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 CourtDB
HomeDirectoryMCP
Hong Kong CourtDB
Back to directory
Civil Action2013

KWOK KWONG PANG v. SHUM KIT MAN ALAN

Related cases with same parties

  • CAAR2/2004律政司司長 訴 HKL及另一人
  • CACC291/2021律政司司長 對 IPFUND ASSET MANAGEMENT LTD及另一人
  • CACV101/2020SUM YEE MING 對 THE MANUFACTURERS LIFE INSURANCE CO 及另一人
  • CACV157/2016WKP 對 MR CHARLES CHIU CHUNG YEE 及另一人
  • CACV190/2019KONG HON KUI THOMAS and KONG HON QUAN MARIUS (Administrators of the Estate of Kong So Ngo, Deceased) 對 WU YUK CHUN JUDY 及另一人
  • CACV196/2010TANG KAP WING TSO v. TANG LEUK TSO AND OTHERS
  • CACV226/1999WONG WAH WING ALEX 及另一人 訴 LEE PO LAI 及另一人
  • CACV243/2005匠心髮型(商號) 訴 THE SUN NEWS LTD 及另一人
  • CACV311/2004TANG WING PUI 訴 HO PUI LING 及另一人
  • CACV360/2022ZHANG RONG 對 PO SHING CONSTRUCTION LTD及另一人
  • CACV483/2022LCSJ 對 LSHA及另一人
  • CACV553/2020YUEN OI YEE LISA 對 NGAI NGOK PANG 及另一人
  • CACV560/2001LAU KWONG HING t/a 樂氏皮褸 訴 LUK CHI KEUNG 及另一人
  • CACV593/2020LAI KA WAI 對 MEI FAI HONG KONG ENGINEERING LTD 及另一人
  • CACV7/2011富利達集團有限公司 對 CHEER STRONG CORPORATION LTD 及另一人
  • CACV86/2009CHUN SUN KONG JOSEPH AND ANOTHER t/a LASER CAD DESIGN 訴 SKY ARCHITECTURAL SIGNAGE LTD
  • CACV96/2013魏岳鵬及另一人 對 李善鈺
  • CAMP100/2022SKK (H.K.) CO LTD 及另一人 對 TSUI PO HING 及另一人
  • CAMP116/2019TSOI LAU FU 及另一人 對 PANG WAN FONG 及另二人
  • CAMP118/2018啟德花園(彩虹道)業主立案法團 對 WOO TAK YAN 及另一人

Files (3)

[2020] HKCFI 2954-CH-2020-11-25

KWOK KWONG PANG 對 SHUM KIT MAN ALAN 及另一人

HTML content

HCA 675/2013

[2020] HKCFI 2954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民事司法管轄權

案件編號2013年第675號

_________________

原告人KWOK KWONG PANG 
 訴 
第一被告人SHUM KIT MAN ALAN 
第二被告人PUN WAI YIN also known as PUN WAI YIN CONNIE 

_________________

主審法官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黃國瑛
聆訊日期 :2017年9月12日、13日、14日及18日
判決日期 :2020年11月25日

判 決 書

引言

1.  這是有關原告人郭光鵬先生 (「郭先生」) 及第二被告人潘慧賢女士 (「潘女士」)之間的審訊。所涉及事宜為一筆郭先生於2013年2月1日借出的美金162,000 (等值人民幣1,006,830) 的貸款 (「該貸款」) 的餘額,即美金81,000。

郭先生及潘女士之間不爭議的事宜

2.  約於2012年10月,郭先生及潘女士經生意上的共同朋友介紹而認識。當時,郭先生通過一間由其全權管理的名為宏發行實業有限公司 (「宏發行」) 的公司,從事泳裝及內衣供應的生意。潘女士則向郭先生聲稱於一間從事泳裝及內衣貿易生意的名為麥健時國際有限公司 (「麥健時」)的公司任職,職位為銷售經理。而事實上,自麥健時於2006年12月7日成立起,潘女士即為其唯一股東及董事。(但潘女士堅稱其在麥健時一直只是 “掛名” 性質,並沒有任何管理權。公司在實際運作上是由第一被告人沈杰民全權管理,資金由第一被告人提供,及只做第一被告人名下的眾多間Ellens 或Ellens Fashion公司的生意,只是為 “調數” 而已)。

3.  於2012年11月上旬,潘女士邀請郭先生到麥健時位於元朗的辦公室(「元朗辦公室」)見面。當郭先生抵達元朗辦公室時,郭先生看到門外有招牌寫住“Ellens Group Limited”,而沒有麥健時的招牌。當時,潘女士向郭先生解釋,潘女士為麥健時的僱員,而她的僱主為第一被告人,而第一被告人於元朗辦公室營運很多生意,麥健時只是第一被告人其中一間公司。當時潘女士向郭先生聲稱,她是在第一被告人的指示下,與郭先生合作做生意的。

4.  其後,郭先生通過其代表的公司宏發行,與麥健時訂下多份合約。由宏發行為麥健時生產及供應價值數百萬港幣的泳裝及內衣。在此期間,郭先生從未見過第一被告人,潘女士負責處理與郭先生所有的合約條款及日常業務接洽。

5.  直至2013年1月16日,在潘女士的安排下,郭先生首次與第一被告人見面。在會面期間,潘女士介紹第一被告人為其「老闆」,第一被告人亦在郭先生面前授權潘女士代其處理事務,尤其是他離港公幹的時間。郭先生隨後跟第一被告人談論他們已訂立的訂單、工廠及供應商等等。第一被告人表示想跟郭先生多做生意。

6.  雖然,潘女士介紹第一被告人為其「老闆」,但事實上,除了此工作關係外,第一被告人和潘女士早已於2010年10月份結婚,兩人是合法夫婦,並育有一女,但對外沒有公開此私人關係。

7.  於會面的翌日,即2013年1月17日,郭先生再次到元朗辦公室跟潘女士見面。在會面期間,潘女士邀請郭先生參觀元朗辦公室的後勤工作室,郭先生看到工作室頗具規模,因而相信麥健時及第一被告人的其他公司應有實力。當時,潘女士向郭先生聲稱雙方將會有更多的合作機會。

8.   根據潘女士所說,在2013年農曆新年前,第一被告人的Ellens Fashion公司有幾批在內地工廠生產的貨物,急須於農曆新年前出廠,貨已經做好,但國內的工廠因為是農曆新年前出貨,都不像平時可以“先交貨後付款”,而是要求Ellens Fashion付足全數貨款才可出貨,第一被告人因而面對資金周轉的困難,兼且借錢不成,非常頭痛。[1]

9.  於2013年1月31日,潘女士分別以QQ (一個中國內地的通訊軟件) 及電話向郭先生要求借貸。潘女士向郭先生聲稱由於農曆新年臨近,第一被告人缺乏現金流支付與其他中國內地工廠合作的貨款,潘女士要求郭先生提供短期借貸,借出該貸款。當時,潘女士提議該貸款的利息以年利率36% (按日計) 作計算,還款日約於2013年2月14日,並提出以可轉讓價值美金216,000的信用證作抵押,為該貸款的75%。郭先生經短暫考慮後,同意以上述條件借出該貸款 (「該貸款協議」)。

10.  潘女士是在郭先生答應借出該貸款後,才告訴第一被告人問了郭先生,及郭先生願意幫忙借款給第一被告人,條件是要付以36%年息率計算及按日計算的利息,和要給郭先生可轉讓信用證作抵押保證,借出的金額是可轉讓信用證的75%。第一被告人接受借款,並向潘女士表示可以在農曆年後還錢給郭先生,還要求潘女士向郭先生轉告感謝幫忙;第一被告人同時指示潘女士安排轉讓信用證的申請書給他簽署,及向潘女士提供他在建設銀行深圳分行的銀行戶口號碼,以讓郭先生以銀行轉數該貸款給第一被告人。(雖然這一段對答是發生於潘女士和第一被告人之間,但是郭先生賴此證明潘女士在他答允借款時或之前,並未獲得第一被告人授權或委託代表第一被告人向郭先生借貸。)

11.  於2013年2月1日,郭先生按潘女士的指示,將人民幣1,006,830 (等同美金162,000) 匯到第一被告人於建設銀行深圳分行的銀行戶口。同日,原告人收到已加上宏發行為第二受益人的價值美金216,000的信用證 (「該轉讓信用證」)。

12.  第一被告人於2013年2月3日,用該貸款支付了Ellens Fashion在內地工廠的貨款,提了貨以出貨給海外客人。[2]

13.  於2013年2月25日,郭先生向潘女士表示同意取消該轉讓信用證,原因是郭先生以為這樣有利於快些取回該貸款。

14.  隨後,第一被告人並沒有按該貸款協議還款。除了下文第21段所述繳存於法庭的美金81,000以外,第一被告人從未向郭先生歸還該貸款及相關利息。

15.  2013年3月中後,郭先生開始以QQ / 電郵向潘女士要求向第一被告人追債。根據潘女士所述,她有多次經面談、電話及轉發來自郭先生的QQ / 電郵予第一被告人,以要求第一被告人盡快還款予郭先生。

16.  然而,與此同時,郭先生所代表的宏發行已訂立生產合同,答應供應給麥健時的一批為數312,960件的貨品,預期可能不能依期出貨,貨品中很多是泳衣貨品,如未能趕及泳季開始前出貨予買家,買家便會取消單及/或要求賠償,從而令第一被告人的公司麥健時損失慘重。當時的情況是大家互相聲稱有損失要向對方追討。

17.  第一被告人曾經提出要求郭先生就還款及出貨兩件事共同商討以求解決爭議,又提出他把還款放在律師處,由他跟郭先生定下協議,郭先生只要出好貨就即可取回欠款。但郭先生拒絕,郭先生認為還款及出貨兩事互不關連,不應混為一談,他要求第一被告人還款,並曾說過不還錢就停生產。雙方可說是互不退讓,事情出現膠著狀態。

18.  郭先生最終於2013年4月23日發出本案中的傳訊令狀,原先只起訴第一被告人,當時的案情指稱潘女士是作為第一被告人的代理人 (agent) 代表其主事人 (principal) 第一被告人向郭先生以年利率36% 借取該貸款,自提取該貸款日 (即2013年2月1日) 起計。第一被告人逾期不還該貸款及其利息,因此被郭先生以法律行動追討。

19.  在同月,麥健時亦就宏發行沒有出貨追討賠償,開始了HCA 726/2013案。HCA 726/2013已結案,因麥健時在訴訟中無作出行動而已被法庭剔除。法庭並於2015年4月22日登錄判決書,根據該判決書,麥健時須就宏發行因麥健時違反合約而引致的損失的反申索作出賠償,合共美金613,521.10及人民幣849,600 (或與港幣同等價值的金額)。

相關的程序背景

20.  由於第一被告人沒有在香港法例第4A章《香港高等法院規則》(「該規則」) 所訂明的時限內就本案發出擬抗辯通知書,郭先生於2013年6月14日根據該規則第13號命令登錄第一被告人敗訴的最終判決,判令第一被告人須償還郭先生美金162,000,包含以年利率36% 由2013年2月1日起計算的利息及訟費。

21.  於2013年11月29日,第一被告人成功獲取法庭將上述判決作廢,但條件是第一被告人需要將一筆為數等於該借貸的一半的現金 (即美金81,000) 繳存於法庭。第一被告人就此條件所提出的上訴失敗,並於2014年5月22日向法庭繳存美金81,000。

22.  其後,由於第一被告人多次不遵守法庭的命令,未能於指定時間內存檔及交換證人陳述書,經郭先生的申請,法庭於2016年4月11日登錄判決書,剔除第一被告人經修訂的抗辯書,並判令第一被告人須向郭先生償還該貸款美金162,000 (或與港幣同等價值的金額)及該貸款以年利率36% 自2013年2月1日起直到該判決書日作計算的利息,而該判決書日後的利息以判決利率作計算。此外,第一被告人亦須支付郭先生的訟費。

23.  然而,第一被告人並沒有履行該判決書。直到目前為此,郭先生只能根據2016年5月6日的命令提取第一被告人繳存於法庭的美金81,000作該貸款的部分還款。

郭先生針對潘女士的索償

24.  郭先生於2014年7月10日修訂其傳訊令狀,加入潘女士為第二被告人。

25.  郭先生援引下列4項法律基礎為訴因,向潘女士追討該貸款:

(a) 違反代理權力保證的承諾 (breach of warranty of authority);

(b) 欺詐性失實陳述 (fraudulent misrepresentation);

(c) 根據香港法例第284章《失實陳述條例》第3條的失實陳述的損害賠償;及

(d) 以非法手段與第一被告人作串謀傷害 (conspiracy to injure by unlawful means)。

26.  在現階段,有兩點值得注意:

(1)        第一、郭先生針對第一被告人的訴因及針對潘女士的上述頭3個訴因是屬於交替(alternative)性質的,這一點郭先生在其經修訂的申索陳述書的第12段清楚說明:

“In the alternative to paragraphs 10 and/or 11 above, the Plaintiff claims against the 2nd defendant in the manner particularized in paragraphs 13 to 19 below.” (emphasis added)

郭先生的經修訂的申索陳述書的第13段至第19段所敘述的,正是上述郭先生針對潘女士的頭3個訴因。

(2)        第二、根據郭先生的經修訂的申索陳述書的第15(a),(b),(c)段,第16(a),(b),(c)段,第17(a),(b),(c)段,第20(a),(b)(i)段所述,潘女士違反代理權力保證的承諾是她觸犯欺詐性失實陳述及 / 或失實陳述的主要行為。

潘女士的抗辯及反申索

27.  潘女士否認她對該貸款、其利息或郭先生就本案所消耗的訟費有任何責任。她聲稱該貸款與她個人無關,並指出在訂立該貸款協議時,已經向郭先生言明第一被告人為該貸款的借貸人。潘女士認為只有第一被告人須負責全數歸還該貸款餘額、相關的利息的損失及郭先生的訟費。

28.  潘女士亦否認與第一被告人合謀向郭先生詐騙該貸款,並指出她因為勸喻第一被告人還款,與第一被告人爭吵不停,甚至不只一次被家暴。潘女士聲稱於2014年7月5日已完全離開第一被告人,從此未能再見到她的女兒一面。

29.  此外,潘女士就麥健時與宏發行之間訂立的合約所蒙受的損失進行反申索。

違反代理權力保證的承諾 (Breach of warranty of authority)

30.  郭先生以違反代理權力保證的承諾為訴因,向潘女士追討該貸款的推動力源於第一被告人於日期為2013年8月26日及2013年10月3日的兩份非宗教式誓詞以及經修訂的抗辯書中,明確否認曾授權潘女士向郭先生要求提供短期借貸,及 / 或訂立任何貸款協議。第一被告人更反稱只是借出內地銀行戶口予潘女士用作找中國內地工廠貨款之用。

31.  郭先生援引Dex Asia Ltd v DBS Bank (Hong Kong) Ltd [2009] 5 HKLRD 160第100段引用Bowstead & Reynolds on Agency (18th ed., 2006) 第9–060段所說,如代理人聲稱已取得或誤以為已取得主事人的委託或授權,但事後卻證實並無其事,代理人須就其所做的事情而負責,向蒙受損的第三方作出賠償。

“100. The principles on warranty of authority are trite. When a person or agent, by words or conduct, represents that he has actual authority to act on behalf of another, and a third party is induced by such representation to act in a manner in which he would not have acted if that representation had not been made, the representor is deemed to have warranted that the representation is true, and is liable for any loss caused to such third party by a breach of that implied warranty, even if he had acted in good faith, under a mistaken belief that he had such authority: Bowstead & Reynolds on Agency (18th ed., 2006) §9–060.”

32.  郭先生以違反代理權力保證的承諾為訴因,向潘女士追討該貸款的事實基礎必然是潘女士是在未有得到第一被告人的授權或委託,妄自以第一被告人的名義向原告借取該貸款。

33.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上文第22段已經提及,由於第一被告人多次不遵守法庭的命令,郭先生向法庭申請,要求法庭登錄判決書,剔除第一被告人經修訂的抗辯書,並判令第一被告人須向郭先生償還該貸款及其利息。法庭亦於2016年4月11日按郭先生的申請登錄判決書。第一被告人由此敗訴,必然是建基於潘女士是在得到第一被告人的授權或委託,有效地代表第一被告人向原告借取該貸款。

34.  除了郭先生在其經修訂的申訴陳述書第12段所述以外 (見上文第26(1)段),潘女士有或沒有得到第一被告人的授權或委託,在邏輯上,是互斥 (mutually exclusive) 的情況,兩者不能並存。換句話說,第一被告人和潘女士之間,視乎潘女士有否得到第一被告人的授權或委託向郭先生借取該貸款,最終只有一人需要為該貸款及其利息負責。

35.  香港民事訴訟程序2012,第一冊,第19/2/10段指出:

“But where two defendants are sued on a claim on which the plaintiff has a right of action alternatively, but not jointly, a judgment against one of them is equivalent to an election to sue that one, and a bar to further proceedings against the other (Morel Bros v Westmorland, Earl of [1903] 1 KB 64, CA; Moore v Flanagan [1920] 1 KB 919, CA;see Sullivan v Sullivan [1912] 2 Ir R 116); and a judgment entered against one of two defendants alternatively liable cannot be set aside by order to enable the plaintiff to obtain judgment against the other (Cross & Co v Matthews (1904) 91LT 459.” (original emphasis)

36.  此原則是適用於本案的。郭先生面對這兩個互斥的交替案情 (alternative cases),通過針對第一被告人申請登錄判決書,郭先生選擇了向第一被告人追討該貸款,亦即是選擇了潘女士是在有得到第一被告人的授權或委託的情況下向郭先生借取該貸款的案情,他便不能再以相反的案情,即潘女士違反代理權力保證的承諾 (亦即是潘女士是在沒有得到第一被告人的授權或委託的情況下向郭先生借取該貸款),就該貸款向潘女士申索。

37.  此外,雖然潘女士通過QQ多次向郭先生表明「不好意思,看下你可否幫到我?」;「我希望你不要誤會,我是一個很交代的人,你的,我一定會還齊的。」;「工廠就是知我急,因CNY放假,迫我付現金。」;「我借你的,你放心啦」;「我好感激你,真的」(底線全部後加),事實上,郭先生是基於相信潘女士有獲得第一被告人的授權及委託代表第一被告人,才同意與潘女士 (代表第一被告人) 訂立該貸款協議,並按潘女士的指示將該貸款匯入第一被告人的銀口戶口。不然,郭先生不會在訴訟之初只針對第一被告人提告。

38.  郭先生指稱潘女士違反代理權力保證的承諾,把潘女士加入為第二被告人,純粹是建基於第一被告人在其兩份非宗教式誓詞及經修訂的抗辯書中把借取及歸還該貸款的責任推卸給潘女士。然而,第一被告人沒有出席今次的審訊,他的誓詞或抗辯書均沒有在庭上通過被盤問的測試,因此恕本席不能將此等誓詞或抗辯書作為考慮因素,或予以重視。

39.  最重要的是,本席信納潘女士是如上述第10段所說,她有將郭先生答應借出該貸款的事情,向第一被告人匯報,並得到第一被告人追認(ratify)該貸款協議。除了口頭上的確認外,第一被告人的追認行為亦具體體現於他向潘女士提供讓郭先生轉數的銀行戶口以及申請郭先生所代表的榮發行成為該轉讓信用證的第二受益人。

40.  第一被告人事後對該貸款協議的追認 (ratification),在法律上,是等同於第一被告人事先授權或委託潘女士向郭先生借取該貸款的。

41.  基於上述的理由,郭先生不能指稱潘女士違反代理權力保證的承諾,而這等指稱在事實上或法律上均是不成立的。

欺詐性失實陳述 (fraudulent misrepresentation) 及 / 或失實陳述 (misrepresentation)

42.  如上文第26(2)段所述,郭先生聲稱潘女士違反代理權力保證的承諾是她觸犯欺詐性失實陳述及 / 或失實陳述的主要行為。

43.  同上述一樣的道理,如果是以潘女士違反代理權力保證的承諾為基礎,郭先生指控潘女士欺詐性失實陳述及 / 或失實陳述便不能成立。

以非法手段與第一被告人作串謀傷害 (conspiracy to injure by unlawful means)

44.  本席已經詳細閱讀郭先生經修訂的申索陳述書第22段,當中羅列了第一被告人及潘女士的「非法串謀」行為,不在此贅。

45.  簡單而言,郭先生相信第一被告人及潘女士並非真誠地與他訂立該貸款協議,他們偽裝與他達成該貸款協議,以非法手段挪用該貸款。

46.  在其開案陳詞第31段中,郭先生列舉以下三點具關鍵性的詳情:

(1)     第一、第一被告人及潘女士並非單純的僱主及僱員的關係。在訂立該貸款協議時,潘女士刻意隱瞞與第一被告人為合法夫妻的關係,向郭先生稱呼第一被告人為僱主。

(2)     第二、就該貸款及該貸款協議之訂立,第一被告人及潘女士均互相推卸責任。

(3)    第三、郭先生於2014年7月10日向法庭申請將潘女士加入本訟案後,郭先生即使已將傳票派遞予潘女士,潘女士卻多次缺席法庭的聆訊,直到約2015年9月,當第一被告人漸漸從本訟案退出至今消失後,潘女士才突然出現積極處理本訟案,第一被告人及潘女士從無解釋這般「巧合的出場次序」。

47.  以非法手段作串謀傷害是一項非常嚴重的指控,必須要有充分的證據支持方能成立。本席經仔細考慮郭先生的經修訂的申索陳述書第22段後,認為郭先生所依賴的行為均屬甚為或非常間接 (circumstantial)。無論是從單一或者整體情況考慮,都不足以證明潘女士有參加「非法串謀傷害」郭先生以謀取該貸款的行為。

潘女士的反申索

48.  如上文第29段所述,潘女士就麥健時與宏發行之間訂立的合約所蒙受的損失進行反申索。

49.  首先,雖然潘女士是麥健時的唯一股東及董事,但法律上,潘女士與麥健時是各自獨立的個體,潘女士是無權就麥健時的損失提告的。同樣道理,雖然郭先生管理及代表宏發行,但是,郭先生與宏發行亦是各自獨立的個體,郭先生無須為宏發行負擔賠償。

50.  再者,麥健時已於HCA 726/2013一案中就宏發行沒有出貨追討賠償,法庭亦基於程序理由判決麥健時敗訴,見上文第19段。

51.  潘女士的反申索在法律上是不能成立的。

總結

52.  基於上述理由,本席駁回郭先生的申索,同時撤銷潘女士的反申索。

53.  由於審訊的大部份時間都花在處理郭先生的申索上,本席亦頒下暫准訟費命令,判定郭先生須支付潘女士有關處理郭先生的申索所涉及的訟費 (如有的話),如果雙方未能同意訟費的款額,則由訟費評定官評定。

 ( 黃國瑛 )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

原告人:無律師代表,親自出庭應訊。

被告人:無律師代表,親自出庭應訊。



[1]   郭先生似乎是傾向相信並且利用潘女士這一方面的陳述的,見郭先生的證人陳述書第137段至第143段。

[2]   同樣地,郭先生似乎是傾向相信潘女士這一方面的陳述的,見郭先生的證人陳述書第137段至第143段。

92905-EN-2014-05-08

KWOK KWONG PANG v. SHUM KIT MAN ALAN

HTML content

HCA 675/2013

IN THE HIGH COUR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ACTION NO 675 OF 201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ETWEEN

 KWOK KWONG PANGPlaintiff

and

 SHUM KIT MAN ALANDefendan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efore: Deputy High Court Judge B Chu in Chambers
Date of Hearing: 26 March 2014
Date of Judgment: 8 May 2014

________________

J U D G M E N T

________________

 

Introduction

1. There are altogether 3 applications before this court :

(i)  The defendant’s Notice of Appeal issued on 11 December 2013, to appeal against the judgment of Master C Chow of 29 November 2013 (“Judgment”) wherein it was held that the default judgment obtained by the plaintiff for the sum of USD 162,000 be set aside on condition of payment into court of USD 81,000 by the defendant within 21 days (“Appeal”);

(ii)  The defendant’s summons issued on 27 February 2014, to adduce for the purposes of the Appeal further evidence (“Further Evidence Summons”);

(iii)  The defendant’s summons issued on 20 March 2014, to apply for an extension of 21 days to make payment into court of USD 81,000 in the event that the Appeal is dismissed (“Time Summons”).

