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 CourtDB
HomeDirectoryMCP
Hong Kong CourtDB
Back to directory
Civil Action2009

WONG KWAI SANG v. CHEUNG WAI MING TURBO

Related cases with same parties

  • CACV210/2011CHAN CHI LOI 對 CHENG FOR 及另二人
  • CACV420/2018徐小芳 對 MEBABOX DEVELOPMENT CO LTD 及另二人
  • CACV428/2002林榮江 訴 JOINTYAN LTD及另二人
  • CACV490/2020PHAM THI VAN ANH 及另二人 對 入境事務處處長及另一人
  • CACV51/2010N 訴 Y及另二人
  • CACV564/2021BUI THI NHI 及另二人 對 酷刑聲請上訴委員會∕免遣返聲請呈請辦事處
  • CAMP116/2019TSOI LAU FU 及另一人 對 PANG WAN FONG 及另二人
  • CAMP205/2022CHAN SAI CHIU 對 LAI CHI KIT 及另二人
  • CAMP29/2017YIP MEI NA 對 CHOW LAP KWOK PATRICK 及另二人
  • CAMP45/2023NGUYEN BUI SON 及另二人 對 酷刑聲請上訴委員會及另一人
  • DCCJ1239/2020HK DONGXIANG INTERNATIONAL TRADE LTD 對 TAI KAM FAT 及另二人
  • DCCJ738/2018黃桂生 對 鄭禮春及另一人
  • DCEC1992/2014LAW CHI HO 對 HOME MOVING LTD 及另二人
  • DCEC30/2023KONG WAI LUN 對 CHEN XIONGJIANG及另二人
  • DCMP1143/2016KONEW CAPITAL INTERNATIONAL LTD 對 LAI SIU FUN 及另二人
  • DCMP1581/2016WONG HEI LAM 及另一人 對 TONG LAI WAH 及另二人
  • DCMP3032/2014LAW SHU KEUNG STEPHEN t/a EXCEL FINANCE COMPANY v. NG MING AND OTHERS
  • DCMP3490/2019SUCCESS FORTUNE FINANCIAL PLANNING LTD v. NG HUNG MING AND OTHERS
  • DCMP467/2013U PO CHU (otherwise known as YU MAN KI or YU MAN KIT) v. TSANG PUI LING AND OTHERS
  • DCMP955/2023MAXCOLM FINANCE LTD 對 TONG LO MING及另二人

Files (7)

91519-CH-2014-02-14

鄭禮春及另二人 對 張偉明

HTML content

HCA 1726/2009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民事司法管轄權

民事訴訟案件2009年第1726號

____________

第一原告人CHENG LAI CHUN(鄭禮春) 
第二原告人WONG CHOI CHUK(黃彩竹) 
第三原告人WONG KWAI SANG(黃桂生) 

對

被告人CHEUNG WAI MING TURBO(張偉明) 

____________

主審法官: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鍾安德
審訊日期: 2014年1月21及23日
判案書日期: 2014年1月30日
判案書附錄日期: 2014年2月14日

判案書附錄

 

1. 本席在2014年1月30日頒布了本訴訟的 “判案書”。

2. 本席在與訟雙方完成結案陳詞後,曾詢問原告人有否未提及的其他事項。原告人當時表示,可能仍未提及部份放在審訊用文件冊中的水費單,他並承諾會在審訊完結後一天內就此以信件通知法庭及被告人(如有的話)。

3. 司法機構在2014年1月27日收到原告人一封並無註明日期的信件,原告人在其中表示,被告人編集的文件冊遺漏了原告人已披露的水費單(應有14頁)的其中4頁。但原告人並沒有在該信中,夾附該4頁文件影印本。

4. 原告人披露的水費單,列載於2012年9月14日存檔的文件清單(其中的第1附表第1項聲稱共14頁)。但該文件清單亦未附有相關的文件或其影印本。

5. 除此,原告人在2012年11月20日存檔的 “證人陳述書” 附有水費單的影印本。其中:

(a)  證物5共2頁;

(b)  證物15共8頁

(即共10頁)。但該證人陳述書並無附有其他影印本(包括前第3及4段所述的影印本)。

6. 基於前第4及5段所述,本席判定,前第3段所稱的 “遺漏”,可能並非被告人導致。無論如何,這聲稱對本訴訟的判決,並無實質影響。故本席決定依期在2014年1月30日頒布 “判案書”。

7. 與訟雙方其後在:

(1)  2014年1月28日;

(2)  2014年1月29日

分別致函司法機構,提及其他文件(如電費單、差餉單)。

8. 由於其內所述的:

(a)  並非在審訊時曾提出的文件;

(b)  更重要的是,並非經宣誓的證供,

本席判定不應對此予以考慮。

9. 此外,原告人在2014年1月29日的信件中提及的:

(1)  1996年的書面租約;

(2)  1998年的電話費單,

已分別在 “判案書” 的:

(a)  第15(3) 及 16段;

(b)  第15(2),22(a) 及 23(3) 段,

中獲得考慮。

10. 基於以上各點,上述函件所述的,均非更改本訴訟的判決的充份理據。

(鍾安德)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

第一原告人:無律師代表,由第三原告人代表出庭應訊

第二原告人:無律師代表,缺席聆訊

第三原告人:無律師代表,自行應訊

被告人:由何君柱律師樓轉聘黃勁大律師代表

91346-CH-2014-01-30

鄭禮春及另二人 對 張偉明

HTML content

HCA 1726/2009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民事司法管轄權

民事訴訟案件2009年第1726號

____________

第一原告人CHENG LAI CHUN(鄭禮春) 
第二原告人WONG CHOI CHUK(黃彩竹) 
第三原告人WONG KWAI SANG(黃桂生) 

對

被告人CHEUNG WAI MING TURBO(張偉明) 

____________

主審法官: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鍾安德
審訊日期: 2014年1月21及23日
判案書日期: 2014年1月30日

判案書

 

序言

1. 第三原告人(“P3”)在2009年8月展開本訴訟。他其後修訂了申索陳述書,加入了其母及姊為其他原告人(分別為第一原告人(“P1”)及第二原告人(“P2”))。

