴理由的附件中,原告人說,當天廉署人員向他宣布要控訴他兩項罪名,但兩項控罪是以英文寫成,由傳譯員宣讀給他聽,並叫他在文件末段下簽名。原告人不信英文內容,拒絕簽名。其後廉署人員另拿兩份中文控罪詳情給原告人看清楚,但原告人在看完之後,要求廉署提出罪證,否則寧死也不會在兩份控罪詳情上簽名。由此可見,原告人就兩控罪的英文要求中譯本,亦得到廉署的合理反應,把控罪詳情譯為中文給原告人察閱。

(3) 總調查主任貝樂士,就原告人拒絕打指模及照相,多次向他講解在被逮捕後就要打指模及掛牌照相。因原告人不停地拒絕,貝樂士要三番四次離開又再回來向原告人解釋,而因原告人拒絕合作的態度,雙方堅持大約三小時。其後原告人只同意打指模,仍然拒絕照相。在這段三小時的時間中,原告人並沒有提及廉署人員對他有任何身體接觸,更遑論毆打他。可見廉署人員對原告人的無理取鬧態度容忍三小時,其間仍然沒有採取任何行動。唯一合理的結論是他們對原告人相當剋制。』

13. 上訴法庭對於本案的法理有以下分析:-

『在上述黃法官的判案書所載蘇浩加的證供中,原告人在多番勸諭後同意被套取指模,但仍然拒絕拍照。原告人激動地說在中國大陸只有死囚在處決前才會被拍照作紀錄,並表示除非被扣上手銬,否則不會合作。雖然原告人曾提出“除非披扣上手銬,否則不會合作”拍照,但這是他在激動時說出的氣憤之言,並不表示他要求被扣上手銬。在本上訴聆訊時,代表廉署的政府律師黃惠沖,也同意廉署人員並非需要聽原告人的話而把他扣上手銬,是否需要扣上手銬要看當時的情況而定。

原告人提及手銬之後,廉署人員再勸諭他合作拍照,但他仍然拒絕,廉署人員離開了一會讓原告人冷靜下來。然後貝樂士指示廉署人員替原告人扣上手銬,以便為他拍照。雖然在扣上手銬之前,原告人仍然不接受拍照,但本庭覺得,在原告人冷靜下來之後,替他帶上手銬是有商榷的餘地。廉署人員的證供並沒有說原告人曾作出任何掙扎,或在被扣上手銬時他作出掙扎或不就範,也沒有證供說原告人抗拒被帶到拍照處,更沒有證供顯示原告人不願被帶往拍照作出可能危及廉署人員或他自己的人身安全的行為。相反,蘇浩加的證供說他托起原告人的頭並沒有困難,因原告人並沒有反抗。由此可見,原告人所做出的唯一可能藉以逃避拍照的行為,就是他緊閉雙眼並垂下頭。在此之前,他唯一反對拍照的行為,只是以言語作出抗議。

基於上述原因,本庭認為,綜觀一切此案之情況,包括原告人所被控的兩項罪名,都不牽涉暴力,且他當日只在言語之中,堅決反對拍照,而並沒有證據顯示當日他曾採用任何暴力或他有暴力的傾向。故此,本庭認為,廉署人員當日把原告人扣上手銬,並非合理所需。在原告人已經冷靜下來的情況下,卻將他的雙手放到背後扣上手銬,然後才帶他去拍照,本庭認為在所有環繞的情況下,廉署在這方面使用了超越情況所需的合理方法,是於法不合的,故毆打的索償應該得直。黃法官雖然合理地接納廉署人員的證供,但他分析他們的證供在他們所採用的方法是否合理這方面上犯錯。故本庭判決在法律責任方面,原告人勝訴。』

追討項目

14. 訴訟期間原告曾一度獲得法律援助,得律師協助修飾其証人供詞及獲心理專家陳乾元博士為他的精神及心理狀況作出專業評估。

15. 後原告指律師中文水平不高而中途辭退法援的委任律師。

16. 於本評核聆訊日本席亦曾向原告解釋他可考慮再向法律援助署申請支助,以便傳召心理專家陳乾元博士出庭認証他對原告的精神評估。

17. 原告堅決自行處理本案,並表示由於他經濟有困難,他不會傳召陳乾元博士出庭。他卻堅持要呈遞陳乾元博士對他的心理評估報告。被告本來基於無機會質詢陳博士的專業意見而反對本庭接納陳博士的報告。後被告讓步,妥協讓原告呈遞陳博士的報告,但要求法庭於歸納案情時,需慎重考慮陳博士未有出庭印證他的意見,亦未有解說他與被告心理專家李永浩教授意見分歧的原因。

18. 原告並列出以下索償項目:-

(甲) 港幣900,000元的工資收入損失。原告指他自廉署事件一直未有就 業,損失共港幣900,000元;

(乙) 營養食品費用;

(丙) 醫療費用;