2. L Chan J on 18 March 2014 had directed that the court should hear and rule upon the Further Evidence Summons first, followed by the Appeal, and, if necessary, the Time Summons.

3. The plaintiff was represented by Counsel Mr Robert Chan and the defendant by Counsel Mr Edward Chan at the hearing before the Master, and also before this court.  I shall simply refer to them as Mr R Chan and Mr E Chan respectively in this judgment.

Background

4. The plaintiff (“P”) was/is engaged in, among other things, the business of supplying swimming wear and underwear.

5. The defendant (“D”) was/is engaged in, among other things, the business of trading swimming wear and underwear.

6. In about October 2012, P came to know one Pun Wai Yin Connie (“Connie”) though a business friend, and Connie had told him that she was working for a company called McKenzie International Limited (“McKenzie”). As later found out by P, and according to the company’s annual return filed with the Companies Registry dated 18 January 2011[1], Connie turned out to be the sole shareholder and sole director of McKenzie as at 7 December 2010, and it would appear that D had never been a director or a shareholder of McKenzie.

7. Anyway, in early November 2012, P said he was invited by Connie to visit her offices at Flat A, 13/F, Hung Wai Industrial Building, 3 Hi Yip Street in Yuen Long (“Yuen Long Address”) and he saw a sign stating “Ellens Group Limited” there. According to P, when he asked Connie why the sign stated “Ellens Group Limited” and not McKenzie, he was told by Connie that she was an employee of McKenzie and that her boss did a lot of business at the Yuen Long Address.  He was further told by Connie that McKenzie was one of D’s companies and that acting on the instructions of D, she was interested in doing business with P[2].

8. Thereafter, Connie on behalf of McKenzie, and P on behalf of a company called Wang Fat Hong Industrial Limited (‘Wang Fat”), owned by P’s friend and P’s brother and run by P, entered into a number of contracts for Wang Fat to manufacture and supply swimwear and undergarments to McKenzie.

9. It was P’s case that on about 25 December 2012 Connie told P that her boss wanted to meet P.  A meeting then took place at the Hong Kong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re where a trade show was going on that day.  It was P’s case that he was introduced by Connie to her boss D during this meeting, and that D had, in the presence of Connie, represented to P that Connie was authorized to act for and on behalf of him in all future business dealings between P and D.  P did not obtain D’s name card at this meeting.

10. P said he then visited the Yuen Long Address a second time on 17 January 2013 when he and 2 colleagues were shown around the premises.  P took some photographs of the area of the premises where there were ten odd workstations and many sewing machines.  P said that he did not doubt what Connie had told him, namely the whole operation was being run by D at the Yuen Long Address.  P had produced those photographs taken by him at the Yuen Long Address.

11. Thereafter on about 31 January 2013, according to P, Connie, acting on behalf of D, requested P to lend D a loan for USD 162,000 as D was in urgent need of cash for his business.  P agreed to do so by an oral agreement made about the same date and D acted by Connie as agent, agreed to repay the loan and interest thereon at the rate of 36% per annum as from 1 February 2013 until repayment, which was agreed to be by early March 2013 (“Agreement”).  P then remitted a sum of RMB 1,006,830, being agreed to be the equivalent of USD 162,000 to D’s bank account at the China Construction Bank Shenzhen Branch (“D’sBank Account”) on 1 February 2013.  On the same day, P received a copy of a letter of credit which, according to him, was meant to serve as a security for the loan (“LC”).  On the LC, Wang Fat was stated as “Second Beneficiary” while the “First Beneficiary” was Ellens Fashion International Co Limited, one of D’s companies.

12. D had since failed to repay the loan, or any interest.  A letter before action was issued by P’s former solicitors on 15 April 2013, and followed by the writ herein issued on 23 April 2013.  The writ was served by P’s solicitors on 24 April 2013 by inserting a sealed copy within a sealed envelope through the letter box of an address at Flat C, 21 Floor, Block 7, Maywood Court, Kingswood Villa, Ting Shui Wai, Yuen Long (“ 21 CKingswood”).  No notice of intention to defend was filed by D.

13. P obtained default judgment on 14 June 2013 (“Default Judgment”), and further applied for a Garnishee Order to Show Cause on 10 July 2013.

14. According to D, he only found out about the present proceedings on about 7 August 2013 when he was alerted by the Hang Seng Bank of the garnishee proceedings. 

15. D later issued a summons on 26 August 2013 to set aside the Default Judgment based mainly on the following:

(i)  The Default Judgment was irregular, in that D was no longer living at 21C Kingswood at the time of service, and that D did not have notice of the writ.

(ii)  D said he had never met P, or he did not recall any meeting with P, and he further denied having represented to P or any one that Connie was his agent, or that D had borrowed any sums from P.

(iii)  D confirmed that he was the sole director of a group of 9 companies as identified by P (“Ellens Fashion Group”), 2 out of which had ceased business, and that he was a shareholder of  the remaining 7 operating companies (“7 Companies”), being the sole shareholder of 5 out of the 7 Companies.  According to D, Connie was hired by him in about 2004 of 2005 to work for the Ellens Fashion Group.  In about 2009, Connie formed her own company McKenzie.

(iv)  Further, according to D, after formation of McKenzie, Connie continued to work as a staff of the Ellens Fashion Group until she resigned in about April 2012 to spend more time on McKenzie.

(v)  However, even after she resigned, Connie continued to assist Ellens Fashion Group in sourcing products from manufacturers.

(vi)  McKenzie had entered into a license agreement, as a licensee, in respect of the premises at the Yuen Long Address for “Virtual Office Service” for the period from 7 December 2012 to 6 December 2013 at a “rental fee” of HK$2,000 per month (“Licence Agreement”)[3]. The licensor under the Licence Agreement was a company named Ellens Fashion (Hong Kong) Company Limited, one of the 7 Companies, and “licensor” was defined in the Licence Agreement to be “the businesses centre(s) operated by Ellens Fashion (Hong Kong) Company Limited and its associates”.

(vii)  On about 31 January 2013, Connie asked D for a favour by letting her remit a sum of approximately RMB 1m into the D’s Bank Account as she had to pay a Mainland China supplier.  D agreed to do so and let her have the details of the D’s Bank Account.  On 1 February 2013, the sum of RMB 1,006,830 was deposited by P into the account, and D then made several payments out from the account in accordance with Connie’s instruction, totaling almost the same as the amount deposited by P.

(viii)  According to D, the only sign at the Yuen Long Address was “ELTEX雅迪集團”, and he produced a photograph of the sign in his 2nd affirmation.  D said the same sign was there in November 2012, and that there was no sign of “Ellens Group Limited” as claimed by P.  D was not aware of P’s visit in November 2012.

(ix)  As for the LC being a security for the loan, D said this was a fabrication and that Wang Fat was named on the LC as a Second Beneficiary because, at the recommendation of Connie, D decided to source the goods ordered by a German customer of Ellens Fashion from Wang Fat, and that the LC had nothing to do with the alleged personal loan from P to D.

The Judgment

16. There were 3 main questions or issues before the Master.  They were (1) whether the Default Judgment was regular or irregular (“Issue 1”); (2) if the Default Judgment was regular, did D have a real prospect of success on the merits of his defence (“Issue 2”); and (3) should a condition be imposed on D if the matter were to go on trial (“Issue 3”).

17. In the Judgment, the Master concluded that the Default Judgment was regular, but having considered the merits of D’s defence, and due to the different versions of the parties about what actually happened, without the benefit of a trial where the credibility of the evidence could be tested, he was unable to say that D had no real prospect of success.  He therefore set aside the Default Judgment and allowed the matter to go to trial, but imposed a condition, namely D had to pay into court half of P’s claimed amount, namely US$ 81,000, within 21 days (“Condition”).

The Issues

18. D did not appeal against the Master’s ruling on Issue 1, namely that the Default Judgment was a regular judgment.  P submitted that such ruling was correct, which I agreed.

19. D did not appeal against the Master’s ruling on Issue 2 either. The Appeal was only in relation to Issue 3, namely on the imposition of the Condition.

20. However, as the hearing before this court was a re-hearing, although P had not filed any notice to appeal or cross appeal, P had submitted that this court should consider the Master’s ruling on Issue 2, and to find that D’s defence had no merits, or alternatively that the defence was ‘shadowy’, failing which P would invite this court to uphold Master’s ruling this issue.

The Further Evidence Summons

Master’s reasons for the Condition

21. The Master’s decision to impose the Condition was based on, among other things, there being a real risk that P would only get an empty judgment at the end of the day[4].  In fact, the Master had said that there was grave doubt as to whether P could safely rely on the claim that the residential address of D was, as given by him, at 1/F, Black F, Tourmaline Villa, Kam Tin, Yuen Long (“Tourmaline Address”)[5].

22. According to P, before the writ was served, a search of the records of the Companies Registry was carried out.  The residential address of D as shown from the records of the Companies Registry before service of the writ was at 21C Kingswood.

23. Further, in an annual return personally signed by D on 18 August 2011 (the annual return was also made up to that date) and filed in respect of Ellens Fashion International Company Limited (“2011 AR”)[6], D’s address was again stated to be that at 21C Kingswood.  The name of an alternate director on the 2011 AR was one Shum Yau Sang, and the residential address given for him was also that of 21C Kingswood.

24. The registered office of Ellens Fashion International Company Limited was an address in Central in the 2011 AR, which appeared to be the address of the then corporate secretary Beas Limited, and it was not the Yuen Long Address.

25. According to a search carried out at the Land Registry by P’s solicitors at that time, the property at 21 C Kingswood which was previously held by Shum Wan Man, Shum Yau Sang and Tsang Sau Lan jointly was assigned on 27 August 2010 to Mulan Investment Limited and subsequently assigned to other parties in January 2011, and later in February 2011.

26. Shum Wan Man is D’s elder brother, Shum Yau Sang, the alternate director of Ellens Fashion International Company Limited according to the 2011 AR, is D’s father, and Tsang Sau Lan is D’s mother.

27. According to the 1st affirmation filed by D in support of his application to set aside the Default Judgment, all of the 7 companies of which he was a director were incorporated in or before 2008 when he was still residing at 21C Kingswood.  However, since the property at 21C Kingswood was sold to Mulan Investment Limited on 27 August 2010 by his family members, he moved to the Tourmaline Address[7].

28. D said it was due to his oversight that he forgot to update records of the Companies Registry, and in his 1st affirmation, he produced a D2B form, ie “Notification of Change of Particulars of Secretary and Director” (“D2B Form”) in respect of each of 2 of the 7 Companies, namely Ellens Fashion (Hong Kong) Company Limited and Ellens Fashion International Company Limited filed on 13 August 2013, updating his residential address to the Tourmaline Address, effective from 12 August 2013.

29. P had relied on the record at the Companies Registry, in particular the 2011 AR, indicating D’s residential address at 21C Kingswood for service.  The Master was of the view that the 2011AR contained “false information”, and there was no explanation from D on how such a mistake came to be made.  

30. By the time of the hearing before the Master, the updating had been done by D in respect of 2 of the 7 Companies but such updating did not correspond with D’s account that he had moved to the Tourmaline Address since August 2010.  The Master had also pointed out that there had been no updating of the record of the residential address of his father Shum Yau Sang, the alternate director of Ellens Fashion International Company Limited.  Further, the Master concluded that D had not produced anything to support his claim that he was not aware of the service of the writ by P, and that the absence of compelling or convincing evidence from D was resounding[8].

31. It was in the above circumstances that the Master imposed the Condition.

The new evidence

32. Under the Further Evidence Summons, D sought leave to file a 3rd affirmation[9].  In this new affirmation, D attempted to explain some of the matters raised by the Master in the Judgment.  He also disclosed for the first time that it was in about July 2010 that he moved out of 21C Kingswood, and after he moved out, he in fact moved to another floor in the same building/block as 21C Kingswood, namely Flat H, 9 floor, Block 7, Maywood Court, Kingswood Villa, Yuen Long (“9H Kingswood”), and that it was only in about March 2013 that he moved to the Tourmaline Address.