2. 簡略而言,三位原告人(“原告人”)聲稱因他們已佔用涉案物業(位處西環的一幢樓宇的一個商住單位)逾12年,故已逆權管有涉案物業。

3. 被告人在1997年5月以一百萬港元購入涉案物業。他否認原告人的聲稱,並反指原告人私自取去他15,400元。

背景

4. 與訟雙方對下述的背景事實,大致並無異議。

5. 一位已故的區先生(“區先生”)在1982年10月成為涉案物業的單一業權人。區先生沒有親人,他生前曾在電視台工作,並在約1980年認識被告人。

6. 如前所述,被告人在1997年5月成為涉案物業的業權人。此外,他亦與區先生開設了聯名銀行戶口。

7. 被告人大部份時間在歐洲居住,但在1997年4月至6月底期間,他與區先生同住在涉案物業。

8. 區先生在2009年7月於涉案物業內身故。

9. P3在2010年1月至3月期間,多次將共15,400元從上述銀行聯名戶口轉至他的私人戶口。

對證供可信性的裁斷

10. 原告人中,只有P3出庭應訊(P1及P2均缺席),但P3聲稱他亦獲授權代表P1及P2。原告方只傳召P3一人作供。

11. 被告方則傳召了被告人及一位袁先生作供。

12. 第2及3段所述的爭議,其性質屬針對涉案事實的爭議。以本訴訟所涉的爭議而言,要就此作出裁斷,法庭必須評定與訟雙方的不同說法,何者較為可信(Great City Enterprises Ltd v UBS AG, HCA 1217/2009(2013年11月29日),第17段)。

13. 此外,本席在李鳳英對泛滿有限公司經營阿里巴吧及其他人士,HCA 2830/2003(2006年8月21日)的 “判案書” 中就此點說:

“20. 而在馬桂珍對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前金城銀行)HCA 101/2001(2003年9月27日)的 ‘判案書’中則說:-

‘衡量證人證供的可信性(credibility)的客觀準則有二:-

(1) 證人證供的固有可信性或固有不可信性;

(2)  證人證供是否受無爭議的(或不可爭議的)記錄或文件質疑。’”

14. 基於下述理由,本席裁定:

(a)  P3的證供並不可信;

(b)  被告人及袁先生的證供較P3的證供更可信。

故此,本席信納辯方證人的證供,而不信納原告方的證供。

(a)  逆權管有

15. P3的證供,與日期為2009年8月6日的申索陳述書的部份內容,有不符之處:

(1)  申索陳述書聲稱,區先生是P3的伯/叔父。但P3作供時坦然承認,他們之間並無血緣;

(2)  申索陳述書聲稱,區先生與P3共同在涉案物業經營設計及廣告業務。但經修訂申索陳述書則指,原告人一家租用涉案物業經營該業務(與P3的證供類似);

(3)  P3的證供及經修訂申索陳述書均指,區先生在1996年9 月23日簽定書面租約,將涉案物業租予原告人一家(由P3及其父代簽)。但申索陳述書則並未作如此聲稱;

(4)  除前第(3)分段,申索陳述書亦稱,被告人成為涉案物業的業權人後,通知P3要收回涉案物業的管有權。但P3的證供及經修訂申索陳述書則指,是區先生在1997年4 月以書面通知P3及其家人,於1997年5月15日終止租約及收回管有權。

16. 被告人不接受原告人呈交的多份文件的真確性(尤其是前第 15(3)段所述的書面租約,及前第 15(4)段所述的通知書)。鑑於前第15段所述各點,本席亦不信納其真確性。

17. 除前第15段所述外,本席亦同意被告人指,P3在原申索陳述書所載的內容,基本上是以他獨自逆權管有涉案物業作為訴因。但在經修訂申索陳述書,原告人則改稱他們共同逆權管有涉案物業。基於此點,前第15段所載的各不符之處,並非因P3在閱讀過相關的記錄/文件後而作出的修訂,而極可能是有鑑於:

(a) 被告人存檔的抗辯書及反申索書;及/或;

(b) 2012年2月22日頒布的 “判決書”,

的內容,相應地更改其申索的詳情,意圖遮掩原申索的詳情,與實況有不符的地方。

18. 此外,原申索陳述書亦曾指,區先生在1997年5月後,仍與P3及其家人共同付款修飾及更改涉案物業(此指稱在經修訂申索陳述書已被刪除)。但正如2012年2月22日的 “判決書” 指,依P3聲稱區先生在1997年5月已離開涉案物業(尤其是區先生已決定出售涉案物業),區先生願意為此支付款項的說法,不合常理。經修訂申索陳述書就此點作出的更改,亦顯示這是為遮掩原告人的申索不實。

19. P3在證人陳述書說:

“自1997年5月之後,本人再沒有見過 ‘區先生’ …”(其中第18段);

… 在1997年5月之後區先生沒有來[涉案物業]收租 …”(其中第20段)。

P3在作供時則改稱,他在2001年與區先生重遇,區先生搬回涉案物業居住,至2009年7月逝世止。

20. P3就此點所作的更改,亦極可能是因區先生的死亡登記冊內記項副本(亦俗稱為 “死亡證”)顯示,區先生是在涉案物業內過身。

21. 若前第19段所載的證供屬實(即區先生自2001年起已再佔用及使用涉案物業),由於本席信納(及推論),區先生在1997年5月售出涉案物業後,身份等同被告人的代管理人(詳見後第 30(e)至(f)段),P3及其家人佔用涉案物業的期間,最多只為1997年5月至2001年(約4年)。而自2001年後,涉案物業:

(1)  或是經區先生同意,部份由P3及其家人佔用及使用;

(2)  或是由區先生及P3和其家人共同佔用及使用。

因此,P3及其家人均未符合法定的逆權管有的期限。

22. P3亦在審訊時倚賴以下的文件:

(a)  涉案物業的水、電及電話單據;

(b)  涉案物業的差餉/地租文件;

(c)  前第15(2)段所述的業務的商業登記文件;

(d)  涉案物業的維修文件。

23. 但前第22(a)段所述的文件中:

(1)  日期為1996年11月4日至2000年3月1日的文件,並非以原告人名義登記;

(2)  以P3名義登記的,僅為日期為2009年12月15日的文件;