(丁) 港幣300,000元的懲罰性賠償;及

(戊) 賠款利息。

原告個人背景

19. 原告現年61歲。他在1940年3月在香港出生。他於一至兩歲時期間,因日本侵佔香港而遷回內地定居。原告在內地接受3至4年教育,後務農30多載。

20. 於80年代,原告返回香港居住。於1986年原告妻子及兩名兒女從內地到港居留。他的幼兒在90年代在本港出生。原告長子(現年20歲),二女(現年15歲)均是智障人仕,幼兒(現年約8歲)則身心正常。

21. 在廉署事件發生前他任職恆益物業管理員,月入港幣$8,500元。在廉署還在調查階段,恆益早於1994年12月因懷疑原告操守不正而終止其僱員合約。如原告留任恆益他本可工作至60歲才退休。

22. 在法庭上作供時原告指他在文革期間曾任部門領導,被黨委派到雲南工作,但他否認與李永浩教授會面時曾告知李教授有關他文革時曾任公職。原告又指他不能泄露國家機密,他並不知李教授的真實身份,所以他須小心說話以免被就地正法。原告更指他能同時哭笑,他對每事都會作出小心的部署。

23. 本席衡量李教授供詞,深信他為人正直,實說實話。雖然原告力指李教授的報告與事實不符,但有關原告的過往及他的心態,可從他的証人供詞略明一二。有關原告深信港英侵華的意識可從他在2001年9月14日及2001年11月14日提供的供詞內感受到。有關原告深信他不能活着離開廉署,可參考原告2001年9月14日供詞的第4段。本席確信李教授準確報導原告與他會談的內容。

24. 根據會面記錄,原告曾告知李教授原告父親是內地軍隊中著名的高級人員,於60多歲時逝世。原告指自己的中文及知識水平遠超不少大學生與律師。他於20歲時已建立良好聲望,屬下員工有百多人,他的才幹在縣內聞名,備受讚賞。

25. 原告亦向李教授指稱,當原告年約25歲時,內地人民發動文化大革命,當時他的政治生涯及事業正如旭日當空。原告更指在文革期間,他經歷艱苦十年,目睹不少暴行,當時人人有槍,步步難行,他曾險死還生,徼倖地他身經十年浩劫仍然活着。原告指,儘管他與父親在文革前享負盛名,但由於中國內部的政治鬥爭,終於落得悲慘下場。

26. 原告向李教授道出他在80年代抵港定居時,由於不懂英語,他尋找工作有困難。原告隨而求助遠親,被安排到遠親的公司內當送貨。後由於在放假安排方面鬧得不愉快,他辭職不幹,從此與遠親不再往來。

27. 原告並對李教授指出他於1993至1994年期間已察覺到香港情況有異。英國政府因要在1997年移交政權,所以在撤離香港之前搞破壞,營造混亂。他曾親筆致信當時港督彭定康,警告他不能搞亂香港。

28. 同時原告察覺到不尋常的事件,如屋邨內的小販因擺賣而被拘捕。原告深信小販事件是港英亂港的迹象。他再去函當時港督,敦促他停止破壞,並力斥其惡行。

29. 原告相信英國政府錯認他為中國內地差遣來港傾覆英國政府的特務,負責對英國政府進行窺探任務。英國政府因而需要把他長期監禁。他深信廉署事件是港英政府向他迫害的開始。他認為他被強迫拍照的原因是因為英國政府需留下他的記錄,以便帶回英國,好使日後隨時僱用職業殺手追殺他。

30. 在1995年原告被邀請到廉署前,他早已盤算如何反擊廉署迫害。他多個星期沒有睡覺。原告在4月11日離家到廉署前,他曾告訴妻子如他晚上仍未回家,他妻子便應立即告知報界及新華社以便從廉署把他營救出來。他深信他不能活着離開廉署。

31. 原告更向李教授指他在廉署內的數小時,心想會被殺,遭毀屍滅迹,從此湮滅於人間。

原告現狀

32. 在法庭內的原告衣著齊整,說話清晰。

33. 有關他的日常起居飲食,李教授有以下的敍述(簡短節錄):-

原告慣於早上5時左右起床,看電視新聞及喝咖啡。稍後他會與住所附近的街坊聊天。有時他會與街坊玩牌耍樂,消磨時日。

晚上原告會回家與妻兒一起進餐。飯菜一般由妻子負責烹煮,他偶爾亦會幫手。晚膳後他有時會清洗碗碟。除看電視及喝酒外,他無其他嚐好。他對日常的生活瑣事應付自如。

原告指他沒有朋友,亦不需要朋友。他不時更改自己的電話號碼,以免他人跟他聯絡。

原告更指他花費不少時間思量本案的對策,他為希望打贏官司而絞盡腦汁。為鬆弛神經,他時有玩麻將牌以散心。有時亦因思前想後而失眠。

34. 根據心理測試結果,原告內心極渴望獲得成就與讚賞,由於事與願違,他常感憤恨及覺有不足。原告處事謹慎,抱有戒心但有能力按着目標從事。原告須有內在神經過敏的性格,自大的傾向,易於激動及逃避現實;但他的情緒、心理及精神症狀並未抵達精神病患者的境界。

賠償金額

35. 根據香港普通法,毆打賠償大致有兩類:-

(一) 身體損傷賠償;及

(二) 尊嚴受辱賠償。

(一) 身體損傷賠償

36. 此項賠償一般是針對事主肉體遭受損傷,引致的金錢損失。聲請人須有具體資料以証實他確有皮肉,根骨或內臟受損。如原告人未有皮肉根骨受損,則本席須考慮原告是否因事件的發生而引致精神受創或心智受損。

37. 身體損傷所引致的金錢賠償項目可分為四類: (甲)傷痛賠償(PSLA);(乙)收入損失;(丙)已付使費;及(丁)專項賠償,包括傷者日後所需的醫療費用。

(甲) 傷痛賠償

38. 原告是否有因手扣及拍照事件而遭受身體損傷?