33. D tried also to explain in his 3rd affirmation his inadvertent failure to update his residential address with the Companies Registry and claimed that when the staff at the corporate secretary Beas Limited asked him if there were any changes to the annual return, and whether he was still residing at 21C Kingswood, he replied positively, as he inadvertently thought the staff of Beas Limited was referring to his address at 9H Kingswood.

34. D also explained that the reason as to why the residential address of his father, the alternate director of Ellens Fashion International Co Ltd was not updated was because his father had ceased to be such a director on 8 April 2013.

35. There were 3 new documents D produced in his 3rd affirmation which were the following –

(i)  A Water Bill of 9H Kingswood for 21 March 2010 – 23 July 2010[10];

(ii)  A Water Bill of the Tourmaline Address for 11 December 2013- 24 January 2014[11];

(iii)  Form D2A of Ellens Fashion International Co Ltd filed with the Companies Registry on 17th April 2013 showing that D’s father Shum Yau Sang had resigned as a director on 8 April 2013[12].

36. P opposed leave being granted to D for filing his 3rd affirmation.

The Legal Principles

37. D’s Counsel, Mr E Chan, had referred this court to a pre Civil Justice Reform decision of Core Resources (Far East ) Ltd and Sky Finders Ltd HCA A6920 of 1991, 5 December 1991, where it was held by Kaplan J that:

“(1) Whilst there are very few appeals from the Master where fresh evidence is not put in, leave of the court is required and that leave is not given as a matter of course; and although the hearing before the judge is a de novo hearing, it was by way of an appeal and the reception of fresh evidence has to be considered in that light. (2)Where the losing party before the Master finds some additional documents or another deponent to deal with a matter which should have been dealt with below, the court will usually allow these to be put in but different considerations arose where it is sought to place before the court a completely different defence which it is said arose only after the hearing before the Master; application of this nature must be examined with particular care. (3) It would not be fair or just, in the light of the issues raised in this case, to permit the defendant to adduce new evidence in order to place before the Court a wholly different defence to that which had not found favour with the master”[13].

38. After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Civil Justice Reform, Order 58 rule 1(5) of the Rules of the High Court now provides that no further evidence (other than evidence as to matters which have occurred after the date on which the judgment, order or decision was given or made) may be received on the hearing of an appeal unless on special grounds.

39. As stated in paragraph 58/1/3 of the Hong Kong Civil Procedure 2014, the phrase “special grounds” is the same expression as in Order 59 rule 10(2) of RHC and requires the conditions laid down in Ladd v Marshall [1954] 1 WLR 1248 to be satisfied, namely:

(i)  that the evidence could not have been obtained with reasonable diligence for use at the hearing below;

(ii)  the evidence must be such that, if given, it would probably have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result of the case, though it need not be decisive;

(iii)  the evidence must be such as is presumably to be believed.

40. Mr E Chan, however, highlighted the part of paragraph 58/1/3 in which it was stated that the Ladd v Marshall conditions would require some modification in the situation of an appeal from a summary judgment, referring to what Lord Bridge had said in Langdale v Danby [1982] 1 WLR 1123 (HL).

41. It was said by Lord Bridge, referring to the Ladd v Marshall conditions that :

“In the situation arising on an appeal to the Court of Appeal from a summary judgment, the application of these conditions and perhaps the conditions themselves will require some modification. It may well be that the standard of diligence required of a defendant preparing his case in opposition to a summons for summary judgment, especially if under pressure of time, will not be so high as that required in preparing for trial. The second and third conditions will no doubt be satisfied if the further evidence tendered is sufficient, according to the ordinary principles applied on applications for summary judgment, to raise a triable issue. But I can see no injustice at all in requiring a defendant to use such diligence as is reasonable in the circumstances to put before the judge on the hearing of the summons, albeit in summary form, all the evidence he relies on in defence, whereas it would be a great injustice to the plaintiff to allow the defendant to introduce for the first time on appeal evidence which was readily available at the hearing of the summons but was not produced.” [14]

42. What was said by Lord Bridge above was referred to by Kwan JA in Fortis Insurance Company (Asia) Limited v Lam Hau Wah Inneo, unreported, CACV 86/2010, 28 October 2010[15].  In that case, the defendant had applied to file further evidence on appeal to the judge against the summary judgment entered against him which was turned down by the judge, and on appeal to the Court of Appeal, he was granted leave to file certain further evidence, and he was also granted unconditional leave to defend. 

43. The comments made by Lord Bridge in Langdale were also referred to DHCJ Le Pichon[16], as she then was, in Citibank NAv Dayaram Nanik, unreported, HCA 2145/ 2011, 15 March 2013.

44. In Citibank, the defendant was given unconditional leave to defend on the plaintiff’s application for summary judgment, and the plaintiff sought leave to adduce further evidence on appeal to the judge. The defendants had sought to distinguish Langdale on the basis that those observations made by Lord Bridge were directed at a defendant who was under time pressure, and it was said that a plaintiff applying for summary judgment had all the time in the world to prepare its case and the Langdale observations were inapposite.  DHCJ Le Pichon was of the view that the critical matter was whether on the facts of the particular case the party seeking leave to adduce new evidence had acted with reasonable diligence[17]

45. Mr E Chan had submitted the observations and comments made by Lord Bridge in Langdale would be equally applicable for setting aside a default judgment, in that given setting aside default judgment was not a trial, but an application under time pressure, it was natural and only fair that certain latitude was to be given to the defendant in presenting the evidence.

46. However, as pointed out by P’s Counsel, Mr R Chan, and as stated further in paragraph 58/1/3 of the Hong Kong Civil Procedure 2014, after quoting what was said by Lord Bridge in Langdale:

“Practitioners should however be reminded that the above approach in Langdale does not simply mean a more relaxed approach towards the admission of new evidence under the rule when it appears appropriate to do so, in view of the litigation culture preferred by the court since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CJR: see… Falcon Insurance Co (Hong Kong) Ltd v Flagship Underwriting Management Ltd [2011] 1 HKLRD 489…”

47. Bearing in mind the above guidance, I turn to the present application.

1stLadd v Marshall condition

48. In relation to the 1st condition, the issue was whether D had acted with reasonable diligence.  I accept that the law does not require litigants to be perfect.  Mr E Chan submitted that D had tried diligently to remedy the deficiency (if any) in his case, and even if D had not acted with reasonable diligence, the court could order D to bear the costs and admit the new evidence in the interest of justice.

49. The present case was not in relation to an application by P for summary judgment.  It was D who took out an application to set aside the Default Judgment.  According to D, he found out about the writ when alerted by the bank on 7 August 2013, and he issued his application to set aside the Default Judgment about 2 ½ weeks later, on 26 August 2013.  The hearing before the Master took place on 29 October 2013.  Some 2 ½ months had thus passed from when D said he learned about the writ to the hearing before the Master.  There was in my view no sufficient evidence of any “time pressure” on the part of D in preparing his case.

50. D’s 1st affirmation was not a brief one but he produced only 2 supporting documents, namely the land search and the D2B Forms.  As pointed out by Mr R Chan to the Master, D had to explain by convincing or compelling evidence why the writ was not brought to his knowledge and the court was not bound to accept a bare assertion of no knowledge without any supporting evidence or documents[18].  Thus, the key question was where D was residing at the time of service.  As mentioned earlier, the Master had in fact said that the absence of compelling or convincing evidence from D was resounding.  As D was legally represented throughout, he should thus be aware that when he moved out of 21C Kingswood and where he was residing thereafter would be a very relevant issue. As the Master had pointed out, D could not simply rely on the land search record of the date of assignment by his family members of 21C Kingswood.

51. In his 1st affirmation, all D said was that he moved out since the property at 21C Kingswood was sold at end of August 2010 to the Tourmaline Address, but the D2B Forms produced by him showed that the Tourmaline Address was only effective as from 12 August 2013.  Although D filed a lengthier 2nd affirmation in reply to P’s affirmation, there was again no supporting evidence as to when he in fact moved out of 21C Kingswood and where he had been residing since moving out.

52. Now, in his 3rd affirmation, D suddenly said he in fact moved out of 21C Kingswood in July 2010 and not in August 2010, and he further disclosed that he in fact moved to 9H Kingswood in the same block, and it was only in about March 2013 that he moved to the Tourmaline Address.  There was no proper explanation from D as to why he did not disclose this information earlier in his 1st or his 2nd affirmations.  Such information must be within his personal knowledge prior to the hearing before the Master.

53. There was also no proper explanation as to why D could not have produced the copies of the water bills earlier, or the information that that his father had resigned as an director/alternate director of Ellens Fashion International Co Ltd.

54. Mr E Chan had submitted that D had tried diligently to remedy any deficiency.  However, even if he had, this was after the Judgment.  There was in fact no or no sufficient evidence from D that the new evidence contained in his 3rd affirmation could not have been obtained with reasonable diligence by him prior to the hearing before the Master. In my view, D was not able to satisfy the 1st of the Ladd v Marshall conditions at all, even if the standard of diligence was not as high as that required in preparing for a trial.  Further, in light of the CJR, it would not be ‘in the interest of justice’ to admit a further round of evidence from D following the Master’s unfavourable decision, particularly when the evidence in question was within D’s personal knowledge and readily obtainable prior to the hearing before the Master.

The 2ndLadd v Marshall condition

55. On the 2nd condition, Mr R Chan had submitted that the new evidence would not have an important influence because “Master held (at paras 25, 32 and 35 of Judgment) that D has not merely defaulted in the timely filing of annual returns but has given false information”[19].  Mr E Chan submitted, however, that giving false information was a serious allegation, and that failure to update was an omission and not the same as giving false information.

56. As pointed out by Mr R Chan, it was the Master who had said :

“Default in filing annual returns may be a fairly common occurrence, but it is nonetheless an infraction of the law. What we have here is however not a mere default on the timely filing of annual returns, but the giving of falseinformation… I do not think the giving of the address in the 2011 AR could be explained away as mere oversight or inadvertence.”[20]

57. Thus, Mr R Chan was therefore not exaggerating as submitted by Mr E Chan.  

58. The two water bills only showed D’s residential address during those two periods covered by the bills, namely D was at 9H Kingswood from 21 March 2010 to 23 July 2010 and D was at the Tourmaline Address from 11 December 2013 to 24 January 2014.

59. D’s latest explanation in the 3rd affirmation was that he had misunderstood the question from the staff at Beas Limited in relation to his then residential address, and this again was a bare assertion on D’s part.  In any event, the 2011 AR was signed personally by him.  

60. Having considered the new evidence contained in D’s 3rd affirmation, I am of the view that D had not satisfied the 2nd of the Ladd v Marshall conditions, namely that the new evidence must be such that, if given, it would probably have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Master’s decision.

The 3rdLadd and Marshallcondition

61. On the 3rd condition, Mr R Chan submitted that the new evidence could not be believed because D made no reference to moving to 9H Kingswood in his previous affirmation.

62. On the other hand, Mr E Chan submitted that the address at 9H Kingswood was simply a matter of background, and that D had made an admission against his interest that there was an “interim” address at 9H Kingswood after he moved out of 21C Kingswood and before he moved into the Tourmaline Address, and that what was important was that going forward he would be residing at the Tourmaline Address, and hence the new evidence should be believed.

63. As submitted by Mr R Chan, P and the Master had been led to believe by D’s 1st and 2nd affirmations that he had moved to the Tourmaline Address in August 2010, after 21C Kingswood was sold. There was a lack of satisfactory explanation in relation to D’s omission to mention he in fact moved to 9H Kingswood.

64. The difficulty I have with D’s 3rd affirmation is that it did not really provide sufficient supporting evidence as to when exactly D moved out of 21C Kingswood and where exactly he had been residing since, in particular there was no sufficient supporting evidence to show where D was residing at about the time of service of the writ on 24 April 2013.

65. By way of comparison, in the case of Sinokawa Investment (Holdings) Ltd v Li Chun [2006] 3 HKLRD 441, Sakhrani J had accepted that the utilities bills produced for the period, were cogent evidence to support the evidence of the defendant in that case and his secretary that the defendant was living at another address, and not at the address where the writ was served in September 1999[21].  It would seem that in that case the utilities bill covered the period of the time of service, and there was also supporting evidence from the defendant’s secretary.  As said by DJ M Ng, as she then was, in HRA Investments Limited and Lee Yik Kwong DCCJ 1291/2005, 14 May 2007, the “usual documents” that one would expect an occupier to have in relation to his residential address would be an assignment, a tenancy agreement, utility bills, other invoices, management fee debit notes etc[22].  In the Judgment, the Master had pointed out that D had not produced any utility bills or correspondence relating to his claims of residence at the Tourmaline Address since August 2010 (emphasis added).