(3)  前第15(2)段所述的業務的名義登記的,僅為日期為1998年11月26日及其後的文件。

24. 前第22(b)段所述的文件中,僅是日期為2009年12月1 日及其後的,才以P3名義登記。

25. 前第22(c)段所述的文件本身,其內容顯示,前第 15(2) 段所述的業務,只是由2000年7月18日開始經營。

26. 前第22(d)段所述的文件所涵蓋的期限,是2002年5月1日至2010年5月15日。

27. 故此,前第22段所述的文件本身,均不足以顯示,在2009 年前P3已佔用涉案物業12年之久。

28. P3在結案陳詞時指,他管有前第22段所述的文件,足以顯示,是他(及其家人)支付相關費用。

29. 但是,由於P2曾獲區先生容許居住在涉案物業(見後第 30(d)及(f)段),以及P3在區先生逝世後有機會進入涉案物業(及/或取得任何在其內的文件),P3管有該等文件,不足以支持他曾支付有關費用,更遑論確立逆權管有涉案物業。

30. 另方面,本席同意被告人指,他的證供清晰,亦沒有在重要之處出現不誠實或不可信賴的地方。被告人的證供比較重要的部份包括:

(a)  前第3、6、7及9段所述;

(b)  區先生雖然獨居,但被告人與他感情深厚,互稱為 “契爺”、“契仔”;

(c)  區先生生曾收有幾位 “徒弟”,他們不時在涉案物業進出;

(d)  P2是區先生的其中一名 “徒弟”,並獲區先生允許,居住在涉案物業中的房間;

(e)  在購買涉案物業後,由於被告人長期居住外地,他定期將5,000元存入銀行聯名戶口,供區先生作日常開支;

(f)  除前第(e)分段所述,被告人亦同意區先生繼續居住在涉案物業,而區先生亦繼續容許P2這樣做。

31. P3在盤問被告人時,未對上述事項提出有效的質疑。但他在結案陳詞時,卻提出種種論據批評被告人的證供,其中包括:被告人作供時稱,他處處厚待區先生,但他卻對區先生逝世前一年的疾病不聞不問,甚至沒有出席區先生的喪禮。

32. P3沒有提出此點盤問被告人,以致被告人沒有就此作出回應的機會。P3亦坦然承認,他曾是執業大律師。他未這樣做,純是他自己的錯失。故此,本席認定P3不應獲准在結案陳詞時,提出這類論據。

33. 辯方的另一位證人袁先生是涉案物業所處的樓宇的另一位業權人,他持有該大厦的:

(1)  地舖;

(2)  另一樓上單位。

袁先生的證供,主要是說他在該處居住及工作多年,熟悉居於各單位的鄰居,亦由於他曾在該處被劫,他經常留意在該處出入的人士(尤其陌生人)。

34. 袁先生指他並不認識P3,P3亦非涉案物業的住客。區先生未逝世時,是涉案物業的唯一住客。袁先生在2010年11月及12 月發覺P3在涉案物業所處之樓宇出現。在2010年12月,當P3聲稱他已在涉案物業居住13年,袁先生即時否定這說法,並召喚警察。袁先生並以錄影機,拍得P3及另一女子擅取信箱內信件的片段(其中的節錄照片,放於審訊用文件冊中)。

35. P3在結案陳詞時指,袁先生極可能並非一名獨立證人,而是從被告人得到利益才出庭作供。但這一指稱並無證據支持,僅屬P3的臆測。

36. P3亦在結案陳詞時稱,袁先生因誤以為P3曾偷取其魚翅,對他懷有偏見。但這一聲稱,亦同樣不具證據基礎。

37. 除前第35及36段所述,P3亦未在盤問袁先生時,提出此等事項。正如前第32段所述,本席認定P3不應獲准在結案陳詞時提出這等論據。

(b)  擅取15,400元

38. P3並未否認曾取去15,400元(見前第9段)。

39. 他在被問及此點時,僅作出以下回應:與訟雙方曾在小額錢債審裁處(“審裁處”)興訟,但其後各自撤回申索。

40. P3提及的協議,據他說可見於審裁處日期為2012年7月11日的命令:

“[原告人]申請中止一切申索已獲批准。

被告人申請中止一切反申索已獲批准。”

41. 但正如被告人指,香港法例第4A章《高等法院規則》第 21號命令第4條規則說:

“… 任何一方已中止一宗訴訟或反申索或撤回他在該宗訴訟或反申索中提出的特定申索一事,在就相同或實質相同的訴訟因由提出的後繼的訴訟中,不得作為抗辯”。

42. 此外,Hong Kong Civil Procedure 2014作者在其中第 21/5/13段亦說:

“ The discontinuance of an action or the withdrawal of part of a claim without leave is no bar to a subsequent action for the same cause of action … The effect is the same where the discontinuance is with leave, unless the order giving the leave expressly prohibits the commencement of a fresh action …”.

43. 故此,單以上述命令而言,並不足以構成此項反申索的有效抗辯理由。

44. P3在結案陳詞時亦稱,上述命令顯示與訟雙方曾達成有約因及約束性的協議。被告人不可違約再提出申索。

45. 但P3並未提出足以支持該協議的證據。上述命令的用詞,未顯示P3指稱的協議(即使該協議屬實)載有如此的明文條款。亦由於P3未提出證據,並無基礎足供推論,該協議(如屬實)應具如此的隱含條款。

46. P3在作供時亦曾提及,他在被檢控的刑事程序審訊時,曾供稱上述15,400元,被用於區先生的喪殯費用及慈善捐款。

47. 本席裁定,這聲稱(即使屬實),亦不足以構成擅自取去被告人款項的有效抗辯理由。

對涉案事實的裁斷

48. 基於以上各點(及後第54段):

(a)  就逆權管有的申索,並無任何充份證據確立此申索;

(b)  就15,400元的反申索,被告人已確立此反申索,而並無任何充份抗辯理由。

結論

49. 原告人的申索被撤銷。

50. 被告人提出的反申索(除濟助的第(5)段外)勝訴,並依反申索的濟助的第(1)至(4)及(6)至(7)段登錄判決。

其他事項

51. 如前所述,P1及P2並未出庭應訊。因此,相關的證人陳述書並非可呈堂的證據(Hong Kong Civil Procedure 2014,其中第 38/2A/11段:

“… Notwithstanding the pre-trial exchange of the other statements of the witnesses between the parties, whether pursuant to the direction under para. (2), or by consent, the trial itself remains an oral, public trial. The written statement of a witness is not in itself evidence of the case. …”;

“Witness statements which have been exchanged under O.38, r.2A are not put in evidence by the fact of exchange, but remain confidential until the witness makes the statement public by verifying it on oath in the witness box, or the party who served the statement waives the privilege.”)