39. 經原審法官的裁決及上訴法院的認証,兩院法官一致接納廉署職員的口供無訛可信。

40. 引發手扣事件的主要成因是廉署職員屢勸原告無效,原告並指他除非被扣上手扣,他是不會就範拍照。廉署職員確信如不替原告帶上手扣是不能完成職責為原告拍照,因此替原告鎖上手扣。由於原告垂下頭來避免照相,職員便把原告頭抬起以對準鏡頭。拍照後職員隨即替原告解開手扣。全個過程,以廉署職員估算不超逾3分鐘,以原告估計約3至10分鐘。

41. 廉署職員指出原告雖冥頑不靈,但並無反抗,因此整個程序進行得頗為順利。當廉署職員為原告鬆除手扣時,他並未有發現原告手腕有異狀。他並沒有對原告施暴,扼頸或扣喉。原告亦從未要求就醫或作出投訴。

42. 對於手扣事件原告在不同階段有不同的証供。在原審法官席前指他手被扣得紅腫流血。在本席跟前原告則說他的手被扣得紅腫,需時1月才退腫。原告一向每事必爭,有損傷而不求醫確令人費解。

43. 原告指他在廉署事件發生後情緒不穩定,他時感沮喪及焦慮,時有不能成眠,常做惡夢。原告表示他在事前他只會偶爾品嘗杯中物,但事發後他則常以酒精麻醉自己。在夢中他常見廉署人員向他施暴。

44. 原告曾分別與兩位心理專家會面,他與中大講師陳乾元博士於2000年9月會談約2小時,跟港大講師李永浩教授於2001年8月會談約3小時。兩位心理專家的一致結論是原告是一名誇浮自大的人,時有幻想錯覺。幸而他的狂妄偏執思想未達精神錯亂或分裂境界。兩專家均指原告專注能力好,說話有條理,認知及表達能力無損。

45. 兩心理專家意見的最大分歧點是:-

(一) 李教授追問原告過往的一切,為原告作出全面整體性的評估。李教授鑑於原告對文革的體驗及港英治港的感受,從而領悟到原告性格成形的遠因及近因。

陳博士則未有問及原告年青時代的生活情況,亦未聞原告在文革時期的經歷,因此其結論偏面。不過陳博士亦在他的報告第4.3段內明確指出由於他沒有原告過往的精神狀況記錄,他相信1995年4月15日的事件會是引發原告情緖不穩定的引線。

(二) 陳博士指原告應接受36節的心理輔導,而李教授則指心理輔導對原告未必能發揮作用。李教授指出原告受困擾程度尚淺,對於應付個人日常生活的能力無損,原告精神困擾的成因主要是他的人生經歷及他內在不能信任別人的個性。因此任何形式的心理治療都未必能改善原告多疑的性格及自以為受到迫害的妄想。

46. 在法庭內作供時,原告亦表明他的憂慮凡多,包括他子女的前景,他是否會像父親一樣在60多歲就去世...........等等。

47. 綜觀而言,原告精神心智未損,他能小心鋪排他的日常事項,亦能準確分析他子女所需。他焦慮、妄想、多疑的個性早在廉署事件之前,因他過往成長的經歷而形成。廉署事件給他帶來了片段性的焦慮及不安。在2000年9月原告跟陳乾元博士會面時,他指廉署事件令他失眠及做惡夢。在2001年9月,當原告與李永浩教授會面時,失眠與做惡夢已不再是原告的側重點。由此可見原告的心理狀況是有不斷的改進。兩心理專家均沒有指廉署事件給原告帶來永久性的損害。至於原告會否因其內在的心理因素,雖無廉署事件,亦會發展成現有的狀況,則無人能知。

48. 原告在法庭內衣着齊整,說話有條理,能書寫字體公正長達5頁紙的審訊序言及另5頁紙的結案陳詞,本席接納廉署事件及1995年的刑事檢控過程令原告感受到片段性及短暫的沮喪、焦慮、失眠及發惡夢,但並不影響其日常生活或工作能力,因此其傷痛幅度應為港幣100,000元。(註一)手扣及拍照只佔廉署事件及1995年的刑事檢控過程中一小部份。有關手扣事件,原告在本聆訊結案陳詞中曾說『手扣來講,我不以為意…』。本席裁定手扣事件的影響佔廉署事件及刑事檢控給原告帶來的心理壓力的半成,判原告可獲港幣5,000元(港幣100,000元 x 5%)的傷痛賠償。(註二)