66. The 1st water bill addressed to D at 9H Kingswood covered the period from 21 March 2010 to 23 July 2010 and did not support D’s case that he moved there in July 2010 as he claimed in his 3rd affirmation, or August 2010 in his 1st affirmation.  The 2nd water bill addressed to D at the Tourmaline Address only covered a period of about 1 ½ months from 11 December 2013 to 24 January 2014.  It would not support D’s case that he moved to the Tourmaline Address in about March 2013 as he was then claiming in his 3rd affirmation, or after August 2010 as claimed initially in his 1st affirmation, or that he had been residing there since moving there.  Further, from those QQ messages from Connie produced by P, it appeared that D was in Europe for a trip for some weeks since early March 2013, and did not seem to be back even by about end of March 2013, and seemed only to have returned on 9 April 2013[23]. 

67. At this stage, based on the evidence before this court, D’s evidence in his 3rd affirmation, in particular his bare assertion that he moved out of 21C Kingswood to 9C Kingswood in July 2010 and that he moved to the Tourmaline Address in March 2013 was unsupported by evidence and did not seem credible.  D had not satisfied the 3rd of the Ladd v Marshall condition.

 Conclusion on the Further Evidence Summons

68. In light of the above, I will dismiss D’s Further Evidence Summons.

69. I will also add even if I were to grant leave for D to adduce further evidence by way of his 3rd affirmation, this will not affect my decision on the Appeal, as his 3rd affirmation would raise even more queries on D’s evidence on where he had been residing after July/August 2010.

The Appeal

70. The Appeal was essentially on the Condition imposed by the Master.

71. There was no dispute between the parties about the court’s power to impose conditions, nor was there any dispute in relation to the general legal principles on imposing conditions as set out by the Master in the Judgment.

72. Both Counsel had cited a number of authorities, but it was not disputed that each case would depend on its own facts.

73. Among the cases, Mr E Chan in particular relied on what was said by Ribeiro JA as he then was in L & M Specialist Construction v Wo Hing Construction CoLtd [2000] 3 HKLRD 262 (CA), as follows[24]:

“In my view, it must be rare that a payment into court is made a condition of setting aside a judgment. It may in theory do so, as the court apparently did in the relatively old case of Richardson v Howell, where the defence is considered shadowy and in what one might call ‘conditional leave to defend territory’. However, there is a certain logical tension between a court deciding that the defendant has real prospect of succeeding in this defence and the court considering at the same time that the defence is in shadowy realms. While I do not consider such an outcome impossible, I would expect it to be exceedingly rare. I do not consider the present case to come within that category.

  As the Court of Appeal in City Construction Contracts (London) Ltd v Adam pointed out, there may be other reasons for requiring payment into court.  There, it was a perceived need ‘to encourage the proper future conduct of the litigation and to provide a measure of security for the plaintiff’.  As I have pointed out, the procedural infraction in the present case is very minor and no basis has been made out for providing the present plaintiff with security, either for its claim or for its costs.”

74. However, as seen from L & M that, among other things, in that case, the procedure infraction was considered very minor, and it was held in that case that there was nothing in that case which provided a foundation for a stringent condition.

75. In Sinokawa, in addition to the long delay in that case, it was also held that the defendant had himself to blame if creditors were led to believe that his address at the time was the one used by the plaintiff to attempt service and various documents filed with the Companies Registry showed the defendant’s address in September 1999 as being the address used by the plaintiff to attempt service[25], and the condition eventually imposed was for the full amount being claimed under two separate actions.

76. Delay was not a ground relied upon by P for the imposition of a condition, and in fact the Master accepted that there had not been a substantial delay in applying for the Default Judgment to be set aside.

77. The Master imposed the Condition on mainly the following bases:

(i)  there was a real risk that should P succeed at trial he would be left with an empty judgment, which was based on the absence of any proof of a residential address or personal assets in Hong Kong and D’s failure to update the records of the 7 Companies of which D was a director;

(ii)  D had contributed to what went wrong with the service of the writ, based on his own failure to update the records of the 7 Companies

78. D’s case was that the failure to update the Companies Registry records was due to “oversight” or “inadvertence” and that he “did not intend to mislead anyone”, but as stated earlier, the Master had referred to it as “not a mere default…, but the giving of false information”.  This was based on the fact that the 2011 AR was personally signed by D on 18 August 2011.  As further mentioned earlier, in the 3rd affirmation, D had purported to explain that at the time of the preparation of the 2011 AR, when the staff at Beas Limited was asking him whether he was still residing at the 21C Kingswood, he “inadvertently” said yes as he thought she was referring to 9H Kingswood.  I have already pointed out that he never disclosed this in his earlier affirmations, and even in the 3rd affirmation, had it been admitted, he only asserted that he had moved to 9H Kingswood.  Even in his 3rd affirmation, there was no explanation by D as to why the address of his father , the alternate director, was given to be 21C Kingswood as at 18 August 2011, when according to D, that property was sold a year earlier. D’s father only resigned as an alternate director on 8 April 2013.

79. In any event, D’s case, whether before the Master and before this court, was that neither he nor his father was residing at 21C Kingswood as at 18 August 2011, and therefore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in the 2011 AR was clearly incorrect.

80. There was no evidence that any amended annual returns were filed in respect of any of the 7 Companies.  The “Effective Date” of the change of address in the D2B Forms filed on 12 August 2013 was again incorrect, as the Tourmaline Address should be effective as from August 2010 according to D’s 1st and 2nd affirmations, and from March 2013, if according to his 3rd affirmation, if allowed.  There was no evidence that any amended D2B Forms had been filed.

81. The D2B Forms were only filed in respect of 2 of the 7 Companies, and it was not certain as to whether any was filed in respect of the other 5 of 7 Companies.

82. By the hearing before this court, D had had ample opportunities to rectify or amend the incorrect information he had provided to the Companies Registry.

83. Mr E Chan had submitted that D had been legally represented since August 2013 and had been contesting this case all along, and that there was simply no valid reason to doubt that his case that his current residential address would be the Tourmaline Address.  Mr E Chan also said D’s oversight or inadvertence was 3 years before the present action, and it was not his deliberate attempt to mislead anyone. 

84. There seemed to be at least 4 occasions of alleged oversight or inadvertence on D’s part as a director, firstly, in July/August 2010 when he failed to report to the Companies Registry when he and/or his father moved out of 21C Kingswood, and secondly, in August 2011 when he signed the 2011 AR providing incorrect information on the residential address of both himself and his father, and then thirdly, in March 2013 when he failed to report on his change of address in March 2013 when he said he moved to the Tourmaline Address, and finally fourthly, in August 2013, when he failed to report correct “effective date” on the D2B Forms as to his Tourmaline Address. There was also no sufficient evidence of anything being done about reporting his change of address for 5 out of the 7 Companies.

85. It was the conduct of D in failing to provide satisfactory explanation of his alleged “inadvertence” or “oversight”, and the absence of satisfactory evidence from D as to where he was residing after August 2010 which resulted in the Master saying that he had grave doubt as to whether P could safely rely on the claim that D’s residential address being that of the Tourmaline Address at the time of the hearing before the Master.  No tenancy agreements had been produced, and there had been no supporting evidence from other witnesses as to D’s address, and as I have said, the 3rd affirmation, if admitted, would not have assisted D’s case, and in fact in my view, raised even more questions on his credibility and when he moved to the Tourmaline Address and why there was no other supporting evidence as to his residential address after August 2010, save for a water bill for about 6 weeks from December 2013 to January 2014. 

86. I accept that the risk of empty judgment is something that any plaintiff has to face. 

87. In my view, D’s infraction of the law on more than one occasion and in relation to more than one company was not minor.

88. Mr E Chan also submitted by imposing the Condition on D to defend this matter, the Master was unjustly improving P’s position to the disadvantage of D, and that it was open for P to seek a Mareva injunction if P could demonstrate necessary requirements.

89. As pointed out by Mr R Chan, the Master distinguished the present case from that of Desirable International Fashions Ltd (in liq) v Chiang Shi Chau HCA 7069/1995, 18 June 1997, and he had referred to those cases considered in the Wai Kam Foo Daniel case where conditions had been imposed upon the setting aside of default judgment, as the Master had said, the courts in those cases had reasons to be concerned with the conduct on the part of the defendants, and in particular the extent that they had contributed to what went wrong in terms of service, and that in the exercise of discretion to impose conditions, the courts in such cases were not hampered by the fact that the plaintiffs had not sought any Mareva injunctions[26].  I agree with what was said by the Master.

90. Further, the Master did not treat D’s application to set aside the Default Judgment as if it were a summary judgment and gave ‘conditional leave to defend’ on that basis. The Master adopted the correct test, namely whether D’s defence had any real prospect of success, and that this could not be assessed without a trial as matters of credibility were involved.

91. Mr R Chan further informed the court that D never complied with the Master’s order in relation to the Condition, nor had he applied for any stay pending appeal, there being no automatic stay under Order 58, rule 1(4) of the Rules of the High Court (Cap 4A), not even after P took steps to enforce the Master’s order.

92. Having considered all the evidence so far before this court,  I agree with the Master’s decision in imposing the Condition.

Issue 2

93. I have read through those QQ message and email records between P and Connie in Bundle 3.

94. These messages showed that Connie told P that she was only an employee for about 9 years since about 2004, her boss was called Alan, who was described by her as a young American Overseas Chinese, and that there was a meeting between her, her boss and P on 16 January 2013 at a coffee shop in a hotel near the Convention Centre. D said he was born in Mainland China and came to Hong Kong before he was one year old, and had been residing here since.  He said he was not an American Overseas Chinese.

95. I further note that on 31 January 2013, when Connie requested for the loan, she asked P “可唔可以幫到我”[27] (emphasis added), and later she said “我希望你不要誤會, 我是一個很交代的人, 你的,我一定會還齊的.” [28](emphasis added).  There were quite a number of messages when Connie used “I”.

96. I accept later on Connie had also referred to her boss /“Alan” being away and that his approval was needed for money transfer, and that Connie did not correct P when he was chasing the money and referring to it being the loan to “Alan”.  Connie had in fact suggested that P attended her office to have a meeting with “Alan” on 10 April 2013, which was to discuss, but this was rejected by P who insisted on the repayment of the loan first. 

97. As said by the Master, apart from the fact that there had been the remittance of a sum of RMB 1,006,830 by P into D’s Bank Account on 1 February 2013, there was no agreement at all between the parties on what had truly happened.  Even if there had been a meeting between P and D on 16 January 2013, that seemed to be the only direct contact between the two of them, and there was no agreement that D had ever authorized Connie to handle any matters on his behalf or that she was his agent.

98. P had sought directions from the Master on the adding of Connie as a party, if the Master were to find that Connie had no authority to act on behalf of D and there had been no loan from P to D.  The Master had declined as there was no proper application taken out by P.

99. As matters now stand and the evidence before the court, I agree with the Master that without an assessment of the credibility of the competing evidence of the parties, it would be difficult to say that the defence advanced had no real prospect of success.

100. I agree and will uphold the Master’s ruling on Issue 2.

The Time Summons

101. D sought a further 21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judgment to meet the Condition.  D had had plenty of time by now to come up with the payment of USD 81,000.  I am only prepared to allow him an extension of 14 days from today.

Order

102. In the above circumstances, my order is as follows:

(i)  D’s summons filed 27 February 2014 is hereby dismissed;

(ii)  D’s notice of appeal filed on 11 December 2013 is hereby dismissed.

(iii)  D shall be granted an extension of 14 days from today to make payment into court of US$81,000 pursuant to the Judgment dated 29 November 2013.

Costs

103. As P is generally the successful party, I see no reason to depart from the general rule that costs to follow the event.  I order D to pay P the costs of all three summonses.  This is an order nisi, which shall be made final after 21 days.