52. 被告人在盤問P3及在結案陳詞時,提及P3前曾在區域法院因虛假文書及盜竊等罪行被定罪及被判處監禁。被告人並指,被盜竊的財物,包括上述的15,400元。

53. 但被告人的狀書,並未符合《高等法院規則》第18號命令第7A(1)條規則。該規則規定:

“(1) 如在任何會在有狀書的情況下進行審訊的訴訟中,任何一方擬倚據《證據條例》(第8章)第62條(定罪作為民事法律程序中的證據)以援引證據,證明某人曾被香港某個法庭裁定某項罪名成立,或曾在香港某個法庭席前被裁定某項罪名成立,則該一方必須在其狀書內包括一項有關其意圖及以下詳情的陳述―

(a) 該項定罪及其日期,

(b) 作出該項定罪的法庭,及

(c) 在有關法律程序中與該項定罪有關聯的爭論點。”

54. 故此,本席除前第46及47段所述(因該事項可能有助P3的抗辯)外,決定不將上述定罪包括在本 “判案書” 的考慮事項。

訟費命令

55. P3及被告人同意,本訴訟所涉的訟費,應由敗方付予勝方。

56. 故此,本訴訟所涉訟費(包括任何前曾保留日後決定的訟費),應由原告人付予被告人。如與訟雙方未能就訟費數額達成協議,交訟費評定官評定。

(鍾安德)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

第一原告人:無律師代表,由第三原告人代表出庭應訊

第二原告人:無律師代表,缺席聆訊

第三原告人:無律師代表,自行應訊

被告人:由何君柱律師樓轉聘黃勁大律師代表

88619-CH-2013-08-16

CHENG LAI CHUN 及另二人 對 CHEUNG WAI MING TURBO<br>

HTML content

88494-CH-2013-07-15

CHENG LAI CHUN AND OTHERS 對CHEUNG WAI MING TURBO<br>

HTML content

84821-EN-2012-12-11

WONG KWAI SANG v. CHEUNG WAI MING TURBO

HTML content

HCA 1726/2009

IN THE HIGH COUR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ACTION NO. 1726 OF 200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ETWEEN

 WONG KWAI SANG Plaintiff
 and
 CHEUNG WAI MING TURBO Defendan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efore: Mr Registrar K.W. Lung in Chambers (Open to the public)
Date of Hearing: 11 December 2012
Date of Decision: 11 December 201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ECISI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HE APPLICATIONS

1.  There are two applications before this court:

a.   Defendant’s summons filed on 7 September 2012 seeking leave to strike out plaintiff’s Statement of claim on the ground that the plaintiff has breached the Order by the Registrar on 25 July 2012 (the unless order); and

b.   Plaintiff’s summons filed on 3 December 2012 for extension of time for exchange of List of Documents and witness statements with the defendant notwithstanding the time limited by the unless order.

2.  The above summonses deal with the common issue, that is, whether leave should be given to the plaintiff to exchange the list of documents.  If leave is granted, the defendant’s application will fail. However, the plaintiff has, in the same summons, apply for extension of time to serve his witness statements out of time. If time is granted to the plaintiff to serve the list of documents, I consider that the same factors will also apply to the plaintiff’s application for extension of time for serving the witness statements. Therefore, I decide to deal with both issues together in my discussion.

3.  Mr. F. Yip, Counsel acts for the plaintiff and Mr. K. Leung, Counsel for the defendant.

THE UNLESS ORDER

4.  It is not disputed that there was an order dated 25 July 2012 by the Registrar that unless the plaintiff exchanged the list of documents with the defendant on or before 5 September 2012, the defendant would be entitled to apply to court for striking out of the plaintiff’s claim.  In this same order, the court had also ordered that unless the plaintiff exchanged the witness statements with the defendant by 4:00 pm by 5 September 2012, the plaintiff should be deemed to have waived his right to adduce witness statement and the defendant be thereupon entitled to serve his witness statements.

5.  It is also common ground that plaintiff is in breach of the unless order in that his previous solicitors had only on 14 September 2012 filed and served the list of documents – 9 days out of time prescribed by the unless order and that the plaintiff had only filed the witness statements of his witnesses on 20 November 2012.

THE PRE-CJR TEST

6.  It is no doubt that on the agreed facts of the matter, the burden is on the plaintiff to explain his non-compliance of the unless order, as seen from Chan Chun Lung Allen and Chan Chung Hing Karen v. Ryland Limited & Others HCA4904/1996 by Ribeiro J. (as he then was) delivered on 26 August 1999 and affirmed by the Court of Appeal in CACV284/1999 delivered on 22 March 2000; at page 18 of the judgment of Ribeiro J., he said:

‘The question is therefore whether the 5th Defendant’s failure to comply was “intentional and contumelious” or whether, on the contrary, he has been able “clearly [to] demonstrate that there was no intention to ignore or flout the order and that the failure to obey was due to extraneous circumstances”, keeping in mind that the court should not be astute to find excuses for such non-compliance.

The PT Bank Pembangunan test makes it clear, that, as with any other case in which a party approaches the Court for an indulgence, it is incumbent on the Applicant to adduce evidence upon which an exercise of discretion in his favour may be founded.  As has often been pointed out, the dual requirements of (i) the lack of contumelious conduct and (ii) the existence of extraneous circumstances excusing non-compliance, overlap.  Thus, in Hytec (at p. 1677), Auld LJ stated:-

“There is inevitably some scope for overlap between these two separate notions for an applicant seeking to avoid a strike out. In showing that his failure was due to extraneous circumstances, he would in ordinary circumstances demonstrate that it was not intentional.”

 For non-compliance to be contumelious, there is no necessity for it to involve anything akin to a contempt of court. Non-compliance is contumelious where it is the result of the litigant’s conscious and deliberate decision to ignore or disobey the court’s order in the absence of any extraneous excuse.  Such deliberate conduct may be contrasted, for instance, with cases where the litigant has made a serious effort to comply in good faith but has been unsuccessful through bad luck or incompetence (c.f., Ka Wah Bank Ltd v Lo Chung-song & Anr [1989] 1 HKLR 451), or with cases where the litigant has not complied because of circumstances outside his control (including cases where his solicitor has negligently or otherwise missed the deadline through no fault of the litigant).’