(乙) 收入損失

49. 原告指廉署事件令他損失港幣900,000元的工資收入。

50. 原告是在1994年12月,即被廉署逮捕前的4個月,已被僱主解僱。原告在廉署事件中,由始至終一直獲得保釋出外,均未有失去自由。

51. 在法庭作供時,他表示他本可担任一份月入港幣10,000元的商貿管理的工作。他對該份工作不感興趣,因他獲取的綜援金額與該商貿管理工作的月入不相佰仲。

52. 再者心理專家李教授亦指出原告的工作能力無損。

53. 因此廉署事件不是原告失業的成因。手扣與拍照事件更與他就業機會扯不上關係。

(丙) 已付使費

54. 原告並無求醫,亦無醫療使費。他要求法庭判以補品消費賠償,但他並無單據亦未有進食何類補品的資料。此項索償,既無事實基礎,亦無單據支持,不能成立。

(丁) 專項費用

55. 兩位心理專家對原告能否受惠於心理輔導療程意見不一。但如能把原告從偏激及妄想邊緣尋回,應需一試。基於相對可能性的衡量基準,本席接納心理輔導療程對原告可能有助。

56. 手扣及拍照事件佔廉署事件的影響約半成。本席判原告因手扣帶來的心理壓力所須的醫療費用為港幣2,625元(港幣1,500元 x 35節 x 5%)。

(二) 尊嚴受辱(註三)

57. 縱使手扣與拍照事件無引致原告心智受損,如執法者的行為於法不合,於理不容,則本庭應因事主尊嚴受損,而判與受辱賠償。

58. 本港在1987年亦有類同案件,外籍人仕郭力先生(音譯)(註四)因餐館食物阻街須出席法庭。處理該案的警務人員,未加考慮便把他鎖上手扣,用警車運送到裁判處。後郭力先生入稟法庭,獲法庭裁定,由於郭力先生並不是一名有暴力傾向的人仕,把他套上手扣才帶返法庭是超於法理賦予的權限。

59. 由於郭力先生需於衆目睽睽下,雙手被扣,從警署被帶上警車,穿街過巷才抵達法院,法院衡量郭力先生當時的尷尬感受,判他可獲港幣4,500元尊嚴受損的補償。

60. 原告在本案中,被帶上手扣及抬頭拍照的時間不長於10分鐘。事發地點為廉署辦工室,並無公衆人仕目擊事件經過。廉署職員並無向原告動粗,如本訴訟是在1987年進行,本席會採用郭力案判例的標準而裁定原告可獲港幣3,000元的賠償。但考慮到1987年至今物價指數已漲幅不少。基於生活指數的漲幅,本席判原告可獲港幣6,000元(200% x 港幣3,000元)的尊嚴受損賠償(註五)。

懲罰性賠償

61. 懲罰性的賠償是針對暴虐、霸權、專橫的違憲行為(註六)。

62. 廉署職員因要拍取原告照片以便留下記錄,才為原告套上手扣。但使用手扣前廉署職員已向原告多番勸諭,不果。原告指如非鎖上手扣是不會就範。廉署職員並沒有以暴力或粗野態度對待原告。當原告冷靜下來,廉署職員應採用較溫和的處理方法,不應盲目地接受原告的挑釁,而把原告鎖上手扣。由於廉署職員並無畜意違法,而是錯誤及未能恰當地運用法例賦予的照相權,因此,懲罰性賠償不適用。

總結

63. 基於以上分析,本席判原告可因手扣事件獲取港幣13,625元(港幣5,000元 + 港幣2,625元 + 港幣6,000元)的賠償金。賠款中港幣5,000元的傷痛賠償要繳付利息,由傳票日至本裁決日,以年息2厘計算。

64. 原告可獲本評核聆訊的訟費。如雙方於訟費金額不能獲得共識,可向法庭申請評核,此訟費令為一項臨時判令,如雙方未有在裁判公布的14天內向法庭作出書面申請,則本臨時訟費令將自動引進為最終訟費令。

(源麗華)
高等法院聆案官

原告人:親自出席,並無律師代表

被告人:由律政司轉聘藍建中大律師代表

(註一)在Blue Taxi Cabs Ltd v Wong Sung Yam HCA 3599/79 dizziness, headaches and neurosis 判HK$7,500.00。經物價調 整,於現今約為HK$40,000.00。Butterworth's Hong Kong Personal Injury Service para. V [5401]
(註二)原告確有內在的心理不平衡及妄想怪念,但廉署事件給他帶來片段及短暫性的焦慮。有關他個人內在毛病 thin skull rule applies 可參考Dulieu v White [1901] 2KB 669, Cutler v Vauxhall [1971] 1 QB 418 (C.A.) 及Cheung Fat Tim v Wong Siu Ming HCA 5079 of 1991.
(註三)Aggravated damage for loss of dignity, humiliation and injury to feeling.
(註四)Crawley v AG. [1987] HKLR 379.
(註五)對於物價上漲的比率,本席採用CHAN Pui Ki [1996] 2 HKLR401案例的判幅比較於LAU Che-ping [1988] 2 HKLR 650 的serious injury 而獲200% 的比率(540,000.00 - 186,000.00/180,000.00)。
(註六)有關懲罰性賠償,曾參考Rooks v Barnard [1964] AC.1129 (H.L.) 及 AG v South West Water Services [1993] QB 507 (C.A.) 及McGregor on Damages (6th Ed) para 447。
上訴部份被接納,原告人得值: 請參閱CACV247/2002 日期: 2003年2月6日
28188-CH-2000-03-14