104. Lastly, I would like to thank both Counsel for their assistance to this court.

(Bebe Pui Ying Chu)
Deputy High Court Judge

Mr Robert Chan, instructed by Cheng & Wong, for the plaintiff

Mr Edward T C Chan, instructed by Annie Leung & Company, for the defendant



[1] B1:213-220

[2] B1:32-33

[3] B1:222-227

[4] Para 52, B2:73

[5] Para 50, B2:72

[6] B1:201-209

[7] Para 6, B1:24

[8] Para 35, B2:65

[9] B2:83-107

[10] B2:91

[11] B2:93

[12] B2:105-107

[13] See headnote , pg 194

[14] At B-F, pg 1133

[15] At para 18, pg 8

[16] At paras 19-21, pg 7

[17] Paras 20-21, pg 7

[18] Para 27, B2:61

[19] B2:88 – 89

[20] Para 24, B2:60

[21] Para 10, pg 444

[22] Para 54, pg 21

[23] B1: 142; see also B1-154-155, 160, 178

[24] At D-I, pg 269

[25] See headnote

[26] Para 49, B2:72

[27] B3: 6

[28] B3:7

90433-EN-2013-11-29

KWOK KWONG PANG v. SHUM KIT MAN ALAN

HTML content

HCA 675/2013

IN THE HIGH COUR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HIGH COURT ACTION NO. 675 OF 201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ETWEEN

 KWOK KWONG PANGPlaintiff
 And
 SHUM KIT MAN ALANDefendan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efore: Master Chow in Chambers (Open to public)
Date of Hearing: 29 October 2013
Date of Judgment: 29 November 2013

_______________

J U D G M E N T

_______________

Introduction

1.  This is an application by the Defendant to set aside the default judgment entered into against him on the basis that no notice of intention to defend had been given.

2.  The writ of summons in this case was issued by the Plaintiff on 23 April 2013.  The Plaintiff is suing the Defendant for the repayment of a loan said to have been advanced by the Plaintiff to the Defendant.  The writ was served by the solicitors of the Plaintiff on 24 April 2013 by inserting a sealed copy within a sealed envelope through the letter box of Flat C, 21st Floor, Block 7, Maywood Court, Kingswood Villa, Tin Shui Wai, Yuen Long, New Territories (“Kingswood Address”).  No notice of intention to defend was filed.  The Plaintiff sought and was granted default judgment for the amount claimed and interest on 14 June 2013. 

3.  In July 2013, the Plaintiff commenced garnishee proceedings against Hang Seng Bank Limited and a garnishee order nisi was issued.  According to the Defendant, he got wind of the present proceedings only when, on about 7 August 2013, he was alerted by the staff of Hang Seng Bank of the ongoing garnishee proceedings for the freezing of his bank account.  The application to set aside the default judgment was filed on 27 August 2013, the Defendant having taken some time to seek legal representation.

4.  The Plaintiff, the Defendant and one Ms Connie Pun are the main protagonists in the drama that leads to this action.  The Plaintiff and the Defendant each has his own different version of what had happened between them.  I shall set them out below.

THE PLAINTIFF’S CASE

5.  Ms Pun is someone the Plaintiff came to know through a business friend in October 2012.  Ms. Pun told the Plaintiff that she worked for McKenzie International Limited (“McKenzie”).  At the invitation of Ms Pun, the Plaintiff visited the office of Ms Pun at Flat A, 13/F, Hung Wai Industrial Building, 3 Hi Yip Street, Yuen Long (“Yuen Long Address”) in early November 2012, but he saw the sign of Ellens Group Limited there.  Ms Pun said McKenzie was one of the companies of the Defendant.  Ms. Pun also told the Plaintiff that the Defendant, her boss, did a lot of business at the Yuen Long Address. Subsequently, Ms. Pun, on behalf of McKenzie, and the Plaintiff, on behalf of Wang Fat Hong Industrial Limited (“Wang Fat”), a business owned by the Plaintiff’s brother and a friend of the Plaintiff and which is run by the Plaintiff, entered into a number of contracts for Wang Fat to manufacture and supply swimwear and undergarments to McKenzie.  The Plaintiff went to the Yuen Long Address a second time on 17 January 2013 when he and his colleagues were shown around the premises.  The Plaintiff saw ten odd workstations and many sewing machines at the back office and he took some photos of this area of the office.

6.  Before this second visit, there was a meeting between the Plaintiff and the Defendant on 16 January 2013, when Ms Pun was also present.  This took place at The Hong Kong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re and a trade show was going on there that day.  At the meeting, the Defendant represented to the Plaintiff that Ms Pun was authorized to act for and on behalf of the Defendant in all future business dealings between the Plaintiff and the Defendant.  Despite having met the Defendant, the Plaintiff does not have a name card of the Defendant.

7.  On about 31 January 2013, Ms Pun, acting on behalf of the Defendant, requested the Plaintiff to lend the Defendant the sum of USD162,000.00, at the interest rate of 36% per annum and against the security of a transferable letter of credit.  Ms. Pun said the Defendant was in urgent need of cash for his business.  An oral agreement was made by Ms Pun on behalf of the Defendant with the Plaintiff for this loan, pursuant to which the Plaintiff remitted a sum of RMB1,006,830.00 into the bank account of the Defendant held with China Construction Bank Corporation Shenzhen Branch on 1 February 2013.  On the same day, the Plaintiff received a copy of the letter of credit that was meant to serve as security for the loan (“LC”).  Wang Fat was stated as “Second Beneficiary” on the LC while the “First Beneficiary” was Ellens Fashion International Co Limited, a company of the Defendant. 

8.  The Defendant failed to repay when the loan fell due.  A letter before action was issued by the Plaintiff’s former solicitors on 15 April 2013 and this was followed by the issue of the writ in the present action.

THE DEFENDANT’S CASE

9.  The Defendant’s case is that he has never met the Plaintiff or he does not recall any meeting with the Plaintiff.  The Defendant also denies having represented to the Plaintiff or any one that Ms Pun was his agent, or having borrowed any sum from the Plaintiff.

10.  Ms Pun was a former employee of the Defendant’s group of companies (“Ellens Fashion Group”), but at the material time, she was running her own company McKenzie.  Ms. Pun resigned from the Ellens Fashion Group in around April 2012 to spend more time on McKenzie but she continued to assist the Ellens Fashion Group in sourcing products from manufacturers.  The Defendant has not specified the capacity in which Ms. Pun provided such assistance.  McKenzie shared the office space at the Yuen Long Address with Ellens Fashion Group pursuant to a licensing agreement.  The company search record of McKenzie has been produced by the Defendant to show that Ms Pun is the sole shareholder and the sole director of McKenzie.  Since the record is an annual return of McKenzie made up to 7 December 2010 only, before the Plaintiff came to know Ms. Pun, what the position was as at the material time is unclear. 

11.  On or about 31 January 2013, Ms Pun asked the Defendant for a favour by letting her remit a sum of approximately RMB1,000,000 into the Mainland China bank account of the Defendant as she had to pay a Mainland China supplier.  The Defendant agreed to do so and let her have his account number with China Construction Bank Shenzhen Branch.  On 1 February 2013, the sum of RMB1,006,830.00 was deposited by the Plaintiff into the RMB account of the Defendant.  The Defendant then made several payments out from this RMB accoun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nstructions of Ms Pun, totaling almost the same as the amount deposited by the Plaintiff.

12.  As for the signs at the Yuen Long Address, the Defendant has produced a photograph showing that the only sign there is one that reads “ELTEX 雅迪集團”.  Since the same sign was there in November 2012, the Defendant disputes the Plaintiff’s claim that he saw the sign of Ellens Group Limited at the Yuen Long Address.  The Defendant has not accounted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LTEX 雅迪集團” and the Ellens Fashion Group.

13.  In respect of the Plaintiff’s allegation that the LC was meant to serve as security for the personal loan from the Plaintiff to the Defendant, the Defendant regards that as a fabrication, particularly in view of the fact that the Plaintiff is only a staff of Wang Fat.  Rather, Wang Fat was named on the LC because, at the recommendation of Ms Pun, the Defendant decided to source the goods ordered by a German customer of Ellens Fashion Group from Wang Fat. Therefore, the LC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alleged personal loan made by the Plaintiff to the Defendant.

14.  The parties are not in dispute as to the questions that I have to decide.  They are (1) whether the default judgment is regular or irregular; (2) if the default judgment is regular, does the Defendant have a real prospect of success on the merits of his defence; and (3) should a condition be imposed on the Defendant if the matter is to go to trial.

Is the default judgment regular?

15.  According to the Plaintiff, before the writ was served, a search of the records of the Companies Registry was carried out and the Defendant was found to be the director and shareholder of nine companies, seven of which were still in operation.  The residential address of the Defendant as shown from the records of the Companies Registry was the Kingswood Address.  Further, in an annual return personally signed by the Defendant on 18 August 2011 (the annual return is also made up to 18 August 2011) and filed in respect of Ellens Fashion International Company Ltd (“2011AR”), a company in which the Defendant was the sole shareholder and sole director, the address of the Defendant is stated to be the Kingswood Address.  The name of an alternate director appears on the 2011 AR, that of Shum Yau Sang, and the residential address given for him is also that of the Kingswood Address.

16.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e registered office of Ellens Fashion International Company Limited is stated as an address in Central in the 2011 AR and not the Yuen Long Address.  It is not clear whether the Plaintiff’s solicitors had done similar searches against the other eight companies of the Defendant, but the Defendant has not suggested that a different picture applies in the case of his other companies.

17.  In addition, a search at the Land Registry was done by the Plaintiff’s solicitors in respect of the Kingswood Address.  The records of the Land Registry show that the property at the Kingswood Address was at one time held by Shum Wan Man, Shum Yau Sang and Tsang Sau Lan jointly.  This property was assigned in August 2010 to Mulan Investment Limited and subsequently there were two other assignments, one in January 2011 and the other in February 2011, to other parties.

18.  As mentioned in the above, a sealed copy of the writ of summons was inserted into the letter box of the Kingswood Address.  The letter before action was also sent to the Kingswood Address.  Relying on the principles enunciated in the cases of The Hong Kong Mortgage Corporation Ltd v Ching Kit Yu and Anor HCMP 2226/2002 (unreported, 15 April 2003), HRA Investments Ltd v Lee Yik KwongDCCJ 1291/2005 (unreported, 14 May 2007) and Aggressive Construction Company Ltd v Yick Wai CheongHCA 1889/2008 (unreported, 29 June 2009), the Plaintiff takes the view that there had been service of the writ at the usual or last known address of the Defendant under Order 10 rule 1(2)(b).

19.  The Defendant disputes the Plaintiff’s entitlement to regard the Kingswood Address as the usual or last known address of the Defendant.  It is the Defendant’s suggestion that the premises at the Kingswood Address were once the property held jointly by Shum Wan Man, Tsang Sau Lan and Shum Yau Sang, respectively the elder brother, mother and father of the Defendant, and although the Defendant used to reside there, he moved to his current address at 1/F, Block F, Tourmaline Villa, Kam Tin, Yuen Long, Hong Kong (“Tourmaline Address”) when the property was sold by his family in August 2010.  With the record showing such sale by the Shum family, the Defendant puts it that the Plaintiff ought to have known that the Kingswood Address was not the current address of the Defendant.

20.  As for the records kept by the Companies Registry, the Defendant explained that he inadvertently failed to update his residential address with the Companies Registry.  The Defendant has also produced two D2B Forms dated 12 August 2013 to show that he has updated the record of the Companies Registry as regards his residential address as director of Ellens Fashion International Company Limited and Ellens Fashion (Hong Kong) Company Limited, two of his companies.  There is no evidence to show that the updating has been done in relation to the other five companies of the Defendant that are still in operation.  In the case of Ellens Fashion International Company Limited, there is also no evidence to show that the residential address of the alternate director, Mr Shum Yau Sang, has been updated.  It is of note too that the effective date of the new residential address of the Defendant, as recorded in the two D2B Forms filed in respect of the two companies mentioned above, is 12 August 2013.