THE POST CJR TEST

7.  Mr. Yip submits that the court should apply the test in In re Jokai Tea Holdings Ltd. [1992] 1 WLR1196 (Eng CA) at 1203B (per Sir Nicolas Browne-Wilkinson VC), referring also to HKCP 2013, Vol. 1 para 3/5/6, which poses the question whether such failure to comply with the unless order is intentional and contumelious and if a party can clearly demonstrate that there was no intention to ignore or flout the order and that the failure to obey was due to extraneous circumstances, such failure to obey is not to be  treated as contumelious and therefore does not disentitle the litigant to rights which he would otherwise have enjoyed.[1]  This test was adopted by the Court of Appeal in PT Bank PembangunanIndonesia (Persero) v. Tan Eddy Tansel [1997] HKLRD 57 as mentioned in Ribeiro J’s judgment quoted above.

8.  Chan Chun Lung Allen case was before the CJR. After CJR, the court has approached this issue again.  In Top One International (China) Property Group Company Limited &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v. Top One Property Group Limited & Others [2011] 1 HKLRD 606 by Fok J. (as he then was) delivered on 9 December 2010.  At paragraph 34 of the judgment, Fok J. said:

“34. Thus, the relevant principles applied by Ribeiro J in Chan v Ryland were set out in §§45 to 47 of his judgment and are summarised below:

(1) The court will ask whether a defendant’s failure to comply with an unless order was “intentional and contumelious” or whether, on the contrary, he has been able “clearly [to] demonstrate that there was no intention to ignore or flout the order and that the failure to obey was due to extraneous circumstances”, keeping in mind that the court should not be astute to find excuses for such non-compliance.

(2) As with any other case in which a party approaches the court for an indulgence, it is incumbent on an applicant to adduce evidence upon which an exercise of discretion in his favour may be founded.

(3) Non-compliance is contumelious where it is the result of the litigant’s conscious and deliberate decision to ignore or disobey the court’s order in the absence of any extraneous excuse. Such deliberate conduct may be contrasted, for instance, with cases where the litigant has made a serious effort to comply in good faith but has been unsuccessful through bad luck or incompetence or with cases where the litigant has not complied because of circumstances outside his control (including cases where his solicitor has negligently or otherwise missed the deadline though no fault of the litigant).

35. Ribeiro J declined to lower the threshold, a trend which he noted was detectable in some of the English authorities, in particular Hytec Information Systems Ltd v Coventry City Council [1997] 1 WLR 1666 where, at p.1677, Auld LJ said:

“In my judgment, there is no need to confine the test to that of an intentional disregard of a court’s peremptory order, whether or not it is characterised as flouting, contumelious, contumacious, perverse, obstinate or otherwise.  Such an intent may be the most usual circumstance giving rise to the exercise of this jurisdiction.  But failure to comply with one or a number of orders through negligence, incompetence or sheer indolence could equally qualify for its exercise.  It all depends on the individual circumstances and the existence and degree of fault found by the court after hearing representations to the contrary by the party whose pleading it is sought to strike out.”

He noted that PT Bank Pembangunan case was regarded as representing a binding precedent so far as 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was concerned (§40) and he did not consider that the Hytec approach “as yet to represent the law in this jurisdiction” (§44).

36. Mr Douglas Lam, counsel for the plaintiffs, submitted that, in the light of the Civil Justice Reform (“CJR”), the time had come to adopt the English approach in Hytec.

37. For his part, Mr William Wong, counsel for the 1st and 3rd defendants,[2] submitted to the contrary because, first, Hytec did not suggest that the threshold for refusing an extension of time had been lowered in the post-CJR era, and secondly because various authorities held that striking out a defence is a draconian sanction and, save where there has been contumelious disobedience with the court’s order, it is not part of the court’s function to punish the party who has failed to comply by making a striking out order.

38. In my view, Mr Lam is right in his submission. It is noteworthy that, in Chan v Ryland, Ribeiro J simply said that the Hytec approach did not “yet” represent the law in this jurisdiction. Since his decision in that case, in August 1999, the CJR has since come into effect. There is now a trend towards the greater use of orders to specify automatic consequences of non-compliance and for placing the onus on a party guilty of non-compliance to seek relief from those consequences. The rules themselves reflect this trend: see, for example, RHC O.25 r.1C (failure to appear at case management conference or pre-trial review).

39. To this end RHC O.2 r.4 now specifies that where a party has failed to comply with a rule or court order, any sanction for failure to comply imposed by the rule or order has effect unless the party in default applies to court for relief from the sanction within 14 days of the failure. Relief is not automatic and RHC O.2 r.5 specifies the circumstances which the court shall consider on an application for such relief.

40. …..

41. In my view, the passage quoted above from Hytec is entirely consistent with the more pro-active case-management approach encouraged by the CJR and, in my view, the CJR has had the effect that the Hytec approach now reflects the approach that should be applied in this jurisdiction.  That is to say, although intentional and contumelious disregard of a court’s peremptory order may be the most usual circumstance leading to the refusal of an extension of time to comply with a peremptory order, the exercise of the discretion to refuse an extension or to relieve a party from sanctions is not limited to cases of intentional and contumelious default.  As directed by RHC O.2 r.5, the court should consider all the individual circumstances including those listed in r.5(1) at sub-paragraphs (a) to (j).  Depending on the circumstances, failure to comply with one or a number of orders through negligence, incompetence or sheer indolence may be such as to lead the court to conclude there is an existence and degree of fault which warrants a refusal of an extension of time, so that relief from a sanction for non-compliance specified in a peremptory order (including an order striking out a pleading) should not be granted.  Any other conclusion would, in my opinion, be to ignore the positive duty placed on parties to assist the court to further the underlying objectives of CJR (RHC O.1A r.3) and on the court to do so by actively managing cases (RHC O.1A r.4(1)).”

9.  It appears that the Court should not adopt the more restricted approach as in Chan Chun Hing Allen case, but instead should adopt the Hytec approach.