霍兆榮 訴 廉政公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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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A008715A/1997

HCA 8715/1997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

原訟法庭

高院民事訴訟1997年第871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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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兆榮原告人
及
廉政公署被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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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席法官: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暫委法官黃永輝

聆訊日期:二零零零年二月二十五日

判案日期:二零零零年三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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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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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告人霍兆榮入禀法院向廉政公署(簡稱廉署)索償因有廉政公署職員惡意誣告與毆打他。

2. 原告人原受僱於恆益物業管理有限公司,在1995年4月11日被廉政公署檢控一項索取及一項接受利益罪名。 控罪內容指稱原告人身為恆益物業管理有限公司僱員,非法向一名李濟根人士索取2000元以便就李濟根的住所進行新工程提交一份有利的報告給恆益物業管理有限公司。在裁判法院原告人被判第二項即接受利益一項控罪罪名成立。

3. 1995年11月2日原告人就定罪上訴高等法院獲判其上訴得直。

4. 1997年8月21日原告人入禀法院要求廉署對他的刑事檢控案作出懲罸性的賠償。

5. 就原告人之索償,聆案官已於1997年10月21日接受廉政公署之申請撤銷原告人之訴訟。

6. 原告人不服裁決,向原訟法庭上訴,駁回後再向上訴法庭上訴。上訴法庭經聆聽後判原告人就毆打這項訴因上訴得直,但惡意誣告那項訴因則被駁回。

7. 就惡意誣告那項訴因,原告人再向終審庭申請准許上訴但被拒絕。

8. 所以本席在這宗案只是處理索償毆打這項訴因。

9. 原告人作證時說他的供詞內容屬實。他在1995年4月11日上到廉署,他並不知道廉署會拘捕他。到達時有一職員鄧偉强問他有沒有帶備金錢。之後一職員朱競翔告之他將會被控兩項罪名。朱先生叫職員歐陽佩玲讀兩份文件然後叫他簽名,他拒絕簽名和要廉署出示罪証,但廉署並沒有這樣做。他告訴廉署人員如果他們不能出示罪証,他可以追究到底,他是不可以被欺負的。廉署人員告之原告人,他們並不須要顯示罪証。

10. 原告人認為廉署並無權力逮捕他,廉署只可以話他態度不好。

11. 之後朱競翔帶他到拘留組,雖然他拒絕被拘捕,但朱告之他已被拘捕,是麥偉德受權廉署拘捕他。

12. 廉署人員叫原告人打指模及拍照,被他拒絕,他告訴廉署如果法庭定他有罪他就會服從。

13. 雙方不能就這事協議,於是廉署一職員貝樂士到拘留所向原告人講解和勸他打指模及拍照,而且廉署是獲授權作出拘捕的,但原告人仍然不肯就範,雙方僵持各持己見。

14. 過了很久大約有幾小時,原告人被李蔚田和蘇浩加扣上手銬,他被推到拍照的地方,但他不合作,閉上兩眼和把頭彎下。

15. 因他閉上眼睛,他看不到但聽到有人對他說「霍先生我們都是中國人,唔好迫我做些我唔想做的事」,但原告人答話他已預備,但他知無辦法,所以還是彎低頭拒絕被拍照。之後有人扣原告人的喉核,原告人覺得整個身軟弱,他的頭被托起拍照。

16. 他的手被手銬扣得很緊,拍照後要很久才能鬆扣,鬆扣後他發覺被扣的地方紅腫和有損傷流血,廉署人員問他要不要見醫生。

17. 拍照後朱競翔話可以揸拂要他一萬元担保,但影相並唔關佢事。

18. 在被盤問時原告人同意當被帶到拘留組時廉署人員有告訴他廉署要打指模和拍照,有幾個人對他解釋過有三至四次之多。

19. 原告人也同意他與廉署人員申辯個多鐘後才同意打指模,廉署人員告訴他那是他們的職責。

20. 在打指模後到影相不會多過一個小時。

21. 原告人說他那時已經很清楚表達他不同意,而且很堅決的表達不同意被影相,雖然廉署有勸過他,但他仍然不同意,他那時很痛心,內心很痛苦。原告人感到他受到不公平的看待,受到屈辱。他認為他要承認控罪才可以給廉署完成逮捕程序。

22. 當他被扣上手銬時,他已知道很快就要影相,他又說可能被影相或者被推去殺掉。

23. 在影相時他彎腰把頭放到膝上,合上兩眼,之後廉署人員扣他的喉,用手托住他的頸才可以影到相,因為一放手原告人又彎腰將頭放到膝上,經猛烈打鬥後才可以影到他的相。