21.  In the opinion of Mr Edward Chan, there is simply no reason for the Plaintiff to rely on the Kingswood Address as the usual or last known address of the Defendant. In the 2nd Affirmation of the Defendant, a copy of the name card of the Defendant shows that the Yuen Long Address is printed on it.  Further, according to the evidence of the Plaintiff, he had been to the Yuen Long Address twice and there is mention in the Affirmation of the Plaintiff that he was told by Ms Pun that her boss did a lot of business at the Yuen Long Address. Mr Edward Chan therefore questioned why the writ of summons was not served at the Yuen Long Address either in lieu of the Kingswood Address or in addition to it which, in his opinion, would be what prudent solicitors would have done for their clients, and in serving only at the Kingswood Address, the Plaintiff should be responsible for the risk of the writ not reaching the Defendant.

22.  Mr Edward Chan also retorted the suggestion of the Plaintiff that the Defendant had been evading service intentionally by not updating the record at the Companies Registry when he moved out of the Kingswood Address, since the Defendant could not have foreseen the dispute he now has with the Plaintiff back in 2010.  The issue with the service, as Mr Edward Chan put it, is that the Plaintiff is the victim of the mistake of his solicitors and there is no fault on the part of the Defendant.  Given that the property at the Kingswood Address has changed hands three times, Mr Edward Chan contended that there is not a shred of evidence to suspect that the Defendant had continued to reside at the address as a tenant. I should mention that Mr Edward Chan had been at pains in pointing out that the failure to file annual returns is a very common omission that is merely punishable by a small fine.

23.  It is clear from the The Hong Kong Mortgage Corporation Ltd case that “last known address” means the address last known to the plaintiff.  It matters not that there may be more than one last known address, or the address was not one made known to the plaintiff by the defendant, see HRA Investments Ltd case.  In particular, in the HRA Investments Ltd case, the plaintiff’s reliance on a 1993 record (for service carried out in 2005) was considered justifiable since the issue was whether the address was a residential address of the defendant last known to the plaintiff and not whether such address might or might not have been the defendant’s residential address. 

24.  The Defendant has never been recorded as an owner of the property at the Kingswood Address, but the records at the Lands Registry do not tell you who the occupants are.  The change of hands in the ownership of that property is therefore, as suggested by the Plaintiff, inconclusive as to whether the Defendant was or was not residing there at any point of time.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are the records at the Companies Registry which are meant to be updated regularly, through the statutory requirements for the filing of, inter alia, annual returns and notices of change in the particulars of directors.  It is noteworthy that although the 2011 AR was filed in 2011, after all the three assignments of the property at the Kingswood Address had taken place, the Kingswood Address was still given as the residential address of not only the Defendant, but also that of his father who was once one of the joint owners of the Kingswood Address property.  Default in filing annual returns may be a fairly common occurrence, but it is nonetheless an infraction of the law. What we have here is however not a mere default in the timely filing of annual returns, but the giving of false information.  If, as the Defendant suggests, he had moved out from the Kingswood Address to the Tourmaline Address when the Shum family sold the property in 2010, I do not think the giving of the address in the 2011 AR could be explained away as mere oversight or inadvertence.

25.  I also do not think the Plaintiff should be faulted for not serving the writ at the Yuen Long Address.  The fact that the Yuen Long Address is printed on the name card of the Defendant is of no help to the Defendant.  If, as the Plaintiff says, he does not have a name card of the Defendant, then he will have no knowledge of this piece of information.  If the Defendant is to be believed and the parties never met, then the Plaintiff will not have a name card of the Defendant.  Furthermore, by the Defendant’s own evidence, the only sign there is that of “ELTEX 雅迪集團”, a business that on its face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Defendant or Ms Pun. The information imparted by Ms Pun about her boss doing a lot of business at the Yuen Long Address is also neither here nor there.  If the setup at the Yuen Long Address is clearly one of an office of the companies of the Defendant, that would have been obvious to visitors.  On the other hand, if one goes to an office which bears the sign of a business concern that one has no dealing with and is given a name card by the person he meets there that does not tally with the name on the sign, reliance on the public records at the Companies Registry is by far a safer course to take than attempting service at such office premises with rather dubious occupancy or placing trust in what one had been told by someone who had turned out to be not as trustworthy as one had originally thought. 

26.  That being the state of affairs, even though there is also the Yuen Long Address, I take the view that the Plaintiff is entitled to rely on the Kingswood Address as the last known address of the Defendant.

27.  Even if the Plaintiff has proved his compliance with Order 10 rule 1(2)(b), it is still open to the Defendant to show that he had no notice of the writ and hence the presumption under Order 10 rule 1(3)(a) does not apply, with the result that the default judgment should be set aside.  Referring to the cases of Ng Kwok On and Anor v Rich Legend Ltd & Ors DCCJ 3474/2006 (unreported, 21 September 2007), HRA Investments Ltd, supra and Aggressive Construction Company Ltd, supra in support, Mr Robert Chan pointed out that the Defendant has to explain by convincing or compelling evidence why the writ was not brought to his knowledge and the court is not bound to accept a bare assertion of no knowledge without any supporting evidence or documents.

28.  Mr Edward Chan put it to me that the court is entitled to decide whether the Plaintiff knew that the address was not the address of the Defendant at the time of the purported service, in which case the presumption of the writ coming to the knowledge of the Defendant within 7 days will be rebutted.  On this point, he relied on the cases of Cosec Nominees Ltd v Lau Hong Ming [2001] 2 HKLRD 581 and Philip Securities v Lam Chi Bin Stanley HCA 16645/1999 (unreported, 20 November 2001).

29.  In the Cosec Nominees case, it was not in dispute that the defendant had moved out of his former address at Hang Fa Chuen and that an address in Shenzhen was given in the updated record at the Companies Registry of the residential address of the defendant as a director of a company involved in another court action with the plaintiff.  On the plaintiff’s argument that the defendant must have knowledge of the writ through his solicitors in the other action, DHCJ Poon (as he then was) accepted the defendant’s explanation that he was only informed by his solicitors of the writ when he returned to Hong Kong about a month later after the service of the writ, as otherwise the defendant’s solicitors would be guilty of professional misconduct and possibly of aiding and abetting the defendant’s perjury, having assisted the defendant in preparing an affirmation stating something contrary to what had actually happened.

30.  In the Philip Securities case, the affidavit of service in support of the application for default judgment deposed to the purported service of the writ by inserting the same through a letter box at a Hennessey Road address (“Address”).  The defendant explained that the plaintiff was aware that the Address was that of his company, as well as the fact that his company had moved to a new place in Tsimshatsui.  The defendant also said that other addresses had been given to the plaintiff for correspondence, and the plaintiff had indeed sent letters and statements to the defendant to those other addresses.  There was also evidence that the managing director of the plaintiff had visited the new office of the defendant, that this managing director had been given a name card of the defendant on which the new address was stated, and that despite the close contacts between the staff of the plaintiff and the defendant well after the default judgment was entered, the defendant was not informed about the issue of the writ nor the judgment entered.  DHCJ Lam (as he then was) indicated, at paragraph 9, that he was entitled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aforesaid matters in deciding whether the plaintiff knew that the address was no longer the address of the defendant at the time of the purported service and if the plaintiff was aware that the defendant was no longer at that address at the time of service, that could not be a proper address for service because the plaintiff could not properly authorize an affidavit of service to be sworn in compliance with Order 10 Rule 1(3)(b)(i) deposing to the belief that the writ would come to the knowledge of the defendant within 7 days.  In that case, evidence showing that there was no post box at the Address was also accepted and so it was found that the plaintiff did not even come within Order 10 Rule 1(2)(b).

31.  The explanation proffered by the Defendant for not having notice of the writ is a simple one.  He did not have notice of the writ because of his having moved away from the Kingswood Address in 2010 when the property was sold by his family.  He did not give any reason why he still gave the Kingswood Address as the residential address of himself and that of his father in the 2011 AR when, by his own account, they had all moved out.  There is also the effective date of the new residential address given in the two D2B Forms filed by the Defendant just months ago for updating the record of two of his companies which indicates that, contrary to what is stated in the affirmation of the Defendant made on 26 August 2013, the Tourmaline Address was not his residential address between August 2010 and August 2013. 

32.  To justify a finding that the Plaintiff knew the Kingswood Address was not the address of the Defendant, I will have to find that the Plaintiff should have known that the previous joint owners of the Kingswood Address property were family members of the Defendant and also that they had all moved out upon the sale of the property in August 2010.  There is simply no basis for me to impute such knowledge on the part of the Plaintiff.  On the contrary, even after the updating done by the Defendant in August 2013, the residential address of Shum Yau Sang on record is still the Kingswood Address, which suggests the continuous residence of the Shum family there.  There is no reason to blame the Plaintiff for relying on the public announcement of the Defendant, through the records at the Companies Registry, that subsequent to the changes of ownership of the property at the Kingswood Address, that address is still to be regarded as his residential address.  This is similar to what had happened in the cases of HRA Investments, supra and Aggressive Construction Company Ltd, supra where the challenge raised by the defendants regard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service of the writ of summons at the residential address kept at the Companies Registry was refuted by the court.

33.  Is there any other evidence in support of the explanation given by the Defendant?  In the cases of Sinokawa Investment (Holdings) Ltd v Li Chun[2006] 3HKLRD 441 and HRA Investments Limited, supra, there were discussions on what sort of evidence would be helpful in establishing the lack of knowledge of the service of the writ of summons or the entry of default judgment.  Utilities bills were considered “cogent evidence” in the Sinokawa case while assignments, tenancy agreements, utility bills, other invoices, management fee debit notes were regarded as “the usual documents that one would expect an occupier to have in relation to his residential address” in the HRA Investmentscase.  In the present case, the Defendant has not produced any utility bills or correspondence relating to his claim of residence at the Tourmaline Address since August 2010. 

34.  In the case of Bank of China (Hong Kong) Ltd v Cheung King Fung [2007] 1 HKLRD 462, Tang JA (as he then was) clearly stated, in paragraph 33, that the court is not bound to accept a defendant’s assertion in his deposition, no matter how improbable.  The explanation given by the defendant in that case for not having received the writ was found to be not only unsatisfactory, but incredible, and hence the judgment entered was considered regular.

35.  The Defendant in this case has not produced anything to support his claim that he was not aware of the service of the writ by the Plaintiff.  The records at the Companies Registry, notwithstanding the recent updating, still indicate that, at the time of the service of the writ, the Defendant was still residing at the Kingswood Address.  The absence of compelling or convincing evidence from the Defendant is resounding.  I am therefore not prepared to accept the bare assertion of the Defendant that the writ as served did not reach him.  The default judgment is thus a regular judgment.

Merits of the Defendant’s case

36.  The parties are in agreement that if the default judgment is a regular judgment, the Defendant has to show a meritorious defence that has a real prospect of success.  Discussions on the applicable principles can be found in The Decurion [2012] 1 HKLRD 1063, at paragraph 11:

“(1)It is clear that the applicable principle in deciding whether time should be extended is to look at all relevant matters and consider the overall justice of the case. A rigid mechanistic approach is not appropriate……There are two conflicting principles at play. First, a party being required to observe the procedural rules, the default of which may result in judgment being entered against it. Second, a party should not be deprived of an adjudication on the merits due to a procedural default unless there is prejudice to the other party which cannot be compensated by cost. These two principles are not absolute. A rigid application of the first principle may lead to dismissal of actions without consideration of whether the defendant has been prejudiced by the default. But, the Court has treated the existence of such prejudice to be crucial and often decisive. Likewise a rigid application of the second principle without exception may enable a wealthy litigant to flout the rules. The resolution of these two conflicting principles is to consider all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case and not confine the decision to the application of a universally applicable rule of thumb……

(2) I do not consider the approach has been drastically changed by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Civil Justice Reform in Hong Kong since 2 April 2009.  An expeditious disposal of a case has to be considered together with the equally salutary objective of ensuring fairness between the parties.”

37.  The Defendant has not provided a draft Defence, but the gist of his case can be clearly discerned from the two affirmations filed, and which I have summarized in paragraphs 9-13 above.  Mr Edward Chan submitted that, at the very least, questions about the authority of Ms. Pun to transact as agent of the Defendant, whether the Defendant borrowed USD162,000 or its equivalent in RMB or any sum from the Plaintiff and if so, the terms of the loan emerged from the affirmations filed by the Defendant.  He also challenged the credibility of almost all aspects of the Plaintiff’s case to very great detail.  These include for instance the very passive attitude of the Plaintiff in not confronting the Defendant despite being owed such a substantial debt and the unjustifiable claim of relying on the LC as security for the personal loan. 