ORDER 2 R. 5 CONSIDERATION

10.  The Court has to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factors under Order 2 r. 5 of the RHC:

5. Relief from sanctions (O. 2, r. 5)

(1)   On an application for relief from any sanction imposed for a failure to comply with any rule or court order, the Court shall consider all the circumstances including-

(a) the interests of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b) whether the application for relief has been made promptly;

(c) whether the failure to comply was intentional;

(d) whether there is a good explanation for the failure to comply;

(e)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party in default has complied with other rules and court orders;

(f) whether the failure to comply was caused by the party in default or his legal representative;

(g) in the case where the party in default is not legally represented, whether he was unaware of the rule or court order, or if he was aware of it, whether he was able to comply with it without legal assistance;

(h) whether the trial date or the likely trial date can still be met if relief is granted;

(i) the effect which the failure to comply had on each party; and

(j) the effect which the granting of relief would have on each party.

THE FACTS NOT DISPUTED

11.  The plaintiff has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in his affidavit:

a.  In December 2011, the locks of the gate and the door to the property and the lock of the main gate of the building on the ground floor were changed and the plaintiff could not gain access to the property.[3]

b.  On 25 July 2012 at the Case Management Conference, the plaintiff had told the Registrar that he had difficulty in getting the documents because he could not gain access to the property.[4]  He had to seek police’s assistance.

c.  On 13 September 2012, the plaintiff had finally, with the assistance of a locksmith, gained access to the property, which had become a mess, wherein he had found some important documents for the list of documents.[5]

d.  The plaintiff passed the documents to his solicitors who had filed and served the list of documents on 14 September 2012 for him.[6]

12.  The above alleged facts are not disputed by the defendant by way of his affirmations.

DISCUSSION

A.  The facts

13.  However, Mr. Leung has raised the query as to under what circumstances the plaintiff had lost access to his property.  In his affirmation in support of this application[7], he only said that he reported the matter to the police. But what did he do for self-help in the meantime?  However, paragraph 14 of the plaintiff’s affirmation (p.83) states that the plaintiff was told by the police not to enter the building pending the investigation.

14.  Mr. Leung also says that the plaintiff did not explain what documents he was kept from the property. It is irrelevant to gain access to the property in order to prepare the list of documents.  The duty of discovery is continuous and if he had found some other documents, he could then produce them in supplemental list of documents, which the plaintiff should have, but has failed to do. Mr. Yip replies that the plaintiff was entitled to look at his own properties on the premises before he made the list of documents.  He had an obligation to disclose all the documents in his possession.

15.  Mr. Leung has also commented that there is nothing to show that the plaintiff needed the documents in the property to prepare the witness statements.  What the plaintiff said is that he had the documents, but not all the documents, which was what he had said in his application for an injunction, which he had failed. Nevertheless, the plaintiff should have applied for time to exchange the witness statements.  Now the defendant had served the witness statements and the plaintiff will therefore have the advantage of reading the witness statements first and might tailor his own evidence if time is granted to him.  He submits that it will be unfair to his client.

16.  I can appreciate this prejudice to the defendant. But this can be remedied by giving the defendant an opportunity of replying to the plaintiff’s witness statement by way of supplemental or further witness statements.

17.  Mr. Leung says that if the plaintiff wanted to apply for sanction for having been in breach of the unless order, under Order 2 r. 4, he must apply to court for leave for relief within 14 days.  Nothing was done by the plaintiff under Order 2 r. 4. Even today’s summons, the application is expressed to be made under Order 3 r.5 whereas it should have been made under Order 2 r.4.  But he takes it that it is made under Order 2 r. 4.

18.  Mr. Leung has rightly conceded that the form of the application is not determinative of the issues, but rather the substance, that is the reasons of the plaintiff for the 9 days’ delay for the list of documents and longer period for the witness statements.  The Court will consider the applications on this basis.

B.  Application of the test to the facts

19.  It is trite the factors under Order 2 r. 5 RHC should not be applied mechanically, but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a whole, taking the relevant circumstances of the case into consideration.

20.  Adopting the Hytec approach as decided in Top One International (China) Property Group Company Limited &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v. Top One Property Group Limited & Others [2011] 1 HKLRD 606, the plaintiff now relies upon the extraneous matters as set out above to ask for extension of time for the filing and service of the list of documents and for the filing of the witness statements.

21.  The court has to consider whether the evidence put forth for the applications are believable. Without any evidence from the defendant to rebut the plaintiff’s evidence, I will adopt the facts undisputed as the prima facie facts. I consider that the plaintiff should be, at least, given a chance to go back to his residence to look for whatever evidence or documents that he might find to prepare his list of documents and his witness statements.

22.  I also consider that the delay was 9 days for the list of  documents.  With the obstacles that the plaintiff has set out in his affirmations, I consider that leave should be given to him to file and serve the list of documents out of time.  To deny the plaintiff a fair trial because of this short delay is not just and fair in the circumstances. After all, there is no milestone dates affected by the delay.

23.  For the same reasons, I also grant the extension of time to the plaintiff to serve the witness statements on the defendant out of time.

24.  On the questions of costs, the court will consider that the plaintiff should have taken out applications for extension of time prior to the deadline imposed  by the unless order, which the plaintiff has failed to do. But today’s argument has been heard and the plaintiff is successful. In the circumstances, I consider that the just order will be the plaintiff’s costs (with counsel’s certificate) be in the cause, to be taxed, if not agreed for both summonses.

ORDER

25.  I shall make an order in terms as follows:

a.  Leave to the plaintiff to file and serve the List of documents within 7 days from the date hereof;

b.  Leave to the plaintiff to serve the witness statements and the defendant be at liberty to serve the supplemental or further witness statement in response thereto within 21 days from the date hereof;

c.  Costs of both summonses, including the costs reserved and the hearing today (with certificate for counsel) be in the Plaintiff’s cause, to be taxed, if not agreed.

(K.W. Lung)
Registrar, High Court

 

Mr. Francis Yip, instructed by Messrs Rowdget W. Young & Co, for the Plaintiff

Mr. Kelvin Leung, instructed by Messrs Hau, Lau, Li & Yeung, for the Defendant



[1] §7 of his skeleton submissions

[2] Appearing with Mr Adrian Lai.