24. 他被扣喉核大約最少兩次,他說這是他第一次講及被扣喉核最少兩次,因為以前並沒有人問過他。

25. 原告人不同意在廉署內部調查他提出的投訴時他沒有講及被扣喉核,但他同意在作供前並沒有向任何人講關於他的手被手銬弄傷,他沒有見醫生並不是因為沒有顯著傷痕而是因為第二天要上法庭。而且他最憎睇醫生。

26. 第二天上法庭只是幾分鐘,原告人站在離裁判法官很遠的位置,而且法官亦沒有問他是否有傷。

27. 被告第一証人蘇浩加作証,他証實他在1999年4月27日作的供詞內容屬實,在1995年他受僱於廉署,職責包括為已被落案起訴人士套取指模及拍照。

28. 在1995年4月11日大約上午11時他獲指示替原告人套取指模及拍照,當時原告人情緒激動,拒絕讓他套取指模及拍照,於是負責起訴原告人的職員向原告人解釋,經多番勸喻後原告人才讓他套取指模,但仍然拒絕拍照。原告人激動地說在中國大陸只有死囚在處決前才會被拍照作紀錄,並表示除非被扣上手銬否則不會合作。

29. 在勸喻不果下負責起訴原告人的廉署人員離開了一會讓原告人冷靜下來。後來拘留中心主任貝樂士指示李蔚田先生及他替原告人扣上手銬,以便為他拍照,在未扣上手銬時李先生也有問原告人會否改變主意接受拍照,但原告人表示不會。於是他便將原告人的雙手放到背後扣上手銬,然後帶原告人到拍照處坐下。原告人緊閉雙眼並垂下頭,迴避拍照,那時李蔚田指示他將原告人的頭抬起,於是他用雙手托起原告人下顎使他面向鏡頭,經拍照後他隨即放開雙手,整個過程歷時大約三秒。拍照後他亦隨即鬆了原告人的手銬。

30. 在拍照時他站在原告人左邊用右手從後面伸到前面托起原告人右顎而左手則托起左顎, 他托起原告人的頭並沒有困難因原告人並沒有反抗。他並沒有如原告人所說揸他的喉核。

31. 他說原告人在拍照前很激動,說話時聲音很大,重複說在大陸 只有死囚才會被影相。原告人情緒穩定但很激動,堅決拒絕被影相,他們感到如果不是那樣做便不能替原告人拍照。

32. 原告人質疑這證人口供的可信性,因為證人並沒有手寫的原稿,原告人說那只是律政司署作出來的供詞,因事發時是1995年的事而現在是2000年,證人沒可能記得清楚。他問這證人在一個月前的晚飯有什麼餸,而這證人答覆是記不起來,他用這問題和答覆來支持他的論據。

33. 另一被告證人是鄧偉强,他也是証實在1999年4月27日的供詞 內容屬實。

34. 1995年4月11日上午9時55分朱競翔先生在他面前宣佈拘捕原告人,之後他與朱先生帶原告人到拘留中心辦理落案起訴手續。

35. 在拘留中心經多番勸喻後原告人始讓拘留中心人員為他套取指模,但仍然堅決拒絕拍照,原告人曾激動地說在中國只有死囚才會被拍照作紀錄,除非被扣上手銬否則絕不會讓他們拍照。

36. 他和朱先生有向原告人解釋 ,但在勸喻不果情形下,他與朱先生暫時離開扣留中心,讓原告人冷靜下來。

37. 當他返回拘留中心時,他見到原告人已被扣上手銬由兩名同僚帶原告人到拍照處。原告人隨即垂下頭部迴避鏡頭。其中一名同僚用雙手托起原告人下顎令原告人面向鏡頭。當時原告人並無顯露痛苦表情,拍照期間及事後直至離開,原告人亦無任何投訴。他也沒有見過任何同僚毆打原告人。

38. 他說原告人並沒有如他所說屈身使頭貼膝,只是垂下頭部。他見到有同僚托起原告人下顎使原告人面向鏡頭 ,原告人並沒有反抗,所以同僚並沒有困難托起原告人的頭,原告人只是閉目。他並沒有見過有任何人揸原告人的喉核。

39. 原告人質疑這證人證供是律政司署製造出來,因這證人並沒有他自己手寫的原稿。原告人又向這證人問同一問題,即這證人一個月前的晚飯吃了什麼餸,證人說記不起,這樣便支持他的論據。

40. 被告大律師覆問這兩位證人時,他們都說在廉署工作到現在只見過被告一人不肯合作被拍照。

41. 在整個過程中雙方都沒有爭議的過程是:

1) 1995年4月11日當原告人到廉政公署時被拘捕,後被帶到拘留中心辦理手績。

2) 原告人被落案起訴後拒絕廉政公署職員替原告人套取指模及拍照,因原告人深信只是死囚才被拍照作紀錄。

3) 經多番勸喻後始讓職員為他套取指模但仍拒絕 拍照。

4) 原告人需要被控制,廉署人員才能替他拍照。

42. 本席須要考慮廉署人員在控制被告時是否用適當之力量令原告人就範, 還是廉署人員超越了他們的權力用不洽當的暴力令原告人就範。

43. 原告人與廉署職員對原告人就範拍照過程各說一方。

44. 本席已仔細觀察各證人在證人席上作證時之神情舉止和分析所有證據,本席認為被告證人的證言在衡量可信性程度下比較可信,基於下列原因:

1) 當時原告人情緒激動,原告人雖然身在香港但仍然堅持在中國大陸只有死囚在處決前才會被拍照作紀錄的信念,因此反應極大不肯合作。而我接納蘇浩加的證詞即原告人經勸喻不果後,負責起訴原告人的兩名職員暫時離開讓原告人冷靜。原告人在被扣上手扣前廉署人員曾問他會否改變主意才替他帶上手扣。這表現了廉署人員是相當克制的對待原告人。

2) 原告人在離開廉署後並沒有即時投訴或去見醫 生接受檢查。雖然原告人在被盤問時有話他不信醫生,有病也不會去見醫生,但據原告人描述他被扣喉後有一段時間「精神休克」,他自己以為會死,這同一般日常生病不同,是一個很嚴重的創傷,再者原告人在那時認為廉署並沒有出示“罪証”而拘捕他非常不合理,如被施暴力要他經歷一個只有在中國的死囚才會發生的程序,他那會不投訴或收集暴行的證據呢?

3) 原告人並非一個不知道可以投訴的市民。他在1996年8月19日曾寫信給前總督彭定康先生投訴,又於1996年9月12日致信廉署內部調查及監察組姚卓華先生投訴。

4) 原告人很了解罪証的重要性,他認為廉署人員的行為是違反香港人權法治而且是「港督特派廉政專員公署和律政署借助英國侵華勢力殘害中國同胞」,如果他的手被手銬緊扣令他的手部紅腫和皮膚也被弄到損傷,他怎會不去見醫生以保存廉署暴行的証據呢?

5) 原告人的照片並沒有顯示到被人扣喉核,只是頭被人在頸部份用手托起,眼還是閉着的。

6) 雖然原告人認為廉署人員沒有可能事隔幾年還能夠正確描述當日發生的事情經過,本席並不同意原告人的論據及比喻,當天所發生的經過並非每天都會發生,他們都說到作証那天只有原告人一個不肯拍照,所以可以記得清楚事發的經過。他們經長時間勸喻,原告人逼不得已才替原告人扣上手銬。拘捕被告的人員也暫時離開扣留中心,讓被告冷靜一下。他們表現得十分克制。如果他們要向原告人施暴力,他們也不須要經個多鐘向原告人多番解釋才替他拍照。

45. 本席在平衡所有証據後認為廉署證人證供可信性比較大,而本席的結論是廉署只用適當的力量令原告人就範拍照。廉署人員並沒有向原告人施暴力,因此本席判原告人就廉署人員毆打的訴訟索償敗訴。

46. 原告人已對本席講清楚無論本席怎樣判決,他也會上訴到終審庭。如果上訴法庭認為本席在事實上的判斷出錯,因原告人並沒有顯著的傷痕,也沒有永久性傷害的醫學報告,就算本席判原告人勝訴,本席認為一千元是合理的補償。

47. 因本席判原告人敗訴所以原告人要負這審訊的訴訟費用。

 

 

(黃永輝)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暫委法官

 

原告人出席並無律師代表

被告人由高級政府律師黃惠沖代表

 






Remarks:
上訴法庭就原告人之上訴判決如下:上訴得直。賠償金額交由耹案官評估。請參閱CACV000112/2000。

26931-CH-1997-11-18

霍兆榮 訴 廉政公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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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A008715/1997

案件編號A8715/97

香港高等法院

原訟法庭

民事訴訟

霍兆榮原告人
及
廉政公署被告人

審理法官: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楊振權

聆訊日期: 1997年11月13日

判決書日期: 1997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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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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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告人霍兆榮(以下簡稱原告人)在1997年8月21日入稟高等法院原訟法庭,向被告人香港廉政專員公署(以下簡稱廉政公署)索償。

2. 原告人入稟法庭之索償聲請書內容詳列如下:

“(1) 誣揑罪名,橫加無影之罪。

(2) 在全無罪證情況下拘押本人,兇殘地傷害本人致命頸部,強迫本人認誣揑之罪。

(3) 嚴重侵犯人權,使用法律嚴禁暴力,強行為本人拍下一幅侮辱人格的相片。

(4) 廉署以莫須有罪名傷害本人及整個家庭,致本人失業快將三年,由此可能已害成終生失業,嚴重傷害這個極度不幸的家庭,害人全家人無比心靈創傷,因此要求法庭對廉署作出懲罰性賠償2百萬港元。”

3. 原告人之索償聲請書亦付有一幅照片,照片顯示原告人上半身、胸前有一塊黑板,上寫有“FOK SIU WING,霍兆榮11-4-95”。拍照時,原告人緊閉雙目,而有一對手,放在原告人頸旁,像是將原告人頭部扶正,以便拍照。該照片是原告人被廉署逮捕後被拍攝。事後在原告人要求下,由廉署向原告人提供。