38.  Mr Edward Chan stressed that all these issues cannot be resolved by the reading of affirmations and it is not my task to conduct a mini trial on affirmations.  Apart from the alleged meeting on 16 January 2013, there had been no direct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parties.  Furthermore, as a large part of the communications between Ms Pun and the Plaintiff took the form of electronic messages (“QQ messages”) which were often not only very short but also devoid of pertinent details, Mr. Edward Chan went through a number of the QQ messages and put forward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ir contents that is consistent with the Defendant’s version of what had truly happened between the parties.

39.  On the side of the Plaintiff, Mr Robert Chan conducted a similar exercise, but of course with the different aim of convincing me that the information in the affirmations should be interpreted in support of the Plaintiff’s case.  He also gave his view on almost every aspect of the defence advanced, including in particular the lack of credible evidence that Ms Pun did not have actual or apparent authority from the Defendant and the lack of conviction of the Defendant’s claim that the meeting between the parties never took place or that there had never been any loan of money from the Plaintiff to the Defendant. In addition, he described the failure of the Defendant to adduce affidavit evidence from Ms Pun as a glaring omission.  In his opinion, the fact that so many questions cannot be answered by the affirmations of the Defendant points clearly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Defendant is not able to demonstrate a meritorious defence.

40.  How an assessment on the merits of the defence is to be made where there are competing assertions as to fact was considered in the case of Choi Chung Bun Vincent v Australia China Holdings [2011] 3 HKLRD 622.  McWalters J observed, at paragraph 29 of the case that:

“……where assessing the merits of a defence requires judges to embark upon an assessment of the credibility of competing evidence, courts have cautioned against conducting a trial on affirmations whose deponents’ claims have been untested by cross examination.”

The learned judge considered that in such a case, the question to be asked is whether what the defendant says has no real prospect of success.

41.  Apart from the fact that there had been the remittance of a sum of RMB1,006,830.00 by the Plaintiff into the bank account of the Defendant held with China Construction Bank Corporation Shenzhen Branch on 1 February 2013, there is no agreement at all between the parties on what had truly happened.  What I have before me are indeed conflicting statements from the parties and no useful purpose will be served for me to set out the arguments of the parties in any greater detail.  Suffice it to say that without an assessment of the credibility of the competing evidence of the parties, it is difficult to say that the defence advanced has no real prospect of success.  Important issues like whether there had been a meeting between the parties and if so, what was exchanged during this meeting, whether the Defendant had represented to the Plaintiff that Ms Pun had authority to act on his behalf and what was the true nature of the payment made by the Plaintiff to the Defendant have to be determined. 

42.  The different versions of the parties about what actually happened are both probable.  It may well be the case that only the Plaintiff is telling the truth, but it is also probable that both the Plaintiff and the Defendant were victims of the fabrications of Ms Pun, and that the Defendant had been unwittingly involved in the deceit masterminded by Ms Pun herself.  Without the benefit of a trial where the credibility of all the evidence that has been or may subsequently be adduced can be properly tested, it would not be open to me to say that the Defendant has no real prospect of success.  After going through all the affirmations before me, I take the view that overall justice would not be served if the matter is not allowed to go to trial.  The default judgment should therefore be set aside.

Should any conditions be imposed?

43.  On this point, the parties are again in consensus on the applicable legal principles – that the court can exercise its discretion to impose a condition on the defendant in the event it orders the matter to go to trial (see Ng Kwok On case, supra) and that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specific about the conduct of the defendant which warrants the imposition of a condition (see L & M Specialist Construction Ltd v Wo Hing Construction Co Ltd [2000] 3 HKLRD 262).

44.  In the opinion of Mr Robert Chan, the present case is akin to Bank Austria Aktiengesellschaft v Sukamto [2002] 1 HKC 232 where a condition was imposed when the defendant was found to have evinced an intention to evade service.  He asked me to take heed of there being a real risk that should the Plaintiff succeed at trial he would be left with an empty judgment or that the Defendant will evade legal liability to the Plaintiff, given the past record of not updating his particulars with the Companies Registry and the fact that the Defendant has still not provided any evidential proof that the Tourmaline Address is the current residential address of the Defendant or that the Defendant can be found at the Yuen Long Address.

45.  On the part of Mr Edward Chan, he urged me to bear in mind the following passage from the judgment of Ribeiro JA (as he then was) in the L & M Specialist case:

“In my view, it must be rare that a payment into court is made a condition of setting aside a judgment……However, there is a certain logical tension between a court deciding that the defendant has real prospects of succeeding in his defence and the court considering at the same time that the defence is in shadowy realms. While I do not consider such an outcome impossible, I would expect it to be exceedingly rare…”

In light of the above passage, Mr Edward Chan reminded me that the imposition of a condition can only be justified in very rare circumstances.  He then went on to explain why there is nothing in the conduct of the Defendant that could justify a condition to be imposed on setting aside the default judgment.  In doing so, he reiterated his view that the problem with the service arose solely from the fault of the Plaintiff’s solicitors in relying on an outdated filing in respect of one of the companies of the Defendant.  He emphasized that the present summons were taken out by the Defendant without delay and no prejudice would be caused to the Plaintiff or to third parties if the default judgment were to be set aside.  Other than not updating the records at the Companies Registry, Mr. Edward Chan contended that there was no improper conduct on the part of the Defendant.  It is his suggestion that when compared with the cases considered in Wai Kam Foo Daniel v Wai Kam Wah RaymondHCA 957/2010 (unreported, 23 November 2011), it will be clear that the conduct of the Defendant is not of the same category as those which would justify the imposition of any condition.

46.  In addition, Mr Edward Chan pointed out that the risk of empty judgment is something that any plaintiff has to face.  Furthermore, should the circumstances warrant, it is open to the Plaintiff to seek a Mareva injunction.  There is thus no reason to put the Plaintiff in a more favourable position than any other plaintiffs by allowing him to have security of costs or otherwise.

47.  It is clear from the case of Po Kwong Marble Factory Limited v Wah Yee Decoration Company Limited[1996] 4 HKC 157 that the court has unfettered power in imposing conditions when setting aside a default judgment, whether it is a regular or irregular judgment.  The various cases analyzed in the Wai Kam Foo Danielalso demonstrate that whether a condition should be imposed depends on all the relevant circumstances of the case. 

48.  I note that in Desirable International Fashions Ltd (in liq) v Chiang Shi Chau HCA7069/1995 (unreported, 18 June 1997), a case considered by Master Ng (as she then was) in the Wai Kam Foo Danielcase, Waung J did refuse to impose a condition on the foreign defendant because that would allow the plaintiff to obtain through the back door of an irregular judgment what it could only obtain after a successful Order 11 application and Mareva Injunction Order.  In that case, the learned judge was rather critical of the plaintiff’s conduct both in obtaining default judgment for an excessive amount despite the plaintiff’s own admission that some of the items should not be claimed, and in effecting service at a place where it knew that the defendant had left and then entering default judgment on the basis of such underhand service.  There was also an expression of concern that professional solicitors dealing with the matter could have allowed service to be effected at the problematic address and even worse to have allowed an affidavit of service to be filed which they must know to be untrue.

49.  There is nothing like what the plaintiff in the Desirable case had done in the many other cases that were considered in the Wai Kam Foo Danielcase where conditions had been imposed upon the setting aside of default judgment (see Po Kwong Marble Factory Limited v Wah Yee Decoration Company Limited, supra, Bank Austria Aktiengesellschaft v Suwardi Sukamto, supra, Sinokawa Investment (Holdings) Ltd v Li Chunsupra, First Castle Limited v Wong Chun KitHCA6872/2000 (unreported 19 June 2003) and Liu Chong Hing Bank Ltd v Union World [2004] 1 HKC 622).  Rather, the courts in such cases had reasons to be concerned with the conduct on the part of the defendants, in particular the extent that they had contributed to what went wrong in terms of service.  For example, a condition of payment in had been imposed where the evidence showed an intention to evade service on the part of the defendant (see Bank Austria, Sinokawa Investment and First Castle Limited), or where there had been substantial delay in applying to set aside the default judgment and not providing any defence to the plaintiff’s claim (see Liu Chong Hing Bank).  In the exercise of the discretion to impose conditions, the courts in these cases were also not hampered by the fact that the plaintiffs had not sought any Mareva injunctions.

50.  In the present case, there has not been a substantial delay in applying for the default judgment to be set aside after the Defendant came to know about the proceedings brought against him, and I accept the Defendant’s explanation that it took him some time to seek legal representation.  However, I can hardly accept the suggestion that the Plaintiff’s solicitors were to blame for relying on an outdated record on the Companies Registry.  The truth of the matter is reliance was placed on a record that had been updated incorrectly by the Defendant, and so far there is no explanation from the Defendant on how such a mistake came to be made, or that there is no intention on the part of the Defendant to mislead anybody.  I should add that there is grave doubt as to whether the Plaintiff can safely rely on the claim that the current residential address of the Defendant is the Tourmaline Address. 

51.  There has been no underhand conduct on the part of the Plaintiff.  His reliance on the record of the Companies Registry is something that a reasonable man in his position would do.  In the Po Kwongcase, supra, a condition of payment in was imposed although the default judgment obtained was irregular.  In describing the cause of the defective service as the result of the defendant having virtually disguised its registered office (at paragraph 11 of the judgment), the Court of Appeal saw it necessary to guard against a very real risk that any judgment which the plaintiff company may ultimately obtain would be an empty one.

52.  The risk that the Plaintiff in the present case may get only an empty judgment is also a real one.  Nothing has been provided in support of the claim that the Defendant is residing at the Tourmaline Address.  The updating of the record at the Companies Registry has been done in respect of two only of the seven operating companies of the Defendant.  In any event, the updating done in respect of the two companies of the Defendant does not correspond with the account of the Defendant about his having moved to the Tourmaline Address since August 2010.  There is also no updating of the record of the residential address of Shum Yau Sang.  I therefore order that the default judgment be set aside and the garnishee order nisi be discharged on condition of the payment into court of USD81,000 by the Defendant within 21 days, and the Defendant shall have leave to file and serve its notice of intention to defend and its Defence within 14 days thereafter. 

53.  One other thing I need to deal with is the directions sought by Mr Robert Chan in the course of his submissions.  His request is that if I am to find that Ms Pun had no authority to act on behalf of the Defendant and that there had been no loan from the Plaintiff to the Defendant, there should be directions that Ms Pun be added as a secondary party and that a cause of action be added against her.  Mr Edward Chan objected to such request on the ground that procedures are available to the Plaintiff for so doing should he see the need for it.  As there has been no finding on the matters referred to, the requested directions are not forthcoming.

Costs

54.  As for costs, Mr. Edward Chan agreed that if the default judgment is regular, the Defendant should bear the costs of the setting aside application, but he submitted that the Plaintiff should bear the costs of resisting the setting aside application.  He drew my attention to the cases of Dao Heng Bank v Chan Chiu Cheung HCA 6653/1996 (unreported, 3 April 1997) and Welson International Limited v Jebson Investments Limited HCA 2620/2008 (unreported, 29 June 2010).  As regards Plaintiff’s reliance on the case of Ko Sin Yun v Chan Chuen [2007] 1 HKLRD 324, he asked me to take note that the principle that a defendant should bear the costs of the application to set aside an irregular default judgment on ground of there being a meritorious defence was only meant as a pronunciation of the general rule rather than something cast in stone.

55.  There was no issue of irregularity of the default judgment entered in the Dao Heng Bank and Welson cases.  This is not so with the present case.  The Defendant had maintained that the default judgment was irregularly obtained and the Summons taken out were based on this specific ground.  There is thus no reason why the Plaintiff should be penalized for resisting the application.  I can also see no other reason for departure from the principle that the party seeking indulgence of the court has to pay the costs.  I therefore grant a costs order nisi that the costs of the application to set aside and the costs of the hearing be to the Plaintiff in any event to be taxed if not agreed.

(Chow)
Master of the High Court

Mr Robert Chan, instructed by Cheng & Wong, for plaintiff

Mr Edward Chan, instructed by K L Leung & Co, for defendant