[3] Plaintiff’s affirmation filed on 19 September 2012 at §13

[4] Ditto at §16 & 28

[5] Ditto at §30

[6] Ditto at §31

[7] At page 83 at paragraph 13

81619-CH-2012-04-30

黃桂生 對 張偉明

HTML content

HCA 1726/2009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民事司法管轄權

案件編號2009年第1726號

____________

原告人黃桂生 

對

被告人張偉明 

____________

主審法官 :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暫委法官歐陽桂如

聆訊日期 : 2012年4月30日

判案書日期 : 2012年4月30日

判案書

 

1.  原告人黃先生申請:

(1) 許可上訴本席2月22日的命令;

(2) 存檔新誓章;及

(3) 更改2月22日判決的訟費命令。

第一個申請:上訴許可

2.  黃先生的傳票沒有列出他申請上訴許可的理據,他亦沒有呈交陳詞書說明他的上訴理由,本席不打算,事實亦沒有,因着這些技術上的欠缺而拒絕聆訊。同時黃先生在3月7日發出傳票取得4月25日的聆訊期後,並沒有將傳票存檔或送達予被告人,此種行為亦不正確,然而本席亦認為因黃先生無律師代表,姑且不理會這些技術上的欠缺,今天本席仍然進行該傳票的聆訊。

3.  就黃先生今天的陳詞,可以用漫無目的來形容。本席聽畢黃先生的陳詞後,將他申請上訴許可的理據歸納為4大點:

(1) 本席在判詞的第11段有錯誤;

(2) 被告人用芝麻綠豆的事來反對原告人禁制令的申請;

(3) 法庭沒有考慮陳先生和被告張先生之間緊密的關係,及陳先生有張先生表面所給予的權力去進行一些滋擾的行為;及

(4) 就賠償方面的保證,被告人沒有向原告人要求過提出保證金,而原告人其實是有能力提供200,000元的保證金。

4.  本席認為上述的上訴理據並未能顯示在法律觀點上,本席的判詞出現錯誤。在2012年2月22日的判詞當中,本席已考慮最基本的法律原則,即Amercian Cyanamid v Ethicon Ltd [1975] All ER 504。法庭明白在任何非正審的申請當中,沒有可能要求證據完備,黃先生根據香港民事司法程序引用evidence is incomplete in an interlocutory application 是正確的,但這並不表示一個申請人無需提供合適的證據。

5.  在處理本上訴許可申請時,本席謹記黃先生意圖上訴的判決是關乎中期禁制令被拒的判決而提出的,所以他本應是要符合Amercian Cyanamid的案例提供適切的證據。本席將黃先生提出的上訴理據逐一分析。

6.  第一點本席判詞的第11段所犯的錯誤,該段開宗明義已經說明原告人根本不能夠顯示他佔用有關的物業超過12年。引用一張於2000年發出的黃先生父親的商業登記並非斷章取義,因該份文件是法庭可以考慮的證據。除了該份文件外,法庭亦有考慮原告人所提供的電費等單據。重要是本席所考慮是全部的證據而得出原告人沒有12年佔用物業的看法。

7.  第二點被告人曾經指出原告人有一個在上水的物業,亦指出原告人所指涉案物業在1997年5月曾作出裝修是不可信的事。上述證據本席於判詞之中已考慮過,即使本席看法錯誤,這兩點對整體原告人沒有提供足夠資料顯示他在有關物業居住12年並沒有重大影響。即使黃先生沒有另一個物業或住址在上水,亦不能顯示他已符合第一個要求,顯示有serious question to be tried。

8.  第三點關於陳先生和被告人之間的緊密關係,本席已在判詞的第9段對原告人作出最有利的假設,即陳先生所有入侵的行為被假設作被告人容許、授權該等行為,即使如此,最重要的是原告人申請中期禁制令失敗的原因仍然是他不能夠顯示他佔用物業超過12年。

9.  第四點關於賠償金的保證,黃先生沒有在他之前的誓章顯示過他可以提供200,000元的保證金,即使他有說過這方面的證據,他不能取得臨時禁制令最重要的原因仍然是他不能顯示佔用物業超過12年,法庭根本不需要批准臨時禁制令,亦無需考慮該200,000元的保證金。

10.  總括而言,本席認為黃先生所提出的所謂上訴理據並不成立,在上訴無任何合理預計可以成功的機會,本席拒絕給予上訴許可。

第二個申請:存檔新誓章

11.  黃先生連新誓章的草稿亦沒有呈交,甚至沒有說明新誓章的內容及範圍,因此,本席沒有辦法知道他的新誓章是否符合Ladd v Marshall[1954] 3 All ER 745的原則,這項申請撤銷。

第三項申請:更改本席於2012年2月22日判詞中的訟費

12.  黃先生明白訟費的判決是法庭的酌情權下的判決。黃先生未能說服本席為何在被告人成功反對黃先生的禁制令申請下,被告人不應該取得訟費。

13.  在考慮訟費時,本席已經考慮了黃先生曾提出用一個保證的方式,由被告人答應法庭不作出任何在禁制令下想要禁制的行為,而避免禁制令的聆訊,本席看不到本席有遺漏考慮任何的法律原則,以致要更改本席所判的訟費令。因此,本席撤銷第三項申請。

結論

14.  整體而言,本席撤銷黃先生的傳票申請,2012年2月22日的訟費暫令改為正式命令。

(討論訟費)

15.  本申請的訟費由原告人支付被告人,循簡易程序評估為35,666元。

(歐陽桂如)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暫委法官

原告人:無律師代表,親自出庭

被告人:由侯劉李楊律師行轉聘梁耀祥大律師代表

80468-EN-2012-02-22

WONG KWAI SANG v. CHEUNG WAI MING TURBO

HTML content

HCA 1726/2009

IN THE HIGH COUR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HIGH COURT ACTION NO 1726 OF 2009

____________

BETWEEN

 WONG KWAI SANGPlaintiff
and
 CHEUNG WAI MING TURBODefendant

____________

Before : Deputy High Court Judge Au-Yeung in Chambers

Date of Hearing : 22 February 2012

Date of Decision : 22 February 2012

_______________

D E C I S I O N

_______________

 

1.  The plaintiff seeks an interim injunction restraining the defendant from entering or remaining at the subject property (“the property”) pending trial.

Background

2.  The plaintiff’s case is that since about 1994, he and Mr Au (the former registered owner of the property) had been running a business at the property. 