4. 就原告人之索償,廉政公署在1997年10月13日向法庭提出申請,要求法庭剔除原告人的聲請陳述書。其所持理據如下:

(i) 聲請陳述書沒有提出合理訴因或足以構成訴因的資料,及/或

(ii) 聲請陳述書內容有誹謗成分,而且瑣屑無聊,無理取鬧;及/或

(iii) 聲請陳述書內容可能會影響,妨礙或阻延本案的公平審訊;及/或

(iv) 原告人提出這份聲請陳述書實在是濫用法院程序。

5. 署理司法常務官朱芬齡接受廉政公署之申請,認定原告人並未有理據支持其對廉政公署之2百萬元索償,所以撤消原告人之訴訟,並要原告人支付有關訟費。

6. 原告人不滿署理司法常務官朱芬齡之裁決,現提出上訴,要求取消該裁決,並將其訴訟復原,令他可以向廉政公署繼續索償。

7. 原告人原受僱於恒益物業管理有限公司,在1995年4月11日,原告人被廉政公署檢控一項索取利益及一項接受利益罪名。控罪內容指稱原告人身為恒益物業管理有限公司僱員非法向一名李濟根人士索取及接受2,000元,以便就李濟根的處所進行的翻新工程提交一份有利的報告給恒益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8. 就上述兩項控罪,原告人初審時在裁判法院被判首項罪名不成立但次項罪名成立,其後原告人上訴得直,次項判罪亦被撤消。之後,原告人曾屢次向廉政公署、廉政公署事宜投訴委員會及其他機構投訴,但都不得要領。所以在1997年8月向法庭提出本訴訟。

9. 由於原告人未有律師代表,其入稟法庭之索償聲請書內容較含糊,但從整體內容觀之,其索償理據有2點:

(一) 他受廉政公署“惡意檢控”;

(二) 在拍攝上述半身照時,原告人曾受廉政公署人員毆打。

10. 以“惡意檢控”作為訴因,原告人必須提出下列4點:

(一) 他曾受被告人以刑事罪名檢控;

(二) 檢控結果是原告人被判無罪;

(三) 對他作出檢控是未有合理或可能成功的理據支持;

(四) 有關檢控是“惡意”的。

11. “惡意”並非單純表示檢控是因為控方對被控者懷恨。“惡意”是表示控方之檢控是由不當動機所促使的、是別有所圖的。

12. 廉署對原告人之檢控是基於數位控方證人,包括李濟根先生所作之指稱。原告人在控罪紙上寫出:

“由於恒益十多年來有規定及文件通告,凡業主出於自願節償是合法,所以本人不認罪。”

13. 這點顯示原告人承認曾接受利益,但聲稱獲僱主批准。

14. 廉政公署根據法例有責任對貪污行為作出調查,及有需要時作出檢控。被控者必須提出確實理據證明上述4點,否則不應對廉政公署作出“惡意檢控”之指控。

15. 在本案而言,原告人在其入稟法庭之索償聲請書中並未指出廉署對他之檢控是未有合理或可能成功的理據支持,亦未有指出廉署不當動機何在、別有所圖之目的為何。檢控原告人可能並非是一個完全正確之決定,但並非“惡意”。檢控亦非未有可能成功的理據支持。

16. 基於“惡意檢控”之索償,原告人未有提出足以構成訴因的資料,會妨礙或阻延本案的公平審訊,故應被剔除。

17. 至於原告人被毆打之指控,全基於原告人被廉政公署逮捕後拍之半身照。原告人指稱廉政公署人員強行為他拍下一幅侮辱人格的相片,嚴重侵犯其人權。

18. 香港法例第204章《廉政專員公署條例》第10條第一節有以下規定:

「凡任何人根據第10條被逮捕,或根據《裁判官條例》(第227章)第8(2)條就第10條的罪行獲送達傳票,廉政人員可為他拍攝照片、套取其指模及量度其體重體高資料,或安排在一名廉署人員的監督下辦理以上事情。」

19. 廉署為原告人拍照之事,是有法可依,不能構成索償訴因,照片亦不支持其曾受廉署人員毆打之指稱。原告人向廉署索償2百萬元,既無事實支持,亦無法理所依。

20. 署理司法常務官朱芬齡撤消原告人之訴訟是一正確之決定。本席不應干預。

21. 對原告人因被檢控而導致失業、產生經濟困難,令個人及家人受害,本席深感同情。但本席希望原告人能理解,廉政公署職責在身,對犯法之指控必須作出調查及在適當時採取檢控行動,並非針對個人。廉署不應亦無須為個別案件而負上法律責任。

22. 基於上列各點,本席駁回原告人之上訴,維持原判。

23. 考慮到本案性質特殊及原告人背景,就上訴之訴訟費用,本席不作任何命令。

楊振權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

出席: 霍兆榮先生(原告人 無代表律師)

譚治淮先生(高級政府律師)代表被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