3.  There is no dispute that the defendant acquired the property from Mr Au on 15 May 1997.  The defendant, however, is ordinarily resident in Ireland.

4.  After becoming the owner, apart from one alleged demand on Mr Au and the plaintiff in May 1997, the defendant has taken no further steps to recover possession. 

5.  The plaintiff and Mr Au, however, did not move out.  In May 1997, Mr Au resigned from the design business and moved away.  The plaintiff has continued to occupy the property for over 12 years and claims to have acquired possessory title by the time he issued the writ in August 2009. 

6.  The defendant denies the plaintiff’s case.  He permitted Mr Au to continue residing at the property as a licensee even after he (the defendant) became the registered owner.  He had been paying Mr Au $5,000 per month to take care of the property.  The defendant is unable to contact Mr Au since about early July 2009.  The defendant did not know the plaintiff.  During his visit to Hong Kong and whilst residing at the property in late April to end of June 1997, the defendant had never met the plaintiff. 

Bases for the injunction

7.  The plaintiff alleges that one Mr Chan, claiming to act on behalf of the defendant, damaged and changed his door lock.  Mr Chan also posted up posters inside and outside the entrance of the building to defame the plaintiff.  Someone also attempted to terminate the water and electricity supply to the property.  The plaintiff therefore seeks an interim injunction to restrain the defendant from entering upon or remaining at the property save with the plaintiff’s prior written consent.

8.  The defendant stated that he did not know Mr Chan personally although he understood that Mr Chan had once been a pupil of Mr Au. He had not authorized Mr Chan to do anything on his behalf. 

9.  There is no evidence that the defendant or his agent has attempted to enter or remain at the property.  Evidence (assuming to be true) that the defendant’s agent had posted up defamatory posters damaged the plaintiff’s letter box is irrelevant to show that the defendant had interfered with the plaintiff’s possession of the subject property.  At best, only the evidence as to change of door locks, change of locks to the main gate of the building and interference with the supply of electricity and water can be taken as acts of “entry”.  There was no direct evidence that the defendant authorized Mr Chan to do what he did.  However, given the plaintiff’s evidence that one of the posters stated on its face that it was issued by order of the defendant as registered owner and Mr Chan was contactable by the plaintiff, I shall assume for present purposes that it was the defendant who authorized all those acts of entry. 

10.  The burden of proof is on the plaintiff to show that there is a serious question to be tried, that damages will not provide an adequate remedy and the balance of convenience lies in granting the injunction: American Cyanamid Co v Ethicon Ltd [1975] 1 All ER 504. 

Serious question to be tried

11.  The plaintiff has not begun to show that he has been in occupation for over 12 years.  His affidavit contains mostly bare assertions.  The documents to prove occupation at the property went only as far back as 2000 and that related to his father’s business rather than his own. The utility bills with the plaintiff’s own name went only as far back as 2010. According to the writ, the plaintiff has an address in Sheung Shui.   During his oral submission, the plaintiff also said that it was his sister who resided at the subject property whereas he visited her at regular intervals.  So when the plaintiff first entered into possession remains in doubt. 

12.  During oral submission, the plaintiff claims that his father had operated a business at the subject property since 1997.  If he was correct, that was his father’s occupation and there was nothing to show that his father was in adverse possession.  The plaintiff also claims that he had interest in his father’s business.  Unfortunately, this was again a bare assertion not even mentioned in any of his affirmations. 

13.  Mr Leung also points out the contradiction in the plaintiff’s case in that the plaintiff pleaded that he and Mr Au had decorated and partitioned the property in May 1997 on the one hand and yet claimed that Mr Au had moved out in May 1997.  I find it quite illogical that Mr Au, knowing that the property had been sold, would have decorated/partitioned it and having done so, moved out.

14.  The plaintiff complains of the late service of the defendant’s evidence such that he was not in a position to provide all the evidence of his occupation.  I do not think the blame could be laid on the defendant.  The burden of proof is on the plaintiff.  His affirmation in support was grossly deficient.  His reply affirmation did not make up the deficiency.  Even if one were to disregard all the evidence of the defendant, the plaintiff’s evidence is still not sufficient to show that he has a case on occupation for 12 years.  No serious question to be tried has been shown.  On this ground alone, the application must fail.

Adequacy of damages

15.  For completeness’ sake, I will deal with the other 2 issues.  If the plaintiff can prove that his occupation has been for over 12 years, damages will not be an adequate remedy if an injunction is denied.  He has his business at the subject premises and his sister resides there too.  Damages will not adequately compensate him for being deprived of use of the property. 

Balance of convenience

16.  The defendant is resident out of the jurisdiction.  There appears to be no urgent need for him to enter the property. His loss may be compensated for by, e.g. damages for trespass. 

17.  The problem is that the plaintiff has not shown himself to be a person of means who can honour his undertaking in damages.  His main income is from private tuition lessons and free-lance design work.  Any undertaking he gives will not be of much value to the defendant.

18.  Due to lack of a serious issue to be tried, and lack of a meaningful undertaking as to damages, the balance of convenience lies in refusing to grant the injunction.  That application should be dismissed.

Costs

19.  Costs should follow the event and be to the defendant.  I have taken into account the submission of the plaintiff that he has tried to elicit an undertaking from the defendant so as to spare this hearing.  Since the present application fails, the defendant’s failure to give the undertaking should not operate to reduce his costs.

20.  In considering the quantum, I have taken into account the fact that this matter is not complicated and the papers are limited.  Without disrespect to the solicitors, there was no need to engage a senior partner to do the substantive work.  I adopt the hourly rate of $3,000. I also adjust the hearing time to 1.5 hours, being the actual time spent.  I summarily assess the costs of this application at $58,720. 

Conclusion

21.  I order as follows:

(i) The summons is dismissed;

(ii) On a nisi basis, costs be to the defendant summarily assessed at $58,720. Such costs order shall become absolute unless the plaintiff applies for variation within 14 days after the handing down of this decision.

22.  I thank counsel for his assistance.

(Queeny Au-Yeung)
Deputy High Court Judge

The Plaintiff appeared in person

Mr Kelvin Leung, instructed by Hau, Lau, Li & Yeung, for the Defendant

Please refer to HCMP954/2012 for the relevant appeal(s) to the Court of Appe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